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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叙事常常将社会层级投射于自(zi)然(ran)之上(shang)，这也是为何我们需(xu)要更精致的隐(yin)喻来描述细胞生命。查鲁达塔·纳瓦雷（Charudatta Navare）是一位(wei)科普(pu)作家以及科学教育研究者。他在印度孟买(mai)塔塔基础研究所（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的霍米·巴巴（Homi Bhabha）科学教育中心获(huo)得了博(bo)士学位(wei)。
当你仔细思考时，会惊叹于微小如细胞的事物能够展现如此(ci)复杂(za)的行为。以单细胞生物阿米巴原虫（ameoba）为例，它能感(gan)知环境(jing)、移动(dong)、获(huo)取食物、维持自(zi)身结构并进行繁殖。细胞如何知道完成这一切的方法？生物学教科书会称：对于每个(ge)真核(he)细胞（构成从人类到阿米巴原虫等一系列生物），其被称为细胞核(he)的结构内都包含着一个(ge)控制(zhi)中心；细胞核(he)中的基因存储了细胞正常运作所需(xu)的“信息”；而细胞核(he)则位(wei)于一种果冻质地(di)的、被称为细胞质的液体中；细胞质中还包含着细胞器，即细胞内的“小器官”；根据传统叙事，这些细胞器根据基因提供的指示执行特定任务。
阿米巴原虫
简而言(yan)之，教科书描绘了一种细胞的“装配流水(shui)线”图景：基因发(fa)布指令以制(zhi)造蛋白(bai)质，从而完成日常身体工作。这种对细胞的教科书式(shi)描述与对社会制(zhi)度的几乎一字不差。细胞质及其细胞器根据基因的“指示”，执行“制(zhi)造”、“包装”和“运输(shu)”模块这一图景，以一种怪异的方式(shi)使人联(lian)想起管理者掌控劳苦大(da)众的社会阶层结构。但唯一的问题在于，细胞并非(fei)“工厂”，它并没有一个(ge)“控制(zhi)中心”。正如女性主(zhu)义学者艾米莉·马丁（Emily Martin）所观察到的那样(yang)，中心化(hua)控制(zhi)之猜想扭曲了我们对于细胞的理解。
大(da)量生物学研究表明，“控制(zhi)”和“信息”并非(fei)仅限(xian)于“上(shang)层”，而是遍布整个(ge)细胞。细胞器不仅仅形成了线性的“装配流水(shui)线”，而且以复杂(za)的方式(shi)相互作用。细胞也并非(fei)像“工厂”隐(yin)喻所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yang)，完全专注(zhu)于经(jing)济意义重大(da)的“制(zhi)造”工作。相反，细胞的大(da)部分(fen)工作可以被理解为维持自(zi)身并“照料”其它细胞。
那么，为何标(biao)准教科书仍(reng)然(ran)将细胞描绘成一种层级结构？为何总是援引中心化(hua)控制(zhi)来解释每个(ge)细胞的功(gong)能？为何总是使用如此(ci)强烈的工业化(hua)意象？
或许是因为这种细胞观对我们来说非(fei)常“显而易见”、自(zi)然(ran)而然(ran)，因为它与阶层社会及其中央集(ji)权制(zhi)度颇具共鸣。但是，继(ji)续(xu)坚持这种隐(yin)喻以作为科学替代品的问题在于，对于细胞应(ying)该如何运作的假设阻碍了对细胞真正功(gong)能的理解。更为关键的是，当科学将社会层级投射于细胞之上(shang)时，也强化(hua)了社会层级是“自(zi)然(ran)的”这一观念。
