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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法治站上(shang)新的历史坐标。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法治”一(yi)词前(qian)后被提及(ji)23次并有了新部(bu)署：“在法治轨道上(shang)全面建设(she)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法治历经转折，既实现了从“旧法统”向“新法制”的革新，也实现了从“法制”向“法治”的演进(jin)。
在探寻中国法治建设(she)道路上(shang)，法学学者挺身而出，力主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行政等治国方(fang)略，呼吁人(ren)权保障、司法公(gong)正、权力制约等法治理念，投身回答“何以法治”“法学何为”等时代之问，进(jin)而诠释法的时代精神。
“人(ren)生难百岁，法治千秋(qiu)业。”这是一(yi)位(wei)法学长者的自我心境。新时代之下，全面推进(jin)国家各(ge)方(fang)面工作法治化，这一(yi)问题势必(bi)成为未来中国法治建设(she)的现实考验。
值此新征程，澎湃新闻敬邀多位(wei)中国资深法学家分享法治经历、学术思想，记录他们(men)的法学思考和作为，以此集成“论法的精神”专题，期冀为一(yi)个法学时代留下注解。本期嘉宾为著名诉讼法学家、西南政法大学原(yuan)副校长徐(xu)静村教授(shou)。
85岁的徐(xu)静村是中国著名的诉讼法学家，他说自己研究了一(yi)辈子(zi)的刑事诉讼法，想为国家法治略尽(jin)绵力。
1940年，徐(xu)静村出生于四川江安(an)，长江水道从此穿境而过。他4岁上(shang)私塾(shu)，九岁起念初中，其间历经休学、打工、复学、再休学、再上(shang)学的循环过程，因其执着的求(qiu)学信念，大学毕业时成为全年级唯一(yi)一(yi)名全优生。
1963年，徐(xu)静村从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法律(lu)系毕业，此后在公(gong)安(an)刑侦一(yi)线工作十余载。1979年，他在西南政法大学复办后回到母校执教。长期以来，徐(xu)静村致力诉讼法学的教学与研究，曾先后两次参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孜孜以求(qiu)刑事程序法的完善，是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理论和立法转型(xing)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dong)者。
刑事诉讼法是“小宪法”。在徐(xu)静村看来，刑事诉讼程序关(guan)涉公(gong)民人(ren)身自由权乃至生命权的保障。基于此，他最(zui)早(zao)提出废除收容审查制度的呼声，认(ren)为在侦查阶段(duan)不(bu)应将涉嫌犯罪的人(ren)称为“人(ren)犯”，只能定(ding)位(wei)为“犯罪嫌疑人(ren)”。他还认(ren)为，刑事诉权对于控(kong)辩双方(fang)来说，在任何诉讼阶段(duan)上(shang)都应受到平等的法律(lu)保障。
作为一(yi)名教育者，徐(xu)静村为法学界培养了大批法律(lu)人(ren)才和学术骨干，是迄今为止中国法学界唯一(yi)一(yi)位(wei)两次获(huo)得(de)全国优秀博士论文(wen)指(zhi)导教师奖的博士生导师，被学界公(gong)认(ren)为刑事诉讼法学科主要领军人(ren)物(wu)。
不(bu)止于此，他还是我国律(lu)师学的奠(dian)基人(ren)，是全国老百姓里最(zui)早(zao)获(huo)得(de)律(lu)师资格的律(lu)师。他说，“律(lu)师要有‘仁心侠气(qi)’，要有一(yi)颗(ke)追求(qiu)公(gong)平正义之心。”
早(zao)在二十年前(qian)，徐(xu)静村就(jiu)跻身首批“当代中国法学名家”行列。他说，刑事诉讼法研究是其一(yi)辈子(zi)都在做的事，主要是想为推动(dong)国家法治化进(jin)程略尽(jin)绵力。
“当时的刑事司法随意性(xing)很大”
最(zui)初，徐(xu)静村并未想过研习法律(lu)，他的高考志愿本来是理科类院校。1959年，我国新设(she)原(yuan)子(zi)能物(wu)理专业，仅在复旦大学开设(she)，当时在四川只招一(yi)名学生。“我就(jiu)报了志愿。”徐(xu)静村回忆，到了临考前(qian)，校长找他谈话，说有一(yi)个学校来选拔人(ren)，招的是“绝密专业”，他们(men)从50个档案(an)里挑出了三个学生，其中两个是老红军后代，再一(yi)个就(jiu)是他。
