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于大(da)时代中(zhong)的个体，都无(wu)法跳脱于时代之外——哪怕是儿童，尤其是儿童。小小的人儿与(yu)大(da)大(da)的世界之间(jian)，是周遭社会给予的定义、设想与(yu)标准。成人都是从儿童时代长起的，儿童又将勾(gou)勒未来世界的图景(jing)，所以，“小”儿童无(wu)“小”事。
《上海儿童日常生活中(zhong)的历(li)史（1927-1937）》（上海大(da)学出版(ban)社，2024年1月(yue)）脱胎于刘媛的博士论文。在这项研究中(zhong)，她突破传统儿童史研究中(zhong)的家庭史取向，将儿童置(zhi)于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一(yi)宏观社会背景(jing)和城(cheng)市环境中(zhong)，考察大(da)都市中(zhong)“不平等的童年”，对这一(yi)时期上海儿童的衣食住行(xing)、生产消费、学习娱乐等进(jin)行(xing)总体评估，她提出，儿童不仅仅是城(cheng)市建设的受惠者或被动接受者，他们(men)在与(yu)城(cheng)市中(zhong)的人、事、物(wu)互动的过程中(zhong)，形(xing)成城(cheng)市发展的动力之源。在这项研究之后，她又将研究视野转(zhuan)向根(gen)据地的儿童研究，关注了山东根(gen)据地的抗日儿童团。二十世纪上半叶，无(wu)论城(cheng)市还是乡村(cun)，儿童无(wu)所庇荫(yin)，他们(men)始终在时代的风雨之中(zhong)成长。
四位小朋友隆重庆祝儿童年。图片来源：申报儿童周刊社：《儿童之友》第一(yi)集(ji)，申报馆1935年。
《上海儿童日常生活中(zhong)的历(li)史（1927-1937）》的开篇(pian)以鲁迅所写的《上海的儿童》与(yu)《申报》所刊的儿童节庆祝活动文字为引子，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截然不同的上海儿童生活景(jing)象(xiang)，前者令人同情，后者令人向往。不平等一(yi)直存在，不平等的童年也是如此。作(zuo)为率(lu)先发起儿童幸福事业的城(cheng)市，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起的一(yi)系列儿童幸福事业主要面向哪些儿童群体？
刘媛：20世纪早(zao)期，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启(qi)蒙下(xia)，儿童的生命主体地位被发现，在突出强调以个体为本位的五四运动中(zhong)，先驱(qu)者们(men)呼(hu)吁以儿童为中(zhong)心，尊重儿童独特的心灵世界和精神需求；同时关注到儿童对于国家、民族(zu)的特殊意义，儿童问题与(yu)民族(zu)命运联系在一(yi)起，“看(kan)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zhong)国的情形(xing)”。二十至三十年代上海工商业发达，文教事业兴盛，愈加重视儿童教养。
三十年代上海儿童幸福事业集(ji)中(zhong)体现在儿童节和儿童年的设立上。1931年3月(yue)7日，中(zhong)华慈(ci)幼协会致函上海市社会局(ju)，指出美国、日本等国均有儿童节，建议“仿照邻(lin)国办法，准予规定四月(yue)四日为儿童节，并通令全国各机关各学校遵于是日举行(xing)各处演讲关于维护儿童权利之种(zhong)种(zhong)办法”，上海市政府将儿童节的提案转(zhuan)呈南京国民政府批示，国民政府通过了提案，将举办儿童节的办法交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局(ju)，随后这一(yi)任务转(zhuan)交给中(zhong)华慈(ci)幼协会，协会很(hen)快提交了儿童节纪念办法文书，在此基础上，南京政府1932年颁布(bu)儿童节纪念办法，通令全国执行(xing)，又将 1935年8月(yue)1日至1936年7月(yue)31日设为儿童年。