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deng)传：穿越焦(jiao)虑(lu)时代》，[英]汉弗莱·卡彭(peng)特著(zhu)，蔡海燕译(yi)，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明室Lucida，2024年5月出版，840页，148.00元
英语诗人奥登(deng)（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公然反对传记，本圈层读(du)者或(huo)许早(zao)已知晓(xiao)这(zhe)一点。他曾苦(ku)口婆心(xin)地(di)劝阻读(du)者，了解作家的生活，未必就能理(li)解他们的作品。他曾以己度人地(di)宣称，真(zhen)正的作家非但不喜欢别人为自己立(li)传，而且如果可(ke)能的话，甚至希望他们的作品匿名发(fa)表。他还义愤填膺(ying)地(di)指控，如今许多看似学术研究的工作，实则无异于趁当(dang)事人不在房间时翻阅他们的私人信件。至于文学传记作者，他干脆(cui)给他们贴(tie)上了“自称为学者的八卦作家和(he)偷(tou)窥狂”的不雅(ya)标签。到了人生暮年，他叮嘱(zhu)文学遗产(chan)受托人爱德华(hua)·门德尔松（Edward Mendelson）在他去世后(hou)，务必在英国(guo)和(he)美国(guo)的报刊上同步发(fa)布(bu)声明，让亲朋好友尽快烧毁(hui)他写给他们的信件，而且在烧信之前不能呈给任何人阅览。这(zhe)个要求颇为唐突地(di)出现在1969年发(fa)表于《纽约客》的一篇书评里，似乎唯恐将来(lai)遗嘱(zhu)执行不力，索性自个儿先(xian)交代一番。
传主的爱憎好恶(e)明晃晃地(di)摆在眼前，是(shi)以汉弗莱·卡彭(peng)特（Humphrey Carpenter）的立(li)传必须师出有名。在《奥登(deng)传》的“前言”中，卡彭(peng)特给出了几点理(li)由。首先(xian)，亲朋好友率先(xian)“背(bei)叛”了奥登(deng)的遗愿。只有几个人烧了几封信而已，其余的绝大多数人，有些悉(xi)心(xin)珍藏手头的奥登(deng)来(lai)信，有些将信件捐赠或(huo)售卖给了公共机构收藏，有些将奥登(deng)的生前点滴写进了文章(zhang)或(huo)著(zhu)述。“前人”已然破了例，而且也为卡彭(peng)特等“后(hou)来(lai)人”栽下了可(ke)以倚靠的大树。
再则，凭借对奥登(deng)的人生幅面的全盘了解，卡彭(peng)特成竹在胸地(di)推(tui)测，奥登(deng)的“反传记”立(li)场似是(shi)而非。那张(zhang)看起来(lai)谦逊(xun)、温善的面容，时常(chang)隐现出一张(zhang)武断、教条的人格面具，高调地(di)吐露(lu)一些意味不明的言论。关(guan)于这(zhe)一点，好友克(ke)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应该有切身的体会。那个自小喜爱把(ba)玩摄影机、夸赞摄影为“唯一民主的艺术”的人，可(ke)以在二十世纪(ji)四(si)十年代初脸(lian)不红、心(xin)不跳地(di)指责伊舍伍德参与电影事业(ye)的行为，理(li)由是(shi)“我认(ren)为迄今为止最恶(e)劣的两项技术发(fa)明是(shi)内燃机和(he)摄影机”。如果说(shuo)这(zhe)是(shi)奥登(deng)对早(zao)年短期供职于英国(guo)邮政总局电影部的经历心(xin)有戚戚的话，那如何解释他在六十年代又回(hui)到电影圈参与两部纪(ji)录片的制作呢？诚然，奥登(deng)对摄影术的影像真(zhen)实性秉承(cheng)怀疑的态度——他认(ren)为“摄影机记录了／可(ke)见的现实：也即是(shi)说(shuo)，／一切都有可(ke)能是(shi)假象”（《我不是(shi)摄影机》）——但远(yuan)不至于断然否定(ding)摄影的存在价值。像“唯一”“最恶(e)劣”这(zhe)样(yang)的字眼，听起来(lai)过于尖锐(rui)，看上去也十分刺目。卡彭(peng)特提醒我们，这(zhe)完全是(shi)“疯牧(mu)师”（lunatic clergyman）上身后(hou)的一番说(shuo)辞，一种(zhong)滥(lan)用教条式(shi)语言的危言耸听。
