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桂系作为李宗仁、白崇禧主导的广西地方军政集团，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持(chi)续时间最久、影(ying)响极为广泛的地方政治势力。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粤系、桂系联合反蒋，牵涉(she)的是怎样的地缘政治与利益冲突？国民政府在这(zhe)一时期统合西南的策(ce)略有何特点(dian)？桂系最终转向与蒋合作，背后又是怎样的生存逻(luo)辑变化？
2024年5月17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史学论(lun)坛邀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yuan)教授贺江枫作题为《桂系与一九三(san)〇年代(dai)西南政局》的讲座。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皇甫秋实副教授主持(chi)，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林(lin)超超副研究(jiu)员，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地理研究(jiu)中心等数十位师生参与讲座。本文系演讲整理稿，末附部分问答的简要记录(lu)，以飨读者。
讲座现场
主持(chi)人：贺江枫老师长期从事近代(dai)上海劳工研究(jiu)，去年社科文献(xian)出版社刚刚出版了贺老师的新作《跨越阶层差异：上海工人的组织与生存（1945-1949）》，广受(shou)学界好评。最近，贺老师的研究(jiu)兴趣出现了转向，从上海劳工问题转向抗战史、华北区域史再到民国时期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维(wei)系时间最长、影(ying)响面(mian)非常广泛的一个地方实力派系。目前贺老师聚(ju)焦于(yu)新桂系的研究(jiu)，接下来(lai)有请贺老师为我们讲授他的新近研究(jiu)：《桂系与一九三(san)〇年代(dai)西南政局》。
贺江枫：首先十分感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感谢皇甫老师能给(gei)我这(zhe)样一个机会来(lai)向各位学习交流。本次讲座主要依据去年我发表的两篇论(lun)文（《财政困局下桂系的生存逻(luo)辑(1931—1936)》、《地缘政治与利益冲突：桂系与两广事变》），聚(ju)焦新桂系在一九三(san)〇年代(dai)的政治活动。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学界已有很多精深研究(jiu)，参与事变的当事人也留有很多回忆(yi)录(lu)。例如李宗仁的回忆(yi)录(lu)曾提(ti)及(ji)两广事变的经(jing)过。李宗仁在回忆(yi)录(lu)中宣称自己为了防止陈济棠在事变中做出过激行为而不得已加入。似乎在李氏叙事中，两广事变的发动者是陈济棠而非桂系政要。
李宗仁
白崇禧
陈济棠
随着各类日记、档案文献(xian)的开放，使得我们能够重新去探讨两广事变背后的桂系以及(ji)一九三(san)〇年代(dai)西南政局。我将从几个方面(mian)展(zhan)开讲授本次讲座的题目。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yi)录(lu)》，桂林(l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黄旭初：《黄旭初回忆(yi)录(lu)：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南京：译林(lin)出版社，2019年
一、桂系与西南政局
