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zuo)为官方重点审查对象，拜伦每一部作(zuo)品(pin)发表前都要历经磨难（ordeal）。为提高“通过率(lu)”，改编者删(shan)除(chu)了原剧中抨击威尼斯共和国政府、教会(hui)以及司法制度的所有诗行，讥讽贵族私生活(huo)荒淫无度的文字被(bei)定(ding)点清除(chu)——担心引起当下观众不必要的联想(xiang)。拜伦置于(yu)卷首一段嘲弄新闻审查制度的题(ti)词(ci)（审查官“若有自知之明，当全程保持静音[justly mute]”）被(bei)悄然移除(chu)，而展现革命(ming)风暴波澜(lan)壮(zhuang)阔画卷的第五幕则(ze)被(bei)一键删(shan)除(chu)——据统计，舞台(tai)剧本内容仅占原作(zuo)百分之四十四。在致昔日(ri)同游欧陆的密友霍布豪斯（John Cam Hobhouse）的信中，拜伦哀叹剧作(zuo)之改编犹如经受(shou)削足适履（procrustean bed）之酷刑，支离破碎，血肉模糊(hu)。借(jie)用(yong)诗剧结尾一句台(tai)词(ci)——“他(ta)们谋杀了那位/救民于(yu)水火之人”，拜伦指控德鲁巷皇家剧院（Royal Theatre）“谋杀了剧本”。

据拜伦日(ri)记记载，他(ta)的创作(zuo)灵(ling)感源于(yu)一次威尼斯市(shi)政大厅之旅。在参观悬挂历届总督头(tou)像(xiang)的画室时(shi)，拜伦注意到法列罗(luo)总督画像(xiang)遭人“抹黑”——作(zuo)为共和国历史上(shang)唯一一位图谋颠覆共和国的在任总督，法列罗(luo)的身世激发了诗人强(qiang)烈的好奇(qi)心。在一番研读后，拜伦一气呵(he)成，于(yu)1820年7月完成剧作(zuo)。随后，他(ta)在给默里的信中报告(gao)：“《法列罗(luo)》悲(bei)剧完工了……我们正处于(yu)演化（evolution）和革命(ming)（revolution）的前夜。那不勒斯发生了革命(ming)……人们的头(tou)脑躁动异常，没人知道这将会(hui)导致什么——可能是一场暴乱。”可见，此时(shi)的拜伦目光并未(wei)停留在古代的威尼斯，而是时(shi)刻关注着他(ta)所处的生活(huo)世界（life-world）。

1335年，新当选的威尼斯总督法列罗(luo)无意中得罪(zui)城邦权贵米歇尔·斯特诺（Michele Steno）。后者在总督宝座上(shang)书写(xie)“谤语(yu)”，讥讽法列罗(luo)之妻“失贞(zhen)”。由城邦寡头(tou)组成的委员(yuan)会(hui)公(gong)开审理此案(an)，结果裁定(ding)诽谤罪(zui)成立，但鉴于(yu)其家族有大功于(yu)国，仅判处斯特诺一个月监禁，以示薄责(ze)。法列罗(luo)出离愤怒，决意发起反(fan)击。他(ta)随即加入一个秘密政治小团体，旨在推翻现行贵族寡头(tou)专制，恢复真正的共和国政体。阴谋败露后，法列罗(luo)以“叛国”罪(zui)被(bei)处决。多难的威尼斯城邦注定(ding)还要再经历若干个世纪的寡头(tou)统治，才(cai)能实现拜伦孜(zi)孜(zi)以求的独(du)立和自由。

悲(bei)剧主(zhu)人公(gong)与拜伦颇多相(xiang)似之处。法列罗(luo)冲冠一怒为红颜，不惜牺牲生命(ming)捍卫人格尊(zun)严，与之相(xiang)似，拜伦选择自我流放很大程度上(shang)亦源于(yu)个人名誉(yu)受(shou)到侵害——照他(ta)的逻辑，如果上(shang)流社会(hui)对他(ta)的构陷(xian)为真，显然他(ta)不配生活(huo)在英国，反(fan)之则(ze)是英国配不上(shang)他(ta)。和一般人理解的不同，与伦敦名媛(yuan)淑女的风流韵事并无损于(yu)他(ta)的令名（相(xiang)反(fan)或许能为之增彩）；即便遭遇歇斯底里的兰姆夫人（Lady Caroline Lamb）割腕自杀之情变，亦只(zhi)徒增茶(cha)余饭后的谈资笑料(liao)。真正毁他(ta)清誉(yu)的是另外(wai)两件事：一是他(ta)与妻子的分居，一是他(ta)在上(shang)院的演讲(jiang)。

