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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21日，约旦(dan)河西(xi)岸城市杰宁上空浓烟滚滚。巴勒斯坦卫生部21日发(fa)表声明说，以(yi)军当天在约旦(dan)河西(xi)岸城市杰宁打死7名巴勒斯坦人，另有9人受伤，其中两(liang)人伤势严重。 新华(hua)社 发(fa)（尼达尔·艾仕(shi)塔耶 摄）
1948年以(yi)色列建(jian)国后，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矛盾转(zhuan)化成阿拉伯国家和以(yi)色列之间的矛盾，此(ci)后爆发(fa)了五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但是，伴随冷战(zhan)的展开(kai)，美(mei)苏等世界大国的中东(dong)政策完全(quan)取(qu)决于(yu)其争霸(ba)中东(dong)的战(zhan)略目标，并互相排斥对方的势力和影响，进(jin)而使得数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都深受冷战(zhan)体制的影响，逐步形成了美(mei)国和西(xi)方支持以(yi)色列，其他中东(dong)国家分化为亲美(mei)、亲苏两(liang)大阵营，甚至出现有些国家因国内革命在美(mei)苏之间转(zhuan)换的情况。阿以(yi)冲突尤其是数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都深受这种体制制约。
但是，由于(yu)美(mei)苏的中东(dong)战(zhan)略均(jun)把扩张自身的影响作为主要目标，巴勒斯坦问题根本得不到重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zu)身份(fen)和民族(zu)权利长期得不到承认(ren)，美(mei)苏对1964年成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yi)下简称“巴解组织”）的地(di)位(wei)也不予以(yi)承认(ren)。因此(ci)，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末，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根本没有进(jin)入大国政治的视野。
1967年第三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后，由于(yu)以(yi)色列占领包括巴勒斯坦（约旦(dan)河西(xi)岸和加沙(sha)）在内的大量阿拉伯国家领土(tu)，以(yi)及(ji)巴解组织的影响日益增强，美(mei)苏逐步认(ren)识到巴勒斯坦问题在中东(dong)事务中的重要性，才经过(guo)妥协在联合国通过(guo)了解决阿以(yi)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242号决议(yi)，但巴勒斯坦问题依旧被视为难民问题。此(ci)后，美(mei)苏通过(guo)维持“不战(zhan)不和”的局面对中东(dong)国家进(jin)行控制，直至1973年埃及(ji)发(fa)动谋(mou)求“以(yi)战(zhan)迫和”第四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后，美(mei)苏才在联合国通过(guo)了重申242号决议(yi)的338号决议(yi)。20世纪60年代末，除美(mei)苏围绕阿以(yi)冲突的争夺外，还出现了关于(yu)中东(dong)问题的纽约四大国（美(mei)苏英法）会议(yi)，但对于(yu)解决阿以(yi)冲突没有取(qu)得任何成果。
尼克松政府上台后，美(mei)国开(kai)始斡旋阿以(yi)冲突，卡特(te)政府则力图通过(guo)推动埃及(ji)与以(yi)色列和解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进(jin)而把埃及(ji)等阿拉伯国家拉到亲西(xi)方阵营。在美(mei)国推动下，1979年埃及(ji)与以(yi)色列建(jian)交，导(dao)致(zhi)阿拉伯世界发(fa)生严重分裂，同时也导(dao)致(zhi)阿以(yi)冲突开(kai)始向(xiang)巴以(yi)冲突转(zhuan)变；苏联则反对埃以(yi)和解，并支持阿拉伯国家中的“拒(ju)绝阵线”对抗(kang)美(mei)国。在此(ci)过(guo)程中，美(mei)苏对巴解组织的重视才有所提升。
漠(mo)视巴勒斯坦问题（1948—1967）
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末，伴随冷战(zhan)的全(quan)面展开(kai)，美(mei)、苏两(liang)个世界大国展开(kai)对中东(dong)的争夺，并以(yi)此(ci)决定各自对阿以(yi)双方的政策。美(mei)国通过(guo)建(jian)立巴格达条约组织组建(jian)同盟体系，苏联通过(guo)支持埃及(ji)、叙利亚、伊拉克（1958年革命后）和也门向(xiang)中东(dong)地(di)区扩张，但巴勒斯坦问题在其中东(dong)政策中处(chu)于(yu)无足轻重的地(di)位(wei)。