地方实力派作为以地域为基础(chu)的地方军政集团，大致可(ke)分为三(san)种类型：外向扩张型、内向保守型以及(ji)流动型。外向扩张型的地方实力派往往不满足于(yu)现有的统治区域，希望(wang)向外扩张来(lai)拓展(zhan)统治区域，实现汲取外在的军事资源、政治资源、经(jing)济资源。他们通过扩充地盘(pan)实现自身的军事政治力量的扩展(zhan)。比如桂系、宋哲元的29军属于(yu)外向扩张型。内向保守型则(ze)是趋向强化自身对地方社会的统治，一方面(mian)抵御外来(lai)的控制以及(ji)中央对当地的渗透(tou)，另一方面(mian)则(ze)强化对内部的控制。四川军阀、西北三(san)马、滇系军阀都是这(zhe)种类型。流动型军阀最大的特点(dian)便是有军队、没地盘(pan)，故而这(zhe)些军阀一般会选择依存某(mou)一方，比如石友三(san)就是在各方政治势力之间来(lai)回变换。
新桂系作为李宗仁、白崇禧主导的广西地方军政集团，自北伐以来(lai)，以“小省强人”的姿态迅速崛起，其势力控制区域不断扩大，从广西镇南关延伸至华北地区。然而，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渐趋激化，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最终以桂系遭遇重挫(cuo)告终。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桂系联合阎锡山(shan)、冯玉祥共同反蒋，倾师北上入湘，却遭遇滇系军阀龙云、粤系军阀陈济棠东西夹(jia)击(ji)，使得桂系再度陷入险境。与此同时，广西因连年征战，民生凋敝，社会经(jing)济不堪重负，桂系生存环境可(ke)谓险象(xiang)环生。桂系为扭转内外交困局面(mian)，1930年10月全力将滇军驱逐出境后，开始转向加强广西自身建设，再图进取。
1931年2月蒋介石发动汤山(shan)事件，囚禁胡汉(han)民。此举引发粤籍军政人物反弹。同年4月30日，萧佛成(cheng)、古(gu)应(ying)芬等四人联名(ming)通电(dian)斥责蒋介石违法叛党。陈济棠因不满蒋介石大幅削减军饷补助，在古(gu)应(ying)芬等影(ying)响下，5 月5日公开通电(dian)起兵反蒋。令桂系感到意外的是，汤山(shan)事件让粤桂从军事对立迅速转向团结合作，桂系生存环境因之发生重大变化。5月11日，李宗仁、白崇禧公开通电(dian)声援陈济棠，各派反蒋人士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形成(cheng)对峙局面(mian)。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胡汉(han)民获释，宁粤双方在沪展(zhan)开和(he)谈，达(da)成(cheng)妥协，取消广州国民政府，另行成(cheng)立国民党西南执(zhi)行部与国民政府西南政务(wu)委员会，负责两广军政事宜。胡汉(han)民则(ze)南下长居(ju)香港，与陈济棠、李宗仁等粤桂地方实力派合作，遥控指挥(hui)西南地方势力，加以贵州王家烈、云南龙云遥相呼应(ying)，使得西南成(cheng)为阻扰蒋介石实现国内政治统一不可(ke)忽视的因素。西南与南京政府长期对峙，不仅为桂系生存提(ti)供足够的战略缓冲空间，也使其获得相对稳定的发展(zhan)环境。
桂系有鉴于(yu)此，提(ti)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建设纲领，主张实践三(san)民主义应(ying)采取“自卫、自治、自给(gei)”的“三(san)自”政策(ce)，重点(dian)推行民团制度，将广西各区壮丁分别编队训练，以充实自卫力量、推行政令。在军事建设方面(mian)，桂系提(ti)出寓兵于(yu)团、寓将于(yu)学、寓征于(yu)募，将民团组织训练、学校军事训练与征兵结合起来(lai)，广西地方社会呈现出高度军事化的态势。在经(jing)济建设领域，则(ze)着重推行自给(gei)政策(ce)，不仅奖励私人投资，更强调政府直接投资、发展(zhan)国家资本。然而，广西僻处边陲，地方贫瘠(ji)，财政来(lai)源极为有限，桂系依靠田赋等税(shui)入难以维(wei)持(chi)地方政府有效运转，加之桂系大肆推行地方建设，整军备武、扩充兵源，对财政收入的需求急剧上升。例如1933年桂系军队各项开支超过2100万元，占广西省财政支出的40.24%。时任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坦言，“既不能效法四川预征若干年的田赋，又不能增加其他的税(shui)项，这(zhe)真(zhen)是个令人头疼(teng)的问题”。为开拓饷源，桂系将目光转向过境广西的鸦片(pian)贸易。
