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刚所著的《兴亡：中国两千年治(zhi)理得失》于2022年出(chu)版，该书的繁体字版最近(jin)由(you)香港中和出(chu)版推出(chu)。新书发布之际，5月11日在上海(hai)香港三联书店举(ju)行了新书对谈会，沈刚围绕(rao)中国历史上的治(zhi)理经验，与嘉(jia)宾、上海(hai)大学公共(gong)外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yuan)戴勇斌老师以及读者朋友，进行了一场深(shen)入而富(fu)有(you)启发性的交流。对谈由(you)香港中和出(chu)版有(you)限(xian)公司总(zong)经理兼(jian)总(zong)编辑陈鸣华(hua)主持。本文为沈刚在对谈会上的演(yan)讲稿。
讲座现场
我少年时代(dai)是蛮热爱(ai)文学和历史的，我是一个文艺青年，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在《萌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别了，十八岁》，第二年就获得了《萌芽》文学奖(jiang)。二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就从此(ci)走(zou)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当年我曾是上海(hai)作协最年轻的会员(yuan)。我曾经在《萌芽》杂志社和《解放日报》工作过。当时是1990年代(dai)，邓小平南巡，国家掀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我就从报社辞职，和几位复旦的同学一起创业，办了唐神传播这家公司。
几十年来，虽然(ran)我离(li)开了文字工作，但是我对文字、对阅读的热爱(ai)其实(shi)没有(you)改变。当然(ran)，我对于虚(xu)构作品的关注度，这几年是有(you)所下降，大部分时间用(yong)于中国古代(dai)史、近(jin)现代(dai)史的阅读。在我从事品牌推广、媒体代(dai)理的几十年里面，其实(shi)我有(you)幸接触到(dao)了这个行业里很多名列前(qian)茅的企业，我也目睹了他们成功(gong)、扩张、挫折，在跟他们的互(hu)动中，我们公司就总(zong)结出(chu)了一个叫品牌主体运营系统(tong)五个维度的理论(lun)。什么(me)意思(si)呢？就是说从企业所处大环境、企业的核(he)心价值观、企业取得成功(gong)的方法论(lun)、组织机构的保障(zhang)、企业所掌握的资(zi)源这五个维度去分析企业的创业、运营的规律(lu)。在这过程中，我还(hai)陆续看了许倬云(yun)先生的一些著作，特别是他的《从历史看组织》这些跨界(jie)的作品，当时就产生了想法，想从品牌主体运营的这五个维度去重新研究历史、叙(xu)述历史。
疫情期间我空下来了，就开始了《兴亡》的写作。《兴亡》这本书实(shi)际上就是从大环境、价值观、方法论(lun)、组织和资(zi)源五个模型去分析中国自秦(qin)汉以来两千年帝制治(zhi)理时期的治(zhi)理体系。所谓大环境，就是指这个国家政权面临的外部和内部的各种条件，包括境外对立政权等外部状态(tai)，以及政治(zhi)、经济和文化等内部因素；价值观，就是官方的统(tong)治(zhi)理论(lun)，在我们中国就是儒家思(si)想；第三个就是一个政权的统(tong)治(zhi)策略，具体表现在中国2000年的统(tong)治(zhi)，实(shi)际上就是君主专制，以及衍(yan)生出(chu)来的这个政权的公共(gong)产品，包括对内对外的各种制度、法律(lu)、政策；组织的部分呢，就是统(tong)治(zhi)集团(tuan)的组织保障(zhang)，包括各个利益(yi)团(tuan)体之间的一致性、可控性，从中央到(dao)各地(di)的军政机构的完整性、有(you)效性；资(zi)源，实(shi)际上就指的是国家的人力、财力、物(wu)力资(zi)源的动员(yuan)水平，现在简单(dan)来说就是国家能(neng)力。
这几个关系，我觉得他们相对稳定，这个国家就会比较稳定；反之如果这个关系之间冲突(tu)了，那么(me)这个系统(tong)本身就会出(chu)故障(zhang)，甚至会崩盘。
