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天元是我非常(chang)喜欢(huan)的一位科普作家。他的《上帝掷骰子吗？》也是我叶公好龙式地收罗到的科普读物里不多的几本细细阅读过的书籍。我还记得(de)十多年前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的感受，那(na)种智性的震撼(han)和愉(yu)悦在我有(you)限的阅读生涯中几乎屈指可数。所(suo)以，不难想象，作为一个研究公共理性的哲学从业者，当我看到《上海(hai)书评》最近刊(kan)发的曹天元新(xin)作《“理性对话”与“贝叶斯推断”》（以下简(jian)称(cheng)曹文）时，放下手头杂事(shi)一睹为快自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shi)。
然而，这次的阅读体验却多少有(you)点五味杂陈。我完全(quan)认同并支持科普工作者除了应该传播具体的科学知识，还应该传播关(guan)于科学本质和科学方法(fa)的知识。我也依旧极(ji)大地受教于曹文对于“贝叶斯推断”的生动介绍。但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曹文似乎认为，“贝叶斯推断”意味着理性对话应该唯证据是从，只考虑(lu)经验性的客观事(shi)实，不必反(fan)思各方原先的初(chu)始(shi)观点。特别是，它还把最近舆论(lun)场上的事(shi)件作为案例来演示贝叶斯推断的计算过程。这两个主张/做法(fa)，在我看来，都不太恰(qia)当，并且，如(ru)果(guo)说前者还只是有(you)所(suo)偏(pian)颇和需要被补充、完善的话，后者则完完全(quan)全(quan)是一种可以被归责的错误。
接(jie)下来，我会首先指出，在理性对话中只诉(su)诸贝叶斯推理是有(you)误导的，然后解释，为什么类似姜萍事(shi)件这样的争论(lun)根本就不应该成为理性对话的主题。我认为，当前舆论(lun)场上的很多怪象不只是因为争论(lun)各方缺乏(fa)共同的科学观，还因为他们缺乏(fa)对理性对话本身——特别是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反(fan)思。不仅如(ru)此，这种缺乏(fa)部分地是因为，有(you)太多人只把理性对话视为“事(shi)实判断”，忽视了对话背后的道德约束，而这种道德约束其实是内在于理性对话的活动之中的。也就是说，理性对话不只是“事(shi)实判断”，更是有(you)价值取向的公共活动。
按照曹文，公共交流要想避免陷入(ru)“鸡同鸭讲”的境地，需要先建(jian)立一个共同的理性对话的框架，“贝叶斯推断”则可以发挥这种作用。因为它一方面(mian)主张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总是概率性的和敏感于证据的——每一个新(xin)证据的出现都会增加或减少人们对相关(guan)命题的确信程度，另一方面(mian)又表明，只要新(xin)证据的数量足够(gou)多，即便人们一开始(shi)的观点（“先验概率”）很不一样，最后也能聚合到相同的结论(lun)（“后验概率”）上来。曹文因此提倡把“贝叶斯推理”作为公共讨论(lun)的基本推理原则，鼓励讨论(lun)者们成为“唯证主义者”，“不在乎辩论(lun)的‘胜(sheng)负’，只关(guan)心应该如(ru)何(he)根据目前的证据，去(qu)‘合理’地判断一个事(shi)实”。
表面(mian)看来，这种唯证据是从的态度和方法(fa)颇能体现理性对话应该具备(bei)的“拒绝独断”“忠于事(shi)实”“达成共识”等美德。但这些(xie)优势在把“贝叶斯推断”应用于现实世界的公共讨论(lun)时是否能够(gou)得(de)到保持？我深表疑虑(lu)。
首先，一个明显的困(kun)难在于，公共讨论(lun)中的人们对于究竟什么才算是“证据”是有(you)分歧的，并且这种分歧很难被消(xiao)除。诚(cheng)然，科学家们在使(shi)用“贝叶斯推断”时也会经常(chang)争论(lun)相关(guan)证据是否可靠、效力如(ru)何(he)。可是这种争论(lun)是发生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家族之争”——科学家已经分享(xiang)了很多的观念、直觉和知识，所(suo)以，即便他们经常(chang)发生分歧，这些(xie)分歧也大抵可以诉(su)诸共同的前提进行调和。现实世界的公共讨论(lun)却很不一样，它经常(chang)（并且应该）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毕竟，公共讨论(lun)的“公共性”就在于要足够(gou)包容和降(jiang)低门槛，它不应该像(xiang)专业的学术会议那(na)样设立门槛拒绝非专业人士的参与。