但这种对自(zi)然(ran)界的社会层级投射通常并非(fei)是有意为之。在细胞案例中，它的出现有着悠久的历(li)史。故事的一部分(fen)是，当生物学家着手研究细胞中发(fa)生的化(hua)学变化(hua)时，发(fa)觉“工厂”隐(yin)喻十(shi)分(fen)有用。比如，19世(shi)纪德国生物学家鲁道夫·维尔歇乌（Rudolf Virchow）写道，“淀粉在植物和动(dong)物体内被转化(hua)为糖，就像在工厂中一样(yang)”。随着研究者们对细胞器的深(shen)入探索——从内质网中蛋白(bai)质的制(zhi)造到线粒体中能量的产生，他的“工厂”隐(yin)喻引导着科学家们对这些细胞器的谈论方式(shi)。
故事的另一部分(fen)则涉及生物学的另一个(ge)领域，即研究微小的细胞如何产生复杂(za)如我们的多细胞生物。有些人认为精子内含有一个(ge)小人，一个(ge)已经(jing)完全成型身体的微缩版本。另一些人则认为，生物母亲已提供了胚胎所需(xu)要的所有物质材料，而父亲只提供一种推动(dong)卵子发(fa)育的“生成力”。直到科学家们能够在显微镜下研究受精过程时，才发(fa)现父母双方都分(fen)别为下一代贡(gong)献了一个(ge)细胞。但是这两(liang)种细胞并不相同(tong)。人类卵子的体积比精子大(da)得多，前者的体积几乎是后者的1000万倍。
古老的谜题似乎已经(jing)解决了，父亲对于后代的贡(gong)献远远小于母亲的。除(chu)非(fei)——事实(shi)上(shang)也正是如此(ci)——真正重要的是同(tong)时存在于精子与卵子中的微小组成部分(fen)。19世(shi)纪末的显微镜观察揭示了在受精过程中，精子和卵子融合时，其细胞核(he)也会融合。而两(liang)者的细胞核(he)大(da)小相似。科学史学家汉斯-约尔格·赖因贝(bei)格（Hans-Jorg Rheinberger）和斯塔凡·穆勒-威勒（Staffan Müller-Wille）描述了早期(qi)研究人员如何开始将卵子与精子融合而产生的细胞核(he)视作遗传信息的来源。物理学家兼女性主(zhu)义学者伊芙琳·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指出，20世(shi)纪的生物学研究因此(ci)更关注(zhu)细胞核(he)，而忽(hu)视了卵子其余(yu)部分(fen)的贡(gong)献。
对细胞核(he)及其内容，以及对基因作为“信息”的推崇，至今仍(reng)在科学话语中盛行。与此(ci)相对应(ying)，将细胞视作“工厂”的隐(yin)喻至今仍(reng)占主(zhu)导地(di)位(wei)。
科学常常被描述为是客观且价值无涉的，但科学哲学家指出，价值观可能会引导科学家提出问题、假设以及对结果的解释方式(shi)。比如，细胞核(he)在遗传方面的唯一作用已深(shen)受质疑。
当然(ran)，细胞核(he)确实(shi)对遗传作出了一些贡(gong)献，并且我们对此(ci)已经(jing)有了详细的了解。但细胞核(he)只是遗传物质的一个(ge)小小子集(ji)。如果我们不去寻找卵细胞中的遗传信息——甚至从未将其描述为遗传信息——那么我们将继(ji)续(xu)传播生物遗传仅限(xian)于细胞核(he)这一观念。
传统思维方式(shi)迎来的挑战与日俱(ju)增。如今我们知道，数种其它类型遗传信息遍布整个(ge)细胞。比如，研究胚胎如何从单个(ge)细胞发(fa)育而来的发(fa)育生物学家已经(jing)表明，卵细胞细胞质中各(ge)种分(fen)子的空间排布协助决定生长中有机体头尾部的位(wei)置，前后部发(fa)展的差异等等。卵细胞的细胞质不仅仅“培育”细胞核(he)，还包含着代代相传的编(bian)码信息。