这所学校就(jiu)是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绝密专业指(zhi)的是“法律(lu)”。“当时我们(men)思想很单纯，认(ren)为这是国家需要，既然选择我了，我就(jiu)考这个。”徐(xu)静村说，因为自己文(wen)科成绩一(yi)向很好(hao)，一(yi)考就(jiu)进(jin)去了，“虽然缺乏(fa)思想准备，但一(yi)经踏入就(jiu)一(yi)往无前(qian)，认(ren)为这是维护社会公(gong)平与正义的事业，一(yi)定(ding)要努力去学”。
当时，有关(guan)法律(lu)的课程极少。诸如肃反方(fang)针(zhen)政策、惩治反革命条例(li)等，在专业课中，一(yi)门是人(ren)民司法，一(yi)门是人(ren)民检察，一(yi)门是人(ren)民公(gong)安(an)，每门只有薄薄一(yi)本讲义，讲的是公(gong)检法机关(guan)办案(an)的内部(bu)规章，没有正式法律(lu)，也没有正式教材，“我的许多法律(lu)知识是从图书馆(guan)不(bu)外借的基藏书库里看来的”。
但是侦查学课程却很多，从侦查理论、侦查设(she)计、刑事侦查、政治侦查，到经保、内保、文(wen)保以及(ji)现场勘(kan)查、痕迹鉴(jian)定(ding)、法医学、指(zhi)纹鉴(jian)定(ding)、笔迹鉴(jian)定(ding)等都专门开设(she)课程，“每一(yi)门课都讲得(de)很细”。徐(xu)静村解释说，因为侦察类课程保密性(xing)强，所以叫“绝密专业”。除此之外，还有汽车、摩托车驾(jia)驶，各(ge)种枪械的使用等等。
彼时，国家的立法不(bu)健全，仅有宪法、婚姻法、两院组织法等法律(lu)，司法工作的依据还有历次政治运(yun)动(dong)的政策性(xing)文(wen)件，这些文(wen)件都有一(yi)条规定(ding)，凡是反对、破坏运(yun)动(dong)的，根据情节轻(qing)重处理，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徐(xu)静村直言，这些就(jiu)是当时刑事司法在实体上(shang)判(pan)断罪与非罪的标准。也就(jiu)是说，当时的刑事司法在实体法上(shang)主要依据党的刑事政策，在程序法上(shang)主要依据公(gong)、检、法三机关(guan)的内部(bu)规章，刑事法律(lu)制度还不(bu)健全。
“我们(men)进(jin)入学校后，公(gong)安(an)局有事了，就(jiu)调(diao)学生出去帮助办案(an)，积(ji)案(an)办得(de)差不(bu)多了，就(jiu)再回来上(shang)学。”徐(xu)静村回忆，案(an)子(zi)通过公(gong)安(an)过一(yi)道，需要定(ding)罪判(pan)刑的就(jiu)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又到学校调(diao)学生，等办得(de)差不(bu)多了就(jiu)又回学校上(shang)课。
一(yi)段(duan)时间之后，案(an)件起诉到法院，法院又来学校寻找支(zhi)援，“偶尔还能碰上(shang)自己办过的案(an)子(zi)”。徐(xu)静村坦言，当时的刑事司法主要根据刑事政策进(jin)行，由于政策的弹性(xing)大，规范性(xing)弱，工作人(ren)员对政策理解不(bu)一(yi)，“定(ding)罪、量刑的尺度很难达到统一(yi)、公(gong)平状态，随意性(xing)很大”。
徐(xu)静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还未开始工作，就(jiu)被四川省公(gong)安(an)厅选调(diao)过去，从1963年到“文(wen)革”结束后，很长一(yi)段(duan)时间是跟刑事犯罪打交道，包括参与协调(diao)、办理一(yi)些重点案(an)件。这让(rang)他深切(qie)感知，因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缺失，个案(an)量刑的幅度出入很大。
当时，徐(xu)静村在学校阅读了大量国外法学著作，包括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我们(men)自己的东西却很少，想对刑事诉讼法做些研究”。
“只有判(pan)处有罪的才能叫犯人(ren)”
1979年，徐(xu)静村从公(gong)安(an)系统转回学校执教，选择了刑事诉讼法教研室，“刑事诉讼法太简陋了，我想做些研究”。在他看来，刑事诉讼法就(jiu)是“小宪法”，因为涉及(ji)公(gong)民人(ren)身自由权乃至生命权等重要权利的保障问题。