事(shi)实上，一旦我们注意到，公共讨论(lun)中的人们拥(yong)有(you)非常(chang)不同的世界观，那(na)么他们很有(you)可能在证据方面(mian)就没有(you)办(ban)法(fa)达成一致(zhi)，因为证据经常(chang)不是公开、透明的事(shi)实，而是需要被诠释的现象。X光片、B超画像(xiang)等只有(you)对于专科医生来说才是可解读的，对于普通人，它们几乎只是模糊的黑白照而已。“虚热”“滑脉”“腐苔”这样的现象只有(you)在中医的理论(lun)框架下才具有(you)认知价值。如(ru)果(guo)不按照传统中医的方式去(qu)看待人体活动，这些(xie)现象即便是可以被理解的，也不太可能直接(jie)成为诊断的证据。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说，公共讨论(lun)中之所(suo)以出现这种关(guan)于证据的分歧，就是因为有(you)些(xie)人没有(you)采(cai)纳“贝叶斯推断”的方法(fa)，不恰(qia)当地赋予某些(xie)现象过高或过低的概率值。比如(ru)，假如(ru)大家都严格按照循证医学的要求去(qu)做，那(na)么过去(qu)很多看上去(qu)可靠的“证据”就有(you)可能被证伪，人们也将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那(na)些(xie)可以精确描述和测量的经验性事(shi)实上，而不是简(jian)单地诉(su)诸类比和联想。有(you)学者就是这样来总结现代(dai)科学的成功“秘诀”的：科学家们在解决分歧时永远只诉(su)诸经验性的事(shi)实，永远拒绝道德说教、审美判断、神秘体验、政治权威等的介入(ru)。但即便如(ru)此，我也很担心只把经验性客观事(shi)实作为证据会给公共讨论(lun)带来什么后果(guo)。
我们可以留意下，公共讨论(lun)的主题主要是人们的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中的很多事(shi)实是由制(zhi)度、习俗等规则来定义的。没有(you)关(guan)于限速的交通规则，就不会有(you)超速这回事(shi)；一个免签证入(ru)境的国家不会存在偷渡的行为；如(ru)果(guo)没有(you)法(fa)定工作时间，“996”就不是加班……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很多经验性事(shi)实由此内在地具有(you)“制(zhi)度基因”。公共讨论(lun)中的人们如(ru)果(guo)不加批判地把这些(xie)事(shi)实作为证据接(jie)受下来，其结果(guo)很可能是纵(zong)容（甚至助长）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偏(pian)见和歧视。再一次地，公共讨论(lun)在这方面(mian)的情形和科学研究截然不同：科学研究中的证据总是在控制(zhi)变量的前提下获(huo)得(de)的，它的出现概率就是特定变量之间的相关(guan)性；公共讨论(lun)中的人们始(shi)终是在现存制(zhi)度的约束下观察(cha)和收集相关(guan)事(shi)实的，这些(xie)事(shi)实只能揭示不同变量在现状中的相关(guan)性。在公共讨论(lun)中要求唯证据是从，由此很容易导致(zhi)人们无视现象背后更加深刻(ke)和根本的社会结构问(wen)题，把理性对话变成既得(de)利益者自我粉饰和麻痹弱者的工具。
当代(dai)哲学在这方面(mian)其实有(you)很多讨论(lun)。比如(ru)，反(fan)面(mian)的例子是像(xiang)著名生物学家、DNA之父詹姆(mu)斯·沃森这样的种族实在论(lun)者（race realists）。沃森曾经因为公开宣称(cheng)“基因导致(zhi)黑人的平均智商要比白人低”饱(bao)受批评。如(ru)果(guo)我们唯证据是从，那(na)沃森的观点其实是有(you)经验事(shi)实支持的：的确有(you)统计数据表明，在美国，黑人儿童要比白人儿童低十五个智商点。为沃森鸣(ming)不平的人们因此经常(chang)抱怨(yuan)“政治正确”遮蔽(bi)了客观事(shi)实。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到美国社会中很多黑人从一出生开始(shi)就制(zhi)度性地处于营(ying)养匮乏(fa)、教育缺失等不利境地，统计数据就只是确认了美国黑人正在遭受系统性压(ya)制(zhi)的现状而已，不能说明他们智商方面(mian)的内在不足。
