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han)郸初中(zhong)生被杀案(an)”仅过去两个月，5月22日，“云南一中(zhong)学生被同学砍杀身(shen)亡”“男(nan)生被同学用11盆开水烫伤”同时登上热搜。
最高(gao)法(fa)最新数据显示，近三年来，未成年人违法(fa)犯罪数量(liang)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zhong)，一些恶性案(an)件引发广泛(fan)关注，公众(zhong)要求对施害者“严加惩(cheng)处”的感性认知，与(yu)司法(fa)制度对犯罪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理性设计(ji)，再(zai)次产生碰撞。
刑责年龄下调的呼声(sheng)与(yu)担忧
回顾过往，未成年恶性案(an)件已多次引发广泛(fan)、激烈的讨论，甚(shen)至(zhi)在(zai)一定(ding)程度上推动刑法(fa)的修改。
2004年黑龙江13岁男(nan)童强奸杀人案(an)、2015年湖南邵阳13岁少(shao)年弑师案(an)、2018年湖南益(yi)阳12岁儿(er)童持刀杀母案(an)、2019年辽宁大连13岁男(nan)童奸杀10岁女童案(an)，都曾掀起(qi)关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降低”的讨论。彼时，我国刑法(fa)规定(ding)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14周岁。
尤其是大连男(nan)童蔡某(mou)某(mou)奸杀女童抛尸案(an)，经由社交媒(mei)体传播，迅速衍化为强烈的舆(yu)论诉求。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严惩(cheng)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呼声(sheng)空前高(gao)涨。
“蔡某(mou)某(mou)被公安机(ji)关决定(ding)收容教养3年，这是法(fa)律修改前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触罪未成年人最严厉的措施。人们(men)在(zai)痛心(xin)之余仍感到愤怒，大家(jia)期待未成年人立法(fa)能对这些现实问题(ti)作出(chu)回应。”北京(jing)师范大学法(fa)学院副(fu)教授苏(su)明月指出(chu)，民众(zhong)的愤怒传递给立法(fa)者，在(zai)一定(ding)程度上促使刑法(fa)修正(zheng)案(an)（十(shi)一）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在(zai)此背景下，2020年底审议通过的刑法(fa)修正(zheng)案(an)（十(shi)一）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4周岁降低到12周岁，同时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ji)，情节恶劣，经最高(gao)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条件予(yu)以严格限制。
“其实刑法(fa)修正(zheng)案(an)（十(shi)一）一审稿没有涉及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二审稿直接增加了此规定(ding)。”苏(su)明月告诉记者。据了解，刑法(fa)修正(zheng)案(an)（十(shi)一）的立法(fa)工作启动于2019年初，2020年6月提交全(quan)国人大常委会进行(xing)第一次审议。
在(zai)回应民意的同时，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也(ye)引发了一些担忧。
“在(zai)这次修法(fa)过程中(zhong)，刑事责任年龄有限度地下降，刑事司法(fa)的管辖(xia)权谨慎地扩张。这与(yu)民众(zhong)的要求仍有差(cha)距(ju)。刑事责任年龄降到12周岁，还有11周岁、10周岁的孩子作恶，作为区分罪与(yu)非罪的界限，刑事责任年龄究竟划到几岁合适？界分出(chu)怎样的行(xing)为合适？”苏(su)明月提出(chu)。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fa)学研究所所长姚(yao)建龙撰文指出(chu)，法(fa)定(ding)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历经近代以来的百年发展，整体呈现的是上升而(er)非下降的趋势。
“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区分刑事未成年人与(yu)刑事成年人的标尺，最能反映立法(fa)者所持儿(er)童观的基(ji)本立场。通常刑事责任年龄越高(gao)意味着立法(fa)者视未成年人为区别于成人的独立存在(zai)的认知程度越高(gao)，换言之，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则表明视未成年人为区别于成人的独立存在(zai)的认知程度也(ye)在(zai)降低。”他在(zai)文中(zhong)提出(chu)，刑法(fa)修正(zheng)案(an)（十(shi)一）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实质是主(zhu)张在(zai)特定(ding)情形下可以降低至(zhi)12周岁的儿(er)童当作成年人对待，否定(ding)其与(yu)成年人的差(cha)异，放弃教育而(er)施以刑罚。
