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ing)”，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ji)制度更为成熟，经济(ji)运行体系更为稳定，经济(ji)增长动能更为常态化。
虽然中国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jing)”的典型特征，但“中等收入陷阱(jing)”指向的主要问题(ti)，即如何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却是我(wo)们不得不正(zheng)视的。近年来，我(wo)国的经济(ji)增长速度与以前的乐观预期相比尚(shang)存在一些差距(ju)，国内(nei)外市场需(xu)求均面临着更加严峻和复杂(za)的考验，我(wo)们必须应对和克服这些考验，以免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时(shi)间被推迟。
近日，由上海财(cai)经大学校长刘元春、上海财(cai)经大学讲席教授丁晓钦(qin)合著的《发展(zhan)与超越》一书(shu)面世。书(shu)中提出，推动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面临以下三大现实挑战。
本文摘编自中国金融(rong)四十人论坛(tan)（CF40）书(shu)系《发展(zhan)与超越》
一、 新旧动能转换与全面提速的挑战
根(gen)据世界银行2022年设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只要超过13205美元，即跨过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2022年，我(wo)国人均GDP已达(da)1.27万美元，人均GNI为1.26万美元，距(ju)离高收入国家标准仅(jin)有一步之遥。据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ji)团队(dui)预测，我(wo)国人均GDP将在2025年达(da)14400美元，在2027年达(da)15700美元。预计高收入国家人均GDP门槛值每(mei)年约增加200美元，到2025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门槛值将恰好(hao)在1.4万美元左右。
因(yin)此，2025-2027年，我(wo)们基本上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ing)”。虽然这种跨越是大概率事件，但从近3年来看，目前我(wo)国经济(ji)的平(ping)均增速为4.5%，与原来预计的5.5%有很大差距(ju)。同时(shi)，再考虑到2022年人民币较美元平(ping)均贬值8.8%左右，我(wo)们较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并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根(gen)据CMF（中国宏观经济(ji)论坛(tan)）对于未来几年两种路(lu)径的测算（见图4-2），如果出现低增速路(lu)径，中国经济(ji)在2027年将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ing)”。
从经济(ji)学的角(jiao)度来说，发展(zhan)经济(ji)学之所以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jing)”，是因(yin)为“中等收入陷阱(jing)”的跨越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ji)制度更加成熟，经济(ji)运行体系更加稳定，经济(ji)增长动能更加常态化，这样高水平(ping)经济(ji)体系的运转不会出现过大的波动和起伏。相反，如果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ing)”，经济(ji)发展(zhan)与社会发展(zhan)、政治发展(zhan)之间就(jiu)无法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就(jiu)会出现拉美现象，在动能波动中出现兴(xing)衰的交替(ti)。
在未来一段时(shi)间内(nei)，我(wo)国的增长动能和增长速度能否在全球陷入滞胀的新阶(jie)段走出亮丽的增长路(lu)径，对中华民族(zu)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不仅(jin)需(xu)要我(wo)们在经济(ji)领(ling)域进行改革，还要在社会领(ling)域和政治领(ling)域进行同步调整，为中国经济(ji)增长奇迹的全面延续和再上台阶(jie)创造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
从国际历史经验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ing)”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跨越高收入国家人均GDP门槛值。从拉美国家的情况来看，部(bu)分国家曾经跨越这个门槛值，但由于经济(ji)危机的爆发，叠加社会动乱，或者由于与其(qi)他国家之间的经贸冲突(tu)等，又从高收入国家滑向了中等收入国家。我(wo)们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
