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1年6月7日，加沙城，巴勒斯坦“哈马斯”运动的武装派别成员游行。 本文图片 视(shi)觉中国
从(cong)历史的角度看，巴勒斯坦伊斯兰(lan)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的矛盾(dun)经历了(le)从(cong)不突出(chu)到(dao)日益凸显(xian)的变化。1987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和1988年哈马斯的建立构成了(le)双方关系演变的重要分水岭(ling)，导致哈马斯与巴解组(zu)织走向公开对立。哈马斯与巴解组(zu)织围绕巴勒斯坦建国方案(an)、对以政策、中东和平进程(cheng)等问题均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分歧，并导致巴内部形成以世俗民族主义力(li)量和伊斯兰(lan)主义力(li)量为两大阵营的严重分裂，对巴以关系和中东和平进程(cheng)都产生了(le)重要的影响(xiang)。
围绕巴勒斯坦建国方案(an)的两种思路
在建国问题上，哈马斯承认它与巴解组(zu)织有共同的目标，但它反(fan)对巴解的世俗化建国方案(an)，宣称“只(zhi)有当巴勒斯坦解放组(zu)织有朝(chao)一日接受了(le)伊斯兰(lan)道路，我们才会成为它的战士(shi)。” 因此，从(cong)本质上说，双方围绕巴勒斯坦建国方案(an)的矛盾(dun)分歧，是世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lan)主义意(yi)识形态矛盾(dun)的反(fan)映。巴解组(zu)织的指导思想是民族主义，其目标是建立世俗的巴勒斯坦民族国家；而哈马斯组(zu)织意(yi)识形态的基础是伊斯兰(lan)主义，其目标是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lan)国家。
巴解组(zu)织的意(yi)识形态核心是世俗民族主义，这在1988年巴解组(zu)织发表的《独立宣言》中得到(dao)了(le)鲜(xian)明体(ti)现。在群体(ti)认同方面，《独立宣言》特别强调巴勒斯坦阿拉(la)伯人的民族认同，以及巴勒斯坦人的阿拉(la)伯属(shu)性，它指出(chu)：“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通过人民、土地和历史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阿拉(la)伯巴勒斯坦人民诞生、成长、发展，并确立了(le)自(zi)己(ji)作为人和民族的存在。”“巴勒斯坦解放组(zu)织领导了(le)它的伟(wei)大人民的战斗，……作为当代最(zui)突出(chu)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一，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斗争反(fan)映了(le)阿拉(la)伯的觉醒和世界的觉醒。” “巴勒斯坦国是一个阿拉(la)伯国家，是阿拉(la)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地时间2016年12月11日，加沙罕尤尼斯，数(shu)千民众庆祝哈马斯组(zu)织成立29周年。
在未来(lai)国家模式设计上，巴解组(zu)织致力(li)于建立世俗、民主和文化多元的现代国家。《独立宣言》规定：“巴勒斯坦国属(shu)于无论在何处的巴勒斯坦人。在那里(li)，在一种建立在言论自(zi)由，组(zu)织政党自(zi)由，多数(shu)人照顾少数(shu)人的权利(li)，少数(shu)人尊重多数(shu)人的决定，社会公正，平等，不分种族、宗教、肤(fu)色或男女普(pu)遍享有权利(li)的基础上的民主的议会制度下，按照一部保证法律至(zhi)上、司法独立的宪法，本着全(quan)盘继承巴勒斯坦许多世纪以来(lai)形成的各种宗教相互(hu)容忍和宽容相处的精神和文化遗产的原则，巴勒斯坦人发展自(zi)己(ji)的民族和文化特性，享受完全(quan)平等的权利(li)；在那里(li)，他们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以及人的尊严得到(dao)保护(hu)。”