正面(mian)的例子当然也有(you)很多。一些(xie)社会知识论(lun)的研究注意到，弱势群体由于缺乏(fa)足够(gou)的话语资源，经常(chang)没有(you)办(ban)法(fa)清楚地理解和表达自己遭遇到的不公。比如(ru)，在“性骚扰(rao)”这个概念没有(you)出现之前，很多女性可能都没有(you)意识到有(you)些(xie)所(suo)谓“调情”“开玩笑”其实是对自己的侵犯。或者，即便她们对此深感厌恶和不满(man)，也很难把这种感受转化为可以抱怨(yuan)和控诉(su)的正当理由。她们相反(fan)收到的经常(chang)是诸如(ru)“不要玻璃心”这样的反(fan)馈。如(ru)果(guo)在这个时候还要唯证据是从，弱势群体遭受到的不公就很有(you)可能被无视和压(ya)制(zhi)。反(fan)之，如(ru)果(guo)能够(gou)允许人们在公共讨论(lun)中更自由地表达和交流自己更加主观的感受，这些(xie)不公平的现象将更有(you)可能得(de)到严肃对待和矫正。
“性骚扰(rao)”这个概念事(shi)实上就是这样产(chan)生的：康奈尔大学一位女雇员持续遭到某位教授的挑逗和身体触(chu)碰(peng)，她申请了校内岗位调动但没有(you)被批准；于是只好辞职并去(qu)申请失业保险(xian)，但在陈述离职理由时她只能选择(ze)“个人因素”，保险(xian)公司因此拒绝理赔；在寻求帮助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shi)分享(xiang)自己遭遇到的类似情形；最终她们在一张海(hai)报上写下了“性骚扰(rao)”这个词来描述这类事(shi)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公共讨论(lun)是如(ru)何(he)改变人们的集体认知，把看似个体性的主观感受确立为客观事(shi)实的。只是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反(fan)而需要破除唯证据主义的教条，在公共讨论(lun)中除了要关(guan)注已经得(de)到社会广泛承认的经验性事(shi)实，还要关(guan)注来自边缘群体的看似主观的诉(su)求。
如(ru)果(guo)说以上这些(xie)还只是为了补充曹文关(guan)于理性对话应该唯证据是从的主张的话，接(jie)下来我必须批评它把姜萍事(shi)件作为公共讨论(lun)中理性对话案例的做法(fa)。这里的问(wen)题不在于，某个人在参加数学竞赛时有(you)没有(you)作弊，而在于，公共讨论(lun)中的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摆出一副寻找(zhao)事(shi)实真(zhen)相的架势围绕这个话题进行所(suo)谓的理性对话。特别是，在这个案例里，主人公还根本不是什么公共人物，而是一个已经以实际行动表达了抗(kang)拒成为公共人物的未成年人，并且相关(guan)的竞赛也没有(you)得(de)到多少来自政府、高校、科研院所(suo)等机构的背书，除了以其自身的声誉为担保的荣誉外(wai)很难向获(huo)奖人提供别的什么好处。我相信，当很多人以反(fan)对逼迫他人自证清白为理由支持姜萍时，他们其实也分享(xiang)了类似的直觉。只是在我看来，这里的问(wen)题不只是举证责任应该怎么分配，更是什么样的话题可以进入(ru)公共讨论(lun)。
表面(mian)看来，某人在参加数学竞赛时有(you)没有(you)作弊，这是一个非常(chang)简(jian)单的事(shi)实判断，而既然是事(shi)实判断，人们当然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来还原真(zhen)相，获(huo)得(de)一致(zhi)的结论(lun)。但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在于，很多事(shi)实是与人这种独特的行为者密(mi)不可分的，主张一个事(shi)实经常(chang)不仅是在报告地球上曾经发生过某个特定事(shi)件，更是在针对相关(guan)行为者的品行进行评判。公共讨论(lun)中的人们当然不是不能进行这样的评判，但他们应该区分什么样的人、什么类型的品行以及应该以何(he)种方式进行评判。这里的情形和司法(fa)审判有(you)相似之处（尽(jin)管它没那(na)么严格）：不是所(suo)有(you)的纠纷都可以进入(ru)司法(fa)审判；即便进入(ru)司法(fa)审判，也不是所(suo)有(you)相关(guan)的事(shi)实都可以成为判决的证据；最后，就算是罪名成立，也不意味着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qu)执行判决。所(suo)以，假如(ru)人们非要在公共讨论(lun)中分析，比方说，某个普通人的恋爱(ai)经历、个人爱(ai)好、家庭(ting)投资、职业规划等涉(she)己（self-regarding）之事(shi)，那(na)他自然有(you)理由抱怨(yuan)和不满(man)——他不是不需要自证清白，而是即便自己做错了也不需要向公众交代(dai)和谢罪。用一句多少有(you)些(xie)简(jian)单、粗暴的话来说，那(na)就是：不关(guan)你事(shi)！