从一些定性的指标来看，第(di)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ing)”需(xu)要增长动力具有可持(chi)续性；第(di)二，社会经济(ji)的和谐程度需(xu)要达(da)到新水平(ping)；第(di)三，制度的成熟性和运行轨迹需(xu)要相对稳定。从这三个重要指标来看，在未来一段时(shi)期内(nei)我(wo)们能否稳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ing)”，依然面临着不少挑战。
二、 国际市场和国内(nei)市场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wo)国积极融(rong)入经济(ji)全球化。在2001年“入世”后，我(wo)国与全球经济(ji)的联系更加紧密。我(wo)国充分利用(yong)国内(nei)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了经济(ji)的持(chi)续快速发展(zhan)。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wo)国的外部(bu)市场发生了新的变化，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ji)增长的发展(zhan)模式(shi)变得不再具有可持(chi)续性，我(wo)国必须充分利用(yong)国内(nei)市场，同时(shi)依靠更高质量的开放，实现经济(ji)的“双循(xun)环(huan)”。但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zhan)和开放，国际市场和国内(nei)市场的考验不容忽视。
从国际市场来看，全球新时(shi)期全面开启，经济(ji)总量和结构处于全面调整的阶(jie)段，这对我(wo)国的发展(zhan)产生了很大影响。首(shou)先，全球增长中枢的下降，无一例外会导致中国经济(ji)增速的下滑。中国经济(ji)是世界经济(ji)的一部(bu)分，全球需(xu)求的下降、供给能力的变化以及技术创新水平(ping)、研发能力的变化，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因(yin)此，若遵循(xun)正(zheng)常外部(bu)需(xu)求的路(lu)径，出口一定会受冲击。
其(qi)次，以美国为首(shou)的西方发达(da)国家掀起“逆全球化”思潮(chao)，先后对中国采取贸易争端、“技术脱钩”、“供应链弹性”等遏制手段，企图将中国从全球价值链中孤立出去。最后，地缘(yuan)政治问题(ti)给全球市场带来了重大的不确定性，包括俄(e)乌冲突(tu)导致的全球能源、粮食价格波动巨(ju)大，对我(wo)国的进出口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从我(wo)国出口数据来看，外贸的表现并不差。事实上，在新冠肺(fei)炎疫情防控期间，支撑中国宏观经济(ji)相对稳定的核心因(yin)素正(zheng)是外贸。2020-2022年，我(wo)国贸易平(ping)均增速超20%，而2009-2019年，外贸平(ping)均增速仅(jin)为5%~6%，其(qi)中2015-2016年外贸甚(shen)至出现了负增长。
当然，这与国外受疫情冲击对生产影响较大，而我(wo)国由于采取了有效的疫情防控政策，生产能力快速恢复，并向国外大量出口防疫物资有关。当全球逐渐(jian)从疫情影响下走出来时(shi)，我(wo)国的外贸会逐渐(jian)恢复到常态。
从全球疫情结束后的情况来看，外部(bu)市场的冲击和我(wo)国的积极应对导致贸易结构和贸易对象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虽然中美贸易出现了收缩，但我(wo)国对“一带一路(lu)”共建国家，特别是俄(e)罗斯(si)的贸易增长非常明(ming)显，对一些南美国家和非洲(zhou)国家的增长也较显著。
在出口产品结构上，我(wo)国在高新技术，尤其(qi)是在“新三样”上取得了突(tu)破性的进展(zhan)。2023年上半年，我(wo)国的“新三样”产品——电动载(zai)人汽车、锂(li)电池(shi)、太阳能电池(shi)的出口同比增长了61.6%，拉动整体出口增长1.8个百分点(dian)。中国在新技术、新产业的构建上已经全面崭露(lu)头角(jiao)，形成了新的增长点(dian)和竞 争力。
因(yin)此，对我(wo)国影响更大的是国内(nei)市场。我(wo)国的生产能力和产业链水平(ping)全球领(ling)先，这反映在疫情结束后我(wo)国供给端的快速恢复上。但与此同时(shi)，我(wo)国在需(xu)求端的表现要弱于供给端，供需(xu)结构存在一定失衡(heng)。对我(wo)国国内(nei)市场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扩大内(nei)需(xu)，即如何提高居民部(bu)门和企业部(bu)门的消费和投资。
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ji)工(gong)作会议指出，必须看到我(wo)国经济(ji)发展(zhan)面临需(xu)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此后，党和政府的经济(ji)工(gong)作会议和工(gong)作报告都将三重压力作为中国经济(ji)运行的主要矛盾。需(xu)求不足被放在了第(di)一位，有效需(xu)求不足导致增速过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ji)当前问题(ti)的核心。
