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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启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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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出版(ban)社内部古色古香 主办方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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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岭南古籍出版(ban)社揭牌仪式现场(ch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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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岭南古籍出版(ban)社办公场(chang)所 |
文/羊城晚报记者孙磊(lei)
图/羊城晚报记者宋金峪(yu)实习生周柏齐
5月9日(ri)，由(you)广东省委宣(xuan)传部指导、广东省出版(ban)集团(tuan)主办、岭南古籍出版(ban)社承办的“岭南古籍出版(ban)社揭牌仪式”在广州柏园举行。这是很长时期以来国家新闻出版(ban)署(shu)批准设立的唯一(yi)一(yi)家古籍出版(ban)社，也是华南地区第一(yi)家专业古籍出版(ban)社。
它的成立对于岭南乃至全国的古籍出版(ban)布局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当前古籍整理(li)出版(ban)又有着(zhe)怎样的趋势和特点？为此(ci)，羊城晚报独家专访了中国出版(ban)协会古籍出版(ban)工作委员会(以下(xia)简称“古工委”）主任，中华书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dong)事肖启明。
在肖启明看来，岭南古籍出版(ban)社的成立意义重大，未来可期。同时，他(ta)也强调，古籍整理(li)出版(ban)是一(yi)项常做常新、无法穷尽的伟大事业，需要一(yi)代又一(yi)代人的不懈努力。这项事业，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以及中华文明的溯源，都有着(zhe)非常重要的意义。
岭南文化有其独特性，古籍出版(ban)大有可为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岭南古籍出版(ban)社的成立将对岭南乃至全国的古籍出版(ban)产生哪些影响？
肖启明：岭南古籍出版(ban)社虽然(ran)是刚刚成立的，但无论是岭南的古籍资源还(hai)是广东的古籍出版(ban)都已经有深厚的底蕴和基础。此(ci)前广东人民出版(ban)社古籍文献分社已经出版(ban)了大量优秀的古籍出版(ban)物，而且广东人民出版(ban)社原(yuan)本就是古工委的成员单位，所以说这家出版(ban)社的起点是很高的。
单独成立一(yi)家专业的古籍出版(ban)社是很有必要的。从最现实的层面而言，在一(yi)家综(zong)合出版(ban)社里，古籍板块(kuai)申报规(gui)划项目或出版(ban)资金资助项目，名额肯定有限，但以专业古籍出版(ban)社单独申报，情况就不一(yi)样了。同时，古籍出版(ban)需要人才支撑，有了独立的出版(ban)社，古籍出版(ban)的团(tuan)队也进一(yi)步扩大，有了人才的基础和资源的保障，可以更(geng)进一(yi)步推(tui)动(dong)古籍事业的发展。
更(geng)为重要的是，岭南文化有其独特性。这种文化的独特性往(wang)往(wang)离不开对地方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底蕴的挖掘。同时，这家出版(ban)社还(hai)有着(zhe)天然(ran)的地缘优势，面向东南亚乃至全世界，服务大湾区，这些都是它的区位优势和未来市场(chang)。
羊城晚报：古籍工作里有很大一(yi)块(kuai)是对地方文献的整理(li)出版(ban)，这对于地方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化自信心的树立起着(zhe)很大的作用(yong)。在您看来，岭南古籍出版(ban)社的成立，对于岭南地方文化的发展将有着(zhe)怎样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肖启明：全国各地都非常重视地方文献的整理(li)出版(ban)。岭南也有着(zhe)丰富的古籍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过去挖掘整理(li)得还(hai)不够，从这个意义上(shang)来讲，就更(geng)需要像岭南古籍出版(ban)社这样的专业机(ji)构来做这些专业的事情。