如今，生物学家马塞洛·巴比里（Marcello Barbieri）正试图理解“信息”一词(ci)在细胞语境(jing)中的含义。在生物学领域，我们似乎只听说过遗传密码，但这真的公平(ping)吗？还是说这不过是来自(zi)于科学家所身处之层级社会中的一种偏见？在其著作《有机密码（The Organic Codes）》（2009年）中，巴比里谈到了在细胞核(he)中的遗传密码这一巅峰“发(fa)现”之前的一些猜想。他首先提及的是基因编(bian)码信息指导蛋白(bai)质构建，在这一预测之后，DNA才被实(shi)验(yan)性地(di)发(fa)现并被概(gai)念化(hua)为“遗传密码”。
细胞器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是对工厂式(shi)自(zi)上(shang)而下秩序的直接挑战。
巴比里将这一发(fa)现称为自(zi)我实(shi)现的预言(yan)。科学家从未对细胞质中的“编(bian)码”做出类似假设，因此(ci)也并不十(shi)分(fen)热衷于寻找它们。我们被告知基因包含制(zhi)造蛋白(bai)质的蓝图。然(ran)而，基因并不包含制(zhi)造蛋白(bai)质所需(xu)的全部信息。它们只指定了一条一维蛋白(bai)质链；而对蛋白(bai)质功(gong)能至关重要的三维结构则由细胞环境(jing)所决定。此(ci)外，蛋白(bai)质的行为方式(shi)也因其在细胞质中的位(wei)置而异。单靠基因提供的“信息”是远远不足(zu)以让细胞正常运行的。
关于细胞质中信息的更多洞见来自(zi)于研究细胞器相互作用的生物学家。我们现在知道，教科书所构建的线性“装配流水(shui)线”根本无法捕捉到细胞质中细胞器的众多功(gong)能，也无法捕捉到它们之间“交流”与互相影响的众多不同(tong)方式(shi)。细胞器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实(shi)际上(shang)是对中心化(hua)工厂所表征的强制(zhi)性自(zi)上(shang)而下秩序的直接挑战。“工厂”中的各(ge)“部门”似乎正在互相沟通并给(gei)予彼此(ci)指令，而不必让“总部”知晓。
所有这些细胞质中的编(bian)码信息都让我们思考：为什么现代教科书，本应(ying)该呈现符合当下标(biao)准且被广泛接受的知识，却仍(reng)然(ran)将细胞描绘为层级分(fen)明的结构？为什么科学记者在讨论生命如何发(fa)展与演化(hua)时继(ji)续(xu)引用细胞核(he)中基因的密码与程序？
我认为中心化(hua)观点的主(zhu)导地(di)位(wei)来自(zi)它与人类社会秩序的共鸣。细胞核(he)提供指令，细胞质执行“培育”的劳动(dong)，在父权社会中听起来“自(zi)然(ran)而然(ran)”甚至“显而易见”。中心细胞核(he)指挥其“下属”细胞质执行实(shi)际任务，在一个(ge)阶级分(fen)层的社会中听起来很自(zi)然(ran)。
来自(zi)不同(tong)社会背景的科学家会提出不同(tong)的细胞观吗？
很有可能。比如生物学家贾斯特（Ernest Everett Just）对细胞的看法。贾斯特研究了早期(qi)卵细胞的外周细胞质，在其著作《细胞表面生物学（The Biology of the Cell Surface）》（1939年）中，他认为细胞质能够“自(zi)我调节和自(zi)我分(fen)化(hua)”，并对将细胞质降格为“仅是一个(ge)培育容器”这一发(fa)育观深(shen)表遗憾。贾斯特是一位(wei)20世(shi)纪初的美国黑人科学家。
生物学家贾斯特