身边的朋友对此习以为常(chang)，奥登(deng)也有自知之明。他会善意地(di)提醒新结识的朋友：“请永远(yuan)记住，我把(ba)自己幻想成一个疯狂的牧(mu)师。当(dang)然，我相信自己宣讲了一些道理(li)，但一般需要打个折扣去听。大多数会众的问题在于，他们要么只字不听，要么一字不落地(di)囫(hu)囵吞下去了。”他会扪心(xin)自省：“从本质上而言，我太容易成为一个武断的暴君和(he)好为人师者，喜欢管别人的事情，要是(shi)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便会心(xin)急火燎。”因此，卡彭(peng)特大胆推(tui)测，奥登(deng)一定(ding)不希望人们把(ba)他的教条之言太当(dang)回(hui)事。
作为诗人的奥登(deng)，当(dang)然认(ren)为“艺术并不等同于生活”（《新年书简(jian)》）。这(zhe)是(shi)我们无法拒绝的前提，否则艺术无以立(li)足。一度追随(sui)了奥登(deng)的身影的布(bu)罗茨(ci)基（Joseph Brodsky）这(zhe)样(yang)解释：
您知道，奥登(deng)为啥(sha)反对传记吗？关(guan)于这(zhe)我想过，不久前我与我的美国(guo)学生讨论过这(zhe)个问题。事情是(shi)这(zhe)样(yang)的：虽然诗人传记本身的意义可(ke)能是(shi)很出色的作品，特别是(shi)对这(zhe)或(huo)那种(zhong)天才的崇(chong)拜者，但这(zhe)种(zhong)意义往往根本澄清不了诗作的内容。可(ke)能使得诗模糊不清。可(ke)以重构环(huan)境：监(jian)狱(yu)、迫害、流放。但结果——在艺术思想上——不能重构。不止但丁一个人从佛罗伦(lun)萨被流放。不止奥维德一个人从罗马被流放。
但布(bu)罗茨(ci)基此言仅仅是(shi)以拥趸(dun)的身份推(tui)导奥登(deng)的立(li)论，他本人并不反对传记。在一场关(guan)于托马斯·哈代的诗歌(ge)讲座(zuo)中，布(bu)罗茨(ci)基力荐(jian)大家阅读(du)一本哈代的传记：“如果你们相信（我希望你们相信）一位艺术家的生活一定(ding)包含(han)有理(li)解他创作的钥匙。”布(bu)罗茨(ci)基或(huo)许不知道，那位说(shuo)了“原(yuan)则上我反对为艺术家立(li)传，我不认(ren)为对其私人生活的了解，对阐(chan)明他们的作品有任何助益”的奥登(deng)，也曾补充说(shuo)：“我倒(dao)剑走偏(pian)锋地(di)相信，他的作品可(ke)能映射了他的生活。”说(shuo)到底，艺术与生活的关(guan)系岂(qi)能轻易撇(pie)清，尤其是(shi)诗人的生活及其诗作，无论何时都很难划出清晰的分界线。
《布(bu)罗茨(ci)基谈话录》
更有力的证据来(lai)自作为读(du)者和(he)文章(zhang)家的奥登(deng)。门德尔松历时多年推(tui)出的《奥登(deng)散(san)文全集》皇皇六大卷，而在如此浩(hao)繁的卷帙中，不少文章(zhang)是(shi)给传记、日记、书信集、回(hui)忆录撰写的书评。虽然奥登(deng)直白地(di)表示自己写评论是(shi)因为缺钱，但我们知道这(zhe)位“顽童”有时候是(shi)以戏谑的口吻剖白自我的。对金钱颇为务实的奥登(deng)，当(dang)然会为了稿费写文，不过，可(ke)供他拣选的书籍琳琅满目，他却把(ba)有限(xian)的时间和(he)精力大量地(di)投入他公开反对的书类，这(zhe)种(zhong)“反对”难免打了折扣。