在这一(yi)效法西方关爱儿童的过程中(zhong)，中(zhong)华慈(ci)幼协会是儿童节与(yu)儿童年的倡导者，上海是儿童节与(yu)儿童年的先行(xing)者和引领者，1933年上海成立儿童幸福委(wei)员会，“以为上海市主持儿童事业，促进(jin)儿童幸福之总机关”。
儿童节和儿童年活动在入学儿童中(zhong)得到普及。当时有人观察到：“一(yi)年一(yi)度的四月(yue)四日一(yi)天，各地都闹得喧天轰地，来举行(xing)纪念为儿童祝福，儿童在这一(yi)天也很(hen)欢(huan)乐地来享(xiang)受……此种(zhong)现象(xiang)，也不过仅能限于我国茫茫大(da)地之一(yi)隅，也可以说一(yi)般踏入能够受教育的儿童所能享(xiang)受。”学校儿童往往更(geng)便于组织各种(zhong)活动，
三十年代上海的初(chu)等教育发展迅速，1936年适龄儿童入学比例约为59%。儿童节和儿童年期间(jian)，学校往往组织一(yi)系列庆祝活动，涉及健康、卫生、演讲、音乐、广播等儿童生活的各个方面。此外公园免费开放，商店免费为儿童提供礼物(wu)或赠(zeng)品，儿童书刊打折销售(shou)，医(yi)院免费为儿童接种(zhong)疫苗等活动，绝大(da)多数学校儿童均有机会享(xiang)受到。
上海城(cheng)市在儿童节对贫困儿童给予特别关爱，但儿童节未能在底层儿童中(zhong)普及。每逢儿童节往往特地选出一(yi)些贫困儿童参与(yu)其中(zhong)，1934年儿童节庆祝会场，教育局(ju)招待学校儿童，社会局(ju)招待工厂儿童，公安局(ju)、卫生局(ju)招待普通儿童，中(zhong)华慈(ci)幼协会、妇女国货年运动会招待善团儿童。1936年儿童节“450名男女苦儿赴(fu)昆山旅(lu)行(xing)”，社会底层儿童也可在儿童节当天等固(gu)定时间(jian)内免费游园、观看(kan)电影、接种(zhong)牛痘等，但商店里的打折商品对于大(da)多数贫苦儿童说依(yi)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更(geng)有众多童工、学徒、报童等在儿童节这天依(yi)旧(jiu)为了生存而努(nu)力劳(lao)作(zuo)。在儿童节和儿童年期间(jian)，社会注意到社会底层儿童的悲(bei)惨生活，并努(nu)力为他们(men)谋求福利，但底层儿童的生存和生活并未发生实质(zhi)性的改观。
以《申报》呈现内容来看(kan)——无(wu)论是如何推进(jin)儿童事业的言(yan)论，还是商业广告，当时社会力图打造/构想的好的儿童生活是什么样的？
刘媛：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zhuan)型(xing)期，同时由于民族(zu)矛盾的激化，中(zhong)国人民的反侵略斗(dou)争也日益高涨，城(cheng)市发展为儿童发展提供契机，也对儿童成长提出一(yi)些要求。首先希望儿童强身健体，复兴民族(zu)，身体的强健是城(cheng)市发展、民族(zu)复兴的基础，上海城(cheng)市重视儿童卫生事业，号召儿童参与(yu)体育运动，举办儿童卫生运动、健康比赛(sai)等，以摆脱“东亚病夫”的耻辱和应(ying)对亡国灭种(zhong)的危机。儿童自身也意识到“这国家所渴望着的是强健的儿童，将来长大(da)了会为祖国打仗的儿童”，“有了强壮的体魄，不怕没有强壮的国家，这是积极的具体的良好办法，然而应(ying)该(gai)自己反省一(yi)下(xia)，欲谋国家健康，须努(nu)力与(yu)人民康健”。
另(ling)外城(cheng)市需要新式人才，要求儿童学习现代科技知(zhi)识、掌握现代生活技能，儿童图书、儿童电影、儿童玩具、儿童音乐等都传达这样的讯息。
