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ren)物简介：苏明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yuan)副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犯罪学学会理事，中国伦(lun)理学会法律伦(lun)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chang)，日本早稻田大学客座(zuo)研究员，美(mei)国哥(ge)伦(lun)比(bi)亚大学爱德华项目研究员，耶鲁大学中国法中心访问学者。合作译著(zhu)《少年越轨与少年司(si)法手(shou)册》《犯罪的一(yi)般理论(lun)》等(deng)。主要研究领域为刑事执行(xing)法学、犯罪学、少年司(si)法。
人(ren)物简介：苏明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yuan)副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犯罪学学会理事，中国伦(lun)理学会法律伦(lun)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chang)，日本早稻田大学客座(zuo)研究员，美(mei)国哥(ge)伦(lun)比(bi)亚大学爱德华项目研究员，耶鲁大学中国法中心访问学者。合作译著(zhu)《少年越轨与少年司(si)法手(shou)册》《犯罪的一(yi)般理论(lun)》等(deng)。主要研究领域为刑事执行(xing)法学、犯罪学、少年司(si)法。
“降低刑事责任(ren)年龄之后，还(hai)要再继续降吗？”专注于少年司(si)法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yuan)副教授苏明月提出这个问题。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shi)，她(ta)指出，在我国二元分割的规制模式下，刑事责任(ren)年龄成为一(yi)道严格的分界线。然而，刑事责任(ren)年龄不(bu)可能(neng)因个案的发生无限制地(di)下调。
“当务之急是把分级干预和矫治教育措施充实起来(lai)、用起来(lai)。最终(zhong)，我们要建立独立的少年司(si)法制度，将要规制、可规制的少年越轨行(xing)为都纳入进来(lai)。”苏明月提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yuan)副教授苏明月。受访者供图
对于少年犯罪，刑罚不(bu)是首(shou)选的惩(cheng)罚方式
新京报：如今，公众对于严惩(cheng)少年犯的呼声随着每次恶性犯罪的出现而高涨。你如何看待少年司(si)法理念和公众情绪之间(jian)的矛(mao)盾(dun)？
苏明月：面对一(yi)个个血淋淋的案件，人(ren)们会心痛，这种痛会化(hua)作愤怒，自(zi)然会发出严惩(cheng)凶(xiong)手(shou)的呐喊。这些要求严惩(cheng)少年犯的呼声是公众朴素正义感与报应主义的自(zi)然流露。
少年司(si)法有着保护未成年人(ren)的思想。诚然，保护与严罚的确存在价值上的冲突。成年人(ren)的犯罪更多地(di)被认为是自(zi)由意志的支(zhi)配、理性的选择。作为一(yi)个理性的人(ren)，你选择了去(qu)犯罪，获得了犯罪的收益，也必然要受到惩(cheng)罚。而科学研究表(biao)明，未成年人(ren)在生理、心理以及认识和控制能(neng)力上与成年人(ren)都有差别。
少年司(si)法理念认为少年犯罪与成人(ren)犯罪不(bu)同，更多是父母责任(ren)、社会责任(ren)失职(zhi)造成的，因此刑罚并不(bu)是首(shou)选的惩(cheng)罚方式，根(gen)本的是要改变和改善这些犯罪少年或越轨少年生长(chang)和生活的环境(jing)。但一(yi)旦案件发生，人(ren)们会直观地(di)要求作恶者受到应有的惩(cheng)罚，这是正义观的体现，而背后的家庭、社会因素常常被忽略掉(diao)了。
刑事责任(ren)年龄不(bu)可能(neng)因个案无限制下调
新京报：刑法修正案（十一(yi)）有限制地(di)调低刑事责任(ren)年龄被认为更多是对舆论(lun)的回应、满足大众的预期。在现有的少年司(si)法制度框(kuang)架下，调低刑事责任(ren)年龄能(neng)达到预期的效(xiao)果吗？
苏明月：以2019年大家熟知的一(yi)起案件为例，辽宁省(sheng)大连市蔡某某强奸未遂杀害10岁女孩，实施犯罪行(xing)为时(shi)13周岁。当时(shi)刑法规定的最低刑事责任(ren)年龄是14周岁。