（一）美(mei)、苏在第一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中支持以(yi)色列
1948年5月14日，以(yi)色列宣(xuan)布建(jian)国，美(mei)国旋即成为第一个承认(ren)以(yi)色列的国家，苏联则成为继美(mei)国和危(wei)地(di)马拉之后第三个承认(ren)以(yi)色列的国家。由此(ci)可见，美(mei)、苏对以(yi)色列的承认(ren)是其得以(yi)立国并得到其他国家承认(ren)的重要条件。在随后爆发(fa)的1948年中东(dong)战(zhan)争中，在以(yi)色列遭(zao)受阿拉伯国家重创后，美(mei)国应以(yi)色列的请求通过(guo)联合国向(xiang)阿拉伯国家施加压力，迫使阿拉伯国家停火，为以(yi)色列赢得了征兵(bing)和筹集战(zhan)争物资的时间。在整个战(zhan)争进(jin)程中，美(mei)国对以(yi)色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苏联对以(yi)色列的支持，英国中断对阿拉伯国家的武器供应，构成了以(yi)色列胜(sheng)利和阿拉伯国家失败的重要因素。由于(yu)西(xi)方国家和苏联共同支持以(yi)色列，以(yi)及(ji)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重重，第一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不仅未能使巴勒斯坦建(jian)国并产生了领土(tu)问题、难民问题、耶路撒(sa)冷问题等一系列问题，而且使阿以(yi)冲突成为中东(dong)的矛盾主线，巴勒斯坦问题本身的重要性严重下降。
（二）美(mei)、苏从争夺中东(dong)权力的角度调整对以(yi)色列的政策
在对待以(yi)色列的问题上，美(mei)国杜鲁门政府、艾森豪威(wei)尔政府尽管一直为以(yi)色列提供安全(quan)保障，但为了把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中东(dong)国家拉入中东(dong)的盟友体系，一直拒(ju)绝和以(yi)色列签署同盟条约，并拒(ju)绝以(yi)色列加入北约，甚至在1956年的中东(dong)战(zhan)争中美(mei)国还对英国、法国和以(yi)色列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迫使其从苏伊士运河撤军。
进(jin)入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由于(yu)美(mei)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恶化，以(yi)色列对于(yu)美(mei)国对抗(kang)苏联的战(zhan)略价值迅速上升，美(mei)国和以(yi)色列的关系随之升温。因此(ci)，美(mei)国开(kai)始为以(yi)色列提供大批尖端军事武器，进(jin)而为以(yi)色列形成军事优势并在1967年第三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中战(zhan)胜(sheng)阿拉伯国家提供了保障。正是“美(mei)国的冷战(zhan)心(xin)态把一个强大的以(yi)色列视为苏联在中东(dong)推行扩张主义的障碍”。
20世纪50年代后，伴随以(yi)色列紧密追随西(xi)方，苏联为争取(qu)阿拉伯国家，对以(yi)色列的态度发(fa)生了变化，开(kai)始转(zhuan)向(xiang)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yi)色列，这种政策在1956年、1967年的两(liang)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中都得到了体现，苏联还在1967年第三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爆发(fa)后断绝了与以(yi)色列的外交关系。但是，苏联在1967年战(zhan)争中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并不彻底(di)，甚至首鼠(shu)两(liang)端。在战(zhan)前，苏联鼓励和支持埃及(ji)采取(qu)强硬行动，但当战(zhan)争危(wei)机迫近时，苏联又担心(xin)战(zhan)争扩大导(dao)致(zhi)苏美(mei)直接交战(zhan)，与美(mei)国串通分别对埃以(yi)进(jin)行约束。这是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中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美(mei)、苏严重忽视作为阿以(yi)冲突根源(yuan)的巴勒斯坦问题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mei)、苏均(jun)不重视巴勒斯坦问题。