这几组关系里面，我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部分：一个是价值体系、治(zhi)理体系里面，价值观跟方法论(lun)是不是一致；第二点，就是国家政权的组织能(neng)力跟他的资(zi)源动员(yuan)能(neng)力是否匹配。
《兴亡：中国两千年治(zhi)理得失》繁体字版
中国古代(dai)治(zhi)理体系，周秦(qin)之变之前(qian)是西周为代(dai)表的诸侯分封制，秦(qin)始皇统(tong)一后，在其统(tong)治(zhi)范围内全(quan)面推行郡(jun)县制，发展为君主专制、对地(di)方直接管理的中央集权统(tong)治(zhi)，这种中央集权的策略共(gong)延续了2000年，直到(dao)满清覆亡，中华(hua)民国成立。
汉武帝时期，我们又把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学说列为官方意识形态(tai)，实(shi)际上就是将儒家王道的价值观和法家霸道的方法论(lun)结合，成为这个国家治(zhi)理体系最本质(zhi)的特征(zheng)。这是一致性。在西汉的时候，又有(you)察(cha)举(ju)制度推荐人才(cai)，将儒生士人引(yin)进这个组织体制。最高统(tong)治(zhi)者就是君主，跟文官集团(tuan)，通(tong)过自上而下的各级司法行政合一的机构，采用(yong)严密(mi)户籍控制的编户齐(qi)民制度，征(zheng)发兵役和徭役，征(zheng)收赋税，也就是进行人力资(zi)源、财力资(zi)源、物(wu)力资(zi)源动力。实(shi)际上，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价值观和方法论(lun)、组织和资(zi)源高度统(tong)一，这个国家资(zi)源体系实(shi)际上就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结构。如果没有(you)鸦片战(zhan)争(zheng)，我觉得这个2000年的治(zhi)理体系，它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即使爆(bao)发周期性危机，以致发生王朝衰(shuai)亡、朝代(dai)更迭(die)轮换，但只要新的朝代(dai)建立，把这个体系重新调整恢复，就能(neng)继续往前(qian)发展，在新的条件下实(shi)现匹配和平衡，从而进入下一轮的反复和循(xun)环。就这样，形成了儒家思(si)想为核(he)心价值、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及郡(jun)县制为统(tong)治(zhi)策略的独(du)特闭环。
这种独(du)特闭环的形成，和我们中国、东亚(ya)大陆相对封闭的地(di)理大环境，有(you)着很大的关系。东方和南方面临大海(hai)，西南、西北分别为高原和大漠(mo)阻隔，东北森林连接着极寒之地(di)。中国历代(dai)统(tong)治(zhi)者都是天下国家的思(si)维，所谓普天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天下真(zhen)正的范围所及，主要限(xian)于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包括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族群区(qu)域，以及北方少数(shu)民族的游牧(mu)、渔猎族群区(qu)域，南方少数(shu)民族的高原和山地(di)族群区(qu)域等。至少在大航海(hai)时代(dai)之前(qian)，世界(jie)上其他文明治(zhi)理体系，比如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对于帝制中国的运营系统(tong)，没有(you)产生实(shi)质(zhi)性的影响。
儒家价值观和法家方法论(lun)相结合的中国帝制时期治(zhi)理体系，正式形成于秦(qin)汉第一帝国时期，实(shi)际上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和漫长的过程。
首先，所谓秦(qin)制，就是法家那套方法论(lun)、统(tong)治(zhi)术到(dao)底是怎么(me)形成的？
