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guo)交织(zhi)下的帝国(guo)命运》，吴翎君著，联经出版(ban)公司，2024年(nian)2月版(ban)，452页
近二十年(nian)来，几乎与欧美(mei)学界同步，全球史(shi)研究在中国(guo)也有(you)了长足的发展(zhan)。2004年(nian)，首都师(shi)范大学成立了国(guo)内首个专门研究团队，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四年(nian)后的2008年(nian)又(you)创(chuang)办了《全球史(shi)评论》的研究集刊，投稿应接不暇。接下来相继成立“全球研究院”或“全球研究中心”的国(guo)内学术机构，有(you)北京外国(guo)语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shi)范大学、复旦大学等。以“跨国(guo)史(shi)/全球史(shi)”命名的专题学术研讨会，这些年(nian)来少说也有(you)上百场，核心期刊发表(biao)论文近千篇，专著业已(yi)超过三十部。今年(nian)四月，云南(nan)出版(ban)社推出由复旦大学教授(shou)葛兆(zhao)光教授(shou)主编的《从中国(guo)出发的全球史(shi)》。该书由二十三位研究者(zhe)联手(shou)撰写，三卷本，一千六(liu)百多页，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与此同时，今年(nian)二月，台(tai)北联经出版(ban)公司也出版(ban)了台(tai)湾师(shi)范大学教授(shou)吴翎君撰写的《跨国(guo)交织(zhi)下的帝国(guo)命运》，全书八章，四百余页。比较而言，前述葛兆(zhao)光教授(shou)主编的那部著作，属于“案(an)例研究”，主要从战争、商品、宗教、气候、疾病等方面，通过一些具体事例，讲(jiang)述自(zi)远古以来“跨国(guo)史(shi)/全球史(shi)”的诸多历史(shi)演化。吴翎君教授(shou)的这本著作，以两次鸦片(pian)战争、自(zi)强运动、国(guo)际法和多样化的国(guo)际组(zu)织(zhi)、清末立宪革命与商人(ren)及(ji)现代城市发展(zhan)为经纬脉络，讲(jiang)述了十九世纪中叶至辛亥革命前后中国(guo)融入世界的故事，属于总体性、全面性及(ji)概论性的“通史(shi)写作”，有(you)更(geng)多可被关注(zhu)、评论的话题性及(ji)争议性。毕(bi)竟，此前的“中国(guo)近代史(shi)”或可分(fen)为两类。一是(shi)“国(guo)族史(shi)观”，如蒋(jiang)廷黻、陈恭禄、郭廷以、徐中约等人(ren)的著述，较多关注(zhu)中西冲突、救亡图存。另(ling)一是(shi)“革命史(shi)观”或“现代化史(shi)观”，如范文澜、李时岳、陈旭麓及(ji)近来由张海鹏(peng)等人(ren)主编的相关著述，多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wu)史(shi)观为理论基石，重点讲(jiang)述反抗/侵(qin)略、进步/落后。共同点都只是(shi)就中国(guo)而论中国(guo)，外部世界仅作为事件展(zhan)开的背景，并没(mei)有(you)特别呈现“跨国(guo)史(shi)/全球史(shi)”意义上的复杂、多元之(zhi)联结与互动。
进而言之(zhi)，作为中英文世界里的首部“全球史(shi)／跨国(guo)史(shi)”研究框架之(zhi)下的“通史(shi)书写”，《跨国(guo)交织(zhi)下的帝国(guo)命运》声称“中国(guo)化”（internalization）和“国(guo)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不能被本质化或固定化，而应视为两个相互交错、不断游移(yi)和辩(bian)证(zheng)的状态(tai)或坐标。前者(zhe)是(shi)指(zhi)在西方强力冲击之(zhi)下，中国(guo)社会的自(zi)我更(geng)新和蜕变内化；后者(zhe)是(shi)说中国(guo)历经磨砺(li)，跌宕起伏、一步步走向世界的艰难(nan)历程。在作者(zhe)看来，晚清中国(guo)苦苦寻找在这两个坐标中的文明(ming)定位，并认(ren)为“不论自(zi)主或被迫加入国(guo)际大家庭，帝制中国(guo)的命运其主体性和执行仍是(shi)一种自(zi)我抉择”（17页）。就此来看，该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思想创(chuang)新意义大致有(you)三：