在50年代至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mei)国并不把寻求独立和建(jian)国的巴勒斯坦人视为独立的政治实体来看待，在美(mei)国所有的文件和政策声明中，巴勒斯坦人都被称作“阿拉伯难民”。在艾森豪威(wei)尔时期，美(mei)国国务卿杜勒斯曾于(yu)1955年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其内容主要包括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签署保证以(yi)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安全(quan)的集体条约、划定阿拉伯国家和以(yi)色列的永久边界，这是美(mei)国第一次(ci)认(ren)真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但并未付(fu)诸实施。当时美(mei)国曾为把阿拉伯国家拉入巴格达条约组织对以(yi)色列施加压力，但仍强调美(mei)国在阿以(yi)冲突中保持中立。杜勒斯宣(xuan)称“美(mei)国今后将奉行对以(yi)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不偏不倚的政策”。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美(mei)国对以(yi)色列的支持迅速增强。肯尼迪虽为赢得阿拉伯国家信任承诺解决阿以(yi)冲突，安置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但巴勒斯坦人仍一直被排除在解决阿以(yi)冲突的方案之外。伴随阿以(yi)矛盾激化，肯尼迪很快对巴勒斯坦问题失去了兴趣。在约翰逊政府时期，美(mei)国不仅没有制定任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而且根本不把巴勒斯坦人视为政治力量，甚至把巴解组织视为服务于(yu)埃及(ji)利益的附属政治组织。
从1964年巴解组织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一直对巴解持否(fou)定和反对态度，并从政治、组织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对巴解进(jin)行压制、攻击和破坏，称其为“恐(kong)怖组织”，称其领导(dao)人为“托洛茨基分子(zi)”，称巴勒斯坦游击队是“民族(zu)主义复(fu)仇(chou)者(zhe)”。因此(ci)，苏联不与巴解组织建(jian)立任何关系，不向(xiang)它提供任何援助，并阻挠阿尔及(ji)利亚、叙利亚、伊拉克和约旦(dan)等阿拉伯国家为巴解提供基地(di)。1967年第三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爆发(fa)后，尽管苏联对以(yi)色列的侵(qin)略进(jin)行了谴责并与之断交，但其主要目标是争取(qu)埃及(ji)等阿拉伯国家，而不是巴勒斯坦。1968年，阿拉法特(te)以(yi)埃及(ji)总统纳赛尔访苏代表团(tuan)随员的秘(mi)密身份(fen)访问莫斯科(ke)，苏联仍拒(ju)绝承认(ren)巴解组织，并拒(ju)绝直接向(xiang)巴勒斯坦游击队提供武器。
总之，在冷战(zhan)前期，中东(dong)地(di)区成为美(mei)、苏两(liang)大阵营冷战(zhan)争夺的重点地(di)区，双方对阿以(yi)冲突的政策都取(qu)决于(yu)各自中东(dong)战(zhan)略的需(xu)要。巴勒斯坦的民族(zu)身份(fen)和民族(zu)权利长期得不到承认(ren)，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根本没有进(jin)入大国政治的视野，直到1967年第三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后其重要性才有所上升。由此(ci)可见，美(mei)苏两(liang)个超级大国在中东(dong)地(di)区的争夺是巴勒斯坦问题久拖(tuo)不决的重要因素之一。
拒(ju)绝承认(ren)巴勒斯坦的民族(zu)权利（1967—1979）
1967年第三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后，由于(yu)以(yi)色列占领包括巴勒斯坦（约旦(dan)河西(xi)岸、加沙(sha)地(di)带和东(dong)耶路撒(sa)冷）在内的大量阿拉伯国家领土(tu)，以(yi)及(ji)巴解组织的影响日益增强，美(mei)、苏逐步认(ren)识到巴勒斯坦问题在中东(dong)事务中的重要性，并经过(guo)妥协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guo)了解决阿以(yi)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的第242号决议(yi)，但巴勒斯坦问题依旧被视为难民问题。此(ci)后，美(mei)、苏通过(guo)维持“不战(zhan)不和”的局面对中东(dong)国家进(jin)行控制。而伴随冷战(zhan)体制的松动和苏联在中东(dong)影响力的下降，美(mei)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力明显上升。
