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shu)渝
霁野师(shi)生于1904年4月6日，1997年5月4日去世，享年93岁。他是诗(shi)人，写过语体诗(shi)，也写过格律诗(shi)，尤喜好散文随笔，也写小说。鲁迅说霁野师(shi)的小说感觉敏锐，“有时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yi)片叶的叶脉”，这也道出了(le)霁野师(shi)散文创作的特色。不(bu)过，霁野师(shi)事业的中心(xin)还(hai)是翻译，他“在国内外(wai)的译界赢得了(le)很高的声誉”。仅在九卷本《李霁野文集》中，译著多达五卷。
霁野师(shi)的翻译成就(jiu)跟鲁迅的扶持(chi)、奖掖密不(bu)可分。1925年夏秋之际，在鲁迅的倡(chang)议下(xia)，未(wei)名社正式成立之前，霁野师(shi)也正式踏上了(le)翻译历程。从那时到(dao)去世的七(qi)十多年间，霁野师(shi)的主要译著多达18部，其中重(zhong)印次(ci)数最多的是英国作家(jia)夏洛特·勃朗蒂的长(chang)篇小说《简·爱》。这个译本经鲁迅介绍，曾作为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单行(xing)本印行(xing)。茅盾(dun)指出，霁野师(shi)的译本跟伍建(jian)光的译本各有特色：伍本有删节(jie)，故宜于一(yi)般读者；李本逐字直译，更(geng)适合于文艺青年。霁野师(shi)的其他译本也曾给读者留下(xia)了(le)深刻的印象，如《被侮(wu)辱与损害的》《虎皮武(wu)士》《难忘的一(yi)九一(yi)九》等，也都是我们这一(yi)代人风(feng)华正茂时喜爱的读物。但翻译给他带来(lai)的并不(bu)都是掌声和喝(he)彩，还(hai)有迫害、痛苦和烦恼。比如他因为翻译过托洛斯基的《文学(xue)与革命》——这是十月革命之后(hou)苏俄大学(xue)曾经采用的文艺理论教材，就(jiu)被北洋军阀政府的侦缉队关押了(le)50天。抗日战(zhan)争期间，他曾在颠沛流离中花四年半的时间译完了(le)托尔斯泰的巨著《战(zhan)争与和平》，但译稿却在战(zhan)争中完全被毁。
未(wei)名社的正式成员(yuan)除鲁迅和霁野师(shi)外(wai)，还(hai)有台静农、曹靖华和韦素园、韦丛芜兄弟，共六人。社务最初由(you)韦素园主持(chi)，但1926年年底他大量(liang)咯血，一(yi)病不(bu)起，社务由(you)霁野师(shi)义务主持(chi)，为此花费(fei)了(le)他青年时期最美好的五年时光。鲁迅认为未(wei)名社是一(yi)个“实地劳作，不(bu)尚叫(jiao)嚣的小团体”，成员(yuan)都“愿意(yi)切切实实、点点滴滴的做下(xia)去”；虽然存在期不(bu)长(chang)，却出版了(le)不(bu)少“相当可看的作品”“在文苑里(li)却至今没有枯(ku)死(si)的”。
当然，鲁迅对未(wei)名社也有所批评，如认为他们“疏懒一(yi)点”“小心(xin)有加，泼辣不(bu)足”，又(you)向来(lai)不(bu)发展新成员(yuan)，以至于社务乏(fa)人。鲁迅更(geng)不(bu)满的是未(wei)名社后(hou)期有的人“所取多于应得”。不(bu)过，鲁迅的这些(xie)批评均见于私(si)人信函：有的是出于对同人的厚爱——爱之深，责之严(yan)；有的是出于误会；有的是明确有所指，如认为“所取多于所得”、说话“往往不(bu)可信”的是诗(shi)人韦丛芜，而不(bu)是其他人。直至临终之前，鲁迅对未(wei)名社的基本评价并未(wei)改变，对霁野师(shi)的友情(qing)也未(wei)改变。
鲁迅跟未(wei)名社之间发生的版税纠纷本属经济问题，不(bu)过后(hou)来(lai)也有学(xue)者往政治方面硬扯，其根据是鲁迅1931年11月10日致曹靖华信中的一(yi)句话：“霁野久不(bu)通信，恐怕有一(yi)年多了(le)。”这位学(xue)者分析道：“这是很普通的一(yi)句话，但毋庸讳言，又(you)带有较强烈(lie)的感情(qing)色彩。因这一(yi)年是白色恐怖极为严(yan)重(zhong)，鲁迅处(chu)境(jing)十分艰难的一(yi)年，他盼望朋友来(lai)信的心(xin)情(qing)是相当殷切的……”这段分析给我的印象是：霁野师(shi)在这一(yi)年多的时间里(li)跟鲁迅疏于联系(xi)，是出于对“白色恐怖”的恐惧，害怕被鲁迅株连，大难临头独自飞，使殷切盼望朋友关心(xin)的鲁迅失望、伤心(xin)。这种理解显然不(bu)符合鲁迅的本意(yi)。鲁迅写这封信的原因，是远在苏联的曹靖华想将(jiang)一(yi)部短篇小说译稿交未(wei)名社出版，要跟霁野师(shi)联系(xi)，但是霁野师(shi)1930年秋已受聘至天津河北女子师(shi)范学(xue)院任英语系(xi)教授兼主任，由(you)韦丛芜来(lai)负责未(wei)名社的社务。霁野师(shi)一(yi)年零八个月未(wei)给鲁迅写信，仅仅是对有关社务问题“不(bu)愿说，也无(wu)从说起”，跟“白色恐怖”云云是完全不(bu)搭界的。
霁野师(shi)1936年4月从英国归(gui)来(lai)，第一(yi)件事就(jiu)是到(dao)上海拜访鲁迅，留下(xia)了(le)愉快难忘的印象；万没想到(dao)半年后(hou)鲁迅遽然去世，这次(ci)竟日长(chang)谈之后(hou)师(shi)生从此天人永隔(ge)。霁野师(shi)在当年10月20日致许广平信中说：“霁从师(shi)逾十年，所蒙情(qing)惠无(wu)量(liang)，常感愧。”同日致友人孔另境(jing)信中说，他跟鲁迅“相处(chu)逾十年，深知此公热情(qing)满腔，是一(yi)难得的真诚心(xin)，一(yi)旦失去，颇感生之空幻”。为了(le)回报鲁迅的情(qing)谊，他长(chang)期协助许广平照料鲁迅在北平的母(mu)亲和遗孀，甚至垫钱接济鲁迅之母(mu)。当时周作人月薪逾400元，但1938年1月至9月，周作人只(zhi)给老母(mu)送(song)过15元零用。周作人夫妇间月去看一(yi)次(ci)母(mu)亲，坐坐而已，他们的孩(hai)子是从不(bu)上门的，可见友情(qing)有时能胜亲情(q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