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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cha)者网专栏作(zuo)者 安德烈·科尔图诺(nuo)夫(fu)，翻译/马力】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第一次来到了哈尔滨(bin)，这座掩映在丁香树林中的城市给我留(liu)下的印象是，这座城市正致力于消除俄罗斯残余痕迹，这是欧洲殖民主(zhu)义最后(hou)一点影响的象征(zheng)。
事实上，这座始建于1898年的城市最初是由中东铁路线上的一个车(che)站逐渐(jian)发展而来的，在其建成后(hou)的头20年里，哈尔滨(bin)具有(you)特殊的治外法(fa)权地位，而且实际上已经脱离了首(shou)都北京的管辖。长(chang)期以来，当地中国人对这段(duan)国家主(zhu)权受到损(sun)害的历史(shi)有(you)着(zhe)痛苦(ku)的回忆，而且对这段(duan)历史(shi)非常敏感，对此我们俄罗斯人必须接受并给予理(li)解。
然而，在过去的30多(duo)年里，人们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今，这座城市的俄罗斯历史(shi)遗产获得了高度重视并受到了精心保护。我在30年前看到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几乎完全处于被遗弃和荒(huang)废的状态，而如今已完全修复，圣索菲亚大教堂甚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标(biao)志性(xing)建筑之一。值得称(cheng)赞的是，哈尔滨(bin)市政府甚至拆(chai)掉了教堂周围的建筑，重现了大教堂广场当初的盛况。
哈尔滨(bin)索菲亚大教堂 图自(zi)IC photo
还有(you)哈尔滨(bin)火(huo)车(che)站，1909年10月，朝(chao)鲜人安重根在此刺杀了日(ri)本(ben)首(shou)相伊藤博文，如今新落(luo)成的哈尔滨(bin)火(huo)车(che)站新站房汲取了1899年沙俄时代老站房的一些(xie)元素，展现出了宏伟(wei)的欧洲新艺(yi)术(shu)风格。
看到这些(xie)改变，我可以说：哈尔滨(bin)完全有(you)理(li)由把自(zi)己定位为中国与北方(fang)邻国进(jin)行经济、文化、教育和人文交流的国家级(ji)枢纽(niu)城市。
在亚洲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zhan)
而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哈尔滨(bin)也在历史(shi)上牵连着(zhe)悠(you)久而复杂的中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zhan)期间，约一万两千名苏联(lian)官兵为将中国东北从日(ri)本(ben)占领下解放出来而牺牲，前些(xie)日(ri)子俄罗斯总(zong)统普京来哈尔滨(bin)时，还向纪念这些(xie)苏联(lian)官兵的纪念碑献花。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特别注意到了中国为纪念两国共同的军事荣耀和兄弟(di)情谊所表现出来的重视态度。这种对历史(shi)妥帖而及时的纪念，不仅适用(yong)于中国人，同样也适用(yong)于俄罗斯人。
不可否认，与许多(duo)其他国家一样，俄罗斯人通常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zhan)主(zhu)要是一场“发生在欧洲的战(zhan)争”。如果你(ni)问一个普通俄罗斯人，20世纪最致命和最具破坏性(xing)的冲突是何时开始的，他很可能会回答说，应该(gai)是希(xi)特勒(le)进(jin)攻苏联(lian)的1941年6月22日(ri)。知识更渊博或(huo)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俄罗斯人可能会回答，第二次世界大战(zhan)实际上是在1939年9月1日(ri)纳(na)粹德国入侵波兰时爆(bao)发的。当然，如果从亚洲的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zhan)的时间线就大不相同了：日(ri)本(ben)于1937年7月7日(ri)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zhan)争，而日(ri)本(ben)对因长(chang)期内战(zhan)而四分五裂的中国发动的首(shou)次进(jin)攻，甚至可以追溯到1931年。