哈马斯组(zu)织作为典型的伊斯兰(lan)主义组(zu)织，在意(yi)识形态上完全(quan)接受了(le)穆兄会思想家哈桑·班纳(na)和赛义德·库(ku)特布的思想主张(zhang)，认为巴勒斯坦反(fan)以斗争失(shi)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穆斯林(lin)深受世俗民族主义等外部思想影响(xiang)，偏离了(le)真主的道路。因此，他们要求穆斯林(lin)“返回伊斯兰(lan)”，并通过“圣战”最(zui)终战胜犹太(tai)复国主义，解放整个巴勒斯坦，即“伊斯兰(lan)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早在1988年，哈马斯领袖亚辛便指出(chu)：“当人们面前所有的门都被关上时，他会发现真主之门对他是敞开的。伊斯兰(lan)是所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庇护(hu)所，1967年战败之后,人民尤其感到(dao)需要真主。”
《哈马斯宪章(zhang)》声称：“真主是它的最(zui)终目的，先知是它的榜(bang)样，《古(gu)兰(lan)经》是它的宪法，圣战是它的道路，为真主而献身是它最(zui)崇高的理想。” 在建国问题上，哈马斯与巴解组(zu)织的矛盾(dun)主要体(ti)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哈马斯的斗争目标是在从(cong)地中海到(dao)约旦(dan)河西岸(an)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lan)政权，反(fan)对只(zhi)在巴勒斯坦部分地区建国，其最(zui)终目标是“在巴勒斯坦的每(mei)一寸土地上升起真主的旗帜。”哈马斯发言人马哈茂德·扎哈尔曾强调，巴勒斯坦“这片土地只(zhi)能由穆斯林(lin)控制，这是1400年的既定事(shi)实”。哈马斯的另一领导人也指出(chu)：“哈马斯要征服(fu)从(cong)约旦(dan)河到(dao)地中海之间的所有巴勒斯坦领土，包(bao)括以色列、约旦(dan)河西岸(an)和加沙地带(dai)。”
其次，主张(zhang)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lan)国家，反(fan)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世俗国家。亚辛明确指出(chu)：“我们反(fan)对巴勒斯坦民族宪章(zhang)，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了(le)建立一个世俗国家的主张(zhang)，那就亵渎了(le)伊斯兰(lan)。”1992年，马哈茂德·扎哈尔强调，“我们试过每(mei)一样东西，纳(na)赛尔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试过西方化，但是都失(shi)败了(le)。现在我们认为，唯一能使我们得到(dao)尊严的就是伊斯兰(lan)。” 对此，美(mei)国学者埃里(li)·雷克斯（Elie Rekhess）曾评价指出(chu)：哈马斯“用宗教取代了(le)巴解组(zu)织提出(chu)的民族身份的概念。总之，这是一个穆斯林(lin)感情同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的结(jie)合。”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25日，约旦(dan)河西岸(an)拉(la)姆安拉(la)，巴勒斯坦总统(tong)马哈茂德·阿巴斯(中)和巴勒斯坦解放组(zu)织(巴解组(zu)织)执行委(wei)员会成员在举行会议前背诵祈祷文。
巴以共存 VS 不可妥协的“瓦克夫(fu)”
巴解组(zu)织对以色列的态度和政策，经历了(le)从(cong)拒不承认到(dao)承认其客观存在的巨大变化。在20世纪50～70年代，在阿以冲突的框架下，巴解组(zu)织与埃及等阿拉(la)伯前线国家一样，采取拒不承认以色列合法存在的政策，其目标是消灭以色列，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以阿拉(la)伯人为主导的独立国家。