首先，在华西方是(shi)否拥有(you)单方面的无坚不摧、无所不能之(zhi)魔(mo)力；抑或还有(you)在地碎片(pian)化意义上“混杂”（“hybridity”）的另(ling)一面？以往在“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影响之(zhi)下，主流(liu)叙事通常会以二元对立的视角，认(ren)为在华西方与本土社会总是(shi)势不两立，非此及(ji)彼，并在两者(zhe)的矛(mao)盾对立中无往不胜，从而自(zi)觉或不自(zi)觉地强化了西方霸权(quan)。本书则认(ren)为不论来自(zi)西方的技术、理念、人(ren)员(yuan)、机构，乃至制度和语言等，如果要想在中国(guo)社会发挥作用(yong)，必须与在地及(ji)本土元素(su)进行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沟通、谈判、协商和妥协。这也就是(shi)被许多学者(zhe)称之(zhi)为“扩散化”的举措和行动，外来（或在华西方）遂“与当地社会之(zhi)间(jian)的互动催(cui)生出了新的文化范式、身分(fen)认(ren)同、社群组(zu)织(zhi)，以及(ji)对政府(fu)治理的新挑战等等”（14-15页）。
其次，晚清统治在对外事务中是(shi)否总是(shi)冥顽不灵、顽固不化，抑或还有(you)审时度势、力图补救的明(ming)智(zhi)之(zhi)举？在以往的主流(liu)叙事中，晚清是(shi)中国(guo)三千年(nian)历史(shi)中最不堪回首的耻辱年(nian)代，留下了太多关于统治和精英阶层“软弱无能”“贪污腐(fu)败”“保守(shou)固拒”“用(yong)人(ren)不当”等刻板(ban)印象。本书则认(ren)为晚清发生了许多涉(she)外战争，精英们在讨论主战抑或主和的立场时，反帝的民族主义论述便是(shi)一再拉高主战的声量，并被美(mei)化为民族主义英雄；而主和则被视为软弱受辱的一方，甚至妖魔(mo)化，从而造成了许多本可避免的牺牲和损失。毕(bi)竟，面对纷至沓(da)来的各种深刻危机，晚清统治仍勉强持续五(wu)十年(nian)之(zhi)久，可见并非那么的昏庸不堪，作者(zhe)也就希望(wang)“回到当时人(ren)的行为、动机和结果来评价其历史(shi)定位”（421页）。
再次，造成大量无辜人(ren)民伤亡的，除列强入侵(qin)之(zhi)外，是(shi)否还应注(zhu)意兄弟(di)阋墙、骨肉同胞间(jian)的相斗及(ji)相残？针对以往主流(liu)颇多肯定反叛起义，或不太反省频(pin)频(pin)爆发的血腥内战，本书则认(ren)为列强发动的战争，不论就持续时间(jian)、动员(yuan)兵力、交战地点和规模而言，都不算(suan)大，也不是(shi)焦土性的侵(qin)略战争。相反如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ping)天国(guo)内战，清王朝和太平(ping)军激(ji)烈(lie)的交相残杀，“才造成数(shu)以百万的士兵和无辜人(ren)民的死伤悲剧“（12页）。再按照著名全球史(shi)学者(zhe)于尔根?奥(ao)斯特哈默的说法：各地战乱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在整(zheng)个十九世纪世界史(shi)上绝无仅有(you)，如太平(ping)天国(guo)、捻军、西北和云南(nan)回民暴(bao)动及(ji)引发的饥荒，死亡人(ren)数(shu)估计有(you)三千万（《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shi)》上册，强朝晖、刘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ban)社，2016，242页）。
虽则，本书主旨在于“摆脱帝国(guo)主义侵(qin)略的黯黑史(shi)”，但不意味着作者(zhe)无视或掩盖那些罪行。如谈及(ji)1850年(nian)代后，英美(mei)等列强希望(wang)以修约方式，打开中国(guo)大门而扩张经济利益，本书说为了急欲达成某些特定目标，列强愈来愈走向躁进的作为，显得(de)极其荒谬，交涉(she)过程也更(geng)为粗暴(bao)，遂发生了“英法联军火烧(shao)圆(yuan)明(ming)园(yuan)等一连串(chuan)的疯狂举动”（72页）。再谈及(ji)1900年(nian)来自(zi)八国(guo)联军打进北京后，称众多俘虏(lu)被残暴(bao)虐待和无情枪杀，联军士兵再次打开圆(yuan)明(ming)园(yuan)等地的大门，大肆抢夺珍贵文物(wu)和皇家的珠(zhu)宝(bao)器物(wu)。本书记有(you)：“值得(de)注(zhu)意的是(shi)，大约在入侵(qin)的一年(nian)前，这八个列强全都加入了1899年(nian)的《海牙(ya)公约》，明(ming)文禁止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战时抢夺和恣(zi)意杀戮。”（92页）