《奥登(deng)散(san)文全集》
在具体的书评文章(zhang)里，奥登(deng)成了他自己批驳过的那类读(du)者和(he)批评家。例如，他在谈论莎士比亚的十四(si)行诗时，一方(fang)面替莎翁庆幸他留给后(hou)世解读(du)的个人资料甚少，另一方(fang)面又不能免俗地(di)推(tui)测那些十四(si)行诗的写作时间和(he)生成背(bei)景。卡彭(peng)特定(ding)然是(shi)满怀欣喜地(di)罗列了以下例子：
他说(shuo)过，我们需要一本蒲柏(bai)的传记，因为他的许多诗作都源自特定(ding)的事件，只能仰赖于传记来(lai)答疑解惑；我们需要了解特罗洛普的生平，因为他的自传遗漏了很多信息；我们需要知晓(xiao)瓦格纳(na)的生活，因为他是(shi)一个怪胎；至于阅读(du)杰(jie)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的传记，那是(shi)因为他与艺术之间存在一种(zhong)跌宕起伏的浪漫关(guan)系。
不仅如此，奥登(deng)还以各种(zhong)形式(shi)保留了自己的生活印记。其一是(shi)诗歌(ge)，除了不少散(san)见于诗篇的自我投射和(he)回(hui)忆片段之外(wai)，像《致(zhi)拜伦(lun)勋爵的信》《新年书简(jian)》《与自己的交谈》等作品，都明显带有自传色彩。其二是(shi)散(san)文，奥登(deng)经常(chang)在文中剖析隐秘的自我。有时候，他以自己为“示例”，如在《创作、认(ren)知与判断》中，为了解答如何写诗、识诗、评诗的问题，他不无尴尬地(di)坦言：“为了试图回(hui)答这(zhe)些问题，我将一再强迫自己给出自传性的例证。这(zhe)令人遗憾，却不可(ke)避免。”有时候，他以自己为“参照(zhao)者”，如在《依我们所见》中，他平行比较了自己和(he)英国(guo)作家伊夫林(lin)·沃（Evelyn Waugh）、英国(guo)政治(zhi)理(li)论家及出版商莱昂纳(na)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的早(zao)期年谱、遗传继承(cheng)、教育经历、宗(zong)教背(bei)景等人生面向，直言“在我看来(lai)，除了把(ba)我们的诸多经历分门别类，以不同的方(fang)面区(qu)分，再没有其他比较它们的方(fang)法”。其三是(shi)公共活动，奥登(deng)移居美国(guo)后(hou)经常(chang)参加诗歌(ge)节和(he)诗歌(ge)讲座(zuo)，晚年频(pin)繁接受大西(xi)洋两岸的媒体采访，这(zhe)些活动大多以文字、音频(pin)和(he)视频(pin)的形式(shi)留存，不少内容呈现了奥登(deng)的生活见闻和(he)日常(chang)喜乐，如《诗歌(ge)中的幻想与现实》《奥登(deng)的席间碎嘴》等。更重要的是(shi)，得益于现代技术的摄录，我们可(ke)以跨越时空去聆听他抑扬顿挫的声音（奥登(deng)朗诵自己的诗歌(ge)时，“对韵律给予了严谨甚至是(shi)学究气的尊重”），抵临他自得其乐的世界（他会化(hua)身为周到的主人，引导媒体人员(yuan)、拜访者走进他的住所，允许他们拍摄、录制他的私人空间）。一个栩栩如生的奥登(deng)从书页的阈(yu)限(xian)中跳脱出来(lai)，成了近在咫尺的“邻人”，让人不由得感喟(huai)技术的馈赠。