那威鳘鱼肝油(you)广告。图片来源：《申报》1937年4月(yue)4日。
回到您开篇(pian)的引子，鲁迅笔下(xia)的底层儿童大(da)概(gai)是鲜少获(huo)益于那个时代的儿童幸福事业，那么，作(zuo)为那个时代中(zhong)的一(yi)分子，他们(men)之于这波(bo)社会浪潮是一(yi)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刘媛：社会底层儿童包括流浪儿童、童工、学徒、难(nan)童、报童等儿童群体，数量多、年龄小、收入低。以我书中(zhong)采用的史料来举例说，石库门弄堂(tang)里，报童一(yi)天来两(liang)次(ci)，早(zao)晨七八(ba)点他们(men)是最早(zao)的商贩之一(yi)，下(xia)午又贩卖当天的晚报，他们(men)的愿望是多卖出一(yi)些报纸；在儿童节的早(zao)上遭受工头鞭打驱(qu)逐(zhu)的童工，他的愿望是逃离工厂；因家庭贫苦无(wu)法上学的张家11岁女儿，她的愿望是去学校读书；虽然梦(meng)想不尽相同，但都是为了改善生存环境，提升生活质(zhi)量。
由于上海第二、三产业发达，农业萎缩，底层儿童大(da)多从事工商服务业，他们(men)的谋生手(shou)段在一(yi)定程度上与(yu)机器生产相联系，以工资(zi)或零售(shou)收入为生活来源，童工、学徒等在上海是普遍(bian)存在的，这些儿童为了生存而从事着与(yu)他们(men)年龄身体不相称的体力劳(lao)动，经年累(lei)月(yue)的重复劳(lao)动造就了大(da)批熟练(lian)工人和具备一(yi)定经验的管理(li)人员，他们(men)为三十年代上海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童年——这是由转(zhuan)型(xing)期社会体制的不健全和分配制度的不公平造成的，大(da)概(gai)过去在主流历(li)史叙事这又是我们(men)忽(hu)略的一(yi)点。另(ling)外，底层儿童的遭遇也造就了他们(men)的反抗意识，他们(men)往往具有强烈的求知(zhi)欲望，乐于接受革命道理(li)，有的底层儿童后来加入了共产党。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儿童日常生活，您关注了教育、体育、娱乐、群体生活等多个方面，可否(fou)选几个方面谈(tan)谈(tan)这一(yi)时期上海儿童生活中(zhong)的时代特征、地域特征？
刘媛：20世纪20-30年代是上海城(cheng)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zhuan)型(xing)期，城(cheng)市发展亟(ji)需新式人才，客观上要求培养作(zuo)为“时代新人”的儿童。和同期其他城(cheng)市相比，上海的初(chu)等教育在教育理(li)念、儿童入学率(lu)、学校设施等方面是领先的，许多学校根(gen)据城(cheng)市发展和生活需要不断调整课程内容，应(ying)用型(xing)课程如数理(li)化、工商经济与(yu)外语等课时往往超(chao)出标准，有的高小每周外语课时多达12小时，比部颁标准高出6倍，俨然成了今天的外国语学校。
在学校教育之外，城(cheng)市还向儿童宣传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重视儿童卫生和儿童保健，《申报》刊登大(da)量的儿童鱼肝油(you)、维生素、牙膏、药皂(zao)等广告，倡导儿童进(jin)行(xing)体育运动，引导儿童养成现代生活习惯。