基(ji)于现代儿(er)童观念的少(shao)年司法(fa)
专家(jia)学者的思考和提问，并非认为犯罪未成年人不需要处分，而(er)是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在(zai)传统司法(fa)体系中(zhong)逐渐确立了少(shao)年司法(fa)所遵循的原则和理念，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教育为主(zhu)、惩(cheng)罚为辅”的理念，其最终目的是“挽救(jiu)”未成年人。
曾经，人们(men)虽然能直观地感受到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存在(zai)差(cha)别，但(dan)全(quan)世界在(zai)司法(fa)上多将其与(yu)成年人一体化对待。
而(er)随着不同领域的研究加深，未成年人在(zai)生理、心(xin)理以及认识和控制能力上与(yu)成年人都有着本质区别的科学认知开始被广泛(fan)接受。在(zai)此基(ji)础上，19世纪起(qi)，现代儿(er)童观念逐渐形成。这种观念认为未成年人是需要特殊抚育和保护的群(qun)体。未成年人保护主(zhu)义理念随之慢慢确立。
现代儿(er)童观念也(ye)成为少(shao)年司法(fa)产生的理论基(ji)础。区别于传统司法(fa)的犯罪少(shao)年处遇制度开始形成，并出(chu)现专门针(zhen)对未成年人的司法(fa)机(ji)构和司法(fa)制度。189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制定(ding)了少(shao)年法(fa)庭法(fa)，并在(zai)芝加哥设置了世界上第一个少(shao)年法(fa)院。
在(zai)国际层面，联(lian)合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fa)控制与(yu)矫正(zheng)给予(yu)了极大的关注，先后通过了《儿(er)童权利公约》《联(lian)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shao)年规则》等公约，将最大利益(yi)作为儿(er)童权利保护的首要原则，弱化刑罚的报应观念，以轻缓的刑罚或多种非刑罚方法(fa)来处理未成年人犯罪，优先适用教育改造措施，显示了对未成年人的刑法(fa)特殊保护理念。
其先进的少(shao)年司法(fa)理念也(ye)被国内立法(fa)所接受。1992年施行(xing)的未成年人保护法(fa)规定(ding)“对违法(fa)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xing)教育、感化、挽救(jiu)的方针(zhen)，坚持教育为主(zhu)、惩(cheng)罚为辅的原则”。1999年生效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fa)规定(ding)“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足于教育和保护，从小抓起(qi)，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xing)为及时进行(xing)预防和矫治”。
未达刑责年龄犯罪未成年人，去向何方？
在(zai)刑事司法(fa)之内，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有限制地下调至(zhi)12周岁。那么(me)，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犯罪未成年人怎么(me)办？
在(zai)2020年底审议通过刑法(fa)修正(zheng)案(an)（十(shi)一）之前，我国刑法(fa)规定(ding)，“因不满(man)十(shi)六周岁不予(yu)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jia)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zai)必要的时候，也(ye)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刑法(fa)修正(zheng)案(an)（十(shi)一）修改为“因不满(man)十(shi)六周岁不予(yu)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zai)必要的时候，依法(fa)进行(xing)专门矫治教育。”
由此，我国从法(fa)律层面废除了收容教养制度，由专门矫治教育代之。
同年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fa)与(yu)刑法(fa)做了衔接，规定(ding)“未成年人实施刑法(fa)规定(ding)的行(xing)为、因不满(man)法(fa)定(ding)刑事责任年龄不予(yu)刑事处罚的，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xing)政部门会同公安机(ji)关可以决定(ding)对其进行(xing)专门矫治教育。”
1952年，我国确立了收容教养制度，1979年刑法(fa)将其确定(ding)为专对罪错未成年人的管教制度。但(dan)收容教养在(zai)执行(xing)中(zhong)长期存在(zai)程序(xu)不清、场所不明等问题(ti)，作为一种限制人身(shen)自由的措施，不经司法(fa)程序(xu)，也(ye)一直备(bei)受诟病。