同样，我们通常强调战(zhan)争造成的死亡规模，特别是在欧洲的死亡规模。然而，就总(zong)体数字而言，中国（多(duo)达2000万人死亡）仅次于苏联(lian)（多(duo)达2700万人死亡），远远高于所有(you)其他欧洲国家，包括德国（840万人死亡）、波兰（600万人死亡）以及日(ri)本(ben)（300万人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lian)和中国之所以有(you)如此高的死亡数字，主(zhu)要是因为侵略者在我们两国表现出前所未有(you)的残忍，造成了大量的平民死亡。日(ri)本(ben)人在中国犯(fan)下了大规模战(zhan)争罪(zui)行，其残暴程度丝毫不亚于纳(na)粹在苏联(lian)犯(fan)下的罪(zui)行。我们欧洲人对奥斯威辛集中营或(huo)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知道得很多(duo)，但对南京大屠杀或(huo)日(ri)本(ben)皇军航空(kong)队对中国平民实施的化学战(zhan)和生物(wu)战(zhan)却知之甚少。其中，人们对臭名昭著的日(ri)本(ben)“731部队”的了解就更少，这支驻扎在哈尔滨(bin)郊区的日(ri)本(ben)部队在二战(zhan)期间曾残忍地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平民，其中还有(you)约30%是居住在哈尔滨(bin)的俄罗斯人。
位于哈尔滨(bin)市平房区的侵华日(ri)军第七三一（731）部队罪(zui)证陈列馆 图自(zi)IC photo
然而归根结底，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俄罗斯或(huo)其他国家的公众对二战(zhan)所产生的误解。更重要的是，人们应该(gai)意识到，二战(zhan)在欧洲和亚洲是以不同的方(fang)式结束的。在欧洲，德国不仅被迫投降(jiang)，而且还经历了非常彻底甚至是痛苦(ku)的去纳(na)粹化过程。此外，在二战(zhan)结束后(hou)，德国还不得不经历了持续40多(duo)年的国家分裂。
但在亚洲，日(ri)本(ben)并没有(you)受到这种待遇——日(ri)本(ben)没有(you)被分裂，战(zhan)后(hou)日(ri)本(ben)政府人员的换血与德国相比，可以说实施得更加不彻底而且是有(you)选择性(xing)的。尽(jin)管日(ri)本(ben)政府高级(ji)官员曾就战(zhan)争罪(zui)行作(zuo)出了多(duo)次道歉(qian)，但日(ri)本(ben)对二战(zhan)的整(zheng)体态度仍然比德国更具争议性(xing)。至少仍然有(you)一些(xie)日(ri)本(ben)人似乎在非常强烈地主(zhu)张，他们的国家在这场战(zhan)争中与其说是侵略者，不如说是受害者。
然而，当日(ri)本(ben)政府高级(ji)官员参拜祭祀所有(you)日(ri)本(ben)战(zhan)死者（包括已被定罪(zui)的战(zhan)争罪(zui)犯(fan)）的靖国神(shen)社时，人们不仅感到担忧：如今日(ri)本(ben)人对二战(zhan)中自(zi)己国家所犯(fan)下的战(zhan)争罪(zui)行的悔恨，到底有(you)多(duo)深呢？
岸田文雄政府在2022年底很容易地推动了日(ri)本(ben)国防政策的重大转变，目标(biao)是到2027年让日(ri)本(ben)成为全球第三大军费开支国，这显然表明日(ri)本(ben)社会现在已经准备好要改变该(gai)国二战(zhan)后(hou)所遵循一系列基本(ben)的外交政策原则(ze)了。
亚洲的冷战(zhan)
可以说，发生在亚洲的冷战(zhan)要比发生在欧洲的更加激烈、更加残酷。是的，在欧洲，苏联(lian)对匈牙利(li)（1956）和捷克斯洛(luo)伐克（1968）实施了军事干预，但就冲突规模、持续时间和伤亡数量而言，这两场战(zhan)争都无(wu)法(fa)与朝(chao)鲜战(zhan)争（1950-1953）或(huo)越南战(zhan)争（1965-1974）相提并论。
在这两场发生在亚洲的冲突中，都有(you)数百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流离失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国家在冷战(zhan)中遭到分裂的三个案例（中国、朝(chao)鲜和越南）中，只有(you)越南实现了国家统一。中国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zhu)权，但仍在努力解决台湾问题；而朝(chao)鲜半岛的统一看起来仍是一个遥远的梦。
1961至1975年，美国对越南发动侵略战(zhan)争，是冷战(zhan)背景下发生的一场大规模局部战(zhan)争，最终以美国的失败告终。图自(zi)网络
欧洲冷战(zhan)与亚洲冷战(zhan)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欧洲的冷战(zhan)是“经典(dian)”的两极(ji)格局——美国和苏联(lian)分别领导着(zhe)各自(zi)等级(ji)森严、纪律严明、结构完整(zheng)的军事联(lian)盟彼此对立。当然，这两个阵营中都有(you)持不同政见(jian)者甚至是背叛(pan)者。然而，这些(xie)都是极(ji)个别的例外，不是普遍情况。