此外(wai)，我们还可(ke)留意，奥登(deng)自1969年开始着手编写《某个世界：备(bei)忘(wang)书》。该书由一百七十三个词条排序(xu)组(zu)成，从“Accidie”（倦怠）写到“Writing”（写作），每个词条下面都安排了他精挑细选的文字，或(huo)只言片语，或(huo)长篇大论，或(huo)出自艺术家，或(huo)出自思想家，间或(huo)也会插入他自己的私密(mi)记忆和(he)感悟心(xin)得。他说(shuo)，这(zhe)本书相当(dang)于他个人的星图，既然没有人可(ke)以把(ba)自己的行星保存得像伊甸园那样(yang)完美无缺，那么他便故意漏放了一些词条。付梓之际，他在写给编辑的信中宣称，该书“可(ke)以视为自传”。
奥登(deng)的《某个世界：备(bei)忘(wang)书》
或(huo)许正是(shi)熟知奥登(deng)的“疯牧(mu)师”面具，作为奥登(deng)文学遗产(chan)受托人的门德尔松，才会断定(ding)奥登(deng)的“杜绝传记”（no biography）之原(yuan)则“灵活机动，随(sui)时可(ke)以被放弃”，才会拿出很多独家资料鼎力支持卡彭(peng)特写作《奥登(deng)传》，乃至亲自撰写了大量披露(lu)奥登(deng)生前秘闻的评传式(shi)作品（《早(zao)期奥登(deng)》和(he)《后(hou)期奥登(deng)》）。卡彭(peng)特在“致(zhi)谢”中隆重感谢门德尔松慷慨地(di)让他阅读(du)《早(zao)期奥登(deng)》的打印稿（当(dang)时此书还在写作进程中），这(zhe)其中除了由衷的谢意外(wai)，难道没有一丝为自己开脱的意味？我们完全可(ke)以大胆猜测。
依笔者观察，奥登(deng)之所以半真(zhen)半假地(di)“反传记”，很可(ke)能还与文学批评事业(ye)在二十世纪(ji)二三十年代的新发(fa)展有关(guan)。用伊格尔顿的话来(lai)说(shuo)，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yao)了整个西(xi)方(fang)社会，大学校(xiao)园里的英语学科也在经历一场变革——温文尔雅(ya)的老派业(ye)余主义逐(zhu)渐让位于一种(zhong)更具科学性、专业(ye)性的教学研究方(fang)法。虽然这(zhe)种(zhong)文学批评的革新肇(zhao)始于剑桥大学，但比邻的牛津大学也受到了冲击。奥登(deng)在牛津大学从自然科学专业(ye)转(zhuan)到英语语言文学专业(ye)后(hou)，大部分学习内容是(shi)研读(du)文学批评资料和(he)掌握被普遍(bian)接受的批评观点，但他对这(zhe)些传统(tong)的批评方(fang)法不感兴趣(qu)。据卡彭(peng)特考(kao)证，正在经受艾略(lue)特诗歌(ge)洗礼的奥登(deng)，同时对剑桥大学英语系的风云人物瑞恰兹(zi)（I. A. Richards）颇为敬佩：“他也很欣赏(shang)I. A. 瑞恰兹(zi)的论文《科学与诗歌(ge)》以及他的《文学批评原(yuan)理(li)》——他对斯蒂芬(fen)·斯彭(peng)德说(shuo)，《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居然只给瑞恰兹(zi)安排了一个简(jian)短的介(jie)绍，这(zhe)真(zhen)是(shi)可(ke)笑。”艾略(lue)特和(he)瑞恰兹(zi)，无疑是(shi)那个时代的革新者，他们不仅是(shi)生活中的朋友，也是(shi)后(hou)来(lai)声名鹊起的“新批评”的奠基人。他们不约而同地(di)认(ren)为批评应该从作家转(zhuan)向作品，从诗人转(zhuan)向诗本身。
如果说(shuo)艾略(lue)特影响了奥登(deng)的诗歌(ge)创作，让他主动选择了一个“去个性化(hua)的过程”的话，那么瑞恰兹(zi)的“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则对奥登(deng)的从教生涯和(he)批评方(fang)法产(chan)生了一定(ding)的影响。譬(pi)如，他在1934年这(zhe)样(yang)谈论诗歌(ge)教育：