拜伦的妻子出身名门(men)，生下女儿不久，她无法忍受(shou)丈(zhang)夫的漫天绯闻，选择返回娘(niang)家小住，期待双方能够平稳度过一段“冷(leng)静期”，然而由于(yu)诗人性情暴躁处理不当，加上(shang)岳父(fu)一家因颜面受(shou)损而从中作(zuo)梗(geng)，导致拜伦在签署分居协议后，其婚姻实际已走上(shang)不归路。在此事件中，除(chu)了岳父(fu)一家“仗(zhang)势欺人”（以苛刻的条款(kuan)逼(bi)迫他(ta)签字），更令拜伦愤怒的是他(ta)在政坛(tan)和文坛(tan)的敌手乘机推波助澜(lan)，落井下石——后者大多出于(yu)嫉妒（《恰尔德·哈(ha)罗(luo)尔德游记》发表后，拜伦自诩“一夜成名”），前者则(ze)大多出于(yu)仇恨。

的确，拜伦在上(shang)院的慷慨陈词(ci)动人心弦，但同时(shi)也触动了上(shang)层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shang)说这亦是导致他(ta)日(ri)后“身败名裂”的主(zhu)要动因。在拜伦的处女秀演讲(jiang)（maiden speech）中，他(ta)对诺丁汉勒德分子（Luddite）表示同情，认(ren)为出于(yu)失业恐惧而联手捣(dao)毁机器的贫苦工人“罪(zui)不至死”，已然触犯众（统治阶级）怒；及至他(ta)再度登台(tai)，宣称(cheng)支持解放爱尔兰的天主(zhu)教徒，则(ze)更是骇人听闻——不仅招(zhao)致托利党一致反(fan)对，连本党（辉格党）同志(zhi)也对他(ta)弃之若敝屣。政敌煽动不明真相(xiang)的民众围攻他(ta)的马车，他(ta)的名伶女友登台(tai)演出时(shi)被(bei)暴徒喝倒彩，只(zhi)能黯然退场。拜伦凄凄惶惶，无枝可依，唯有一走了之。在意大利游历三年（1816-1819）后，借(jie)剧中人物法列罗(luo)之口，拜伦既抨击贵族卑鄙(bi)无耻，更痛恨暴民愚昧无知（心甘情愿被(bei)人当枪使，充当奴(nu)役和打手），也算是长出了胸中一口恶气。

公(gong)元十四世纪前后，水城威尼斯凭借(jie)海上(shang)贸易优势，一跃(yue)而成地中海和黑海地区头(tou)号强(qiang)国，步入其史上(shang)全盛时(shi)期（与十九(jiu)世纪大英帝国类似）。号称(cheng)共和国的威尼斯实际长期奉行寡头(tou)政治，自总督以下的政府行政体系向来由贵族门(men)阀(fa)把持，腐(fu)败不堪。尽管共和国宣称(cheng)它孕育了“属于(yu)全人类的美德和特权”，并由此赋予了民众力量和自豪感，然而事实上(shang)自由只(zhi)是贵族独(du)享(xiang)的特权，名义上(shang)的共和国只(zhi)是他(ta)们的个人财产（leur propriété）。更为可恶的是，正如法列罗(luo)出场时(shi)控诉的那样，这些本应服务于(yu)共和国的贵族反(fan)以共和国的主(zhu)人自居，打着国家的旗号为非作(zuo)歹：“他(ta)们不拥戴我，国家法律没有强(qiang)迫这一点；/他(ta)们反(fan)对我，说这是国家的政策；/他(ta)们百般阻挠我，说这是他(ta)们身为贵族职责(ze)所在；/他(ta)们冤枉我，说这是为了国家利益。”像(xiang)莎翁笔下的奥赛罗(luo)，法列罗(luo)凭借(jie)军功荣任总督，但实际上(shang)不过是城邦寡头(tou)操控的傀(gui)儡，时(shi)常遭遇贵族阶层的蔑视和羞辱。对此，威尼斯的民众也感同身受(shou)。他(ta)们憎恨寡头(tou)政治家不惜牺牲民众的金钱和生命(ming)挑起战端（如连续四次对热那亚共和国战争），同时(shi)还严禁他(ta)们在自己(ji)的国家拥有一席(xi)安(an)身立命(ming)之地，可谓无耻之尤。与法列罗(luo)一同策划起义的平民领袖贝尔图乔（Bertuccio）在秘密会(hui)议上(shang)抗(kang)言，威尼斯每家每户都有亲人朋友无端遭受(shou)“压迫，或欺侮/而这统统来源于(yu)这些贵族”，可见贵族不仅未(wei)能担当民众反(fan)抗(kang)暴政的保护神，反(fan)而沦为害群之马——根据剧情交代，另一位义军领袖伯特伦（Bertram），对一向资助他(ta)的贵族里奥尼（Lioni）心怀感激，担心里奥尼家族会(hui)惨遭杀戮，于(yu)是在起义前派人发送密报，暗示后者危险即将到来。然而，背义的里奥尼旋即向当局告(gao)发，结果起义失败，伯特伦及其他(ta)叛军首领悉数被(bei)送上(shang)断头(tou)台(tai)。