殷周换代(dai)之际，周代(dai)统(tong)治(zhi)者反复论(lun)证殷纣(zhou)失德(de)从而造成天命转移(yi)，实(shi)际上作出(chu)承受天命的周室必须以德(de)治(zhi)理天下的承诺。自上而下的世袭贵族分封制，以德(de)治(zhi)为核(he)心的天命观，以及反映宗(zong)法等级价值的礼(li)乐制度等，这些构成了周制的基本内容。
春(chun)秋战(zhan)国的东周时期，礼(li)崩乐坏王权低落，反而造就诸子百家各种思(si)想的争(zheng)鸣，产生了对于后世较大的儒家、道家和法家等多种学派。相较于老庄道家崇尚避世、隐逸的生存方式，传达清静无为、小国寡民的政治(zhi)理想，儒法思(si)想中都分别包含(han)着追(zhui)求大一统(tong)的积极态(tai)度。其中孔孟儒学推崇德(de)治(zhi)仁政，强调以宗(zong)法伦理为基础(chu)、合乎周礼(li)的等级尊卑秩序，把恢复周制及周天子的权威，作为其追(zhui)求的政治(zhi)目标(biao)。
问题在于，在诸侯征(zheng)战(zhan)、追(zhui)求霸权的大环境下，儒家通(tong)过克制私欲、恢复周礼(li)的解决(jue)方案，并不能(neng)给(gei)大国强盛乃至建立大一统(tong)王权提供方法论(lun)上的实(shi)际助益(yi)，于是，迎合君王对内集权、对外扩张需求的法家学说乘势而起。法家主张强化君主绝对的专制权威，实(shi)行郡(jun)县直辖，制定各种严密(mi)的法律(lu)，要求臣下与庶民无条件服从，通(tong)过赏罚(fa)控制臣民的行为，提倡农战(zhan)，即以国家强制与授(shou)予官爵结合的方式，把民众改造为从事粮食(shi)生产、作战(zhan)杀敌的工具。所谓商鞅秦(qin)国变法，搞得就是这一套。法家思(si)想的秦(qin)国实(shi)践，极大加强了专制国家的资(zi)源动员(yuan)能(neng)力，奠定了嬴政最终完成大一统(tong)、推行秦(qin)制的基础(chu)。从某种意义上说，秦(qin)朝统(tong)一是其坚持法家路线(xian)的胜利。
其次，秦(qin)朝统(tong)一仅十五年即告覆亡，又证明秦(qin)政权的治(zhi)理体系存在着致命的缺(que)陷。完全(quan)以法家的理念治(zhi)国也是不行的。秦(qin)政权刑罚(fa)严苛、横(heng)征(zheng)暴敛，过度开发国家人力、财力资(zi)源；在幅员(yuan)极其辽阔的巨型国家，匆忙推行中央集权、郡(jun)县制的统(tong)治(zhi)策略，以中下级军官及少数(shu)文法吏构成的郡(jun)县组织体制，不足以压制民间力量的反抗；秦(qin)政权一味迷信暴力压迫，轻视天命及合法性塑造，法家著述大多是为帝王献策的统(tong)治(zhi)术、权谋学，不可能(neng)成为凝聚君臣士民官方的价值。
刘(liu)邦创建汉王朝，保留了秦(qin)朝皇帝制度在内的基本统(tong)治(zhi)策略，却又采用(yong)郡(jun)国并行的“一国两制”模式，即在朝廷直接控制的原秦(qin)地(di)十五郡(jun)实(shi)行郡(jun)县制，对于前(qian)六国地(di)区(qu)采行借(jie)鉴周制的宗(zong)室分封制。在保留秦(qin)制根本制度、法律(lu)的前(qian)提下，政策、法制层面作出(chu)调整，与民休养生息(xi)。惠帝、高后时期，丞相曹参明确把黄老之学作为国家的指导方针，清静无为、因循(xun)施政。汉文帝刘(liu)恒俭朴(pu)克己(ji)，对内不扰民、对外不挑衅，保证国家数(shu)十年维持和平、宽松的局面。虽然(ran)文帝没有(you)独(du)尊儒术之举(ju)，但其一代(dai)贤君的作为，符合孔子儒家仁政的理想，历史的钟摆朝着以德(de)治(zhi)而享有(you)天命的周制逻(luo)辑回归(gui)。换句话说，文景之治(zhi)代(dai)表的汉王朝治(zhi)理系统(tong)，其实(shi)是基于黄老道家思(si)想主导，混合了儒家、法家思(si)想，兼(jian)容无为而治(zhi)、德(de)治(zhi)和法治(zhi)。汉武帝刘(liu)彻作为奋发积极的雄主，接受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天命伦理学说，把儒学置于大一统(tong)国家官方意识形态(tai)的地(di)位，这也许是一种必然(ran)的选择。外儒内法成为帝制时期国家治(zhi)理体系最本质(zhi)的特征(zheng)。其中儒学作为国家的统(tong)治(zhi)理论(lun)，代(dai)表了统(tong)治(zhi)集团(tuan)公开倡导的价值观，而王朝统(tong)治(zhi)的方法论(lun)，即各种具体的对内或对外的制度、法律(lu)和政策等，大部分仍(reng)是源自法家思(si)想的底色。汉宣帝刘(liu)洵形象地(di)将之概括为“霸王道杂之”。