自1858年开始实施鸦片(pian)贸易合法化政策(ce)，鸦片(pian)种植迅速在国内各地泛滥(lan)，以西南诸省为甚，贵州种烟之区约占全省2/3，云南产(chan)烟之盛更是倍(bei)于(yu)他省。正因如此，20世纪30年代(dai)初期的西南各省，不仅财政高度依赖鸦片(pian)特税(shui)，并且在鸦片(pian)种植、运输、销售的过程中，粤桂滇黔(qian)亦逐步形成(cheng)利益共同体。云贵作为西南地区的主要鸦片(pian)产(chan)地，地方军政开支对鸦片(pian)特税(shui)具有较高依赖性。云南滇系军阀龙云全面(mian)垄断鸦片(pian)种植与销售，用以扩充军力，故而在与粤桂政治合作中常居(ju)于(yu)主动地位，且态度变化不定。至于(yu)贵州，则(ze)因犹国才与王家烈的混战而长期陷于(yu)混乱局面(mian)，双方为获得军事优势，竞相向粤桂让渡部分鸦片(pian)税(shui)收利益，以换取其政治支持(chi)，粤桂坐收渔翁之利。其中王家烈便与桂系许诺以鸦片(pian)转道广西过境换取桂系的支持(chi)。在西南地区，粤桂逐渐形成(cheng)互相依存之势，经(jing)两省反复商议后，就鸦片(pian)征税(shui)问题达(da)成(cheng)共识，施行粤桂禁烟联络办法，决定对运往两广的鸦片(pian)统一征税(shui)，按比例分成(cheng)，分出部分利益给(gei)广西。广西因该(gai)省地理环境、禁烟政策(ce)导致不适合大规(gui)模种植鸦片(pian)，又因滇黔(qian)烟土(tu)转桂输粤数量巨大，禁烟罚金已成(cheng)桂系财政收入之大宗。相较于(yu)田赋等传(chuan)统收入，禁烟罚金不仅税(shui)源巩固、更具保障，并且征税(shui)对象(xiang)主要为过境广西的鸦片(pian)行商，即便加税(shui)也不会对本省民众(zhong)产(chan)生额外的经(jing)济负担，故禁烟罚金在广西财政结构(gou)中日益显要。1933年，广西财政收入约5091万元，其中禁烟罚金高达(da)1806万元，占比达(da)35.48%。而桂系所筹办的地方民团资金主要借助过境鸦片(pian)额外征税(shui)筹措。
对于(yu)桂系而言，一九三(san)〇年代(dai)前期的生存逻(luo)辑重在寻求与粤、滇、黔(qian)西南诸省的政治合作，以维(wei)持(chi)西南半独(du)立的割据局面(mian)，当面(mian)对南京国民政府强势挤(ji)压之时，能够获得必要的战略缓冲空间；并且试图确保禁烟罚金的稳定可(ke)控，为军政建设提(ti)供源源不断的财政资源。但是鸦片(pian)运输路线的选择权受(shou)制于(yu)滇黔(qian)，税(shui)率决定权操之于(yu)粤，亦是不争的事实，故而桂系寻求西南政治合作与保障禁烟罚金之间又呈不可(ke)分离之势。
二、国民政府统合西南的策(ce)略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虽完成(cheng)形式统一，但以桂系为代(dai)表的地方军政集团的存在，仍旧是蒋介石实现地方政治整合必须克服的严峻挑战。即便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支持(chi)下，成(cheng)功击(ji)败晋系、桂系、西北军，然而各派新军阀在地方经(jing)营多年，灭而不绝。在蒋看(kan)来(lai)，整理政治、统合地方实力派、巩固基本势力，成(cheng)为此时执(zhi)政的核心要务(wu)。