在学科建设(she)上(shang)，1980年，徐(xu)静村执笔编写了第(di)一(yi)本刑事诉讼法教材《刑事诉讼法讲义》和民事诉讼法教材《民事诉讼法概论》，成为当时全国最(zui)早(zao)且仅有的诉讼法学教材。
当时，刑事诉讼法只有164条，“规定(ding)非常简陋”。徐(xu)静村发现了诸多立法上(shang)的缺陷，比如有关(guan)“人(ren)犯”的规定(ding)，“这一(yi)规定(ding)意味着，司法机关(guan)从一(yi)开始就(jiu)认(ren)为涉案(an)人(ren)员是有罪的，这样会影响其权利保护”。
基于此，他撰文(wen)指(zhi)出：“人(ren)犯”这个词不(bu)恰当，从侦查到起诉阶段(duan)，都只能叫“犯罪嫌疑人(ren)”，审判(pan)阶段(duan)可以叫“被告人(ren)”，“只有在判(pan)处有罪的情况下，才能叫犯人(ren)”。
当时提出这一(yi)观点时，理论界和实务界许多人(ren)都不(bu)太接受。在过去，司法界人(ren)士认(ren)为，既然人(ren)都抓了，就(jiu)说明有罪。徐(xu)静村却认(ren)为：被立案(an)侦查或被采取强制措施(shi)的人(ren)，并不(bu)一(yi)定(ding)就(jiu)是有罪的人(ren)，这种有犯罪嫌疑的人(ren)也应享有诉讼当事人(ren)的法律(lu)地位(wei)。同时，律(lu)师应该作为辩护人(ren)参与刑事诉讼并享有相应的权利。
他进(jin)而强调(diao)，刑事诉讼中的诉权是控(kong)辩双方(fang)请(qing)求(qiu)公(gong)正裁决的权利，刑事诉权对于控(kong)辩双方(fang)来说在任何诉讼阶段(duan)上(shang)都应受到平等的法律(lu)保障，确立刑事诉权是保护被告人(ren)行使辩护权、促(cu)进(jin)刑事诉讼民主公(gong)正的重要理念。
“1980年代中期以后，1979年刑事诉讼法已经不(bu)太适应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shi)产生的变化。”徐(xu)静村说。
退休多年、年近85岁的徐(xu)静村仍然关(guan)注刑事诉讼法发展，希望再为推动(dong)国家法治化进(jin)程贡献心力。
当年的修法博弈(yi)与争论
现行刑事诉讼法制定(ding)于1979年，曾于1996年、2012年、2018年分别进(jin)行过修改。“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就(jiu)是公(gong)检法内部(bu)办案(an)规章的整合。”徐(xu)静村觉得(de)，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每一(yi)个条文(wen)，每一(yi)种诉讼行为之间，都应该作出严密规定(ding)。
1996年1月，应全国人(ren)大邀请(qing)，他参加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an)的立法工作。作为专家组成员，徐(xu)静村用“非常大的局限性(xing)”来总(zong)结这次修法的印象，“我感受到立法活动(dong)受业务部(bu)门各(ge)自为自身权力和利益的影响太大，使得(de)一(yi)些需要规定(ding)的问题未能规定(ding)，这就(jiu)给(gei)后来各(ge)机关(guan)制定(ding)司法解释或实施(shi)意见留下了空间”。
当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组组长是陈光中，包括严端、任振(zhen)铎、崔敏、程荣斌(bin)、樊崇义等人(ren)作为专家参与修法会议，徐(xu)静村也是其中之一(yi)。其间，他和陈光中各(ge)自提交了建议稿，后来由全国人(ren)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修正案(an)初稿，再召集公(gong)、检、法、司、安(an)各(ge)机关(guan)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讨论，专家组成员分别参加到小组里收集意见。
“就(jiu)是一(yi)条一(yi)条过，每天开完会后，专家组都要凑到一(yi)起看看大家都提了什(shi)么意见、怎么办。”徐(xu)静村回忆，人(ren)大法工委的修正案(an)初稿有300多条，最(zui)后讨论下来只剩225条，一(yi)些保障正确行权的限权条款不(bu)被接纳，特别是侦查机关(guan)应该如何正确行使侦查权，以避免违规、侵权和发生错误的条款，有不(bu)少被删掉(diao)了，“设(she)置(zhi)这些条款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取证的合法性(xing)和有效性(xing)，防止因非法取证或错误取证导致对案(an)件事实认(ren)定(ding)和适用法律(lu)的错误。”