人们或许会说，参加数学竞赛不是涉(she)己之事(shi)，不应该和个人隐私(si)那(na)样免于公共讨论(lun)。的确，这里存在一些(xie)模糊地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觉得(de)自己有(you)冒犯到他人的原因。但我相信，只要我们注意到这里的数学竞赛不是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不会自动转换(huan)为公立大学的保送名额(e)或政府机构的公款(kuan)资助，更像(xiang)是数学爱(ai)好者们自娱自乐的民间比赛，那(na)么，姜萍事(shi)件是更接(jie)近个人生活中的涉(she)己之事(shi)还是更接(jie)近关(guan)乎公共资源分配的社会事(shi)件应该不难回答。退一步讲，即便有(you)其他参加竞赛的人向主办(ban)方提出了质疑，主办(ban)方也完全(quan)有(you)理由按照自己的方式决定是否要启(qi)动调查。这是它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自由空间。它就算在组织竞赛时真(zhen)的管理不善（甚至有(you)意纵(zong)容作弊），那(na)也只会败坏自己的口碑，用不着无关(guan)人士为了捍卫主办(ban)方的声誉而对一个未成年人严防死守。
总体来说，我非常(chang)赞成公共讨论(lun)应该成为理性的对话。但理性对话不应该只是收集证据、寻找(zhao)真(zhen)相的事(shi)实判断。因为比真(zhen)相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追(zhui)求什么样的公共生活。如(ru)果(guo)理性对话的目标只是为了寻找(zhao)真(zhen)相，那(na)为什么不干脆拒绝或者减少对话，把问(wen)题都交给法(fa)官、科学家、调查记者等专业人士？我们之所(suo)以选择(ze)与他人对话，而不是独白，在我看来，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理性行动者，都具有(you)平等的思考、决策和行动的能力。理性对话这种活动形式本身就蕴含着对人作为理性行动者的能力和尊严的肯定。所(suo)以，理性对话不仅应该遵循科学的方法(fa)，还应该坚持一些(xie)基本的道德约束。特别是，它应该尊重不同个体在理性地选择(ze)、追(zhui)求自己生活计划方面(mian)的根本利益。这意味着，在选择(ze)围绕什么样的话题进行理性对话时，人们应该更加谨慎一点，既要尊重他人在设定自己生活目标、发展个人兴趣爱(ai)好、维持人际交往等方面(mian)的自由，又要更敏感于社会结构中人们容易忽视的支配、偏(pian)见等更深层次的不平等。简(jian)单来说，理性对话在选择(ze)议题时应该是“不对称(cheng)”的：它应该对涉(she)及个人的事(shi)务“姑息迁就”一点，对涉(she)及社会结构的事(shi)务则“明察(cha)秋毫”一点；它应该让我们总是“半路相逢”。
人类理性是一种非常(chang)神奇的能力：既可以被“独白”地使(shi)用，也可以被“对话”地使(shi)用；既可以在全(quan)社会范围内公开使(shi)用，也可以在特定范围内非公开地使(shi)用；既可以用来寻找(zhao)真(zhen)相，也可以用来维持和调节人们的社会关(guan)系。在公共讨论(lun)中以对话的方式使(shi)用理性，这当然很好。但我们应该注意这种使(shi)用理性的方式更适合于实现什么样的目标。现在我已经解释了，“事(shi)实判断”不应该成为公共讨论(lun)中理性对话的首要任务，因为很多事(shi)实或者与公众无关(guan)，或者应该被抛弃和改变。公共讨论(lun)中的理性对话，在我看来，更适合实现另外(wai)一些(xie)目标：表达对他人的善意和尊重，反(fan)思和改变不如(ru)意的社会现状等。理性对话，在这个意义上，不只是“事(shi)实判断”，更是有(you)价值取向的公共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