（一）大国对巴勒斯坦问题采取(qu)“不战(zhan)不和”态度
在第三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中，美(mei)、苏分别支持以(yi)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但在战(zhan)争后期双方都担心(xin)发(fa)生直接冲突，进(jin)而积极策划停火，并在不断讨价还价的基础上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guo)了以(yi)英国折中方案为基础的第242号决议(yi)，其核心(xin)内容是以(yi)色列撤出被占领土(tu)，中东(dong)各国（包括以(yi)色列）均(jun)有和平生存权，其核心(xin)即“土(tu)地(di)换和平”。尽管第242号决议(yi)成为后来解决阿以(yi)冲突的重要国际文件，但不仅因其内容模(mo)糊引起阿以(yi)双方的不同理解，而且因没有提及(ji)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zu)权利，只有“确(que)认(ren)必须(xu)达成难民问题的公正解决”这一模(mo)糊表述，导(dao)致(zhi)巴解组织曾经长期拒(ju)不接受第242号决议(yi)。
尼克松任美(mei)国总统后，尽管高度重视以(yi)色列在冷战(zhan)中对抗(kang)苏联的战(zhan)略价值，并不断增加对以(yi)色列的军事援助，但“他对阿以(yi)冲突的根源(yuan)几乎毫无兴趣”，同时也不承认(ren)巴解组织的地(di)位(wei)，并且视巴解为“恐(kong)怖组织”。在1970年阿拉法特(te)率巴勒斯坦代表团(tuan)访问苏联时，苏联仍不承认(ren)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直到1972年苏联与埃及(ji)关系恶化，苏联才更加重视巴解组织的作用。由此(ci)可见，美(mei)、苏在第三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后仍未充分重视巴勒斯坦问题。
2024年5月10日，在位(wei)于(yu)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巴勒斯坦常(chang)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投票前发(fa)表讲话。第十次(ci)联合国大会紧急特(te)别会议(yi)10日以(yi)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guo)决议(yi)，认(ren)定巴勒斯坦国符(fu)合《联合国宪章(zhang)》规(gui)定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 新华(hua)社 发(fa)（联合国 供图/曼努埃尔·伊莱亚斯 摄）
与此(ci)同时，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在解决阿以(yi)冲突方面也未取(qu)得任何实质进(jin)展。第三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后，联合国秘(mi)书长吴丹根据(ju)第242号决议(yi)任命瑞(rui)典驻苏联大使贡纳尔·雅林(lin)为中东(dong)特(te)别代表，同有关国家进(jin)行接触，但均(jun)无果而终；1969年1月，法国提议(yi)通过(guo)召开(kai)美(mei)、苏、英、法四大国会议(yi)的方式商讨中东(dong)问题，四国在两(liang)年多时间里在纽约举行了70多次(ci)会谈，但未取(qu)得任何实质性进(jin)展。美(mei)国于(yu)1971年12月宣(xuan)布拒(ju)绝参加，导(dao)致(zhi)四大国会议(yi)无果而终。尽管如此(ci)，美(mei)、苏却在中东(dong)问题上达成了一定共识，即以(yi)色列从被占领土(tu)撤走，阿以(yi)双方通过(guo)谈判实现中东(dong)和平，但美(mei)、苏围绕以(yi)色列撤出的边界以(yi)及(ji)是否(fou)同时解决难民问题仍存在尖锐分歧。
此(ci)后，伴随美(mei)苏关系缓和，双方在中东(dong)开(kai)始谋(mou)求“不战(zhan)不和”的僵(jiang)持局面。在此(ci)背景下，美(mei)国国务卿罗杰斯提出了解决中东(dong)问题的方案即“罗杰斯计划”，其要点包括：
其一，以(yi)色列原则上应退(tui)出1967年战(zhan)争所占领土(tu)，但不包括戈兰高地(di)、耶路撒(sa)冷老城；以(yi)色列撤出的地(di)区为非军事区，以(yi)保证以(yi)色列安全(quan)。
