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学者型作家赵晔（字长君，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公(gong)元(yuan)1世纪晚期）所著的《吴越春秋》是一(yi)部兼写吴、越两(liang)国的史书，吴自(zi)太伯至夫差，越自(zi)无(wu)余至勾践，而尤详于尾部的勾践与夫差之间的反(fan)复较量。这一(yi)时段人物风流，故(gu)事复杂(za)，曲折多姿，引人入胜，名人如“卧薪尝胆”的越王(wang)勾践、由楚入吴的政治家军(jun)事家伍子胥、越国足智(zhi)多谋进退自(zi)如的“圣臣(chen)”范蠡等等，都是名闻遐迩的大牌明(ming)星(xing)。
《四库全书总(zong)目》指出《吴越春秋》一(yi)书乃是“汉、晋间稗官杂(za)记之体”，“近小说(shuo)家言”；鲁迅也说(shuo)其内容(rong)“虽本实事，并(bing)含异闻”（《中国小说(shuo)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shuo)》），意思都是说(shuo)此书中多有《左传》、《史记》等正规史书中未(wei)尝提到的内容(rong)，而新加(jia)入的部分大抵生动有趣，无(wu)非是“演义”即后起的传说(shuo)故(gu)事——所以这部书或被列入“杂(za)史”，或干脆视为(wei)小说(shuo)。
比较一(yi)下原有的“史”与后加(jia)的“演义”，其间的联系和进展非常醒(xing)目。即如伍子胥在父亲伍奢被无(wu)道之君楚平王(wang)杀害后，匆匆逃出国门，后又奔往吴国，其间过江的一(yi)段《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如下:
……至江，江上有一(yi)渔父乘(cheng)船，知伍胥之急(ji)，乃渡(du)伍胥。伍胥既(ji)渡(du)，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岂徒(tu)百金剑邪(xie)！”不受。
而到了《吴越春秋》里就加(jia)油(you)添醋，加(jia)进了丰富的细(xi)节，显得生动多了：
……至江中，江中有渔父乘(cheng)船从下方(fang)泝(su)水而上，子胥呼之，谓曰：“渔父渡(du)我！”如是者再。渔父欲渡(du)之，适(shi)会旁有人窥之，因(yin)而歌(ge)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子胥即之芦之漪。渔父又歌(ge)曰：“日已夕矣予心(xin)忧悲，月已驰矣何不渡(du)为(wei)？事寝急(ji)兮当奈何！”子胥入船，渔父知其意，乃渡(du)之千寻之津。子胥既(ji)渡(du)，渔父乃见之有其饥色，乃谓曰：“子俟我此树下，为(wei)子取饷。”渔父去后，子胥疑之，乃潜(qian)身于深苇之中。有顷，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ang)浆，求之树下，不见。因(yin)歌(ge)而呼之曰：“芦中人，芦中人，汝非穷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而应……二人饮食毕，子胥乃解百金之剑以与渔者……渔父曰：“吾闻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岂图取百金之剑乎？”遂辞不受，谓子胥曰：“子急(ji)去勿留，且为(wei)楚所得。”子胥曰：“请丈人姓(xing)字。”渔父曰：“‘今日凶(xiong)凶(xiong)，两(liang)贼相逢’，吾所谓渡(du)楚贼也。‘两(liang)贼相得，得形于默’，何用姓(xing)字为(wei)！子为(wei)芦中人，吾为(wei)渔丈人，富贵莫相忘也。”子胥曰：“诺(nuo)。”子胥行数步，诫渔父曰：“掩子之盎(ang)浆，无(wu)令其露！”渔父曰：“诺(nuo)。”子胥行数步，顾视渔者，已覆船自(zi)沉于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
很明(ming)显的，前者是只记梗概的史笔，后者则取细(xi)加(jia)描写的小说(shuo)笔法，其中多有传奇的色彩，应出于作家的创作。
可以说(shuo)，《吴越春秋》乃是后来很晚才出现的《三国志演义》等讲史小说(shuo)的先驱，其特色在于虚虚实实，潇洒自(zi)如，以史实为(wei)框架，用虚构讲故(gu)事。讲史小说(shuo)中的虚构如果水平很高，一(yi)般读者就会把其中的异闻故(gu)事看成是历史的真实。许多读者相信汉末三国时代的情形就是如《三国志演义》所写的那样，而伍子胥逃亡途中得到侠义之士渔父的全力帮助，人们也乐于确(que)信其事，凡此种种都是小说(shuo)家的伟(wei)大胜利(li)。
