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翟瑞民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hai)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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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bei)称为“小宪(xian)法”的刑事诉讼法即将迎来(lai)第四次(ci)修改。
2023年9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chang)委会公布(bu)立法规划，修改刑事诉讼法被(bei)列入第一类项(xiang)目，即“条件比较成熟(shu)、任(ren)期(qi)内拟(ni)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进入2024年以来(lai)，全国人大常(chang)委会法工(gong)委已多次(ci)就刑事诉讼法新一轮修改广泛调研，听取(qu)意见。
作为我(wo)国刑事司法领域(yu)的一部基本法律，刑事诉讼法担(dan)负(fu)着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quan)的两大功(gong)能(neng)，其每一次(ci)修改和完善不仅能(neng)规范刑事诉讼程序，而(er)且体现了(le)我(wo)国基本法治(zhi)理念的演进过程。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zhi)度改革背(bei)景下，刑事诉讼法再修如(ru)何完善刑事案件办理基本程序，强化当事人权(quan)利保障，以及如(ru)何细化电子数据取(qu)证规则(ze)等，都有待进一步(bu)讨论和明确。
从工(gong)具法到保障法
刑事诉讼法是规定刑事诉讼程序，确保刑法公正、准确实施的一部程序性法律。新中国首部刑事诉讼法制(zhi)定于1979年，此后(hou)分(fen)别于1996年、2012年、2018年历(li)经三次(ci)修正，形成了(le)目前这部基本法律规范，法条总数也扩充(chong)到308条。
为何仅仅间隔(ge)5年再次(ci)启动修改？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所所长卫跃宁(ning)教授对界面新闻介绍，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改主要(yao)是为了(le)适(shi)应(ying)国家监察体制(zhi)改革，与(yu)监察法进行衔接。监察法2018年3月施行后(hou)，我(wo)国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系(xi)统转隶，刑事诉讼法相关(guan)规定需要(yao)及时进行修改；其次(ci)是将试点中的认罪认罚从宽与(yu)速裁(cai)程序上升为法律；还有就是为反腐(fu)追赃规定了(le)缺席审判程序。
此外，卫跃宁(ning)表示，为了(le)适(shi)应(ying)社会治(zhi)理的需要(yao)，也为了(le)进一步(bu)完善刑事诉讼法，解决刑事诉讼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老问题(ti)，将实践中的成功(gong)经验与(yu)相关(guan)的司法解释、规则(ze)、规定中的成熟(shu)内容(rong)上升为法律，有必要(yao)再次(ci)修改刑事诉讼法。
卫跃宁(ning)还介绍，此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推进涉案企业合(he)规改革，并推出第三方监督评估机(ji)制(zhi)，目前此项(xiang)工(gong)作已经试点数年，相关(guan)制(zhi)度也需要(yao)立法进行确认和完善。
“刑事诉讼法过去比较强调其工(gong)具主义的功(gong)能(neng)，也就是所谓的‘刀把(ba)子’功(gong)能(neng)，在规则(ze)和制(zhi)度构建方面比较偏重于打击(ji)犯罪。”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ke)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魏晓娜告诉界面新闻，刑事诉讼法的历(li)次(ci)修改过程体现了(le)其从工(gong)具法到保障法的功(gong)能(neng)转型。
魏晓娜介绍，2004年宪(xian)法修正案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quan)后(hou)，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也增加了(le)保障人权(quan)条款。实际(ji)上，近年来(lai)刑事诉讼法几次(ci)修正也秉持了(le)保障人权(quan)的观(guan)念，几次(ci)修改非常(chang)注(zhu)重公民诉讼权(quan)利，尤其是犯罪嫌(xian)疑人权(quan)利的保障，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其功(gong)能(neng)定位正在发生转型。但是，这种(zhong)转型目前还没有完成，法律本身(shen)仍(reng)然遗留了(le)过去“刀把(ba)子”的一些(xie)痕迹，所以本轮修改应(ying)该(gai)留意这些(xie)条款的变化。
界面新闻注(zhu)意到，修改刑事诉讼法被(bei)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chang)委会立法规划后(hou)，全国人大常(chang)委会法工(gong)委即启动了(le)立法调研，去年以来(lai)先后(hou)赴各地及高校等研究机(ji)构开会座(zuo)谈，听取(qu)修改建议。