其二，把流亡的巴勒斯坦人视为需(xu)要公正对待的难民，但不承认(ren)巴勒斯坦人的民族(zu)权利。
其三，耶路撒(sa)冷地(di)位(wei)待定。
其四，彻底(di)解决阿以(yi)冲突的办(ban)法是阿以(yi)直接谈判。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罗杰斯方案的进(jin)步在于(yu)它强调了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但它仍然视之为难民问题，而不是民族(zu)权利问题；它强调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应该在埃及(ji)、约旦(dan)和以(yi)色列之间解决。
“罗杰斯计划”事实上否(fou)定了巴以(yi)分治方案，根本未考虑巴勒斯坦作为民族(zu)实体独立建(jian)国或自治的民族(zu)权利。阿拉伯国家坚持以(yi)色列必须(xu)撤出1967年战(zhan)争所占领土(tu)，必须(xu)承认(ren)巴勒斯坦的民族(zu)自治权。“罗杰斯计划”遭(zao)到了巴解组织的坚决反对，而以(yi)色列也坚决反对回到1967年战(zhan)争以(yi)前的边界，“罗杰斯计划”因此(ci)夭折。
（二）美(mei)国通过(guo)《戴维营协议(yi)》提升对巴勒斯坦问题的主导(dao)权
由于(yu)阿以(yi)冲突使埃及(ji)陷(xian)入困境，特(te)别是美(mei)苏维持“不战(zhan)不和”，埃及(ji)与苏联关系恶化，促使埃及(ji)选择通过(guo)发(fa)动对以(yi)色列的战(zhan)争实现“以(yi)战(zhan)促和”。1973年第四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发(fa)起的石油斗(dou)争，极大改变了西(xi)方国家尤其是美(mei)国对阿以(yi)冲突和中东(dong)和平进(jin)程的态度。
在1973年战(zhan)争中，美(mei)、苏均(jun)对阿以(yi)双方提供军事援助，并使双方冲突的风险上升。为避免美(mei)、苏直接对抗(kang)，美(mei)国国家安全(quan)事务助理基辛格赴莫斯科(ke)与苏联领导(dao)人会谈，最后达成停火协议(yi)，并在此(ci)基础上通过(guo)了重申第242号决议(yi)内容的安理会第338号决议(yi)。1973年12月，根据(ju)联合国秘(mi)书长瓦尔德海姆(mu)的倡(chang)议(yi)，联合国中东(dong)和平会议(yi)在日内瓦召开(kai)，但由于(yu)以(yi)色列的反对，埃及(ji)关于(yu)巴解组织参会的提议(yi)并未实现，巴解组织被排除在和会之外。会议(yi)未取(qu)得任何实质成果，因为它在实质上只是美(mei)国应付(fu)苏联抗(kang)议(yi)美(mei)国单独调解阿以(yi)冲突的形式。
日内瓦会议(yi)失败后，基辛格通过(guo)1975年密集的“穿(chuan)梭外交”分别实现埃以(yi)军队脱离接触和叙以(yi)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yi)，进(jin)而为美(mei)国调解巴以(yi)冲突创造了条件。在此(ci)过(guo)程中，美(mei)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于(yu)1974年8月辞职(zhi)，继任的福(fu)特(te)总统继续把缓和阿以(yi)冲突、将苏联排斥在中东(dong)和平进(jin)程之外作为美(mei)国中东(dong)政策的中心(xin)。
1977年吉米(mi)·卡特(te)任美(mei)国总统，当时苏联实行全(quan)球“进(jin)攻性战(zhan)略”，并积极在中东(dong)地(di)区进(jin)行扩张，因此(ci)卡特(te)把中东(dong)作为美(mei)国全(quan)球战(zhan)略的重点，提出了著(zhu)名的“卡特(te)主义”，其核心(xin)内容是在中东(dong)反击对美(mei)国利益构成威(wei)胁的任何挑战(zhan)，同时提出“全(quan)面解决中东(dong)问题”的构想，并使巴勒斯坦问题成为美(mei)国中东(dong)政策的中心(xin)议(yi)题。巴勒斯坦问题在卡特(te)政府中东(dong)政策中的地(di)位(wei)有明显提高。
首先，美(mei)国重视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但仍不赞成建(jian)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卡特(te)曾于(yu)1977年3月公开(kai)表示“必须(xu)为许多年来遭(zao)受苦(ku)难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一个家园”。这是1947年巴以(yi)分治决议(yi)以(yi)来美(mei)国首次(ci)提出为巴勒斯坦提供“家园”，但卡特(te)仍不赞成巴勒斯坦建(jian)立独立的国家，他认(ren)为巴勒斯坦要么在以(yi)色列的控制下享有自治权利，要么作为一个实体依附于(yu)约旦(dan)。尽管如此(ci)，值得肯定的是，1977年9月美(mei)国国务院(yuan)发(fa)表声明，开(kai)始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全(quan)面解决阿以(yi)冲突的一部分。