面(mian)对地方势力的挑战，蒋介石虽可(ke)通过军事手段暂时予(yu)以压制，但受(shou)客观政治环境以及(ji)自身力量的限制，如果不通过输诚改编、调离防区等方式将之分化瓦解，就难以彻底消灭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力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人反对内战、要求团结一致的呼声高涨，依靠军事解决地方势力的方式面(mian)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蒋介石逐步转变策(ce)略，寻求其他手段驾(jia)驭(yu)各地方势力。相较于(yu)军事解决，蒋介石更青睐利用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派系矛盾，使之彼此钳制、相互制衡，从而坐收渔翁之利。粤桂之间自1929年李济深被(bei)蒋介石扣(kou)留于(yu)汤山(shan)后，迅即陷入分裂，甚至爆发两次粤桂战争。然而待至1931年粤桂抛弃前嫌、联合反蒋，蒋介石依靠粤桂地方实力派彼此钳制的政治策(ce)略也就无从实现了。尽管此后蒋介石多次尝试拆分粤桂，使之相互制衡，但粤桂对此极为警惕，颇多防范，因而效果不彰。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施行税(shui)收及(ji)币(bi)制改革、整顿国内公债，使得蒋介石积累了远较各地方实力派更为雄厚的财政资源。而地方实力派在国民政府不断渗透(tou)与挤(ji)压之下财枯力竭。财政经(jing)济措施逐步成(cheng)为蒋介石整合地方势力不可(ke)或缺的手段。例如通过各项经(jing)济制度改革将多种地方税(shui)置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在挤(ji)压地方生存空间的同时，使得南京与地方控制的财政资源处于(yu)更加不平衡的状态。另一方面(mian)，蒋介石以财政补助换取地方实力派的忠诚且凭借财政补助多寡对其形成(cheng)制约。西南诸省对鸦片(pian)特税(shui)高度依赖的财政结构(gou)，让蒋介石意识到可(ke)通过鸦片(pian)统制手段整合西南地方势力。
早在1928年蒋介石创设两湖特税(shui)清理处，不断强化对鸦片(pian)贸易的控制和(he)税(shui)收的汲取。1932年，蒋介石将两湖特税(shui)清理处改组为汉(han)口禁烟督察(cha)处，后又成(cheng)立豫(yu)鄂皖赣四省农(nong)民银行，专(zhuan)门负责特税(shui)业(ye)务(wu)的办理。1934 年4月1日，蒋介石将汉(han)口禁烟督察(cha)处升格(ge)为禁烟督察(cha)处，该(gai)处不受(shou)立法、行政、司法各机关法令限制，自行立法执(zhi)法，实行鸦片(pian)统收统运。汉(han)口作为鸦片(pian)集散贸易中心，川、滇、黔(qian)烟土(tu)在长江流域销售均须通过该(gai)地行销各省，在农(nong)民银行金融措施配合下，禁烟督察(cha)处迅速将鸦片(pian)贸易行商纳入鸦片(pian)统制体系。以鸦片(pian)统制为代(dai)表的财政经(jing)济手段逐步成(cheng)为国民政府钳制西南诸省的重要砝(fa)码。南京国民政府凭借其雄厚的军政实力，通过实施统制政策(ce)，强行将鸦片(pian)贸易从生产(chan)到消费的大部分利润转移至自己手中，同时依靠鸦片(pian)统制不断强化对地方势力的压制，并以税(shui)率升降羁(ji)縻西南诸省军阀。南京国民政府以禁烟为名(ming)实施的鸦片(pian)统制，使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yi)愈发呈现不对等状态。
三(san)、黔(qian)局重组与桂系的生存困境
1934年中央红(hong)军长征进入贵州，蒋介石以“剿(jiao)共”为名(ming)率军顺势进入贵州，西南固有的地缘政治经(jing)济格(ge)局被(bei)打破。白崇禧等人意识到中央军若不离贵州，桂系生存将会面(mian)临新的困境。孰料中央军入黔(qian)后，王家烈地位朝不保夕，薛岳在严防桂系进军贵阳的同时，利用王率军防守乌江、贵阳兵力空虚之机，径往贵阳，抢(qiang)先控制其统治中枢，贵州原有的政治格(ge)局被(bei)打破。而随着中央政府强化对贵州的渗透(tou)、控制，桂系也逐步丧失西面(mian)的战略缓冲空间。