此间，每一(yi)小组都曾发生激烈争论。徐(xu)静村所在的小组也对是否取消收容审查、律(lu)师是否在侦查阶段(duan)介入诉讼，以及(ji)侦查阶段(duan)律(lu)师是否定(ding)位(wei)为辩护人(ren)等问题进(jin)行了十分激烈的争辩，许多问题很难统一(yi)意见。最(zui)后定(ding)下来的是，律(lu)师在侦查阶段(duan)可以为当事人(ren)提供法律(lu)帮助，但不(bu)能叫辩护人(ren)，“这有点不(bu)伦不(bu)类”。
立法就(jiu)此出现许多权力行使的真(zhen)空地带。徐(xu)静村一(yi)直主张，刑事诉讼法在设(she)计的时候要严密一(yi)点，应尽(jin)可能保证诉讼过程的公(gong)正性(xing)、客观性(xing)，保证案(an)件从侦查起诉到审判(pan)，尽(jin)量做到不(bu)冤、不(bu)假、不(bu)错。但这次修改没有解决侦、诉、审各(ge)阶段(duan)应当解决的问题，“主要成果是推动(dong)庭审制度从审问式改为控(kong)辩式的过渡，使法官的中立性(xing)有所加强，但改得(de)不(bu)够到位(wei)”。
令人(ren)欣慰的是，“疑罪从无”理念被正式提出。当时，徐(xu)静村还提议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未能实现。在他看来，证据制度在程序法里起着核(he)心作用，证据制度如果定(ding)得(de)好(hao)，刑事诉讼中产生冤案(an)、假案(an)、错案(an)的可能性(xing)就(jiu)会少得(de)多。
徐(xu)静村亲历了刑事诉讼法多次修改过程，至今仍清晰记得(de)当时的修法博弈(yi)和争论，他也一(yi)直秉持(chi)学者的独立思考和坚持(chi)。
“公(gong)检法不(bu)能各(ge)搞一(yi)套”
1997年1月1日，首次修订(ding)的刑事诉讼法正式施(shi)行。令人(ren)意外的是，在实施(shi)前(qian)的几个月过渡期里，公(gong)检法三机关(guan)先后发布了各(ge)自的司法解释或实施(shi)意见，总(zong)共(gong)逾千条。
司法解释只限于司法机关(guan)（检、法两家）在办理具体案(an)件过程中遇到法无明文(wen)规定(ding)的情形，不(bu)是对立法条文(wen)进(jin)行解释或补(bu)充。徐(xu)静村提醒，立法解释权只有全国人(ren)大常委会才有，司法机关(guan)越(yue)权解释是不(bu)应该的。
当时，他的建议是撤销各(ge)机关(guan)的司法解释，由全国人(ren)大常委会统一(yi)作立法解释。在他看来，三机关(guan)的司法解释或实施(shi)意见虽然一(yi)定(ding)程度弥补(bu)了法律(lu)规定(ding)不(bu)够细密的问题，但因各(ge)机关(guan)解释意见的不(bu)协调(diao)已导致司法权力行使的冲突。
为了解决这一(yi)冲突，全国人(ren)大常委会法工委曾开会进(jin)行协调(diao)，并出台了“中央(yang)六(liu)部(bu)委48条规定(ding)”，但也未能消除矛盾(dun)。“这种解释越(yue)多，越(yue)不(bu)利于刑诉法的统一(yi)实施(shi)，这就(jiu)是我主张尽(jin)快(kuai)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原(yuan)因之一(yi)。”徐(xu)静村认(ren)为，如果各(ge)机关(guan)都只遵(zun)照执行自己的解释，法律(lu)的统一(yi)性(xing)就(jiu)没有了，互相冲突的地方(fang)，究竟(jing)听谁的？
遗(yi)憾的是，直到2012年修法以后，这种现象仍然继续存在。徐(xu)静村说，立法权只能由全国人(ren)大统一(yi)行使，执行机关(guan)只能依法行使职(zhi)权，不(bu)能各(ge)搞一(yi)套，各(ge)行其是就(jiu)不(bu)叫法治。
徐(xu)静村主编的这两本著作对中国刑事诉讼法律(lu)制度进(jin)行了全新构建。他期望，新一(yi)轮修法能够推动(dong)建立以审判(pan)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必(bi)须完善证据制度”
“刑事诉讼法应该从头(tou)至尾进(jin)行全面修订(ding)。”早(zao)在2000年，徐(xu)静村就(jiu)提出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法目标：建立以审判(pan)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目的是用科学的程序制度保障司法公(gong)正。