在拜伦笔下，法列罗(luo)选择背叛本阶级利益并不仅仅由于(yu)个人名誉(yu)受(shou)辱，而是出于(yu)更为高尚(shang)的动机——他(ta)致力于(yu)捍卫遭到践踏的人民的权利，他(ta)想(xiang)使古老的城邦重获自由的新生：“你(ni)会(hui)看(kan)到 / 国家的敌人将被(bei)打倒，/ 无耻的政府将被(bei)推翻，沉重的恐惧将被(bei)消除(chu)，/ 而这一切必须付出血的代价。然后，/ 我们才(cai)可能恢复真理和正义，/ 恢复自由公(gong)平的共和国。”法列罗(luo)的独(du)白表明，拜伦本人认(ren)可暴力革命(ming)的必要性（诗人其时(shi)正参与意大利烧炭党人活(huo)动）。正如诗人之前在《恰尔德·哈(ha)罗(luo)尔德游记》中阐述的那样，他(ta)在诗剧中借(jie)助法列罗(luo)的戏剧独(du)白重申，为公(gong)共福祉牺牲个人利益，乃是正义之举(ju)：“用(yong)什么方法呢(ne)？目的崇高，任何方法都是合理的。人流出几滴血又算什么？这算不得人血，暴君流的血不是人血。暴君就像(xiang)吃人的摩洛，喝我们的血，他(ta)们把多少(shao)人送进了坟墓，到头(tou)来自己(ji)也被(bei)送进坟墓。”

根据拜伦的潜心研究（当时(shi)他(ta)一边在教堂跟随神父(fu)学习亚美尼亚语(yu)，一边研读威尼斯城邦历史），威尼斯共和国自成立之初（公(gong)元七世纪），一直千方百计防范城邦政制僭主(zhu)化和君主(zhu)制化的倾向。期间不乏野心勃勃的总督“有意”将职位变为世袭，但由于(yu)贵族和民众上(shang)下一心，野心家大多不得善(shan)终，或像(xiang)恺撒遇刺身亡，或被(bei)送入修(xiu)道院，孤独(du)以终老。然而时(shi)至1172年，随着贵族寡头(tou)势力急剧膨(peng)胀，总督选举(ju)方式及相(xiang)应政治体制发生重大改变：总督和政府官员(yuan)的选举(ju)，不再由全民参与，而是交由新成立的大议会(hui)（Great Council）全权负责(ze)。民主(zhu)共和此时(shi)名存实亡，凌驾于(yu)城邦之上(shang)的唯有暴政——诚(cheng)如拜伦在一则(ze)读史札记中所言，从“暴政的粪堆中，除(chu)了毒(du)蛇蛋之外(wai)，什么也不会(hui)产生”。拜伦从城邦史中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腐(fu)败的共和国政体之下，人民之不幸远过于(yu)贵族或君主(zhu)专制。