1969年7月，阿拉(la)法特在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chu)，巴解组(zu)织的最(zui)终目标是“解放我们的被占领土，从(cong)而建立一个阿拉(la)伯人、穆斯林(lin)、基督教徒及犹太(tai)人将过着平等、友爱、公正与和平生活的民主的巴勒斯坦国家。”同年9月，巴勒斯坦全(quan)国委(wei)员会第6次会议的声明指出(chu)，巴勒斯坦革命的目标是“完全(quan)彻底地解放整个巴勒斯坦”；“直(zhi)到(dao)建立一个消除了(le)所有宗教和种族歧视(shi)痕迹的民主的巴勒斯坦国”。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基于形势的严峻变化，巴解组(zu)织的建国目标转向了(le)更加现实的分阶段建国的目标，即先在一部分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民族权力(li)机构或者国家，然后逐渐扩大到(dao)整个巴勒斯坦。1974年2月，法塔赫等组(zu)织在巴解组(zu)织内联合提出(chu)了(le)分阶段实现建国目标的方针(zhen)，主张(zhang)首先在约旦(dan)河西岸(an)和加沙地带(dai)建立民族权力(li)机构，同时强调对整个巴勒斯坦拥(yong)有主权。此后，巴解组(zu)织内部曾围绕建国目标和斗争方式问题发生分歧，尤其以“人阵”（即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法塔赫的矛盾(dun)分歧最(zui)为严重。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伴随地区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巴解组(zu)织的建国目标更加趋于现实，开始(shi)主张(zhang)在以色列撤出(chu)的约旦(dan)河西岸(an)和加沙地带(dai)建国，对以色列的态度逐步从(cong)有条件(jian)地承认发展到(dao)完全(quan)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从(cong)此，巴解组(zu)织实际上已(yi)提出(chu)了(le)两个国家共存的解决方案(an)。
1988年10月，《巴解组(zu)织关于建立独立国家的文件(jian)》首次承认了(le)以色列的合法存在。它指出(chu)：“新巴勒斯坦国的性质强调，它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巴勒斯坦人民不追求取消‘以色列’，而是追求与它在睦邻(lin)关系范围内的和平共处。”在巴解组(zu)织的《独立宣言》中，虽然没(mei)有关于承认以色列的明确表述，但是它承认1947年联大第181号决议为“阿拉(la)伯巴勒斯坦人民的主权和民族独立权利(li)的国际合法性奠定了(le)基础”，事(shi)实上已(yi)经承认了(le)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1988年12月，阿拉(la)法特明确表示，巴解组(zu)织“接受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在中东的存在。”
巴解组(zu)织对以色列的承认，奠定了(le)巴以双方围绕“两国方案(an)”进行和平谈判的历史性基础。1991年马德里(li)中东和会后，巴解组(zu)织对以色列的立场发生重大转变。1993年，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双方实现互(hu)相承认，中东和平进程(cheng)取得了(le)突破性的进展。
但是，哈马斯等伊斯兰(lan)主义组(zu)织迄今为止仍拒不承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哈马斯坚持认为，巴勒斯坦是统(tong)一的和不可分割的，他们拒绝(jue)接受以色列作为国家在本地区的存在。《哈马斯宪章(zhang)》宣称：“伊斯兰(lan)抵抗运动认为，巴勒斯坦的土地是世代相传直(zhi)到(dao)审判日的伊斯兰(lan)教产，没(mei)有人可以割裂它的任何部分，也没(mei)有人可以抛弃它的任何部分。”哈马斯至(zhi)今仍拒不承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它一直(zhi)坚持从(cong)伊斯兰(lan)教的“瓦克夫(fu)”（Waqf）传统(tong)理念出(chu)发，看待巴勒斯坦的领土归(gui)属(shu)问题。
“瓦克夫(fu)”在阿拉(la)伯语中的原意(yi)为出(chu)于慈善目的而捐献出(chu)来(lai)的宗教基金或财产。“瓦克夫(fu)”制度主要包(bao)含以下三点内容：第一，瓦克夫(fu)土地不能被剥夺，也不能出(chu)售、抵押(ya)、遗赠或变为他用；第二(er)，瓦克夫(fu)土地和财产属(shu)于永久捐赠，一般用于清真寺、孤儿院等慈善目的和公益事(shi)业；第三，瓦克夫(fu)捐赠不能撤销(xiao)，捐赠者和其后代不得反(fan)悔。