他说，提出“检警一(yi)体化”是为了把检察机关(guan)对侦查活动(dong)的监督落到实处，切(qie)实保证侦查行为的合法性(xing)和有效性(xing)，取证的客观性(xing)和真(zhen)实性(xing)，有效防止冤假错案(an)的发生。建立以审判(pan)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是贯彻宪法规定(ding)的国家审判(pan)权由人(ren)民法院独立行使的规定(ding)，保证法院裁判(pan)的中立性(xing)和结果的公(gong)正性(xing)、权威(wei)性(xing)。
此后，他带领研究团队在全国进(jin)行广泛调(diao)研，并于2003年出版著作《21世纪刑事程序改革研究》一(yi)书，拟制了《刑事诉讼法第(di)二修正案(an)学者建议稿》（386条），提交全国人(ren)大常委会法工委修法参考。又于2005年再次出版《中国刑事诉讼法（第(di)二修正案(an)）学者拟制稿及(ji)立法理由》（462条）提交全国人(ren)大常委会法工委参考。前(qian)者构造的理念是“检警一(yi)体化加审判(pan)中心主义”，后者则以审判(pan)为中心进(jin)行了制度设(she)计。
前(qian)述两个建议稿从建设(she)法治国家的高度，对中国刑事诉讼法律(lu)制度进(jin)行了全新构建，也引起了立法机关(guan)、诉讼法学界和实务部(bu)门的高度关(guan)注，因此推动(dong)了全国人(ren)大决定(ding)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
徐(xu)静村认(ren)为，刑事诉讼法修改必(bi)须完善证据制度，使侦查起诉尽(jin)量不(bu)出差错，审判(pan)阶段(duan)应有充分审查证据查明事实的职(zhi)责和权利，把好(hao)证据审查和事实认(ren)定(ding)的关(guan)，把好(hao)这一(yi)关(guan)，即使前(qian)面错了，还有纠正的可能。如果侦查和起诉阶段(duan)没有严格执法，保证办案(an)质量，审判(pan)阶段(duan)又不(bu)能有效把关(guan)，造成错案(an)的可能性(xing)就(jiu)会很大，冤、假、错一(yi)旦出了，纠正起来就(jiu)不(bu)容易了。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虽未完全跟上(shang)建设(she)法治国家的步伐，但也有不(bu)小进(jin)步，总(zong)体还是在向前(qian)进(jin)步。”徐(xu)静村直言，当时立法机关(guan)“小步快(kuai)跑”的方(fang)针(zhen)有些落后于形势，以至以审判(pan)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他期望，在新一(yi)轮的修法中，在这方(fang)面能有长足(zu)进(jin)步。
徐(xu)静村的著作《钩沉与拾零(ling)》，记录了一(yi)位(wei)法学家在法学以外多领域(yu)的关(guan)注和思考。
“不(bu)冤不(bu)假不(bu)错是起码的”
直到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启修改时，有关(guan)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制度才被正式写入。
在证据立法上(shang)，徐(xu)静村曾力排绝大多数学者主张“制定(ding)统一(yi)的证据法典或单行证据法”众(zhong)议，提出了其独特的见解：在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法各(ge)自框架内完善证据制度。
在这一(yi)问题上(shang)，当时有三派不(bu)同意见。一(yi)些学者提出三大诉讼法的证据制度都不(bu)完善，主张把证据单列出来，建立“统一(yi)证据法”。另一(yi)些学者则说，统一(yi)证据法不(bu)可取，主张刑诉、民诉、行政诉讼各(ge)自单独制定(ding)证据法，但不(bu)主张修改三部(bu)诉讼法。
“证据规则是刑事诉讼法的精髓和核(he)心，程序同证据是一(yi)种血肉联系，不(bu)可分割。”徐(xu)静村主张，要在全面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框架下完善刑事证据制度，且“将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定(ding)名为‘据实确信’的证据制度比较贴切(qie)”。