由此可见，本书重心不集中于“帝国(guo)主义侵(qin)略”，是(shi)希望(wang)用(yong)更(geng)多篇幅呈现我们自(zi)己的历史(shi)能动性（agency）。如随父母于二十世纪八十年(nian)代从尼日利亚移(yi)民美(mei)国(guo)，现任(ren)教于乔治城大学哲学的塔伊沃（Olúfemi O. Táíwò）教授(shou)，于2020年(nian)出版(ban)的《反对去殖民化：认(ren)真对待非洲能动性》（Against Decolonisation: Taking African Agency Seriously）一书，反对不加区别地将(jiang)“去殖民化”应用(yong)到文学、语言、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医(yi)学等所有(you)领域。在塔伊沃看来：来自(zi)欧洲的“现代性”（modernity）不应与帝国(guo)主义、殖民主义混为一谈，更(geng)非“西方”“白人(ren)”或“殖民”所独有(you)；非洲人(ren)民有(you)意识(shi)地将(jiang)之(zhi)付诸实践，通过创(chuang)造性地挪用(yong)、转换和综合，使之(zhi)成为自(zi)己文化的重要组(zu)成部分(fen)，体现出在地及(ji)本土的历史(shi)能动性。
虽说上述两部著述，代表(biao)了中文世界里相关研究的最新趋向，但我们还需(xu)要针对当下时代的严峻挑战，对未来可能的学术发展(zhan)再做一点反思。原因在于该研究深受1990年(nian)代那一波“全球化”的激(ji)励，看重历史(shi)上与之(zhi)相应的人(ren)员(yuan)、器物(wu)和文化的流(liu)动、循环和融通，较多讲(jiang)述在此过程中的受益者(zhe)和获利者(zhe)，并没(mei)有(you)特别在意其中的暗潮汹涌、险象丛生。现实情况却是(shi)：一些新兴国(guo)家搭此波“全球化”的顺风车，虽实现了快速发展(zhan)，缩(suo)小了与发达国(guo)家的经济差距，却造成了大范围的贫富悬殊、社会撕裂和环境灾难(nan)。再随着肆意鼓吹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的民粹政治人(ren)物(wu)遂先已(yi)强势崛起，不久前消停的新冠肺炎又(you)为此波“全球化”按下了“暂停键”，“反全球化”“去全球化”俨然成为不可逆的时代主流(liu)。
与之(zhi)相应，前不久那场致使七亿人(ren)染(ran)病，一千三百余万人(ren)死亡的世纪大瘟疫，我们曾经在惊(jing)扰中提心吊胆，惶恐度日，当下怎能不对以往一味称颂的研究倾向做些调整(zheng)？2023年(nian)6月号(hao)的《美(mei)国(guo)历史(shi)评论》刊发了一组(zu)题为“关于跨国(guo)史(shi)”（On Transnational History）的论坛文章，论及(ji)此次疫情对研究研究产(chan)生的影响。任(ren)教于多伦多大学的辛迪·尤因（Cindy Ewing）发表(biao)的文章，称研究者(zhe)必须反思为何这场大瘟疫没(mei)有(you)加强我们之(zhi)间(jian)的联系，或让我们意识(shi)到共同人(ren)性；反而让更(geng)多人(ren)退回到民族主义的激(ji)进形态(tai)，不断拉高了人(ren)们之(zhi)间(jian)的怨(yuan)怼、猜疑和仇(chou)恨（“Troubling the Global South in Global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128，No.1，June 2023，pp.270-271）。
太阳(yang)底下本没(mei)有(you)多少新鲜事，或可参照中国(guo)近代史(shi)上颇为相似(si)的案(an)例，是(shi)1910年(nian)冬爆发至1911年(nian)春结束的东北肺鼠疫大流(liu)行。其时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清铁路，及(ji)以大连为中心的“南(nan)满铁路”，分(fen)别由沙俄、日本控制，全面进入世界市场的出口经济，如大豆、煤炭、粮食等，汇集了大批(pi)来自(zi)山东、山西、直(zhi)隶等地的华人(ren)劳工。还有(you)盛(sheng)产(chan)于俄属西伯利亚、蒙古、我国(guo)东北的旱獭皮毛，在欧洲市场上备受青睐，华工贪图丰厚收益而成了捕(bu)猎者(zhe)。然旱獭却是(shi)鼠疫杆菌的携带者(zhe)，将(jiang)疫病传染(ran)给密切接触，且居住环境极差的捕(bu)猎者(zhe)们，随即在四通八达的区域经济体系蔓延，并通过四通八达的铁路自(zi)北向南(nan)迅速传播，外溢至京津、山东、汉口、浦口的六(liu)十五(wu)个县市，至翌年(nian)春季(ji)罹(li)病死亡人(ren)数(shu)已(yi)超过六(liu)万。