《吴越春秋》被接受的范围(wei)，一(yi)向就是在杂(za)史与小说(shuo)之间，后来颇有历史剧（从明(ming)朝人梁辰鱼的《浣纱记》到近贤曹禺的《胆剑篇》）取材于此，更加(jia)重了这种印象，而此外似乎就没有多少(shao)问题可谈了。可是同一(yi)部书总(zong)是能有不同的读法，可以采用不同的视角，董铁柱先生新近推出的《“谎(huang)”：〈吴越春秋〉里的忠与谋》（中华书局2024年4月版）就对此书提出了全新的解读，该书开宗明(ming)义劈头提出一(yi)个令人耳目一(yi)新的论点道：
吴越两(liang)国的争(zheng)霸看似越王(wang)勾践和吴王(wang)夫差之间的较量，实质是勾践和伍子胥这两(liang)位“说(shuo)谎(huang)”高手之间的比拼。勾践试图“欺骗”夫差，获得后者的信任；而伍子胥则看破了勾践的伪装，努力让夫差了解勾践的真面目，却以失败告终(zhong)。可以说(shuo)勾践最终(zhong)的成功(gong)离不开“说(shuo)谎(huang)”、隐瞒和掩饰；而吴国的失败则在于说(shuo)真话的伍子胥无(wu)法获得夫差的信任。“说(shuo)谎(huang)”成为(wei)了吴越之间博(bo)弈的一(yi)个决定性因(yin)素。（第2-3页）
这样一(yi)来“说(shuo)谎(huang)”就成了解读《吴越春秋》的一(yi)条主线，话题的探讨(tao)也就以“说(shuo)谎(huang)”为(wei)中心(xin)来展开，吴越相争(zheng)中的重要(yao)人物以至于若干次要(yao)人物也都因(yin)此而获得了全新的诠释。本书之所谓“说(shuo)谎(huang)”实指谋略，也可以说(shuo)就是“忽悠”，而自(zi)有其特定的文化政治内涵(han)。作者详细(xi)阐述(shu)了“谎(huang)言”的内涵(han)，对其类型、性质和表现提出了若干细(xi)致入微的分析，相当好(hao)看。有新意的书才能激(ji)活思想，读出兴味来，仅仅是学术综述(shu)，念念不忘老(lao)生之常谈，实不足以著书立说(shuo)。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实话实说(shuo)，做(zuo)事也要(yao)实实在在，不能虚头巴脑的；但在古代的政治、军(jun)事斗争(zheng)中必须(xu)讲究谋略，如果一(yi)味木头木脑，那就是愚蠢，一(yi)定失败。战争(zheng)乃是“诡道”，兵不厌诈，怎么打有利(li)就怎么来，不能讲什么清规戒律，如果始终(zhong)讲究摆出堂堂之阵，并(bing)且等待对方(fang)也摆好(hao)阵势以后才来动手，那就是不可救药的蠢货，命中注定吃败仗。政治斗争(zheng)也自(zi)有其谋略，上当受骗的失败者乃是水平不够的可怜虫。
董书以“说(shuo)谎(huang)”为(wei)中心(xin)来解读《吴越春秋》，提出了许多精彩的分析，并(bing)且能够深入到各个角落里去，即如对于伍子胥在渔父的帮助下得以渡(du)江一(yi)段，董先生也提出了相当详尽的分析，其结论之一(yi)是：“渔父在说(shuo)出了真话，告知伍子胥自(zi)己(ji)知道他的身份后，反(fan)而引起了对方(fang)的疑虑。赵晔以此暗(an)示读者，即使真心(xin)想帮助一(yi)个人，说(shuo)真话也不一(yi)定能取得对方(fang)的信任。”（第140页）这真是伤心(xin)而且见道之言。董书最精彩的地方(fang)在于，这里不仅对《吴越春秋》做(zuo)了许多新鲜(xian)的分析，而且就此提出了一(yi)个重大的理论见解，这就是“故(gu)事即思想”：
先秦以来的思想家们在讲故(gu)事的时候都不只是为(wei)了讲故(gu)事，他们讲故(gu)事都是为(wei)了传达自(zi)己(ji)的哲学思想。赵晔当然也不例外。不同的无(wu)非是在孟子、庄子、韩非子的眼里，故(gu)事更多地处于配角的地位……而在赵晔笔下，故(gu)事本身已经(jing)成为(wei)了主角。（第342页）
既(ji)然如此，那么研究《吴越春秋》之类的古小说(shuo)就增加(jia)了一(yi)个思想史的维度，而从事中国哲学也必须(xu)取材于小说(shuo)等文学作品(pin)才好(hao)。
过去文学界中人常说(shuo)“形象大于思想”，现在思想界中人又强调“故(gu)事即思想”——从大山两(liang)边挖隧道，总(zong)可以有全程打通的时候。即使是并(bing)不动手干活的围(wei)观者，也一(yi)定乐观其成，因(yin)为(wei)从此以后可以不再老(lao)死不相往来或者必须(xu)很吃力地翻(fan)山越岭来相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