其次(ci)，美(mei)国对巴解组织的态度有所改变，有条件地(di)认(ren)可巴解组织参与巴勒斯坦问题的谈判。相对于(yu)过(guo)去美(mei)国官方认(ren)为巴解组织为“恐(kong)怖组织”，卡特(te)对巴解组织的态度有明显进(jin)步。他曾在发(fa)言中指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代表一个国家，它是代表大部分巴勒斯坦人的一个组织。我当然不认(ren)为他们(men)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卡特(te)还表示，如果巴解组织承认(ren)联合国第242号决议(yi)，美(mei)国将与其进(jin)行直接对话，并允许它参加中东(dong)和谈。由于(yu)美(mei)国亲以(yi)犹太势力的强烈反对，加之巴解组织仍拒(ju)绝接受第242号决议(yi)，卡特(te)政府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努力并未取(qu)得任何实际进(jin)展。
但是，由于(yu)第三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后埃及(ji)与苏联关系恶化，埃及(ji)总统萨(sa)达特(te)致(zhi)力于(yu)通过(guo)缓和与美(mei)国关系、解决阿以(yi)冲突，减(jian)轻埃及(ji)因阿以(yi)冲突承受的巨大压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才成为在美(mei)国推动下埃及(ji)和以(yi)色列签署的《戴维营协议(yi)》的一部分。1977年11月，萨(sa)达特(te)对以(yi)色列进(jin)行破冰式访问，提出了缔结埃以(yi)和平协定的条件，其内容主要包括以(yi)色列结束占领1967年以(yi)来侵(qin)略的阿拉伯领土(tu)；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包括民族(zu)自决和建(jian)立国家在内的民族(zu)权利；采取(qu)国际措施保障各国和平生活在安全(quan)有保证的边界内；根据(ju)《联合国宪章(zhang)》通过(guo)和平手段(duan)解决彼此(ci)分歧；结束本地(di)区的战(zhan)争状态。其中撤出1967年战(zhan)争占领的领土(tu)、承认(ren)巴勒斯坦的民族(zu)权利遭(zao)到以(yi)色列拒(ju)绝。
萨(sa)达特(te)抛开(kai)美(mei)国访问以(yi)色列促使美(mei)国加大了对埃以(yi)关系的斡旋。1978年9月6日，美(mei)国、埃及(ji)、以(yi)色列在戴维营举行中东(dong)问题和谈；9月17日，美(mei)埃以(yi)三方达成《戴维营协议(yi)》，即《关于(yu)实现中东(dong)和平的纲要》和《关于(yu)埃及(ji)同以(yi)色列之间和平条约的纲要》，前者(zhe)着眼于(yu)解决阿以(yi)冲突特(te)别是巴勒斯坦问题，后者(zhe)着眼于(yu)解决埃及(ji)和以(yi)色列的领土(tu)、边界和建(jian)交问题。其中《关于(yu)实现中东(dong)和平的纲要》提出了关于(yu)约旦(dan)河西(xi)岸和加沙(sha)自治计划，但回避了耶路撒(sa)冷地(di)位(wei)和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戴维营协议(yi)》在本质上是埃及(ji)违背1967年阿盟峰(feng)会的“三不”政策（不承认(ren)以(yi)色列、不同以(yi)色列和解、不同以(yi)色列谈判）单独和以(yi)色列媾和的结果，因此(ci)遭(zao)到了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的强烈反对。
《戴维营协议(yi)》导(dao)致(zhi)阿拉伯国家阵营分裂为3个派别：一是“拒(ju)绝阵线”，坚决反对埃以(yi)媾和以(yi)及(ji)《戴维营协议(yi)》，主要由利比亚、叙利亚、阿尔及(ji)利亚、民主也门、伊拉克和巴解组织组成；二是“温和派”，不反对通过(guo)谈判解决中东(dong)问题，但反对埃及(ji)和以(yi)色列单独媾和，主张阿拉伯国家采取(qu)一致(zhi)行动，在恢复(fu)巴勒斯坦合法权利、收回被占领土(tu)的基础上全(quan)面解决中东(dong)问题；三是“支持派”，只有苏丹、阿曼、摩洛哥(ge)支持埃以(yi)媾和。