如果经济(ji)在过低的增速下运行，很可能导致经济(ji)大循(xun)环(huan)的内(nei)生动能失调和潜在生产能力的持(chi)续损失，从而造成增速“阶(jie)梯式(shi)回落”的自我(wo)实现，进一步使潜在增长速度永久(jiu)地损失。宏观经济(ji)学中的一个新定律“萨伊逆否命题(ti)”表明(ming)，有效需(xu)求长期不足会导致永久(jiu)性的供给损失，即短期不努力，长期一定会自我(wo)实现。
在2023年的《政府工(gong)作报告》中，着力扩大国内(nei)需(xu)求被摆在年度工(gong)作的首(shou)位，这意味着扩大内(nei)需(xu)被寄予了复苏经济(ji)、拉动经济(ji)高质量发展(zhan)的厚望。在世界经济(ji)疲软、外需(xu)下滑的前提下，扩大内(nei)需(xu)显得尤为重要。若全球大环(huan)境未发生根(gen)本性好(hao)转，甚(shen)至持(chi)续恶化的话，则很难在外需(xu)上做文章，通过短期政策调整能够影响的变量只能是内(nei)需(xu)。因(yin)此，宏观经济(ji)政策必须专(zhuan)注于扩大内(nei)需(xu)。
在三年疫情冲击后，我(wo)国经济(ji)复苏进程不对称(cheng)、不同部(bu)门分化明(ming)显，供给改善较快凸显需(xu)求不足，部(bu)分经济(ji)主体的利润修复存在恶化的趋势，尤其(qi)是民营(ying)企业和小微(wei)企业生存压力加大，导致市场悲(bei)观情绪有所抬头。房地产市场回归常态需(xu)要政策支持(chi)。
2023年上半年，部(bu)分上市房地产企业陆续退(tui)市，其(qi)中不乏(fa)市值曾达(da)千亿元的大中型房地产企业，部(bu)分头部(bu)房企的债务重组进程比想象中慢，在房企降杠杆过程中会产生强烈的外溢效应。不同于2009年、2015年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当时(shi)仅(jin)经过一年多(duo)的调整房地产市场就(jiu)重回景(jing)气区间，而这一轮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时(shi)间会更长、幅度会更大，其(qi)间可能存在反复和波动。
在经济(ji)恢复过程中，供给恢复相对较快，需(xu)求不足越发凸显。我(wo)国擅长在供给端发力，疫情后企业复工(gong)复产进度较快，叠加企业原本库存高企，很多(duo)行业存在过剩的危险，这导致供需(xu)两端不平(ping)衡(heng)扩大，物价水平(ping)整体下降，对复苏进程造成阻碍，是值得重点(dian)关注的问题(ti)。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wo)国CPI（消费价格指数）自2022年第(di)四季度以来持(chi)续走低，2023年3月后始终低于1％；PPI（生产价格指数）连续8个月负增长，2023年5月PPI增速为-4.6％，为2016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ping)（见图4-3）。
目前，消费不足的原因(yin)在于总量还没恢复常态，消费层级呈现下降趋势。支撑消费的收入尚(shang)未达(da)到常态化水平(ping)，部(bu)分群体的资产负债表不仅(jin)没有修复，反而恶化。例如，2023年第(di)一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5.1%，名义GDP增速为5.6%，居民收入中位数与平(ping)均数之比在下降，市场经济(ji)中出现降薪和价格回落的现象。如果短期内(nei)居民收入和资产负债表没有明(ming)显恢复，快速修复消费是比较困难的。
2022年，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经历了一轮大幅调整。2021年中国房地产销售规模达(da)18万亿元，2022年房地产销售规模收缩了4万亿元。2022年理财(cai)产品破净，大量理财(cai)产品赎回转存银行，部(bu)分居民选择提前还贷。叠加缺乏(fa)消费场景(jing)，2022年住户存款较2021年增加17万亿元。
这些都是2022年居民资产负债表收缩的表现。a2023年虽然住户存款仍在增长，但较之前速度偏慢。居民买房、大类金融(rong)资产配置、购置耐用(yong)消费品等行为未明(ming)显好(hao)转，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局部(bu)调整仍在进行，但居民资产负债表剧烈收缩的最坏时(shi)期已经过去。
三、 不平(ping)衡(heng)不充分发展(zhan)的考验
当前，中国式(shi)现代化发展(zhan)面临不少挑战，其(qi)中发展(zhan)不平(ping)衡(heng)不充分问题(ti)依然突(tu)出。对于经济(ji)发展(zhan)来说，发展(zhan)不平(ping)衡(heng)问题(ti)主要是指城乡区域发展(zhan)和收入分配差距(ju)较大。