在亚洲，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平衡变得更加复杂，它不仅受到美苏对抗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苏联(lian)、中国和印度等主(zhu)要大陆(lu)行为体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的影响。这些(xie)国家之间曾发生过几次直接的军事冲突，如1962年的中印战(zhan)争和1969年的苏中边境冲突。
亚洲政治和军事平衡的复杂性(xing)，也为主(zhu)要行为体与较小的自(zi)治权力中心之间的冲突打开了大门，这些(xie)冲突并不符合标(biao)准的“欧洲”两极(ji)模式——印巴之间在1947年、1965年、1971年和1999年爆(bao)发的战(zhan)争，1979年的对越自(zi)卫反击战(zhan)，以及1979年-1989年期间苏联(lian)对阿富(fu)汗的军事介入（在此期间，中国与美国站在一起，支持圣战(zhan)抵抗运动）。除此之外，亚洲还发生了许多(duo)血腥的内战(zhan)，甚至还发生了20世纪下半叶欧洲从未发生过的大规模屠杀平民事件(jian)——1965年-1966年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大屠杀和1976年-1978年在柬埔寨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jian)，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严格来说，冷战(zhan)在亚洲至今仍未结束，这种情况正如1989年身陷冷战(zhan)的欧洲。造成欧亚这一差异的主(zhu)要原因是显而易见(jian)的——亚洲的社会主(zhu)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朝(chao)鲜民主(zhu)主(zhu)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zhu)义共和国）从未像包括苏联(lian)在内的中东欧社会主(zhu)义国家那样崩溃、内爆(bao)或(huo)拥抱西方(fang)资本(ben)主(zhu)义。
此外，在亚洲，人们历来不愿意签署复杂的、具有(you)法(fa)律约束力的、带有(you)强制性(xing)核查机(ji)制的协议，也不愿意加入对国家主(zhu)权有(you)严重限制的多(duo)边联(lian)盟。
这就是为什么尽(jin)管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启(qi)动时间并没有(you)比西欧晚很多(duo)（欧洲经济共同体可追溯到1957年，而东南亚国家联(lian)盟则(ze)于1967年宣布成立），但欧洲到1992年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制度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和政治联(lian)盟（即欧盟），而东盟至今仍然是一个相当松(song)散的、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主(zhu)权国家共同体。
正因为这一点，尽(jin)管不断努力，但美国仍未能在亚洲建立一个像位于欧洲的北约那样强大的多(duo)边联(lian)盟。在亚洲南部，为了对抗亚洲的共产主(zhu)义，华盛顿(dun)于1954年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zu)织（SEATO）；该(gai)倡(chang)议从一开始就遇到了许多(duo)问题，并在美国战(zhan)败于越南后(hou)分崩离析。在亚洲北部，由于首(shou)尔和东京之间错(cuo)综复杂的关系，美国试图将日(ri)本(ben)和韩国团结在一个共同的安全保护伞下的所有(you)努力都失败了。
部分东约成员国的领袖和韩国总(zong)统朴正熙、南越领导人阮文绍和南越总(zong)理(li)阮高祺于1966年10月24日(ri)在菲律宾马尼拉(la)国会大厦(sha)前合照。当时东约在马尼拉(la)举行会议，会议主(zhu)持人为菲律宾总(zong)统马科斯。
毫不意外，在亚洲，没有(you)人试图签署类似1990年《新欧洲巴黎宪章》的任何冷战(zhan)最终解决文件(jian)（《新欧洲巴黎宪章》又称(cheng)《巴黎宪章》，该(gai)文件(jian)获得签署的基础(chu)是自(zi)由民主(zhu)的价值观以及在欧洲未来将选择怎样的道路问题上各方(fang)所达成的共识）。同样，在亚洲，从来没有(you)人认真地试图建立一个像欧洲合作(zuo)与安全组(zu)织（OSCE）那样的包容性(xing)的多(duo)边机(ji)构。亚洲各国也没有(you)致力于进(jin)行类似1990年签署的《欧洲常规武装(zhuang)力量条约》（CFE）或(huo)1999年签署的该(gai)条约的修订(ding)版(ban)那样的常规军控谈(tan)判，也没有(you)致力于进(jin)行类似于1987年缔(di)结的《美苏中程核力量条约》（INF）以及后(hou)来的《美俄中程核力量条约》（INF）那样的核军备控制。在亚洲，即便是万众瞩(zhu)目的多(duo)边倡(chang)议，如2003年-2007年期间进(jin)行的关于朝(chao)鲜核问题的六方(fang)会谈(tan)，也只取得了非常有(you)限的成果，而且会谈(tan)很快(kuai)就终止了。