另(ling)外，我们(men)去看(kan)当时的一(yi)些出版(ban)物(wu)，也可看(kan)到城(cheng)市鼓励儿童掌握现代生存生活技能，将现代科学知(zhi)识应(ying)用于儿童玩具、电影、图书之中(zhong)。1932年上海的儿童书局(ju)出版(ban)《儿童科学玩具》一(yi)书，介绍了照相机、电话(hua)机、热空气球、魔术箱、纸飞艇(ting)等25种(zhong)新式玩具的做法及原理(li)。运用浅显易懂的热学、光学、力学、声学等知(zhi)识向儿童渲染现代科技在日常生活中(zhong)的运用。举个例子，怎么理(li)解照相机运用小孔成像的原理(li)，这本书指导孩子自己做玩具，在废(fei)旧(jiu)牛乳罐上扎一(yi)小孔，再做一(yi)个稍小的纸罐，一(yi)端开口，一(yi)端糊上半透明的纸，在野外把纸罐插入牛乳罐中(zhong)，人在开口一(yi)端望过去，便可在另(ling)一(yi)端纸幕上看(kan)到清楚的倒像。进(jin)而，书中(zhong)做出解释：这是“因为光是以直线进(jin)行(xing)的缘故，所以当物(wu)体的反射光向四方射出来的时候，只有和我们(men)的那个牛乳罐上小孔成直线的光，才能穿过来，其余的都不能进(jin)来。物(wu)体各点所反射出来的光，经过小孔达到纸幕时，便在纸幕上现出一(yi)个倒像来。”
图画游戏。图片来源：《申报》1934年4月(yue)4日。
对于上述内容，儿童是接受者，同时也会做出回应(ying)。比如六年级14岁男生李宏铎提议小朋友“要努(nu)力读书和运动，使我们(men)国家复兴，民族(zu)复兴”，“要有坚强的体格，有远大(da)的志愿，有丰富的现代知(zhi)能，让我们(men)成为适应(ying)时代的国民。个个身体健壮，精神饱满，本事高，学识足，新中(zhong)国的建设，就可以在我们(men)新少年培成的新国民手(shou)里完成了！”一(yi)代代上海儿童努(nu)力生存、认(ren)真生活，进(jin)而希望民族(zu)解放、国家强盛的美好愿景(jing)构筑起上海城(cheng)市的繁荣与(yu)进(jin)步。“大(da)都市中(zhong)的小儿童”并不仅仅是一(yi)个纯粹的受惠者和被动接受者，他们(men)与(yu)城(cheng)市中(zhong)的人、事、物(wu)互动的过程，形(xing)成城(cheng)市发展的动力源泉(quan)。
您在博士研究之后，还做了根(gen)据地的儿童团研究。对于儿童团，一(yi)般人们(men)印象(xiang)深刻的大(da)概(gai)是其革命性的一(yi)面，可否(fou)请(qing)您介绍一(yi)下(xia)根(gen)据地儿童团的组织情况。
刘媛：以山东抗日根(gen)据地为例，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胶(jiao)东天福山起义后不久，一(yi)些十三四岁的男女少年便找到起义部队，要求参加抗日，于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和下(xia)属各路部队都组建了少年先锋队。5月(yue)徂徕(lai)山起义组建的部队在沂水县20多个村(cun)庄建立儿童团、少先队等，山东根(gen)据地的儿童团组织隶(li)属于青(qing)救会。抗日儿童团吸纳7-15岁左右(you)的儿童，在山东抗日根(gen)据地中(zhong)国共产党通过小学尽可能多地吸收适龄儿童，对儿童进(jin)行(xing)初(chu)次(ci)组织，再通过青(qing)救会等党的群众组织的号召与(yu)动员，将学校内和学校外的适龄儿童进(jin)行(xing)再次(ci)组织，使其加入儿童团，成为儿童团员。做到县有县团部，区有区团部，乡有乡团部，各村(cun)分别有儿童团的大(da)队、中(zhong)队、小队等，县区乡村(cun)层层有儿童团部。儿童团动员和组织了80%多的儿童，1944年山东根(gen)据地的儿童团团员数量约为88万多人，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发展到100多万人。
根(gen)据地儿童团是如何定义“好儿童”和好的儿童生活的？