发(fa)育生物学家斯科特·吉(ji)尔伯特（Scott Gilbert）以贾斯特的社会地(di)位(wei)为背景分(fen)析了其科学观。标(biao)准的发(fa)育观认为发(fa)育指令仅位(wei)于中央基因中。与此(ci)形成对比的是，贾斯特则认为细胞质也具有“发(fa)育潜能”，而细胞核(he)的功(gong)能只是为其路径添(tian)加(jia)或移除(chu)“障碍”。他认为细胞质能够在没有来自(zi)细胞核(he)明确指令的情况下运作，只要移除(chu)了其路径中的“障碍”，它就能够自(zi)我管理并发(fa)育。历(li)史上(shang)，大(da)多数科学家都是男性、上(shang)流阶级，并且出身于名门望族。科学家的社会地(di)位(wei)可能使得他们更容易认同(tong)，细胞核(he)只需(xu)持续(xu)发(fa)布指令就能够默认自(zi)己拥有了实(shi)际工作所需(xu)的知识和技能。诺贝(bei)尔奖得主(zhu)大(da)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将基因描述为“行政套房”，将细胞质描述为“工厂车间”。住行政套房的工作者看起来更有价值，值得更多报酬(chou)，而工厂车间中的劳动(dong)大(da)众则被认为仅仅是在执行指令，被低估了其外显与内隐(yin)知识技能的丰富性。
你可能会辩称“细胞如工厂”不过是一个(ge)隐(yin)喻。还可以说，应(ying)该根据实(shi)用性来评判(pan)科学隐(yin)喻，且不存在完美的隐(yin)喻。无疑，“细胞作为工厂”之隐(yin)喻对于引领细胞生物学的发(fa)展方向十(shi)分(fen)有用。对此(ci)我完全赞同(tong)，我想要指出的事实(shi)上(shang)是其它隐(yin)喻的匮乏。正因为没有一个(ge)隐(yin)喻是完美的，我们才更应(ying)该使用多种隐(yin)喻，其中每一种分(fen)别用以解释细胞的某些方面。不幸的是，中心化(hua)以及层级隐(yin)喻，充斥于教科书之中，通常是描述细胞内部运作的唯一方式(shi)。
我谨提出对于细胞核(he)的另一种隐(yin)喻，即“协作笔记本”。细胞持有这本笔记本，而其所有组件都使用它来追踪彼此(ci)活动(dong)并帮助维持细胞的正常运作。细胞在笔记本上(shang)“做笔记”，在“页边”上(shang)写注(zhu)释，并“参(can)考”自(zi)己的笔记。细胞器们感(gan)知彼此(ci)的需(xu)求并互相“照料”。“工厂”隐(yin)喻将控制(zhi)和信息都归因于细胞核(he)，而“细胞核(he)作为一本协作笔记本”之隐(yin)喻则体现了细胞的能动(dong)性。工厂隐(yin)喻给(gei)人以一种细胞似乎只注(zhu)重“生产”的印象，而笔记本隐(yin)喻则可以突显细胞组件之间的互助以及在维持细胞生命中的共同(tong)努力。
为什么我们的科学话语缺乏这样(yang)的隐(yin)喻？为什么当我们谈论细胞器彼此(ci)“照料”时会显得过度拟人化(hua)，但当谈论基因“指导”其下属时就不会？这种选择性拟人化(hua)是否会通过已被接受的科学隐(yin)喻来强化(hua)中心化(hua)控制(zhi)的意识形态？若是如此(ci)，在审视已有的假设之前，我们将无法理解细胞的工作方式(shi)。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细胞这种复杂(za)的结构，就需(xu)要改变观察世(shi)界的视角。
除(chu)此(ci)之外，这类讨论对科学还有更广泛的影响。细胞并不是唯一一个(ge)被以中心化(hua)隐(yin)喻来描述的自(zi)然(ran)系统：我们会谈论昆虫社会中的“女王(wang)”，以及一种实(shi)际上(shang)被称为“种姓”的结构；谈论“阿尔法”灵长类动(dong)物，它们“领导”着群体并维稳“后宫”。
当价值观干涉科学时，对真理和准确性的追求就会陷入危(wei)机。
我们发(fa)现中心化(hua)功(gong)能无处不在的原因不一定是因为它确实(shi)如此(ci)。它之所以看似无处不在，是因为我们观察世(shi)界的视角。当科学叙事，凭借科学的各(ge)种权威性，将社会层级投射到自(zi)然(ran)界时，甚至可能会反过来将层级制(zhi)度强行“自(zi)然(ran)化(hua)”。从细胞到动(dong)物社会群体的中心化(hua)模型暗示着自(zi)然(ran)界中的一切都是中心化(hua)的，并且这种中心化(hua)运作良好(hao)。自(zi)然(ran)界之“真理”受到我们价值观的影响，而这种“真理”又可以反过来强化(hua)人类社会中的相同(tong)社会价值观。