2023年11月10日，全国人大常(chang)委会法工(gong)委刑法室副主任(ren)黄永一行四人到浙(zhe)江(jiang)省(sheng)调研刑事诉讼法有关(guan)问题(ti)。2024年4月19日，黄永等全国人大常(chang)委会法工(gong)委多名负(fu)责人赴中国政法大学召开调研座(zuo)谈会，听取(qu)完善刑事诉讼法律制(zhi)度相关(guan)发言。2024年5月19日，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ke)学研究院举办“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yu)证据制(zhi)度建设”学术研讨会，黄永也到场(chang)参加，并主持主题(ti)发言。
“全国人大常(chang)委会法工(gong)委正分(fen)批分(fen)拨在不同高校和机(ji)构进行调研，现在主要(yao)是‘听’的阶段，各方都可以就刑事诉讼法如(ru)何修改充(chong)分(fen)发表各自的观(guan)点，但是立法机(ji)构目前还没有拿出具体方案来(lai)讨论。”有关(guan)专家表示。
以审判为中心
刑事诉讼法应(ying)该(gai)怎么(me)改？法学界看法侧重点不一。
“近年来(lai)，我(wo)国刑事犯罪在结构和类型上发生深刻变化，以前是盗(dao)窃、伤害类案件数量(liang)比较多，但是现在新型犯罪，特别是依托互联网实施的犯罪比较普遍，比如(ru)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等，所以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ci)修改应(ying)当在总体上关(guan)注(zhu)这些(xie)新的社会变化。”长期(qi)关(guan)注(zhu)刑事司法制(zhi)度改革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he)伙人徐红亮(liang)对界面新闻表示。
卫跃宁(ning)表示，关(guan)于刑事诉讼法修改，现在很难说已经在哪些(xie)关(guan)键(jian)领域(yu)形成共识，不过，像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zhi)度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zhi)度、刑诉法与(yu)监察法的衔接、证据（证人出庭、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ti)，以及轻罪治(zhi)理、涉案企业合(he)规等方面，各方都比较认可，有望在此次(ci)修改中作出进一步(bu)明确和完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了(le)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zhi)度改革，这些(xie)年来(lai)，改革有什么(me)效(xiao)果，需不需要(yao)纳入刑事诉讼法中，需要(yao)思考和斟(zhen)酌(zhuo)。”卫跃宁(ning)指出。
2014年10月发布(bu)的《中共中央(yang)关(guan)于全面推进依法治(zhi)国若干重大问题(ti)的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zhi)度改革。此后(hou)，“两高三部”于2016年联合(he)发布(bu)《关(guan)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zhi)度改革的意见》，形成了(le)改革的基本共识，搭建了(le)改革的框架基础。
人民法院报2023年9月报道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zhi)度改革是一项(xiang)极为纷(fen)繁复杂的系(xi)统性工(gong)程。目前，侦查中心主义的局面尚未根(gen)本扭转，检察中心主义的现象似有所显现，控辩失衡现象仍(reng)然较为严重，庭审依然面临证人出庭率较低(di)、庭后(hou)书面审理犹存、辩护律师作用有限(xian)、控辩对抗不足(zu)等限(xian)制(zhi)性因素，审判程序的权(quan)威、高效(xiao)和公正作用未能(neng)充(chong)分(fen)发挥。
“比如(ru)证人出庭作证问题(ti)，如(ru)果证人不能(neng)出庭就不是以审判为中心，还是‘以卷宗为中心’‘以侦查为中心’。此外，关(guan)于鉴定人出庭、侦查人员（调查人员）出庭等问题(ti)，上一次(ci)立法希望能(neng)够解决，实际(ji)上效(xiao)果并不明显，这次(ci)刑事诉讼法如(ru)何改革完善也是需要(yao)考虑的问题(ti)。”卫跃宁(ning)说。
徐红亮(liang)指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中，庭审实质化特别是证人出庭近年来(lai)做的还确实远远不够，新一轮修改需要(yao)关(guan)注(zhu)刑事诉讼法总则(ze)如(ru)何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的改革要(yao)求，也包(bao)括如(ru)何进一步(bu)落实“让审理者裁(cai)判、让裁(cai)判者负(fu)责”。
公开信息显示，全国人大常(chang)委会法工(gong)委此前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调研中，重点关(guan)注(zhu)了(le)电子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情况，包(bao)括开展网络犯罪侦查及电子数据证据的收集、留存、审查和使用等方面。
徐红亮(liang)介绍，电子数据证据在司法实践中非常(chang)重要(yao)，现在刑事案件不涉及电子数据的已经很少，但是我(wo)国对电子数据的提取(qu)、质证、认定等都还处在比较初期(qi)的阶段，比如(ru)非法证据排除制(zhi)度中，法律规定非法获取(qu)的言辞证据可以排除，那么(me)是否应(ying)把(ba)非法提取(qu)的电子数据排除在外呢？这个问题(ti)是存在争(zheng)议的。