“相当长时间是公安机(ji)关比(bi)照劳动教养的程序(xu)、利用劳动教养的场所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xing)管教。”全(quan)国人大常委会法(fa)工委相关负(fu)责人曾表示，劳动教养取消后，劳动教养场所没有了，给公安机(ji)关的执法(fa)造成了困(kun)难，造成实践中(zhong)要么(me)随意放，要么(me)违法(fa)关，即把罪错未成年人关进未成年犯管教所。
随着专门矫治教育的法(fa)律地位(wei)确立，需要专门学校与(yu)之配套。在(zai)专门学校，“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要完成义务教育；完成义务教育的，可以进行(xing)职业(ye)教育。同时，还要开展法(fa)治教育、行(xing)为矫治，实行(xing)闭环管理。”上述负(fu)责人介绍。
专门学校不足，“只能让家(jia)长领走”
实践中(zhong)，首先便遇到了专门学校数量(liang)不足的问题(ti)。教育部2023年底发布(bu)的统计(ji)数据显示，截至(zhi)2022年，全(quan)国共有119所专门学校，在(zai)校生8109人。其中(zhong)，有的省份(fen)尚未建立专门学校；只有部分学校满(man)足“专门场所+闭环管理”的条件，有资质招收涉罪未成年人。
苏(su)明月告诉记者，有的省份(fen)只有一所设置在(zai)省会的专门学校，由于承载(zai)量(liang)有限，便设置了户籍(ji)限制。对于需要接受矫治教育的非省会城市户籍(ji)未成年人，便出(chu)现了无处可去的情况。
中(zhong)部省份(fen)某(mou)地公安局(ju)的一名治安民警告诉记者，他们(men)打击的违法(fa)犯罪未成年人不在(zai)少(shao)数，有的重复犯罪多次，但(dan)是本地没有专门学校。“像这种情况，没有达到年龄不能走刑事程序(xu)，又衔接不上矫治教育，我们(men)只能处罚、训诫(jie)，然后让家(jia)长领走。”
一名办理未成年人案(an)件的检察官也(ye)透露，对于不起(qi)诉的犯罪未成年人，目前逆(ni)送到专门学校的流(liu)程并不顺畅。一方面是专门学校数量(liang)、设施不足；另一方面，专门矫治教育的规定(ding)在(zai)一定(ding)程度上缺乏可操作性。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fa)规定(ding)，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的入学程序(xu)有申请入学和强制入学两种。中(zhong)国政法(fa)大学诉讼法(fa)学研究院副(fu)院长王贞会告诉记者，实践中(zhong)尚未充分落实，各地还普遍遵循过去的“三自愿”原则，即未成年人本人、监护人和所在(zai)学校均同意，方能送入专门学校。
一份(fen)学术(shu)调查报告显示，接受问卷调查的数百名家(jia)长中(zhong)绝大多数不愿意将孩子送往专门学校。《检察日报》此前的报道提到，江苏(su)省某(mou)地检察机(ji)关反映，当地被公安机(ji)关治安处罚的14岁至(zhi)16岁的未成年人有70人，但(dan)这70名未成年人的家(jia)长均不愿意将孩子送往专门学校。
此外，根据法(fa)律规定(ding)，专门学校的转入、转出(chu)均须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评估同意。苏(su)明月指出(chu)，当前，不少(shao)地方尚未成立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其次，该委员会是一个松散的、多成员的组织(zhi)，它的评估是真正(zheng)实地评估还是书(shu)面评估，其科学性和实质性尚不明确。
专门矫治教育，待纳入司法(fa)程序(xu)
此外，多位(wei)接受采访的专家(jia)和司法(fa)工作人员还提到一个共同的问题(ti)：专门矫治教育决定(ding)仍由行(xing)政机(ji)关作出(chu)，排除了司法(fa)权的介入。
“行(xing)政干预体系中(zhong)，针(zhen)对未成年人严重程度各异的偏差(cha)行(xing)为一律无法(fa)通过司法(fa)程序(xu)处理，不能进行(xing)裁判，严重削弱其干预力度与(yu)执行(xing)刚(gang)性。”中(zhong)国政法(fa)大学诉讼法(fa)学研究院教授罗海敏指出(chu)。
苏(su)明月表示，法(fa)律规定(ding)专门矫治教育实施闭环管理，这意味着限制人身(shen)自由。“司法(fa)之外的行(xing)政权在(zai)处理问题(ti)上可能更为灵活(huo)，但(dan)司法(fa)结果是经过正(zheng)当程序(xu)过滤后的保障，更值得信赖(lai)。”
王贞会建议，至(zhi)少(shao)应该把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犯罪未成年人的专门矫治教育纳入到司法(fa)程序(xu)中(zhong)，参照刑事诉讼法(fa)中(zhong)精神病人强制医(yi)疗程序(xu)，由法(fa)院来决定(ding)是否进行(xing)专门矫治教育。
他认为，司法(fa)的介入能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也(ye)能解决行(xing)政部门互(hu)不担责的情况。而(er)大众(zhong)对于司法(fa)程序(xu)的认可度也(ye)更高(gao)。“换句话说，走司法(fa)程序(xu)本身(shen)对于实施犯罪行(xing)为的人就是一种惩(cheng)罚。”
北京(jing)市海淀区人民法(fa)院少(shao)年法(fa)庭庭长秦硕同样认为，不管是未成年人的违法(fa)行(xing)为、犯罪行(xing)为，还是前期需要分级干预的不良行(xing)为，都应该由统一的评价(jia)机(ji)关作出(chu)决定(ding)。最适合的评价(jia)机(ji)构便是少(shao)年法(fa)庭。这样可以实现裁决的标准统一，最大程度上实现有效干预。