在哈马斯看来(lai)，巴勒斯坦土地是被用来(lai)捐献给将来(lai)的穆斯林(lin)的瓦克夫(fu)，因而是无法分割、无法让渡的。《哈马斯宪章(zhang)》指出(chu)：“巴勒斯坦之地是伊斯兰(lan)的瓦克夫(fu)，被用来(lai)献给将来(lai)的穆斯林(lin)直(zhi)至(zhi)审判日。它的全(quan)部或任何部分，都不应该被放弃。不论是一个阿拉(la)伯国家或者是所有阿拉(la)伯国家，也不论是任何国王或者总统(tong)，或者是所有国王和总统(tong)，更不论是任何组(zu)织或所有组(zu)织，巴勒斯坦人或阿拉(la)伯人都无权这样做(zuo)。……这片瓦克夫(fu)伴随着天(tian)地一直(zhi)保留，任何违背伊斯兰(lan)教法的程(cheng)序，只(zhi)要涉(she)及巴勒斯坦，都是无效(xiao)的。”
由此可见(jian)，哈马斯从(cong)伊斯兰(lan)教的瓦克夫(fu)传统(tong)出(chu)发来(lai)理解巴勒斯坦的土地归(gui)属(shu)，进而将巴勒斯坦全(quan)部归(gui)属(shu)阿拉(la)伯人这一目标上升到(dao)无法妥协的神圣高度。
巴勒斯坦内部的和平“绊脚(jiao)石”
独立建国是巴解组(zu)织的根本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巴解组(zu)织不断根据形势变化对斗争方针(zhen)进行调整，其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le)三个阶段：20世纪60～70年代中期，是武装斗争占绝(jue)对主导地位的阶段；70年代中期至(zhi)80年代中期，是武装斗争与外交斗争并举的时期；80年代末期以后，是以和平谈判为主要斗争方式的阶段。
总之，巴勒斯坦斗争方式演变的主流是从(cong)武装斗争逐步转变到(dao)政治与外交斗争，这一重要变化构成了(le)冷战后中东和平进程(cheng)启动的重要基础之一。
1988年10月，《巴解组(zu)织关于建立独立国家的文件(jian)》明确表示，其斗争方式“从(cong)以石块作武器的阶段过渡到(dao)政治主动行动阶段”。1988年11月，巴《独立宣言》明确表示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主张(zhang)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标志着巴解组(zu)织战略目标和斗争方式上的重大变化。它指出(chu)，巴解组(zu)织“相信应根据联合国宪章(zhang)和决议，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它拒绝(jue)以武力(li)、暴力(li)或恐怖或者使用武力(li)、暴力(li)或恐怖来(lai)威胁它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任何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同时，不损害它保卫(wei)自(zi)己(ji)领土与独立的正当权利(li)。”
巴解组(zu)织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并选择和平谈判作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方式，为上世纪90年代中东进程(cheng)的启动提供了(le)重要的前提性条件(jian)。1991年10月，中东和会在马德里(li)召开，阿以和巴以和平谈判全(quan)面启动；1993年9月，巴以双方在华盛顿签署《奥斯陆协议》。同年9月9日，阿拉(la)法特在致以色列总理拉(la)宾的信函中保证：“巴解组(zu)织摈弃恐怖主义及其他暴力(li)行为，并将对巴解组(zu)织的所有组(zu)织和人员承担起责任，保证他们遵守(shou)纪律，防止出(chu)现违反(fan)纪律的人员和事(shi)件(jian)。”
从(cong)1994年至(zhi)2000年，巴以之间进行了(le)多轮会谈，但由于双方在耶路撒冷归(gui)属(shu)、犹太(tai)定居(ju)点、巴难民回归(gui)、巴以边界划定等棘(ji)手问题上分歧太(tai)大，始(shi)终未能达成永久性和平协议。2000年9月，以强硬派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引发大规模流血(xue)冲突并使巴以和谈陷入停滞。2007年11月，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在美(mei)国安纳(na)波利(li)斯举行，巴以领导人宣布重启中断多年的和平谈判。随后，巴以双方领导人举行了(le)多轮直(zhi)接谈判，但由于双方在关键(jian)问题上分歧严重，和谈始(shi)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cong)2000年巴以关系重新陷入对抗与冲突以来(lai)，巴以和谈屡屡受挫固然与巴勒斯坦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色列的强硬立场、美(mei)国对以色列的偏袒等诸多复杂因素密切相关。但是，从(cong)巴勒斯坦方面看，巴内部的分裂尤其是哈马斯继续坚持暴力(li)反(fan)以的强硬立场，构成了(le)巴以双方实现和解的严重障碍之一。哈马斯之所以反(fan)对巴以和谈，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伊斯兰(lan)主义立场。