卫跃宁(ning)表示，电子数据应(ying)用近年来(lai)在司法实践中非常(chang)广泛，甚(shen)至被(bei)称为“证据之王”，同时，这也是科(ke)技性非常(chang)强的证据，收集、审查、运用有特殊的规律。刑事诉讼法自2012年首次(ci)将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种(zhong)类加以明确，却没有对于电子数据收集、审查、运用方面进行详细规定。尽管“两高一部”对于电子数据证据出台了(le)联合(he)司法解释，公安(an)部也专门(men)作出规定，但是这些(xie)也是停留在位阶比较低(di)的状态，因此需要(yao)上升到立法层面加以明确。
修改趋向法典化？
人民法院报上述报道提到的检察中心主义现象日趋受到法律界关(guan)注(zhu)，这在认罪认罚从宽制(zhi)度实施中明显显现。
刑事诉讼法在2018年修改时正式(shi)确立了(le)认罪认罚从宽制(zhi)度。2019年10月，“两高三部”共同发布(bu)《关(guan)于适(shi)用认罪认罚从宽制(zhi)度的指导意见》，对认罪认罚从宽制(zhi)度的基本原则(ze)、当事人权(quan)益保障等作出了(le)具体规定。
“认罪认罚从宽制(zhi)度重点是要(yao)确保犯罪嫌(xian)疑人自愿、真实表达意见以及作出选(xuan)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项(xiang)制(zhi)度执(zhi)行中尚存在一些(xie)明显的问题(ti)，部分(fen)案件中明显存在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挟(jia)裹当事人的意志，甚(shen)至个别案件存在变相“逼迫”当事人认罪认罚的情况，这是一个值得注(zhu)意的问题(ti)。”徐红亮(liang)表示，认罪认罚从宽制(zhi)度实施过程中，存在检察权(quan)在一定程度上僭越审判权(quan)之嫌(xian)，法院审判权(quan)有虚化的倾向。
“认罪认罚从宽制(zhi)度其实涵盖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当中，关(guan)于认罪的自愿性、真实性，实务中办案机(ji)关(guan)为了(le)提高适(shi)用比例(li)会强推这一程序，被(bei)告人认罪的自愿性、真实性就会受到质疑，这种(zhong)问题(ti)应(ying)该(gai)在立法中加以改善。”卫跃宁(ning)表示。
魏晓娜表示，过去在工(gong)具主义思维之下，制(zhi)度和规则(ze)的构建往往是从公权(quan)力机(ji)关(guan)方便行使权(quan)力的角(jiao)度来(lai)考虑，而(er)在保障人权(quan)方面考虑不周，这次(ci)刑事诉讼法修改应(ying)该(gai)沿着既定的方向继续走下去，把(ba)过去留下的结构性缺憾予以弥(mi)补。
在她看来(lai)，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侵犯公民财产权(quan)、隐私权(quan)的措(cuo)施，比如(ru)查封(feng)、扣押、冻结、搜查，甚(shen)至包(bao)括技术侦查措(cuo)施等，目前在立法层面完全交(jiao)给(gei)了(le)公安(an)机(ji)关(guan)自己决定。“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公民个人财富不多，所以没有产生大的问题(ti)，但是我(wo)国实行市场(chang)经济转型以来(lai)，慢慢藏富于民，公民财产无论从数量(liang)还是形式(shi)上都变得更加复杂，而(er)且数额巨大，所以，在刑事诉讼中加强对财产权(quan)和隐私权(quan)的保护应(ying)该(gai)及早提上日程。”魏晓娜说。
魏晓娜还指出，公安(an)机(ji)关(guan)侦查案件作出搜查、查封(feng)、扣押、冻结等决定没有经过其他机(ji)关(guan)审查，而(er)且权(quan)益受到影响的当事人也基本没有获得司法救济的机(ji)会，这甚(shen)至都不如(ru)行政处罚提供的保护程度，“事前没有司法审查，没有权(quan)力分(fen)工(gong)，事后(hou)没有司法救济，相当于权(quan)利“裸奔”，这是相当大的结构性缺憾。此次(ci)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比照逮捕程序，引入检察机(ji)关(guan)审查机(ji)制(zhi)。”
值得注(zhu)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chen)卫东近期(qi)公开发表《刑事诉讼法第四次(ci)修改前瞻》一文表示，此次(ci)修改模式(shi)上不宜再采(cai)取(qu)过去的修正案模式(shi)，而(er)是应(ying)当选(xuan)择法典化模式(shi)。
他认为，刑事诉讼法已具备法典化的有利条件。首先，法典化具有部门(men)法综合(he)性的特点，而(er)非单一调整某一个方面的社会功(gong)能(neng)，刑事诉讼法符(fu)合(he)法典的综合(he)性特性。其次(ci)，刑事诉讼法作为我(wo)国最早一批的立法，多年以来(lai)又(you)颁布(bu)了(le)大量(liang)的司法解释，形成了(le)配(pei)套(tao)的刑事诉讼规范体系(xi)。
对此，徐红亮(liang)认为，从司法实践角(jiao)度来(lai)看，刑事诉讼法典化现在条件和时机(ji)可能(neng)还不成熟(shu)，首先，民法典之所以能(neng)形成法典，是因为它(ta)有合(he)同法、婚(hun)姻法、继承法等基础法律，涉及的面非常(chang)广，但是目前刑事诉讼法还缺乏这样的一系(xi)列法律作为支撑。其次(ci)，刑事诉讼实践中的庭审实质化、证人出庭制(zhi)度、二审程序的纠错机(ji)制(zhi)、当事人合(he)法财产权(quan)益的保护、电子数据认定等制(zhi)度尚不成熟(shu)，所以刑事诉讼法典化还不宜操之过急(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