近年来，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zhan)战略(lue)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chi)下，传统的东部(bu)、中部(bu)、西部(bu)地区之间发展(zhan)不平(ping)衡(heng)问题(ti)得到了解决，经济(ji)发展(zhan)水平(ping)较低的中西部(bu)地区经济(ji)增速快于经济(ji)发展(zhan)水平(ping)较高的东部(bu)地区，尤其(qi)是西南地区出现较快经济(ji)增长，各地区间经济(ji)发展(zhan)水平(ping)呈现持(chi)续的收敛态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东部(bu)、中部(bu)、西部(bu)和东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4980元、29650元、27798元和30518元，与2012年相比，分别累(lei)计增长110.1%、116.2%、123.5%和89.5%，年均增长8.6%、8.9%、9.3%和7.4%，西部(bu)地区居民收入年均增速最快，中部(bu)次之。西部(bu)地区居民收入年均增速分别较东部(bu)、中部(bu)和东北地区快0.7、0.4和1.9个百分点(dian)。东部(bu)、中部(bu)和东北地区与西部(bu)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以西部(bu)地区居民收入为1）分别从2012年的1.72、1.10和1.30缩小至2021年的1.62、1.07和1.10。
但在经济(ji)结构和产业结构大转型的背景(jing)下，国内(nei)各区域经济(ji)分化出现新情况，存在一些新问题(ti)。其(qi)中，最为突(tu)出的三个问题(ti)分别是：南北地区经济(ji)差距(ju)持(chi)续加速扩大，区域一体化进程明(ming)显分化；五大区域性增长极在自身(shen)增长和对周边地区带动作用(yong)方面均出现显著分化；部(bu)分地区财(cai)政收支及相关社会经济(ji)指标面临突(tu)出压力。
首(shou)先，从近10年来的增长表现来看，南北地区经济(ji)差异已经从一般性分化进入相对恶化的阶(jie)段。2012—2019年，南方16个省（市、区）的名义GDP总和累(lei)计增长了92.4%，而北方15个省（市、区）的名义GDP总和仅(jin)累(lei)计增长了63.0%；南方经济(ji)增速平(ping)均为北方经济(ji)增速的1.5倍，南方经济(ji)体量达(da)北方经济(ji)体量的1.8倍。
其(qi)次，从五大增长极对周边地区的增长带动情况来看，长三角(jiao)的辐射带动作用(yong)最为显著，京津(jin)冀的带动效果较差。2012—2019年，在京津(jin)冀辐射地区中，北京的名义GDP累(lei)计增长了86.3%，一枝独秀；河北、天津(jin)仅(jin)分别增长51.6%、55.4%，山西、山东、内(nei)蒙古仅(jin)分别增长45.2%、64.2%、64.4%，辽宁、吉林、黑龙江仅(jin)分别增长39.3%、35.1%、23.0%。
相比之下，在长三角(jiao)辐射地区中，上海的名义GDP累(lei)计增长了78.3%，浙江、江苏分别增长81.7%、83.7%，安(an)徽、江西、福(fu)建、湖北分别增长100.9%、92.6%、109.6%、101.1%，从核心到边缘(yuan)形成三级梯队(dui)，经济(ji)增速依次递增，对整体性增长拉动作用(yong)明(ming)显，区域协同发展(zhan)成效显著。
在前述两极分化力量的共同作用(yong)下，部(bu)分地区在财(cai)政收支平(ping)衡(heng)及相关社会经济(ji)指标上面临突(tu)出压力，地方政府债务问题(ti)日益加剧，成为影响经济(ji)平(ping)衡(heng)运行的重要因(yin)素。
近20年来，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处于0.45~0.5的高位，2019年达(da)0.465。累(lei)积形成的财(cai)富差距(ju)更加明(ming)显，不仅(jin)使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愈加不足，甚(shen)至使青年一代的奋斗意愿下降，各种形式(shi)的“躺平(ping)”成为网络热词(ci)。
根(gen)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研究(jiu)报告《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中国资产排名前10%的城镇家庭占有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的47.5%和净资产的49%，资产排名后60%的城镇家庭仅(jin)占有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的19.1%和净资产的17.7%，财(cai)富不平(ping)等程度已经较为严重。
新冠肺(fei)炎疫情冲击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和财(cai)富分配不平(ping)等问题(ti)，其(qi)经济(ji)影响可能还在逐步显化。继202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低于平(ping)均数增速0.9个百分点(dian)，2021年第(di)一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低于平(ping)均数增速1.0个百分点(dian)，表明(ming)收入分配不平(ping)等程度可能在持(chi)续恶化。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与均值之比，从2015年的87.8%持(chi)续下降至2021年第(di)一季度的82.4%。
