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nan)华早报》5月29日文章，原题：美国对华贸易政(zheng)策混乱到危险(xian)美国没有一个连贯的(de)贸易政(zheng)策。它将政(zheng)治策略伪装成(cheng)贸易政(zheng)策，矛头直指中国。在两个大国竞相争取各方(fang)支持(chi)的(de)情况下，经济脱钩反而不是我们所面临的(de)大问题。人们很容易将这一不幸事(shi)件归咎(jiu)于特朗(lang)普和拜登——是特朗(lang)普打响对华贸易战的(de)第一枪(qiang)，拜登则在保(bao)护主义方(fang)面变本加厉。但其实，问题在两人（担任(ren)总(zong)统）之前就已存(cun)在，主要源于数十年来对外(wai)贸在开放经济体中所扮演角色的(de)误解。
政(zheng)客们往往以非黑即(ji)白的(de)方(fang)式看待贸易平衡，以为顺差是好事(shi)、逆差是坏事(shi)。从这个角度(du)，美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上世纪80年代日本成(cheng)了罪魁(kui)祸首，如今(jin)轮到中国。美国还指责(ze)世贸组织。
经济学专业的(de)学生几乎一入学就被教导要尊重国民收(shou)入核(he)算的(de)一个基本前提：一国的(de)贸易差额等于投资与(yu)储蓄之差。因此，任(ren)何储蓄短缺的(de)经济体要想(xiang)投资和增长，就必须从国外(wai)借入剩余储蓄，这就需要与(yu)世界其他国家(jia)实现(xian)国际收(shou)支平衡和贸易逆差。
这给贸易带来一个政(zheng)治上令人不安的(de)结(jie)论：储蓄短缺的(de)美国会出现(xian)巨额对外(wai)逆差。将这个问题归咎(jiu)于他国，是一种逃避。没有国内储蓄短缺就不会有贸易逆差。这种短缺主要是由美国国内造(zao)成(cheng)的(de)——是联(lian)邦预算赤(chi)字过大的(de)结(jie)果。
疫情期间，预算赤(chi)字膨胀到占美国国内生产总(zong)值的(de)14%以上，到2022至2023年，预算赤(chi)字仍停留在占GDP的(de)5%以上，几乎是1962年至2019年平均(jun)水平的(de)两倍。这一结(jie)果绝不是中国的(de)错。它是美国政(zheng)治人物有意识决策的(de)结(jie)果。然而，特朗(lang)普将美国商(shang)品贸易逆差扩大的(de)责(ze)任(ren)完全归咎(jiu)于中国，抓(zhua)住中国不放，对华加征关(guan)税(shui)。
从某种程度(du)上来说，这一策略似(si)乎奏效了。2018年到2023年，在美国的(de)商(shang)品贸易逆差中，关(guan)税(shui)使对华逆差减少1388亿美元。但同一时期，（美国的(de)）总(zong)体逆差却(que)增加了。2018年到2023年，美国商(shang)品贸易逆差（中国除(chu)外(wai)）扩大了3190亿美元。换言之，尽管美国领导人着力让选民相信他们正在解决美国的(de)贸易问题，但“拿中国开刀”的(de)说法是空洞的(de)。美国针对中国所做的(de)一切(qie)，实质是将贸易从低(di)成(cheng)本生产国转移到高成(cheng)本国家(jia)。这相当(dang)于对美国消费(fei)者加税(shui)，从而增加了因对华加征关(guan)税(shui)带来的(de)额外(wai)成(cheng)本。
若事(shi)情到此为止也还好。可贸易冲(chong)突让华盛顿得以对中国发起全面的(de)政(zheng)治攻势。美国不仅(jin)以所谓“国家(jia)安全”为名(ming)打压中国科技产业，还宣布对中国商(shang)品加征新一轮关(guan)税(shui)，目标(biao)是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而这些都是美国毫无比较优势的(de)行业。
在气候变化的(de)影响日益明显(xian)之际，这些做法将损害美国的(de)绿色能源目标(biao)。与(yu)此同时，美国抱怨中国对新能源产业提供补贴(tie)，却(que)忽(hu)略了美国长期以来为特斯拉等公司提供的(de)慷慨补贴(tie)。
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一结(jie)论在二战后成(cheng)为公认常识，如今(jin)却(que)被（美国）视为异端邪说。由此导致的(de)美国贸易政(zheng)策的(de)混乱——在储蓄驱动的(de)贸易逆差中挣扎，并陷入对所谓国家(jia)安全的(de)恐惧中——有可能使世界变得更糟。（作者史蒂芬·罗奇是耶鲁大学高级研究(jiu)员、摩根(gen)士丹利前亚洲区(qu)主席，乔恒(heng)译(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