为此，他撰文(wen)《我的证明标准观》，对刑事证明标准进(jin)行了全新界定(ding)：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性(xing)和不(bu)矛盾(dun)性(xing)，证据锁链的闭合性(xing)，结论的唯一(yi)性(xing)和排他性(xing)，以及(ji)司法人(ren)员在上(shang)述基础上(shang)形成的内心确信。
“不(bu)枉不(bu)纵”是司法的原(yuan)则，但司法遗(yi)漏犯罪而没被追究的人(ren)，也是不(bu)可避免的。徐(xu)静村认(ren)为，不(bu)冤、不(bu)假、不(bu)错是司法起码应该做到的，“要做到这一(yi)点，除了司法人(ren)员自身素质以外，最(zui)重要的是法律(lu)的健全，有统一(yi)的标准去做，才有可能做到比较公(gong)平公(gong)正，不(bu)会出现太大的偏差”。
“当错杀、冤枉发生时，对党和政府的威(wei)信、司法的公(gong)信力都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徐(xu)静村说，自己这一(yi)辈子(zi)都在为此问题而不(bu)懈努力。
在法学之外，徐(xu)静村喜书法、擅写诗，这是他退休之后在家手书的一(yi)叠“八(ba)十岁后诗稿”。
“律(lu)师要有‘仁心侠气(qi)’的精神”
在法治建设(she)过程中，律(lu)师制度的建构也是重要环节。徐(xu)静村不(bu)止于诉讼法学者的身份，他对中国律(lu)师制度的改革也作出卓(zhuo)越(yue)贡献。
早(zao)在上(shang)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徐(xu)静村就(jiu)对中国律(lu)师制度的重建和律(lu)师工作的开展发表过不(bu)少文(wen)章和论著，为最(zui)早(zao)的律(lu)师培训立过汗马功劳。他也是中国第(di)一(yi)本《律(lu)师学》的作者，被誉为中国律(lu)师学的奠(dian)基人(ren)。
在书中，他首次界定(ding)了中国律(lu)师业的性(xing)质与社会功能，律(lu)师服务的宗旨(zhi)和实务操作的方(fang)法与技巧，由此形成了学科的基本理论体系。学术界曾给(gei)出如此评价：这本著作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律(lu)师学进(jin)行的科学尝(chang)试，基本构筑了律(lu)师学体系的框架”，是“中国法学界和律(lu)师界首屈一(yi)指(zhi)的研究律(lu)师制度和律(lu)师实务的书籍，又是律(lu)师的向导，堪称我国全面、系统地研究律(lu)师学的第(di)一(yi)部(bu)力作”。
不(bu)止于此，他还先后出版了专为律(lu)师工作者编写的工具书《法律(lu)事务常用文(wen)书》和介绍律(lu)师技巧的译著《法庭演说艺术》，为指(zhi)导律(lu)师实务发挥重要作用。
“现在律(lu)师行业问题不(bu)少。”徐(xu)静村一(yi)直觉得(de)，律(lu)师和医生一(yi)样，是“治病”的人(ren)。医生是给(gei)人(ren)治病，律(lu)师是给(gei)社会治病。他说，律(lu)师首先应是法治的践行者，律(lu)师还应具备医者的仁心、勇者的侠气(qi)、智者的机敏和谋者的胆(dan)略。
所谓“仁心侠气(qi)”，就(jiu)是不(bu)畏强暴、不(bu)惧危险，要有一(yi)颗(ke)追求(qiu)公(gong)平正义之心，有一(yi)颗(ke)仁爱之心，还必(bi)须有奉献精神。“我们(men)现在的律(lu)师大多具备一(yi)定(ding)的法律(lu)素养，但这只是一(yi)个执业的技能基础，更重要的是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正义感和公(gong)益心。所以，律(lu)师要修身、修心，这一(yi)点是很重要的。”徐(xu)静村还将“践行法治、服务大众(zhong)、追求(qiu)公(gong)平、有诺必(bi)践”这四句话作为律(lu)师行业的“行训”，以此体现这一(yi)行业的社会职(zhi)能、社会责任和行业风范。
徐(xu)静村一(yi)生勤勉，至今仍自强不(bu)息。从他的“清明答友人(ren)”一(yi)诗足(zu)可领略这位(wei)法学长者的精神风貌：
人(ren)生苦短，当惜寸(cun)阴(yin)。
犹在暮年，分秒必(bi)争。
回望往昔(xi)，一(yi)片烟尘。
前(qian)景无限，勿论黄昏。
唯有自励，持(chi)之以恒。
慎守晚节，乐在清平。
余光余热，尽(jin)付初心。
襟怀如水，聊寄平生。
徐(xu)静村寄语法学后辈：“为中国的法治进(jin)步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