少(shao)年法(fa)庭发端于涉未成年人刑事案(an)件，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fa)院在(zai)全(quan)国率先试点建立我国第一个少(shao)年法(fa)庭。限于特定(ding)的历史条件，当时的少(shao)年法(fa)庭只是附设于刑庭的少(shao)年犯合议庭。恰是这一基(ji)层实践，成为我国少(shao)年司法(fa)改革启动的标志。
“经过40年的发展，少(shao)年法(fa)庭从无到有、从少(shao)到多，不断成长壮大，教育挽救(jiu)了一大批失足未成年人。”最高(gao)人民法(fa)院民一庭（少(shao)年审判工作办公室）法(fa)官赵俊(jun)甫表示，如今，少(shao)年法(fa)庭正(zheng)在(zai)实现涉未成年人案(an)件民事、行(xing)政、刑事“三审合一”。“三审合一”就是要实现全(quan)面保护、综合保护，通过穿透式审判，及时解决甚(shen)至(zhi)一揽子解决问题(ti)，避免问题(ti)拖大。
受访专家(jia)认为，将专门矫治教育的决定(ding)由行(xing)政权转变(bian)为司法(fa)权，正(zheng)是为了推动未成年人不良行(xing)为尽(jin)快得到明确而(er)有效的干预。而(er)且，经由司法(fa)程序(xu)，能够更好平衡矫治教育的有效性与(yu)对未成年人权益(yi)保护的公平性，这也(ye)是独立的少(shao)年司法(fa)制度应有的方向。
完善罪错分级干预措施刻不容缓
而(er)从整个分级干预体系的设计(ji)上，罗海敏指出(chu)，目前，各级干预措施种类偏少(shao)、区分不细、衔接不足的状况，也(ye)使得实践中(zhong)容易出(chu)现“一罚到底”和“一放了之”的两极分化态势。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fa)作为解决未成年人罪错行(xing)为矫治教育问题(ti)的专门立法(fa)，重点关注罪错行(xing)为的早期干预和预防处遇事项，提出(chu)将未成年人罪错行(xing)为界分为不良行(xing)为、严重不良行(xing)为和犯罪行(xing)为，并设置了相应的干预措施。
“通过这种分级设置，明确了不利于未成年人身(shen)心(xin)健康(kang)但(dan)对他人和社会没有危害性的自害行(xing)为是分级干预体系的起(qi)点，基(ji)本实现了未成年人不良行(xing)为从最轻微到最严重程度的完整覆盖(gai)。”罗海敏说。
她(ta)同时指出(chu)，我国目前对未成年人罪错行(xing)为的分级还不够科学、清晰，尤其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fa)对严重不良行(xing)为的界定(ding)仍过于笼统、混杂，其中(zhong)既涵盖(gai)结伙斗殴、追逐拦截他人、强拿硬(ying)要等治安违法(fa)行(xing)为，也(ye)包括已构成犯罪但(dan)因不满(man)法(fa)定(ding)刑事责任年龄而(er)不予(yu)刑事处罚的行(xing)为。
“事实上，这两类行(xing)为无论在(zai)行(xing)为严重程度、社会危害性以及未成年人矫治难度等方面都存在(zai)显著差(cha)别，将两者置于同一等级、适用同等干预措施显然模糊了治安违法(fa)与(yu)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罗海敏提出(chu)，应该将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er)不予(yu)刑事处罚的犯罪行(xing)为单独分级，这类案(an)件中(zhong)未成年人的心(xin)理、行(xing)为偏常程度和人身(shen)危险性方面甚(shen)至(zhi)超过了部分已被定(ding)罪量(liang)刑的未成年人，对其适用针(zhen)对一般治安违法(fa)行(xing)为的分级干预措施，且适用相同的“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xing)政部门会同公安机(ji)关决定(ding)”的程序(xu)，显然有违罪错行(xing)为科学分级、分别处遇的基(ji)本标准。
最高(gao)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未成年人检察厅）厅长缐杰指出(chu)，未成年人罪错分级干预措施不够完善，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zhu)要成因之一。“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xing)为之前多有不良行(xing)为，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干预、矫治，逐步发展演变(bian)成犯罪。”
缐杰透露，最高(gao)检正(zheng)在(zai)研究制定(ding)《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罪错行(xing)为分级干预矫治的意见》。该意见或将于年内出(chu)台。
“最高(gao)检作为法(fa)律监督机(ji)关去推动这件事情，确实是考虑到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ti)刻不容缓了，如果不把罪错分级干预制度给填补上，我们(men)的少(shao)年司法(fa)制度往前走起(qi)来就很艰(jian)难。”王贞会指出(chu)。
苏(su)明月也(ye)认为，当务之急是将分级干预原则和矫治教育措施充实起(qi)来、用起(qi)来。
新京(jing)报记者 行(xing)海洋
编辑 白(bai)爽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