从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来看，自疫情暴发以来，工(gong)资性收入和经营(ying)净收入增速持(chi)续显著低于财(cai)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增速。这些结构性变化表明(ming)，虽然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财(cai)政转移支付对最低收入群体收入进行了有效补充，同时(shi)资产价格上涨使高收入群体收入没有受损，但工(gong)薪收入和个体经营(ying)性收入受损严重。
在培育(yu)形成以国内(nei)市场大循(xun)环(huan)为主体的新发展(zhan)格局过程中，中等收入群体是未来支撑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核心力量。在政策层面，应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变化，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分化，予以高度关注。
发展(zhan)不充分问题(ti)主要是指我(wo)国的供需(xu)结构还存在一定的失衡(heng)问题(ti)，尤其(qi)是国产产品对于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zhan)的改善型需(xu)求还存在很多(duo)不能满足的地方。随着我(wo)国生产力快速发展(zhan)，人民群众的生活(huo)水平(ping)显著提高，对消费产品的需(xu)求结构和质的要求在不断发生改变，但供给端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我(wo)国近年有大量游客到境外购买高档消费品乃至耐用(yong)消费品，就(jiu)充分说明(ming)了这一点(dian)。
供需(xu)匹配不仅(jin)要求人们手里有钱，还要求人们对美好(hao)生活(huo)的向往有相适应的供给，使需(xu)求体系更加完(wan)善，而不至于有些环(huan)节(jie)和层面出现过剩或者不足等结构性扭曲，对消费潜能的释放造成压力。如何使国内(nei)的供给体系更有效地迎(ying)合消费需(xu)求升级，使消费结构升级更好(hao)地牵引供给结构变动，应该(gai)作为新时(shi)期中国扩大内(nei)需(xu)的主要内(nei)容。应通过供给侧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和管制放松，以及日益强化的供给侧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shi)创新，使供给侧结构基于市场机制更有效地迎(ying)合消费需(xu)求升级的变化，居民消费得到释放。
同时(shi)，我(wo)们需(xu)要按照消费群体分类来提供精准的与需(xu)求相匹配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从而降低民众消费所面临的高成本。例如，近年来，农(nong)村消费增速很快，主要原因(yin)是电商技术、线上销售渠道向农(nong)村全面下沉，广(guang)大农(nong)村居民能够用(yong)很便宜的价格购买到城市的时(shi)尚(shang)商品，使农(nong)村的消费潜能得到释放。
城乡之间的差距(ju)问题(ti)也是发展(zhan)不平(ping)衡(heng)不充分问题(ti)的一个重要表现。202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ji)社会发展(zhan)成就(jiu)系列报告显示，随着乡村振兴(xing)战略(lue)和脱贫(pin)攻(gong)坚各项政策的纵深推进，农(nong)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chi)续快于城镇居民。
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412元，较2012年增长96.5%；农(nong)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931元，较2012年增长125.7%。2013—2021年，农(nong)村居民年均收入增速比城镇居民快1.7个百分点(dian)。2021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50（农(nong)村居民收入=1），较2012年下降0.38，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ju)持(chi)续缩小。
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ju)的不断扩大仍然是一个现实问题(ti)（见图4-4）。除此之外，城乡之间的财(cai)富差距(ju)也更加明(ming)显，农(nong)村居民所拥有土地和房产的价值远不能与城市相比，这导致农(nong)村居民得到的财(cai)产性收入远低于城市居民，而财(cai)产性收入的差距(ju)也是导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ju)的主要原因(yin)。
除了收入差距(ju)，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ju)也是显而易见的。2022年，上海居民基础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1300元，为全国最高，而中西部(bu)广(guang)大农(nong)村居民的月养老金标准只有100多(duo)元。在医疗保障方面，医保福(fu)利政策对城乡居民在报销比例、报销上限(xian)等方面同样差别明(ming)显。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