在泛欧合作(zuo)的鼎盛时期，许多(duo)政治家、学者和记者试图比较欧洲和亚洲在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shi)时，通常会将前者的表现置(zhi)于后(hou)者之上，认为亚洲在二战(zhan)后(hou)出现了“制度赤字”，即便在1989年冷战(zhan)宣布结束后(hou)，亚洲国家也未能消除这一赤字。
然而，在今天(tian)看来，如果说欧洲最终在处理(li)其冷战(zhan)历史(shi)问题方(fang)面比亚洲更成功，那么这种说法(fa)即便不是荒(huang)谬的，也是不恰当的。冷战(zhan)后(hou)欧洲的所有(you)机(ji)构——不仅是欧安组(zu)织，还有(you)欧洲委员会、北约-俄罗斯理(li)事会、波罗的海国家理(li)事会、黑海经济合作(zuo)组(zu)织等等——都未能阻止欧洲大陆(lu)新一轮的剧烈分裂，而且这种分裂可能还会持续很长(chang)一段(duan)时间。
如今，这些(xie)机(ji)构中的大多(duo)数要么完全停止运转，要么失去了泛欧身份。欧洲的核军控和常规军控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开放天(tian)空(kong)条约》或(huo)2011年《维也纳(na)文件(jian)》等建立信任的协议也不再发挥(hui)效力。更重要的是，两年多(duo)来，在欧洲大陆(lu)的中心地带爆(bao)发了大规模军事冲突，而幸运的是，亚洲的情况要好得多(duo)。
欧洲能够从亚洲学到什么？
欧洲的确失败了，然而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并不意味(wei)着(zhe)亚洲就一定能成功。今天(tian)亚洲的局势并不稳定——大陆(lu)军备竞赛正在加剧，北约正在积极(ji)增加其在印度洋(yang)和太平洋(yang)的活动，美英澳三边集团（AUKUS）正在考虑接纳(na)新的成员，而美国、印度、日(ri)本(ben)和澳大利(li)亚建立的四方(fang)安全对话（QUAD）也有(you)扩员的趋势。
大规模冲突可能会在朝(chao)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海、中印边境或(huo)亚洲其他地方(fang)爆(bao)发。这些(xie)冲突中有(you)许多(duo)的确是由外部因素煽动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亚洲大陆(lu)内部的问题也是促成此类冲突的因素之一。很不幸的是，即便各国之间经济高度相互依存，也无(wu)法(fa)成为保护亚洲各国免于陷入直接军事对抗的可靠护栏。
这对亚洲安全的未来意味(wei)着(zhe)什么？首(shou)先，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意味(wei)着(zhe)认为亚洲将很快(kuai)构建一个强大而全面的安全体系是不现实的。这种做法(fa)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最有(you)利(li)的环(huan)境下都未能取得成功，在21世纪20年代甚至30年代的亚洲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亚洲此时的环(huan)境可能更不利(li)于这种雄心勃勃的规划成为现实。亚洲的大国竞争格局将持续很长(chang)时间，这种竞争将对多(duo)边机(ji)构的建设造成严重的制约。
此外，亚洲太大，同时又太小，根本(ben)无(wu)法(fa)建立一个覆盖(gai)整(zheng)个大陆(lu)的安全体系。说亚洲太大，是因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所面临的安全挑战(zhan)并不相同；很难想象用(yong)“一刀切(qie)”的方(fang)式为整(zheng)个亚洲做出全面的安全安排。
说亚洲太小，是因为亚洲的许多(duo)安全问题都与中美关系或(huo)俄美关系等全球安全问题有(you)着(zhe)千丝万缕的联(lian)系，如果不与亚洲域外大国达成全球层面的协议（如在战(zhan)略稳定方(fang)面），就无(wu)法(fa)解决亚洲自(zi)身的安全问题。在相互依存的现代世界里，“用(yong)亚洲办(ban)法(fa)解决亚洲问题”的旧有(you)原则(ze)不可能在所有(you)情况下都适用(yong)。