而且，现在岭南古籍出版(ban)社给(gei)自己定下(xia)的出版(ban)方针，也是要“刊行古籍旧书、整理(li)地方文献”，即充分挖掘整理(li)地方文献，来服务岭南，服务大湾区，这个站位很高、很长远，这种高瞻远瞩，未来肯定可以做出一(yi)番事业来的。
羊城晚报：这次揭牌现场(chang)，来了很多老牌的古籍出版(ban)社，包括中华书局、上(shang)海(hai)古籍出版(ban)社、岳麓书社、巴蜀书社等。古籍资源非常独特、珍贵，在这种情况下(xia)，该如何推(tui)动(dong)古籍出版(ban)社之间的资源共享，从而达(da)到合作共赢的局面？
肖启明：其实你提到的这些出版(ban)社都是古工委的成员单位，这些出版(ban)社有竞争，但是更(geng)多的是合作。
国家层面早在1958年就成立了全国古籍整理(li)出版(ban)规(gui)划领导小(xiao)组，来负责国家古籍整理(li)出版(ban)规(gui)划工作，所以古籍的整理(li)出版(ban)并不是某一(yi)家出版(ban)社的事，而是整个中国的事业。领导小(xiao)组会从国家层面调配资源，通过出版(ban)单位申报评审或者招标(biao)的形(xing)式，寻找(zhao)合适(shi)的出版(ban)社承接相应的项目。
数字技术和青年骨干为古籍事业带来生机(ji)
羊城晚报：您提到古籍出版(ban)中人才的重要性。据您观察(cha)，如今做古籍的年轻人多吗？我们该如何加大古籍出版(ban)人才的培养？
肖启明：这个问题是整个古籍出版(ban)行业所面临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意识到古籍编辑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古籍编辑人才是古籍类出版(ban)社的支柱和核心竞争力，关系着(zhe)古籍整理(li)质量的好(hao)坏。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tui)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其中就提到要加强古籍存(cun)藏保护、整理(li)研究和出版(ban)专业机(ji)构建设，扩大古籍保护修复人才规(gui)模，加强古籍专业出版(ban)队伍建设。
经过这么多年的持续培养，目前我国已经形(xing)成了一(yi)支颇有规(gui)模的古籍出版(ban)编辑队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古籍整理(li)和编辑人才队伍逐步年轻化，一(yi)大批三四(si)十岁的青年成为古籍整理(li)和出版(ban)的主力和骨干。
当然(ran)，现在古籍出版(ban)也面临激烈的市场(chang)竞争压力。出版(ban)社如果简单地把市场(chang)竞争压力通过内部考核分解到编辑个人，会导致急于求成，牺牲品(pin)质。或者，因为考核达(da)不到要求造成了古籍编辑人才流失。古籍出版(ban)有其独特性，一(yi)个项目一(yi)做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种情况很难要求编辑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效益。像我在揭牌仪式上(shang)赠送的点校本《二十四(si)史》，我们这套(tao)书是从1958年开始做的，2007年又开始对原(yuan)来的点校本进行修订，修订工作到现在还(hai)没结束。如果单纯从经济效益角度来考量，很难调动(dong)编辑的积极性，甚至会影响古籍编辑队伍的稳定性。对这个问题，现在管理(li)部门(men)和出版(ban)社也已经注意到，而且也在逐步推(tui)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羊城晚报：您提到一(yi)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下(xia)古籍的出版(ban)也要面向市场(chang)，承担(dan)一(yi)定的营收压力。这种情况是否会影响古籍出版(ban)物的质量？这几年也有声音说，相对以往(wang)前辈做的古籍，新出版(ban)的古籍质量有所下(xia)滑，是否如此(ci)？
肖启明：说新出版(ban)的古籍图书编校质量整体下(xia)滑，我个人觉得不能这么简单地判断。过于市场(chang)化的考核，是会影响编辑的积极性，但是今天市场(chang)的发展，尤其是技术的发展，也为古籍的整理(li)出版(ban)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li)，这是以前所没有的优势。