作为对那时“全球化”影响更(geng)具包容性的反思，我们无法忽略在那个抗生素(su)没(mei)有(you)诞生的年(nian)代里，肺鼠疫死亡率高达百分(fen)之(zhi)七十以上，典型(xing)症状是(shi)突然出现头(tou)痛、发热、咳血、肺部大面积感染(ran)，重症者(zhe)两三天后痛苦死亡。疫情爆发之(zhi)后，哈尔滨、大连的日本、俄国(guo)殖民统治当局，随即采用(yong)了强制性暴(bao)力（unmitigated tyranny）检疫、防疫。如哈尔滨的沙俄殖民市政当局征用(yong)货车车厢当作隔离营，派遣武装士兵严加看管，擅(shan)自(zi)逃脱者(zhe)格(ge)杀勿(wu)论。那时的气温降至零(ling)下二十多度，既没(mei)有(you)必要的取暖设施，又(you)无法提供充足的食物(wu)，时人(ren)说“不死于疫，必死于检疫、防疫”。殖民统治者(zhe)则声辩(bian)道(dao)：文明(ming)的法则就是(shi)“寓仁(ren)术于暴(bao)行中者(zhe)”，“杀少数(shu)以卫多数(shu)”（《敬告部派督派有(you)防疫专责者(zhe)》，《远东报》1911年(nian)1月4日，第1版(ban)）。
正如前不久的疫情肆虐，危机时刻的相扶与相助，伸出援手(shou)，最让人(ren)感激(ji)涕零(ling)，刻骨铭心。同样，上述那次东北肺鼠疫大流(liu)行之(zhi)时，地方社会、邻里之(zhi)间(jian)彼此照应，共渡难(nan)关，最值得(de)大书特书。如为应对当局搜寻病患及(ji)密切接触者(zhe)的粗暴(bao)检疫，民众组(zu)织(zhi)起来，在街头(tou)巷尾(wei)派出儿童哨兵，看到搜寻人(ren)员(yuan)马上报警，病人(ren)及(ji)尸体就会迅速转移(yi)及(ji)藏匿起来。因为那些执法检疫人(ren)员(yuan)，并非专业医(yi)护人(ren)士，看到脸黄(huang)体弱者(zhe)，将(jiang)其与周边之(zhi)人(ren)强行送到隔离营；发现不明(ming)尸体，遂将(jiang)房屋付之(zhi)一炬，给民众生活带来了太多烦(fan)扰。此外，商会、同乡会馆与当局反复谈判，经过不懈抗争，终获准(zhun)成立自(zi)主隔离病院。虽与西医(yi)一样，他们也无法治愈患者(zhe)，但至少可让濒临死亡之(zhi)人(ren)，身边有(you)亲人(ren)们的看护和照料，不至于在惊(jing)恐万分(fen)中悲惨(can)离世。
由此回到本稿关于需(xu)要调整(zheng)研究取向的话题，概括说来，我们似(si)不能只看到流(liu)动、世界、光明(ming)的那一面，而也应适当注(zhu)意不动、原乡、阴(yin)影的另(ling)一面。这样方可在对比和参照中，更(geng)好地展(zhan)现历史(shi)上曾经有(you)过的善意、爱心与美(mei)德，以求更(geng)有(you)效地应对眼前甚嚣尘上的“反全球化”“去全球化”之(zhi)大退潮。毕(bi)竟，在那次东北疫情即将(jiang)结束之(zhi)时，清政府(fu)出资十万两白银，邀(yao)请三十四位来自(zi)英、美(mei)、日、俄、德、法等十一个国(guo)家的代表(biao)，以及(ji)五(wu)位亲身参加过救治及(ji)防疫事务的中国(guo)学者(zhe)，历时二十五(wu)天，在奉天（今沈阳(yang)）召开了“万国(guo)鼠疫研究会”，全面总结了此次检疫、防疫及(ji)治疗(liao)过程中的成败得(de)失。更(geng)值得(de)注(zhu)意的，是(shi)在此会议的开幕式上，东三省总督锡(xi)良代读摄政王的贺电，称赞与会专家学者(zhe)们的努力，“将(jiang)推动人(ren)类事业的发展(zhan)和为人(ren)类带来无穷福祉”（will advance the cause of humanity and bring infinite blessing to mankind）。这种将(jiang)中国(guo)事务与人(ren)类命运紧密连接的理念，自(zi)然应成为当下我们相关书写调整(zheng)的核心关注(zhu)之(zhi)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