你可能会问，这为何重要。毕竟，不论自(zi)然(ran)界如何，人类社会中被视作道德的事物都应(ying)当有所不同(tong)。暴力存在于自(zi)然(ran)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正确”的。
然(ran)而，科学史学家洛琳·达斯顿(dun)（Lorraine Daston）在《反对自(zi)然(ran)（Against Nature）》（2019年）一书中表明，关于“什么是自(zi)然(ran)的”之论点始终载有道德权重。“什么是自(zi)然(ran)的”可能并不会决定“什么是道德的”，但前者的确可以影响后者。另一个(ge)重要方面当然(ran)是对准确描绘自(zi)然(ran)的关注(zhu)。如果将社会不平(ping)等投射到细胞上(shang)会扭曲对细胞的理解，那我们就应(ying)当意识到这种投射——因为理解细胞对生命科学进展和人类健康至关重要。
科学如何概(gai)念化(hua)细胞也让我们得以了解自(zi)身如何看待科学客观性。我们经(jing)常认为，当价值观干涉科学时，对真理和准确性的追求就会陷入危(wei)机。科学家应(ying)当将自(zi)己的价值观和信仰留在实(shi)验(yan)室之外。然(ran)而，关于女性主(zhu)义科研的研究表明，事实(shi)未必如此(ci)。要想做好(hao)科学，并不一定需(xu)要价值无涉，但否认其影响反倒(dao)会损害科学工作的质量。与其否认，不如去反思自(zi)身价值观与偏见，这也有助于研究人员避开陷阱。自(zi)我反思可以帮助科学家识别自(zi)己的价值观是如何塑(su)造自(zi)己的科学的，并考虑更好(hao)的实(shi)验(yan)设计，以在影响结果之前纠(jiu)正自(zi)己的假说。
科学无疑是一部人类的奋斗史。女性主(zhu)义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将科学描述为一种对话，其中每个(ge)个(ge)体都从自(zi)己的优势(shi)立(li)场获(huo)得了部分(fen)视角。正如贾斯特的科学研究所表明的那样(yang)，具有不同(tong)生活经(jing)历(li)的人可能会持有不同(tong)观点并且提出不同(tong)问题。诚然(ran)，科学家的背景与其工作之间的联(lian)系并不总是那么直接，但科学家的社会地(di)位(wei)仍(reng)然(ran)是影响其研究的要素之一。我们经(jing)常说科学是自(zi)我修正的，并认为科学会在新信息出现时纠(jiu)正自(zi)己的观点。但新信息并非(fei)产生于真空，它并不仅仅源自(zi)新技术。当具有不同(tong)观点的人们通过不同(tong)视角审视同(tong)样(yang)的数据时，新信息也会随之产生。虽然(ran)从公平(ping)的角度来看，多样(yang)性与代表性都十(shi)分(fen)重要，但多样(yang)化(hua)观点将最(zui)大(da)程度地(di)使科学受益。客观性并非(fei)个(ge)体的负担，而是集(ji)体的责任。
只有去构想细胞——作为我们自(zi)身这般有机体的基本单位(wei)——并不遵循强制(zhi)性层级制(zhi)度，我们才能充分(fen)欣赏自(zi)然(ran)的复杂(za)性。同(tong)理，我们才能理解或赋权于被剥削者。若不审慎反思自(zi)己的假设，我们的科学将充满隐(yin)患，从而也许永远无法解开生命的全部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