国民党中央军成(cheng)功控制黔(qian)局后，蒋介石于(yu)1935年2月13日致电(dian)薛岳，令其设法统制黔(qian)土(tu)，改道川湘运销，勿再入他省。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命龙云担任“剿(jiao)匪”第二路军总司令。同年3月龙云向薛岳表态效忠南京，承(cheng)诺努力进行禁烟诸要政，自5月起实行统制专(zhuan)运。面(mian)对此形势，谋取贵州实际控制权，成(cheng)为桂系解决生存问题的重要选项。恰逢蒋介石向桂系提(ti)出合作意向，对于(yu)桂系而言，和(he)蒋谋黔(qian)、改变生存环境就成(cheng)为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为瓦解粤桂联盟，蒋介石在掌控贵州后，强调先桂后粤，以黔(qian)制桂，逼(bi)桂就范。双方于(yu)1935年3月31日开始谈判，在多方举措下，桂系开始考虑与中央缓和(he)关系。同年8月，李宗仁召集桂系核心成(cheng)员商讨应(ying)对时局方案，最终决定与蒋合作，前提(ti)条件是桂系控制贵州，具体办法包括：改组西南政务(wu)委员会；粤设一绥靖主任，桂黔(qian)设一绥靖主任；粤桂军队重新改编，番号与全国一致。为迫(po)使粤系军阀陈济棠就范，蒋介石满足桂系的诉求，由李宗仁出任滇黔(qian)桂绥靖主任、龙云为副主任，试图以贵州控制权与现实经(jing)济利益为饵，分化西南，以桂制粤。经(jing)过与桂系关系密切的贵州省主席吴忠信从中转圜撮合，蒋桂于(yu)11月达(da)成(cheng)初步共识：如若桂方对粤积极采取军事行动，南京国民政府充分接济桂方；即便桂消极自保，蒋介石亦将给(gei)李宗仁西南边防名(ming)义，并予(yu)以物质上的补助。
然而，龙云闻悉(xi)桂系谋黔(qian)，表示滇黔(qian)不可(ke)分离，亦向蒋介石要求贵州绥靖权。蒋左右权衡，示意暂时搁置李宗仁滇黔(qian)桂绥靖主任的任命，桂系功败垂成(cheng)，对蒋疑忌日趋加深。除此之外，蒋介石一直暗(an)中推行鸦片(pian)统制政策(ce)，重新规(gui)划黔(qian)土(tu)运输路线，将其置于(yu)禁烟督察(cha)处掌控之下。为加快黔(qian)土(tu)改道，挤(ji)压桂系以鸦片(pian)过境税(shui)为主体的财政收益，国民政府不断提(ti)高黔(qian)土(tu)过境广西的税(shui)额。随着贵阳至重庆公路完工，以及(ji)湖南至四川铁路的规(gui)划建设，黔(qian)土(tu)贸易改道至长江流域已成(cheng)定局。1935年10月，蒋介石电(dian)令龙云要求云南从速落实鸦片(pian)统制政策(ce)，加速滇土(tu)改道黔(qian)省运销外地的进程。黔(qian)、滇两省烟土(tu)改道武汉(han)，不再通过广西，使得桂系财政急剧恶化。不仅如此，南京国民政府施行法币(bi)改革，以中央、中国、交通三(san)行钞票为法币(bi)，使广西金融秩序迅速陷入紊乱。至1936年3月，广西财政在中央政府打压下已呈枯竭之势，当月已亏空1000万元。
四、粤桂合谋反蒋的筹划
1936年1月，胡汉(han)民自欧洲回国。蒋介石极力拉(la)拢胡赴京合作。若蒋胡合作，桂系长期依靠的西南政务(wu)委员会等政治屏障就再无存在的合法性。同月22日，桂系要员白崇禧、刘斐等人商议认为劝阻胡汉(han)民入京，确保胡与两广合作。在此局面(mian)下，西南具体做法有三(san)：一是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抗日救国号召国人；二是西南脱(tuo)离南京政府，形成(cheng)地方割据；三(san)是臣服于(yu)蒋，与南京团结，一致对外。桂系与蒋矛盾激化，为保存地盘(pan)、维(wei)持(chi)地方分权，倾向于(yu)推动西南共同反蒋。