现在就为亚洲大陆(lu)制定一个长(chang)期解决方(fang)案可能为时尚早。亚洲的战(zhan)略动荡局势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chang)的一段(duan)时间，这将使任何试图在稳定的力量平衡基础(chu)上制定双方(fang)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ze)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对不稳定的预期可能会增加军事冲突意外爆(bao)发的风险。
5月27日(ri)，第九届(jie)中日(ri)韩领导人会议上在首(shou)尔举行。图源：法(fa)新社
不过，好消息是，与一个世纪前日(ri)本(ben)致力于通过军事手(shou)段(duan)建立“大东亚共荣圈(quan)”不同，如今在亚洲没有(you)人有(you)兴趣发动一场大规模战(zhan)争。今天(tian)，在中印之间、印巴之间、朝(chao)韩之间的确不时发生冲突或(huo)一些(xie)危险事件(jian)，但这些(xie)冲突和危险事件(jian)还从未升级(ji)到大规模军事对抗的程度。最近(jin)在欧洲发生的战(zhan)争也是一个明确警示，它提醒亚洲国家不要鲁莽(mang)地出手(shou)，否则(ze)会导致灾难性(xing)的结果。
冷战(zhan)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大国关系走上错(cuo)误的道路，保持大国之间沟通渠道的畅通也是非常重要的。保持中美、中印以及亚洲其他大国之间的沟通尤为重要。在潜在敌对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增加透明度、可预测性(xing)和相互理(li)解，在这方(fang)面做好哪(na)怕是非常小的、渐(jian)进(jin)的工作(zuo)，也将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在许多(duo)情况下，可以在第二轨道层面朝(chao)着(zhe)建立信任的方(fang)向迈出第一步，这将为双方(fang)官员富(fu)有(you)成效的接触(chu)铺平道路。
最重要的是，俄中战(zhan)略协作(zuo)伙伴关系仍然是亚洲大陆(lu)乃至全球战(zhan)略稳定的基石。普京总(zong)统最近(jin)的中国之行以及他与习近(jin)平主(zhu)席的会谈(tan)，将为进(jin)一步推进(jin)这一伙伴关系提供新的动力。在上海合作(zuo)组(zu)织（SCO）、金砖国家机(ji)制（BRICS）、亚太经合组(zu)织（APEC）等多(duo)边框架内加强以安全为重点的合作(zuo)，将是对这一伙伴关系的有(you)益(yi)补(bu)充。虽然这些(xie)角色互相叠加的机(ji)构并不是解决亚洲所有(you)安全挑战(zhan)的灵丹妙药，但只要它们能共同发挥(hui)作(zuo)用(yong)，就可以确保亚洲不会陷入欧洲的困(kun)境。
2022年4月，中国国家主(zhu)席习近(jin)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提出“全球安全倡(chang)议”（GSI）以应对世界上日(ri)益(yi)加剧的冲突和安全挑战(zhan)。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提议为中国外交部于2023年2月21日(ri)正式发布的《全球安全倡(chang)议概念文件(jian)》奠定了基础(chu)。尽(jin)管“全球安全倡(chang)议”所阐述的原则(ze)具有(you)普遍性(xing)，可以适用(yong)于世界上任何地区，但在亚洲对这些(xie)原则(ze)进(jin)行检验是非常有(you)意义的，因为亚洲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duo)的地区，也是最有(you)活力、最有(you)朝(chao)气(qi)的一片大陆(lu)。
如今，已经到了不仅在经济发展方(fang)面而且在和平建设方(fang)面亚洲给欧洲上一课的时候了。也许，今天(tian)的亚洲领导人能够以非常务实、坚持不懈和负责任的方(fang)式共同努力，比他们的欧洲同行或(huo)一个世纪或(huo)半个世纪前的政治家们做得更好。
亚洲的机(ji)会之窗尚未关闭，历史(shi)的终局尚未到来。现在是结束亚洲冷战(zhan)的时候了——不是像1989年在欧洲那样轰(hong)轰(hong)烈烈地结束冷战(zhan)，而是像习近(jin)平主(zhu)席所说的那样，通过一系列经过精心安排的渐(jian)进(jin)和谨慎的步骤，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所有(you)人对这一伟(wei)大事业负有(you)共同的责任。正如人们常说的一句俗(su)语，胜利(li)不需解释，失败不容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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