从1818年《威尼斯颂》（Ode on Venice）开始，拜伦常常哀叹意大利政治生活(huo)的满(man)目疮(chuang)痍，与共和国早期良好的社会(hui)政治生态形成鲜明对比。在威尼斯这座历史名城诱人的美景和欢乐的表象之下，滋生的是政治的腐(fu)败和阴谋的污秽暴力。在这个所谓的共和国中，“个人的过错源自公(gong)共的恶习”，因为“威胁到生命(ming)之泉、/人际关系以及一切美好珍贵事物的致命(ming)毒(du)药，/就潜藏在威尼斯目前的制度中”。在随后的长诗《但丁的预言》（The Prophecy of Dante, 1819）中，拜伦以诗人塔(ta)索（Tasso）继承人的身份鼓舞民众团结起来反(fan)抗(kang)压迫：“哦！我美丽(li)的土地！这么久以来你(ni)一直保持低调，/你(ni)的子民们希(xi)望不断地落空，/现在只(zhi)需轻轻一击/就能冲破枷锁，可是，可是你(ni)的复仇却停下了脚步。”——正如三十年后流亡伦敦的马克思(si)不断预言资本主(zhu)义制度即将在西欧全面崩溃，拜伦也反(fan)复预言，数年之内，受(shou)到自由精神感召的意大利人一定(ding)能够摆脱奥地利的残暴统治，再现昔日(ri)荣光。

那不勒斯爆发革命(ming)后，拜伦喜不自禁，他(ta)在致默里信中欢呼，威尼斯人“革命(ming)的时(shi)机已经成熟(shu)……如果有一位领导人来激励他(ta)们，威尼斯运河之水可能会(hui)被(bei)奥地利人的鲜血染红”。在同时(shi)期创作(zuo)的诗剧《福斯卡(ka)里父(fu)子》（The Two Foscari）附录中，拜伦写(xie)道：“但是，我重复一遍，革命(ming)是不可避(bi)免(mian)的。政府可能会(hui)因一时(shi)胜利而欢欣鼓舞……对微小骚动的镇压；但这些不过是波浪暂时(shi)被(bei)击退和破碎，而大潮仍在滚(gun)滚(gun)前进，并随着每一次破碎而不断扩大。”这一种(zhong)勃发的革命(ming)豪情，在《法列罗(luo)》中也有具体反(fan)映：圣马可教堂的大钟被(bei)称(cheng)为“暴风钟”（storm-bell），召唤着群情激愤、一触即发的革命(ming)浪潮。犹如从天而降的一道“铁令”（iron oracle），宛似“亚得里亚海怒涛之声”（the Adrian wave），伴随着“低沉的雷(lei)音”，使得殿宇宫墙摇摇欲坠——恰好应验(yan)了早先(xian)城中贵族狂欢之际聆听到的“丧钟”。

权贵阶层多行不义，这也为民众的暴动提供了合法性。革命(ming)风暴来临之际，城中贵族无不簌簌发抖。在这里，诗人拜伦似乎扮演了先(xian)知的角色——他(ta)知道人们心中奔涌的火山最终将通向何方；事实上(shang)，也只(zhi)有作(zuo)为“未(wei)经公(gong)认(ren)的立法者”（雪莱语(yu)）的诗人，才(cai)具备呼召（calling）民众实现预言的坚定(ding)信念。正如拜伦在《西庸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Chillon）等政治诗歌中反(fan)复证(zheng)明的那样，人民的权利高于(yu)一切，自由永远不会(hui)臣服于(yu)暴政，而后者自诞生之日(ri)起便具备了“自我毁灭的本质”。