刘媛：朱德曾为山西武乡县王家峪儿童团题词中(zhong)：“斗(dou)争与(yu)学习缺一(yi)不可”，可以看(kan)做是根(gen)据地对“好儿童”的期望。根(gen)据地儿童日常生活主要围绕(rao)斗(dou)争、学习、生产而展开。儿童团员们(men)“宣传抗日送书信(xin)，侦(zhen)察敌情捉汉奸；站岗(gang)放哨查路条，尊敬抗战官和兵；帮助抗属把事做，学习生产两(liang)不误”。
《山东省县儿童团团章草案》规定儿童团的工作(zuo)包括“(一(yi))学习道理(li)，认(ren)识字。(二)积极帮助家庭生产。(三)宣传抗战建国道理(li)。(四)慰劳(lao)受伤战士，动员参军、归队。(五)慰问抗属，帮助抗属作(zuo)活。(六)帮助抗日军队带路送信(xin)。(七)站岗(gang)、放哨、盘查汉奸。(八(ba))捕捉害虫，保护庄稼。(九)实行(xing)卫生，锻(duan)炼身体。(十)组织全体儿童进(jin)行(xing)学习、生产、游戏。”基本上，根(gen)据地儿童的生活大(da)体围绕(rao)这些内容展开。一(yi)些场景(jing)在过去的影视剧也有体现，比如儿童团员演唱革命歌曲，帮助军属抬水、拔草、打扫院子，等等。
从对于儿童生活的设想和倡导来说，根(gen)据地的儿童事业与(yu)近代都市（以上海为例）所倡导的有何不同？
刘媛：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在城(cheng)市发展资(zi)本主义经济，广大(da)农村(cun)依(yi)然贫困，城(cheng)市儿童所享(xiang)有的物(wu)质(zhi)和精神资(zi)源是农村(cun)儿童难(nan)以企及的，如多元的衣食住行(xing)、流光溢彩的建筑、内容丰富的儿童图书、儿童电影等。但即便在上海这样的大(da)城(cheng)市中(zhong)，贫富悬殊、两(liang)极分化的现象(xiang)十分严重，儿童事业的主要受益者是城(cheng)市中(zhong)上层儿童，底层儿童生活困苦，尽管也有“取消工厂里的童工”的口号，但并没有实质(zhi)工作(zuo)，无(wu)法实现童工的解放和城(cheng)市底层儿童的幸福事业。
根(gen)据地的儿童事业更(geng)多地关注出身于贫下(xia)中(zhong)农的儿童，儿童团的成立促进(jin)农村(cun)各阶级、阶层之间(jian)的流动与(yu)整合，平民、贫民家庭的儿童获(huo)得更(geng)多权利，如受教育的权利，山东抗日根(gen)据地莒南一(yi)儿童团长吴希荣说：“全庄能上学的小孩，不管穷富，没有一(yi)个不识字的，过去穷人哪敢进(jin)学屋(wu)门。”临沂南关的回民孩子许林回忆他在日寇时期上学光挨打，除了阔主（少数有钱有势的人），没人敢上学，八(ba)路军来了之后，老(lao)师(shi)不打人了，没有钱的小孩也都能上学了。儿童团运动打破了原有的社会阶层序(xu)列，提高了下(xia)层家庭儿童的社会地位。
山东抗日根(gen)据地政府在改造下(xia)级政权撤换(huan)村(cun)乡长时，儿童团表现最活跃。鲁西儿童团为争取儿童团的合法化进(jin)行(xing)示威游行(xing)；胶(jiao)东儿童团因为先生不让唱救亡歌曲、不教学生国防课本而进(jin)行(xing)全体罢课，迫使这位先生去职……在敌后根(gen)据地，抗日儿童团成为一(yi)所使儿童得到锻(duan)炼和成长的学校，成为一(yi)种(zhong)儿童成长成才的方式，以民族(zu)和儿童为核(he)心的儿童观开始取代以家族(zu)为核(he)心的儿童观，平民、贫民家庭的儿童获(huo)得更(geng)多权益，一(yi)大(da)批底层儿童的成长促进(jin)乡村(cun)社会的阶层流动，并改变着乡村(cun)社会的传统秩序(xu)，儿童团和青(qing)抗先、妇救会等都是党的基层群众组织，共同构成对乡村(cun)社会旧(jiu)有秩序(xu)进(jin)行(xing)改造整合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