与此同时，陈济棠因币(bi)制改革受(shou)损、福建绥靖权、粤汉(han)铁路控制权等生存空间和(he)现实利益冲突，与蒋介石的关系愈发恶化。粤桂与中央因派系纠(jiu)葛、经(jing)济利益、地缘政治多重因素交互叠(die)加，矛盾迅速激化。1936年3月19日，李宗仁致电(dian)白崇禧，望(wang)其迅速赶赴广州，强调此乃陈济棠催促，共商反蒋计划。经(jing)白崇禧、黄旭初等人共同研判陈氏反蒋决心后，决定应(ying)由广西方面(mian)具体做法，整体而言就是政治上努力进取，军事上攻势防御。孰料5月12日胡汉(han)民突然离世，粤桂恐失凭借，更加速两广反蒋的步伐。与此同时，云南龙云、湖南何键态度暧昧，意欲相机而动。在两广看(kan)来(lai)，滇、湘与粤桂合作反蒋，不仅扩大西南声势，也可(ke)获得更多战略缓冲空间。此时日军增兵华北，挑起事端。粤桂军政要员认为可(ke)借蒋介石一贯的妥协政策(ce)举起反蒋大旗。此外，日本驻广州领事馆武官臼田宽三(san)积极鼓动粤桂合作反蒋，强调机不可(ke)失，利用西南与南京对立关系，迫(po)使国民政府改变对日政策(ce)。临近起事，陈济棠犹豫(yu)不决，桂系抓紧策(ce)动陈济棠反蒋。陈思考再三(san)，认为此时联合反蒋尚有胜算，决定与桂共同举事，并向白崇禧表示“粤桂绝不分手”。
陈济棠因现实利益冲突，再起反蒋之心并主动联络桂系提(ti)出反蒋，但瞻前顾后、犹豫(yu)再三(san)，桂系对陈半信半疑，恰逢胡汉(han)民突然离世，桂系政要李、白感到非反蒋无以自存，再三(san)鼓动下，最终两广事变于(yu)1936年6月爆发。
五、反蒋计划的顿挫(cuo)与蒋桂合作的实现
两广事变爆发后，粤桂军队分头向湖南进发，桂系积极策(ce)动何键公开反蒋。何键首鼠两端，态度模棱两可(ke)，而龙云又态度圆滑，静观其变，最终罗霖率中央军抵达(da)衡阳，占取先机，何键完全倒(dao)向南京，两广期待的滇湘响应(ying)局面(mian)并未出现，遂于(yu)6月10日中止北上计划。
事变爆发后，日本外务(wu)省认为两广事变是粤桂地方实力派利用国内日趋高涨的抗日情绪，以抗日为名(ming)的反蒋运动，实则(ze)影(ying)响此时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正在进行的谈判，恐对整体侵华政策(ce)形成(cheng)阻碍(ai)。日本陆军部则(ze)认为两广事变影(ying)响扩大将会有重燃全中国民众(zhong)抗日运动的风险，与牵制南京政府这(zhe)一原初目标背道而驰。故而，日本反对两广的抗日旗号。此外，英国驻华大使馆为维(wei)护其在华南利益，提(ti)示英国企业(ye)目前与两广进行经(jing)济或商业(ye)上的往来(lai)都将是危险行为，无意介入两广事变并有意与两广政府保持(chi)距离。
桂系寄希望(wang)于(yu)华北宋哲元、韩复榘(ju)的响应(ying)，均以无果告终。粤桂经(jing)济秩序、军事物资在中央封(feng)锁下愈发难以为继。内外交困下，桂系转而希望(wang)通过谈判维(wei)持(chi)事变之前的格(ge)局状态。7月8日，白崇禧致电(dian)黄绍竑，态度软化，意图向蒋介石和(he)解。然而，次日余汉(han)谋率部倒(dao)向南京，陈济棠兵败如山(shan)倒(dao)。在广东已被(bei)蒋介石控制的情况下，桂系决定与蒋言和(he)。23日，李、白致电(dian)蒋介石，愿意接受(shou)广西绥靖正副主任任命。蒋却突然改调李宗仁为军委会常委、白崇禧为浙江主席，意图激怒(nu)李、白。桂系退(tui)无可(ke)退(tui)，邀请李济深商议，决定宣布自治，脱(tuo)离南京国民政府。为增加胜算，桂系不仅积极与国内各地方实力派联系，以壮声势，还希望(wang)通过李济深联络共产(chan)国际寻求苏联的援助。此时，张学良与中共已就抗日统一战线达(da)成(cheng)共识，并委派参谋解如川去广西，希望(wang)联合抗日。此外，四川刘湘态度积极，于(yu)8月19日开始与桂系直接秘密通电(dian)，并达(da)成(cheng)合作协议。后因张学良提(ti)出发动反蒋行动尚需1-3个月时间，而刘湘始终不肯出头反蒋，桂系密谋与川湘、东北军合作组建抗日政府的计划遂告流产(chan)。