首先，哈马斯主张(zhang)通过“圣战”方式武力(li)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哈马斯一直(zhi)将“消灭犹太(tai)复国主义和以色列敌人，解放巴勒斯坦的圣战”作为斗争的纲领，号召全(quan)世界的穆斯林(lin)参加解放巴勒斯坦的“圣战”，并要求所有伊斯兰(lan)国家对解放巴勒斯坦的“圣战”给予支持。《哈马斯宪章(zhang)》第15条规定：“当我们的敌人篡夺伊斯兰(lan)的土地，圣战便成为对所有穆斯林(lin)具有约束力(li)的责任。面对犹太(tai)人对巴勒斯坦土地的篡夺，穆斯林(lin)不能逃避圣战。”
其次，反(fan)对任何一项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提议、方案(an)和国际会议。哈马斯认为，巴勒斯坦的主权属(shu)于真主，是不可谈判、也是不可出(chu)让的。由于坚持主张(zhang)通过“圣战”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哈马斯攻击巴解组(zu)织是出(chu)卖巴勒斯坦和伊斯兰(lan)教利(li)益的“异教徒”。
长期以来(lai)，哈马斯在巴以和谈问题上的不断反(fan)复，虽然与巴民族权力(li)机构的腐败僵(jiang)化、以色列的强硬政策以及美(mei)国巴以政策的失(shi)误有重要关系，但哈马斯的上述基本政治立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针(zhen)对哈马斯对中东和平进程(cheng)的破坏，《约旦(dan)人民报》曾作此评价：“哈马斯不想同以色列达成任何一种和平解决办法，只(zhi)想消灭它。每(mei)当中东和平进程(cheng)有了(le)进展，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就会升级。而每(mei)次暴力(li)事(shi)件(jian)发生后，以色列政府又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报复：关闭加沙和约旦(dan)河西岸(an)，驱逐巴勒斯坦人；扩大犹太(tai)定居(ju)点，停止与巴方的一切接触；等等。”
总之，巴内部以民族主义和伊斯兰(lan)主义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的对抗，构成了(le)影响(xiang)巴政治进程(cheng)的核心矛盾(dun)，同时也对巴以和平进程(cheng)产生了(le)十分消极的影响(xiang)。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受到(dao)重创的哈马斯已(yi)经有所变化，如声明在1967年边界的基础上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这或许使哈马斯改变对以色列的看法、弥合与巴解组(zu)织的分歧出(chu)现了(le)些许希(xi)望。当前，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巴解组(zu)织与哈马斯的内部矛盾(dun)与分歧，对于未来(lai)实现巴内部和解、政治解决巴以冲突，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性意(yi)义。这也正是中国在巴以冲突持续进行的恶劣环(huan)境下积极推动巴内部和解的意(yi)义所在。
（本文部分内容来(lai)自(zi)刘中民：《巴勒斯坦内部伊斯兰(lan)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的矛盾(dun)纷争》，载《西亚非洲(zhou)》2013年第2期）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jie)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