不要夸大它［诗歌(ge)］的美好，但要确保充分理(li)解了遣词造句。投入更多的时间在技艺修习上；定(ding)期根据具体的主题写诗，列出禁(jin)止使用的平淡无奇的词汇。通过写诗，他们可(ke)以更深入地(di)理(li)解诗歌(ge)的意义，这(zhe)胜(sheng)过你苦(ku)口婆心(xin)的阐(chan)释。
彼(bi)时，奥登(deng)已经在拉知菲学校(xiao)、唐斯学校(xiao)等私立(li)小学有了教学经验，开始形成富有个人特色的英语教学理(li)念(nian)。他的诗歌(ge)课(ke)，更侧重语言和(he)技巧的修习，而不是(shi)投附于作者的生平、时代的风尚(shang)等在新批评派看来(lai)具有“干扰性”的外(wai)围(wei)因素。漂洋过海去了美国(guo)后(hou)，奥登(deng)相继在密(mi)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xiao)、斯沃斯莫尔学院等院校(xiao)给本科生授课(ke)，将早(zao)年的理(li)念(nian)进一步落地(di)为诗歌(ge)教学的具体一环(huan)：
他会发(fa)放一些诗歌(ge)复印件给学生，上面的诗歌(ge)都是(shi)他们没有读(du)过的，而他故意把(ba)一些单词舍去，只留下特定(ding)的空白处，让他们补充完整——1939年在绍斯伯勒(le)镇(zhen)圣(sheng)马克(ke)学校(xiao)教书时，他曾用过这(zhe)种(zhong)方(fang)法。这(zhe)些留白处，有一些是(shi)为了测试他们对押韵的掌握程度，有一些出现在诗行的中间，是(shi)为了让他们仔细斟酌措(cuo)辞。
这(zhe)与瑞恰兹(zi)的“匿名实验”可(ke)谓异曲同工。在剑桥大学英语专业(ye)的必修课(ke)上，瑞恰兹(zi)曾下发(fa)一些没有署名的诗篇，要求学生对它们进行细致(zhi)的审(shen)读(du)，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对它们的质量做出判断。作为诗人，奥登(deng)做了更强调审(shen)美创造力的改进，不断磨练学生对音调和(he)节奏的变化(hua)、声音和(he)文字的质地(di)等形式(shi)性要素的敏感度以及辨析能力。
但无论是(shi)瑞恰兹(zi)还是(shi)奥登(deng)，都不会完全剥离作品的“作者”。他们只是(shi)暂时为作品摘除某种(zhong)光环(huan)或(huo)标签，让学生以审(shen)美感知的十倍镜头，全方(fang)位聚焦(jiao)上下文语境，从词群、韵律、句法、标点、换行等元素相互作用而产(chan)生的活力中，仔细推(tui)敲文本不断生成的意义。随(sui)后(hou)，在学生充分演练并体悟了语言的“物质性”后(hou)，他们会补充相应作品的具体情境和(he)历史语境，包括作者、时代、风格、潮流等重要信息。也就是(shi)说(shuo)，作品从来(lai)都不是(shi)真(zhen)空般的存在。
奥登(deng)还将这(zhe)种(zhong)方(fang)法运用到了编辑工作中。大约在1934年春，奥登(deng)和(he)牛津大学校(xiao)友约翰·加勒(le)特（John Garrett）合编了一本诗歌(ge)教材，收录的诗歌(ge)按照(zhao)字母顺序(xu)出现，并不标注作者。奥登(deng)执笔撰写了“导言”，意气风发(fa)地(di)阐(chan)述自己的编选理(li)念(nian)：