我国少年司(si)法是二元制的，即刑法之内与刑法之外。达到刑事责任(ren)年龄的，就进入刑事司(si)法管辖，未达刑事责任(ren)年龄的，就排斥在刑事司(si)法制度之外，不(bu)能(neng)刑事立案。根(gen)据当时(shi)的法律，只能(neng)对蔡某某进行(xing)最高为期三年的收容教养。
朴素的正义感会让人(ren)们感到愤怒。未成年施暴(bao)者仅因为未达刑事责任(ren)年龄就不(bu)被刑事司(si)法所管辖，这在一(yi)般公众看来(lai)是有违基本公平正义的。民众的愤怒产(chan)生舆情，传递给立法者，在一(yi)定程度上促使刑法修正案（十一(yi)）降低刑事责任(ren)年龄。其实一(yi)审稿是没有相关规定的，二审稿直接增加了此规定。
立法者非常审慎地(di)打开一(yi)个小口，将低龄犯罪中被公认为最严重的行(xing)为和情节纳入刑法规制，对应的年龄有限度地(di)降低了两周岁，程序(xu)上设定须经最高人(ren)民检察院(yuan)核准追(zhui)诉，再经法院(yuan)审理，才有可能(neng)定罪量刑处罚。在这种二元分割的规制模式下，刑事责任(ren)年龄成为一(yi)道严格的分界线。然而，刑事责任(ren)年龄不(bu)可能(neng)因个案的发生无限制地(di)下调，对于未达到刑事责任(ren)年龄的，刑事司(si)法对其依然无能(neng)为力。
专门矫治教育仍具有行(xing)政(zheng)化(hua)特点，排除少年司(si)法权介入
新京报：我国少年司(si)法遵循“教育为主，惩(cheng)罚为辅(fu)”的理念。刑法修正案（十一(yi)）和修订后的预防未成年人(ren)犯罪法均(jun)规定，可对未达刑事责任(ren)年龄的少年犯实施专门矫治教育。专门矫治教育能(neng)否与刑罚做好衔接？
苏明月：这次修改之前，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因不(bu)满十六周岁不(bu)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chang)或者监护人(ren)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shi)候，也可以由政(zheng)府收容教养。”刑法修正案（十一(yi)）修改为“因不(bu)满十六周岁不(bu)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ren)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shi)候，依法进行(xing)专门矫治教育。”
预防未成年人(ren)犯罪法的修订与刑法规定做了衔接，在第四十五条规定，未成年人(ren)实施刑法规定的行(xing)为、因不(bu)满法定刑事责任(ren)年龄不(bu)予刑事处罚的，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xing)政(zheng)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对其进行(xing)专门矫治教育。
这实际上废除了收容教养制度，由专门矫治教育取而代之。在我看来(lai)，收容教养无需废除，只需重构。收容教养的问题不(bu)是词汇本身的问题，而是由谁决定的问题。
收容教养由行(xing)政(zheng)权决定。专门矫治教育以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为前提，由教育行(xing)政(zheng)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决定是否适用，可见专门矫治教育在决定上仍具有行(xing)政(zheng)化(hua)特点，排除了少年司(si)法权的介入。与之前收容教养承担(dan)的功能(neng)类似(si)，专门矫治教育在性质、期限两个关键问题上尚不(bu)明确，而且其决定程序(xu)也容易受到质疑。
对负责专门矫治教育的专门学校而言，闭环管理意味(wei)着在管理设施上的限制性更高，对人(ren)身自(zi)由的限制更强。此处遗留的问题是，决定机关对专门矫治教育有何权限、是否超出了限制公民人(ren)身自(zi)由的职(zhi)权范围；同时(shi)，决定机关的权责分配问题需要重视，“会同”的决定机制可能(neng)因权责不(bu)明确在实践中出现落实不(bu)到位的情况(kuang)。
总(zong)的来(lai)看，在治理低龄未成年人(ren)犯罪或触罪问题上，修法后仍然没有突破二元模式。刑事司(si)法之内的刑罚包(bao)括社区内的非监禁刑（如缓刑）、监禁刑（如拘役、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刑事司(si)法之外最严厉的处分在修法之前是收容教养（最长(chang)期限三年），修法之后是专门矫治教育，放在闭环管理的专门学校。
建立独立的少年司(si)法制度，将少年越轨行(xing)为纳入规制范围