据肯尼斯·丘吉尔（Kenneth Churchill）在《意大利与英国文学》（Italy and English Literature, 1764-1930）一书中考证(zheng)，1820年代前后，拜伦诗剧主(zhu)人公(gong)从神秘而缄(jian)默的传(chuan)奇(qi)英雄转向历史政治名人（《法列罗(luo)》《福斯卡(ka)里父(fu)子》以及《萨丹纳(na)帕路斯》[Sardanapalus]），与当时(shi)英国国内政局动荡大有关联。很显然，在新闻审查制度日(ri)益收紧(jin)的条件下，诗人只(zhi)能借(jie)助于(yu)尘封(feng)的威尼斯古代历史讥弹(dan)时(shi)事——正是有感于(yu)“莫非暴君都非由暴君来征(zheng)服不行，/而自由却没有一个卫士或儿女……”，拜伦笔下的法列罗(luo)（也是拜伦本人）才(cai)会(hui)拍案(an)而起，起而拯之，虽粉骨碎身亦无惧无悔。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国内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退伍军人（陆军和海员(yuan)）纷纷归来，求职无门(men)。1820年初，国王乔治三世驾崩，又引发了一场新的政府危机。花花公(gong)子摄政王不得人心，其离婚案(an)更沦为举(ju)国笑柄。贫困和失业率(lu)已成顽疾，政府公(gong)信力日(ri)渐下降，1819年的彼得卢大屠杀（The Peterloo Massacre）事件和1820年“卡(ka)托街阴谋案(an)” （Cato Street Conspiracy）使得民众和政府的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在远在意大利的拜伦看(kan)来，英国政治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然而，返回故(gu)国重操旧(jiu)业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xiang)。终其一生，拜伦所在的辉格党从未(wei)获得执政机会(hui)（即便有，以他(ta)在党内的“人望”，恐怕只(zhi)能“被(bei)”赋闲）。当然，以他(ta)的心性，也绝无可能自贬(bian)身价与一帮(bang)颟顸无能的政客同流合污。当时(shi)的政坛(tan)名流如“演说家”亨利·亨特（Henry “Orator” Hunt）、报人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以及陆军少(shao)校卡(ka)特莱特（Major Cartwright）等等，在拜伦看(kan)来，皆为哗(hua)众取宠之徒：他(ta)们既不及拜伦的辉格党同志(zhi)，也不如他(ta)的托利党政敌，因为此辈既非贵族（拜伦坚信战争和政治乃贵族分内之事），亦非绅士，至多只(zhi)能算是暴民头(tou)领（拜伦称(cheng)之为“无赖(lai)”）。1820年2月，拜伦致信默里：“看(kan)见我的友人竟然为了一群无赖(lai)而牺牲自己(ji)，我实在难以忍受(shou)——这群无赖(lai)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惹人生厌——虽然你(ni)们都知道我一直以来都非常拥护和支持改革……如果我们国家一定(ding)要在暴君的统治下的话——至少(shao)也要是个绅士吧，那样最起码他(ta)还受(shou)过教育。”

既然有国难回，拜伦于(yu)是决定(ding)投(tou)身于(yu)受(shou)压迫民族国家的解放事业。这一时(shi)期的书信日(ri)记集中表现了其炽(chi)热的情怀。1821年1月11日(ri)，拜伦在日(ri)记中写(xie)道：“当整个民族的命(ming)运处在危险之中，即使我个人的事情进展顺利。我也感觉不到多少(shao)欢乐。如果有可能大大改善(shan)人民的处境（尤其是这些被(bei)压迫的意大利人），我决不计较(jiao)个人的得失。”但是，拜伦对烧炭党人脱离群众的斗争方式深(shen)感忧虑。1月24日(ri)，他(ta)在日(ri)记中反(fan)思(si)：“如果他(ta)们当真发动起义，我很怀疑：他(ta)们动员(yuan)起来的总人数能不能达(da)到一千。根本问题(ti)在于(yu)：民众没有卷入斗争。只(zhi)限于(yu)中上(shang)层。……要是有农民支持他(ta)们多好！”（农民二字，拜伦当时(shi)加了着重号。）

1824年，拜伦在对抗(kang)土耳其大军的希(xi)腊前线染病身亡。他(ta)在奔赴战场前的一则(ze)日(ri)记中写(xie)道：“我所能付出的一切——金钱、其他(ta)财产、甚至生命(ming)——我都可以付出，为了他(ta)们的解放。”像(xiang)他(ta)诗剧中的英雄法列罗(luo)一样，为了追寻理想(xiang)而捐躯，可谓求仁得仁，死得其所。临终前不久，在写(xie)给默里的告(gao)别信中，拜伦念兹在兹的仍是当年在伦敦剧场无人喝彩的诗剧——“我相(xiang)信，你(ni)和你(ni)的家人不会(hui)喜欢《马里诺·法列罗(luo)》。在这个时(shi)代，谈论政治对你(ni)来说太(tai)过危险，然而请记住，这不是一部政治剧——尽管看(kan)起来很像(xiang)，但它是严格的历史剧：请自行阅读历史并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