埃及(ji)和以(yi)色列在美(mei)国的主导(dao)下开(kai)启中东(dong)和平进(jin)程，并实现埃以(yi)建(jian)交，基本上解决了阿以(yi)冲突中的埃以(yi)问题，使埃及(ji)实现了收回西(xi)奈半岛、获得美(mei)国大批援助等国家利益。此(ci)外，埃及(ji)试图在实现埃以(yi)和解的同时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无疑有其积极价值。但萨(sa)达特(te)显然低估了阿以(yi)冲突的整体性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复(fu)杂(za)性，其消极影响和历史教(jiao)训主要有三：
其一，埃以(yi)媾和导(dao)致(zhi)阿拉伯世界陷(xian)入严重分裂，不利于(yu)整体解决阿以(yi)冲突，削弱了阿拉伯国家团(tuan)结对以(yi)色列斗(dou)争的力量。
其二，埃及(ji)沦为美(mei)国对苏联斗(dou)争的工具。冷战(zhan)时期埃及(ji)的政策深受冷战(zhan)体制的制约，其从亲苏转(zhuan)向(xiang)亲美(mei)，并单独和以(yi)色列媾和，为苏联支持“拒(ju)绝阵线”对抗(kang)美(mei)国、以(yi)色列和埃及(ji)创造了条件，事实上使埃及(ji)成为美(mei)国在中东(dong)和平问题排斥苏联影响的工具。如前所述，1973年第四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后，美(mei)国极力排斥苏联对中东(dong)问题的影响，单独推动埃及(ji)与以(yi)色列媾和就是这一政策的产物。
面对埃及(ji)与美(mei)国走近以(yi)及(ji)《戴维营协议(yi)》的签署，苏联开(kai)始转(zhuan)变对巴解组织的态度。上述“拒(ju)绝阵线”的形成，固然与那些国家反对埃以(yi)媾和有关，同时也与苏联的组织和推动密不可分。在1974年阿盟确(que)认(ren)巴解组织为全(quan)体巴勒斯坦人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以(yi)观察员身份(fen)参加联合国后，苏联在阿拉法特(te)访问莫斯科(ke)时同意巴解组织在莫斯科(ke)设立办(ban)事处(chu)。1977年阿拉法特(te)再次(ci)访问莫斯科(ke)，苏联正式承认(ren)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戴维营协议(yi)》签署后，苏联积极支持“拒(ju)绝阵线”反对埃以(yi)媾和，造成埃及(ji)在阿拉伯世界的严重孤立和阿拉伯国家分裂的加剧。这一切都与冷战(zhan)体制下的美(mei)、苏斗(dou)争存在密切关系，而埃及(ji)和巴勒斯坦既是美(mei)、苏大国斗(dou)争的对象，也是美(mei)、苏大国斗(dou)争的工具，某种程度也都是冷战(zhan)的牺牲品(pin)。
由此(ci)，《戴维营协议(yi)》的签署成为美(mei)国中东(dong)外交的重大胜(sheng)利，标志着美(mei)国在中东(dong)事务上比苏联有更大发(fa)言权，并对此(ci)后的中东(dong)和平进(jin)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埃及(ji)与以(yi)色列媾和导(dao)致(zhi)的阿拉伯世界分裂，又为苏联利用矛盾插足中东(dong)提供了机会。
其三，萨(sa)达特(te)严重低估了巴勒斯坦问题的复(fu)杂(za)性。萨(sa)达特(te)寄(ji)望通过(guo)埃以(yi)缔结和平条约的同时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既低估了以(yi)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顽固性，也低估了巴解组织在巴勒斯坦民族(zu)权利、耶路撒(sa)冷地(di)位(wei)未定以(yi)及(ji)违背阿盟“三不”政策情况下接受《戴维营协议(yi)》安排的难度，更高估了美(mei)国在中东(dong)和平问题上的能力和信誉。
事实表明，由于(yu)以(yi)色列缺乏(fa)诚意，巴解组织反对《戴维营协议(yi)》，特(te)别是以(yi)色列坚持决不撤至1967年战(zhan)争前边界，决不放弃耶路撒(sa)冷，并加强对戈兰高地(di)控制，以(yi)及(ji)1982年以(yi)色列入侵(qin)黎巴嫩打击巴解组织的第五次(ci)中东(dong)战(zhan)争爆发(fa)，都使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变成不可能。至此(ci)，萨(sa)达特(te)通过(guo)埃以(yi)建(jian)交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希望已完全(quan)化为泡影。
（本文根据(ju)发(fa)表于(yu)《西(xi)亚非洲》2024年第3期的《20世纪大国政治与巴勒斯坦问题的悲(bei)剧》一文的部分内容改写）
“中东(dong)睿(rui)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xue)中东(dong)研究所刘中民教(jiao)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lun)性、基础性相结合，以(yi)历史和理论(lun)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