新京报：针对现有少年司(si)法面临的困境(jing)，改革的方向应该(gai)是怎样的？
苏明月：我国少年司(si)法是依附于传统刑事司(si)法制度之中的。未成年罪犯在一(yi)定程度上仍被视为“小大人(ren)”，参(can)照成人(ren)规定从轻、减轻处罚。
在这种二元模式下，刑事责任(ren)年龄成为刑事司(si)法制度的分界线。然而，现实中仍然会出现低于十二周岁的少年实施犯罪行(xing)为。面对刑事司(si)法无力管辖的恶性案件，公众会发出质疑——为什么司(si)法袖手(shou)旁观？
面对如此困境(jing)，我们可以跳(tiao)出一(yi)定要用刑法打击(ji)的思维桎梏，不(bu)再纠结于刑事责任(ren)年龄究竟要降到多低，而是建立独立的少年司(si)法制度，将要规制、可规制的少年越轨行(xing)为都纳入进来(lai)。
少年司(si)法的管辖权将不(bu)受刑事责任(ren)年龄的限制，低于刑事责任(ren)年龄的未成年人(ren)实施了犯罪行(xing)为，不(bu)被纳入刑事司(si)法制度管辖，但是可以纳入少年司(si)法制度管辖。这样就不(bu)会给公众以“犯了罪，司(si)法不(bu)管”的感受。也就是说，打破畸(ji)轻畸(ji)重的二元模式，建立刑事司(si)法制度、少年司(si)法制度与儿童福利行(xing)政(zheng)制度并行(xing)的三元模式。
较之刑事司(si)法，少年司(si)法可规制的范围更广，考量的视角(jiao)不(bu)同。少年司(si)法虽(sui)说是司(si)法，但集合司(si)法性与福利性。少年司(si)法在考量处分决定时(shi)，会考虑责任(ren)的分担(dan)，不(bu)是将行(xing)为责任(ren)都推给低龄的孩子，而是调查分析酿成犯罪的成因，努力去(qu)改善其生长(chang)环境(jing)，将重点放在再犯风险的防范。
少年司(si)法在处分中可以将惩(cheng)罚性的措施与教育保护性的措施结合起来(lai)，将具有不(bu)同行(xing)为、不(bu)同情节、不(bu)同人(ren)身危险性的未成年人(ren)进行(xing)分级、分层次，有针对性地(di)干预、惩(cheng)戒(jie)、教育和保护。
新京报：在独立的少年司(si)法制度下，一(yi)名罪错未成年人(ren)会有怎样的处遇？
苏明月：对于犯罪未成年人(ren)，如果犯故意杀人(ren)罪等(deng)重罪，少年法院(yuan)受理后，会逆送到成人(ren)刑事法院(yuan)，判处刑罚；对于一(yi)般犯罪行(xing)为，则由少年法院(yuan)审理，判处少年保护处分。
对于未达刑事责任(ren)年龄的未成年人(ren)触罪行(xing)为，即实际上实施了犯罪行(xing)为，少年法院(yuan)仍然具有管辖权，针对具体情况(kuang)，判处少年保护处分，极有可能(neng)判处到封闭的少年院(yuan)接受教育矫正；对于不(bu)服管教有犯罪倾向的未成年人(ren)，少年法院(yuan)也可基于提前预防的原则，进行(xing)提前干预，有效(xiao)防止其发展为犯罪未成年人(ren)。
当务之急是把矫治教育措施充实起来(lai)、用起来(lai)
新京报：如果短期内不(bu)能(neng)建立起独立的少年司(si)法制度，你认为让现有制度和已有规定发挥应有作用，当务之急应该(gai)解决什么问题？
苏明月：在刑法之外，预防未成年人(ren)犯罪法规定了分级干预原则和不(bu)同的矫治教育措施。当务之急是将这些措施充实起来(lai)、用起来(lai)。
首(shou)先，各地(di)区要建立和完善专门学校，不(bu)然就没有地(di)方来(lai)实施专门教育。其次，法律规定专门矫治教育实施闭环管理，这意味(wei)着限制人(ren)身自(zi)由，也就涉及一(yi)个基本法理问题：如何保证教育矫正的有效(xiao)性与对未成年人(ren)权益保护的公平性两者之间(jian)的平衡。第三，是人(ren)财物合理且相对充足的匹(pi)配，这是制度实施的基本，尤其是在偏远落后地(di)区，司(si)法社工、心理支(zhi)持等(deng)专业人(ren)员稀缺。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的内涵是教育，如果没有专业人(ren)士支(zhi)持，恐(kong)怕就只剩下封闭管理了。
司(si)法之外的行(xing)政(zheng)权在处理问题上可能(neng)更为灵活，但司(si)法结果是经过正当程序(xu)过滤后的保障，更值得信赖。在这个意义上，独立的少年司(si)法制度是值得追(zhui)求的制度。最近，最高法在通报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工作情况(kuang)时(shi)提出，应逐步推动建立独立的少年司(si)法系统，这种表(biao)态也体现了最高法的担(dan)当和作为。
新京报记者 行(xing)海(hai)洋
编(bian)辑 白(bai)爽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