依我们所见，如果想要避免将诗歌(ge)看成一种(zhong)陈列在游客云集的博物馆里的僵死之物、一种(zhong)需要保存和(he)模仿的文化(hua)传统(tong)，而发(fa)现它是(shi)一种(zhong)自在的鲜活之物，那么最有效、最直接的做法应该是(shi)秉持开放的态度，打破煊赫声名和(he)文学影响的偏(pian)见，避免人类活动的初始印象的侵扰，不为创作时代所累，也不受主题思想所限(xian)。
当(dang)然，该诗选后(hou)文附有索引，涵盖了各诗篇的“语境”信息，因为奥登(deng)认(ren)为“历史背(bei)景学习仍然是(shi)有价值的”。沿着奥登(deng)提供的台阶(jie)而上，我们完全有理(li)由相信，从《奥登(deng)传》抵临奥登(deng)诗歌(ge)版图，是(shi)“有价值的”。
更重要的是(shi)，正如文化(hua)名人所罗门·沃尔科夫（Solomon Volkov）所言，“诗人活下来(lai)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佚名时代早(zao)已远(yuan)去，荷马、毗耶娑、蚁垤……他们一度隐没于自己的诗里，但世纪(ji)复世纪(ji)，他们的名字连同生活过的痕迹，在历史的跫音中重新被大家想象与书写。奥登(deng)离世以后(hou)，作为对他声量宏大的“反传记”的回(hui)应，他的传记一本本地(di)面世。沃尔科夫借一位批评家之口戏言：“大多数读(du)者很快就要通过奥登(deng)的故事来(lai)获得满足了，而不是(shi)他的诗歌(ge)。”哪怕一语成谶，那个说(shuo)过“如果艺术家的生活足够有趣(qu)，那么他的传记也是(shi)可(ke)以存在的”的奥登(deng)，应该不会徒生烦恼。
晚年奥登(deng)，摄于1969年。
作为一个“行动的人”，奥登(deng)并不漫长的人生的确引人注目：他在文学舞台占据了一个显著(zhu)而持久的位置(zhi)，用他的名字定(ding)义了“漫长的三十年代”（Long 1930s）；他自诩为“流浪的犹太人”，在世界各地(di)漫游，也曾奔赴西(xi)班牙内战和(he)中国(guo)抗(kang)日战争(zheng)的前线；他在二战前夕移居美国(guo)，此举(ju)在大西(xi)洋两岸掀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有人在英国(guo)议(yi)会提出了他离开的客观影响；他看似不合时宜但异常(chang)坚定(ding)地(di)重返了教堂，此后(hou)成为“赞美存在和(he)发(fa)生”的歌(ge)咏者；他对自己极度节俭，却对“邻人”异常(chang)慷慨，几十年如一日地(di)奉(feng)行“爱邻如己”的最高诫(jie)命；他曾放浪形骸地(di)“猎艳(yan)”，却对切斯特·卡尔曼产(chan)生了“永不弃绝”的爱恋(lian)；他严谨刻板的作息时间表和(he)他不修边幅的外(wai)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称“看起来(lai)就像是(shi)一张(zhang)未整理(li)的床”；他是(shi)著(zhu)名的同性恋(lian)诗人，但同时也是(shi)托马斯·曼的女(nu)婿，有过多个女(nu)性伴侣，还曾向汉娜·阿伦(lun)特求过婚；他是(shi)烟(yan)鬼、酒鬼，一度还是(shi)瘾君子，但在很多人眼里，他已“成圣(sheng)”。
传记被认(ren)为是(shi)“现实主义的最后(hou)棱堡”，汉弗莱·卡彭(peng)特的这(zhe)本《奥登(deng)传》，无疑承(cheng)袭了传统(tong)传记写作客观而准确、冷静(jing)且全面地(di)复盘传主一生的使命，让我们得以步履轻盈地(di)进入他建构的奥登(deng)密(mi)林(lin)，沿着扎(zha)实的材料和(he)可(ke)靠的考(kao)证的林(lin)间小路，邂逅(hou)这(zhe)位生活的存在主义者、思想的实用主义者、诗歌(ge)艺术的孜孜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