鉴于(yu)广西财政困难，难以长久支撑，桂系政要决定与蒋言和(he)。9月4日李宗仁召集桂系核心人物就和(he)谈条件磋商，最终决定：广西党政依旧；中央向桂系提(ti)供巨额财政补贴，军队撤退(tui)至相当地点(dian)后，即通电(dian)就新职(zhi)。 蒋介石应(ying)允，蒋桂合作达(da)成(cheng)，与中央对立数年的西南政权也告终结。
余论(lun)
桂系作为国民党统治时期持(chi)续时间最久、影(ying)响极为广泛的地方政治势力，一方面(mian)它拥有其他地方实力派类似的特征，另一方面(mian)它仍有不同于(yu)其他地方实力派的鲜明特质：一是有问鼎(ding)中央权力的意愿与政治行动能力；二是极为重视团体的纯洁性、稳定性和(he)团结性；三(san)是桂系部分将领对国际局势、时代(dai)潮流有一定的认识。他们看(kan)到民族主义兴起之下，抗日潮流不可(ke)阻挡。
桂系生存逻(luo)辑的转变，从联合西南以自保转向与蒋合作换取生存所需的财政资源和(he)地盘(pan)。南京国民政府虽以财经(jing)措施撬(qiao)动西南政局促使桂系政治态度转变，但蒋介石面(mian)对鸦片(pian)贸易的巨额财政收益以及(ji)鸦片(pian)统制所实现的中央政府权力扩张与强化，深陷其中。蒋向外承(cheng)诺的分期禁绝烟毒政策(ce)根(gen)本无从落实，对鸦片(pian)特税(shui)的需求反而与日俱增。广西的政治与经(jing)济结构(gou)仍旧如昔，桂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chu)并未受(shou)到根(gen)本改造(zao)，虽然因现实困境被(bei)迫(po)向中央臣服，倘若中央政局出现剧烈变动或无力向广西提(ti)供足够财政补贴之时，又或桂系自身控制的区域与财赋力量转趋强大后，双方再次走向对立也就难以避免。本次报告也是为后续研究(jiu)抗战时期桂系的发展(zhan)做一个铺垫。今天的报告就到这(zhe)里，谢谢大家！
讲座现场
主持(chi)人：非常感谢贺老师的精彩报告。我们之前对于(yu)桂系在两广事变当中的角色还是觉得比较模糊，但通过刚才这(zhe)种条分缕析，两广事变中桂系的角色开始变得清晰起来(lai)。我们通过贺老师的报告了解到，其实在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桂系一度陷入绝境，但是到1931年汤山(shan)事件之后，相当于(yu)绝处逢生了。在宁粤对峙的局面(mian)之下，桂系联合西南诸省争取到自己的生存空间。新的转折点(dian)出现在1935年，随着中央政府控制贵州，桂系的生存环境再度发生变化。我觉得对我们有很大启发的地方是多角度观察(cha)中央政府削弱地方实力派的举措，有军事的策(ce)略，然后有政治的分化，又有经(jing)济的钳制。特别是经(jing)济方面(mian)可(ke)能以往关注的比较少。从前学界可(ke)能更趋向就经(jing)济谈经(jing)济，关注民国时期财政改革、法币(bi)改革、粤汉(han)铁路的打通、鸦片(pian)统制的经(jing)济效益。贺老师则(ze)是将这(zhe)些举措置入当时的国内政局下进行讨论(lun)，的确是以一种新视角切入，也有更加深入的研究(jiu)。
此外，我们会发现贺老师的视野非常开阔。他并不是就桂系谈桂系，而是把桂系与周(zhou)边的地方实力派一同讨论(lun)，比如讨论(lun)桂系和(he)粤系的关系，桂系和(he)滇系、黔(qian)系之间的关系，桂系和(he)湘系的关系，甚至和(he)华北的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然后和(he)东北军的关系。在国际层面(mian)，我们就可(ke)以看(kan)到桂系尝试从日本方面(mian)获得援助，然后后面(mian)又转向了和(he)苏联方面(mian)寻求援助。我觉得这(zhe)样的研究(jiu)视野真(zhen)的是特别的开阔，这(zhe)些都给(gei)我们很多启发。我们之后也非常期待贺老师继续研究(jiu)抗战时期的桂系和(he)中共方面(mian)的关系，并期待您的新研究(jiu)问世，供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