羊城晚报：古籍的数字化创新也发展了很多年，当前有哪些新的成果？
肖启明：古籍的数字化工作开展也有好(hao)多年了，从古籍纸质图书的数字化到数据库的建设，再从数据库建设到今天的平(ping)台的建设，古籍的数字化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平(ping)台搭建技术越来越成熟，资源共享渠(qu)道也越来越通畅，数据库资源的建设也得到长足进步。数字技术持续改(gai)善着(zhe)资料检索、文献获取等学术条件，整体推(tui)进了古籍整理(li)出版(ban)工作。
以中华书局为例，我们承担(dan)了古籍整理(li)与数字化综(zong)合服务平(ping)台“籍合网(wang)”的建设，在“籍合网(wang)”平(ping)台上(shang)采用(yong)众包的工作模式，整合了文献的采集、点校整理(li)、编辑校对、结构化的标(biao)引、线上(shang)发布、线下(xia)出版(ban)的模块(kuai)，形(xing)成了古籍整理(li)与出版(ban)全流程的线上(shang)生态圈，极大地优化了古籍出版(ban)的流程。
创新古籍表达(da)，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羊城晚报：除了数字化，今天古籍出版(ban)社也开始涉足文创产品(pin)的开发，推(tui)动(dong)古籍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
肖启明：文创产品(pin)的开发有利(li)于古籍的再开发、再利(li)用(yong)。这几年传统文化领域的文创产品(pin)开发非常火爆，像故宫(gong)博物院在这方面做得很好(hao)，也给(gei)整个产业带来了很大的启发。现在很多文化单位，包括博物馆(guan)、出版(ban)社等都在利(li)用(yong)自身优质的内容资源开发文创IP，值得肯定。
一(yi)般古籍出版(ban)社主要有以下(xia)几个板块(kuai)：第一(yi)个是古籍整理(li)。传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hai)，需要古籍整理(li)者进行校勘(kan)、整理(li)，以及出版(ban)社编辑的校对、出版(ban)，从而淘选出那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第二个是对古籍开展研究，产生新的著(zhu)作。第三个是经典古籍的普及化。第四(si)个就是古籍的数字化。
文创产品(pin)的开发应该可以归属于典籍的普及方面，通过文创产品(pin)，创新传统文化表达(da)，从而更(geng)好(hao)抵达(da)年轻群体，推(tui)动(dong)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羊城晚报：古籍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穷尽的一(yi)天？
肖启明：没有。目前经过整理(li)和尚未整理(li)的古籍大概有120亿字，其中未经整理(li)的大概有70亿字，占大头。
中华书局和上(shang)海(hai)古籍出版(ban)社在2009—2013年联合出版(ban)的《中国古籍总目》，是目前著(zhu)录古籍最多的目录。根(gen)据它的著(zhu)录，现存(cun)中国的古籍数量大约有20万(wan)种。但是这个目录还(hai)只是根(gen)据中国大陆20多家主要图书馆(guan)的馆(guan)藏和海(hai)外已公布的图书，除此(ci)之外还(hai)有大量私人藏书未加著(zhu)录。
但是仅(jin)现存(cun)的20万(wan)个品(pin)种我们都很难做完，更(geng)不用(yong)说那些尚未被整理(li)发现的古籍。除了已有和现存(cun)的古籍文献，还(hai)有很多考古新发现的文献，像里耶秦简、郭店(dian)楚简、三星堆的考古发现等，每(mei)一(yi)次新的发现对于历史研究、文明溯源都有着(zhe)重大的意义。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hai)，整理(li)是一(yi)个无比漫长的过程，但正因为漫长，才显得出版(ban)的重要。每(mei)一(yi)个底本的再发现，每(mei)一(yi)种古籍的再研究，都有可能拓(tuo)宽我们对传统文化、对中国文明的认知。古籍整理(li)出版(ban)，可谓(wei)“隐秘而伟大”，这看似小(xiao)众的事业，让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绵延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