第三，必须强调的是，自汉武帝创立起儒法国家政治(zhi)系统(tong)的基本架构，在西汉政权大部分的时间里，儒法两种思(si)想、方法的磨合，始终处在一种碰撞和矛盾的状态(tai)。对于汉武帝而言，可能(neng)是希(xi)望通(tong)过儒学统(tong)一思(si)想，更为巩固、强化中央集权的秦(qin)制国家；对于被引(yin)入统(tong)治(zhi)集团(tuan)的儒生士大夫而言，继续保留了“儒为帝师”、忠于儒学价值先于忠于君主的传统(tong)，内心的理想更为倾向恢复周制。外戚王莽和平篡汉，就是在儒学天命转移(yi)之说充分发酵(jiao)的氛(fen)围中完成。
光武帝刘(liu)秀(xiu)重建汉政权，不仅宣示汉室的天命并未转移(yi)，而且(qie)刘(liu)秀(xiu)以其一生的政治(zhi)实(shi)践，证明儒法两种价值、策略，可以相互(hu)融合而至平衡。中国古代(dai)的政治(zhi)系统(tong)，历经周秦(qin)之变、秦(qin)汉换代(dai)，特别是汉武帝尊儒后一百余年的曲折，终于实(shi)现价值观与方法论(lun)的高度统(tong)一。
秦(qin)汉第一帝国崩溃后，魏(wei)晋南朝以禅代(dai)的方式，把自己(ji)作为两汉的直接继承者。十六国、北朝大多数(shu)为北方少数(shu)民族建立的政权。
魏(wei)晋南朝统(tong)治(zhi)者以恢复强盛汉朝为己(ji)任，历经三四(si)百年漫长的探索，却始终未能(neng)达到(dao)目标(biao)。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魏(wei)晋治(zhi)理体系的价值观与方法论(lun)的对立，即国家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tai)，与现实(shi)政治(zhi)的实(shi)际操作层面的对立与冲突(tu)，至少是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
第一阶段前(qian)后七十余年，自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曹操置献帝于许昌即挟天子而令诸侯，至公元266年初，司马炎正式终结曹魏(wei)而改国号晋。其中东汉晚期、曹魏(wei)前(qian)期，士大夫、民众仍(reng)持汉室享有(you)天命的观念，对于曹氏父子暴力代(dai)汉的合法性严重存疑，这是曹魏(wei)政权没有(you)顺利通(tong)过瓶颈的重要原因之一；高平陵政变之后，进入了司马氏父子代(dai)魏(wei)时期，其间发生废帝、弑君等严重挑战(zhan)儒家价值底线(xian)的事件。尽管人们意识到(dao)魏(wei)晋立国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儒家思(si)想中皇权授(shou)之于天的神圣性受到(dao)挑战(zhan)，儒学失去了凝聚人心的价值功(gong)能(neng)。
第二阶段大约五十年，贯穿整个西晋政权时期。晋武帝司马炎完成天下统(tong)一，通(tong)过恢复周制、与士族共(gong)治(zhi)等策略，试图建设晋室的天命合法性。不过，士族名士中脱(tuo)儒入玄的倾向，已经从曹魏(wei)时期凤毛麟角的行为，发展为向整个阶层扩散。儒玄两种价值此(ci)消彼涨，晋武帝司马炎时期、贾后掌权前(qian)期，虽然(ran)晋室脆弱的权威某种程度上得到(dao)认可，但士族官僚先家后国的风(feng)气早已形成，晋武帝大量重用(yong)宗(zong)室诸王，也是基于士民对于晋政权缺(que)乏忠诚度的选择。八王之乱(luan)、永嘉(jia)之乱(luan)时期，中央政权逐步丧失了统(tong)治(zhi)的有(you)效性。士族名士一边采取随波逐流、明哲(zhe)保身的态(tai)度，一边继续沉溺玄学清淡，以任达、放诞(dan)为乐，对于挽救晋政权的危局缺(que)少实(shi)际帮助。
第三阶段接近(jin)一百年的历史，自公元317年晋元帝建武元年，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政权，至公元415年晋安帝义熙元年，刘(liu)裕控制国家运营系统(tong)。王导协助司马睿以恢复神州作为晋室合法性的来源，把士族联合专政作为有(you)效统(tong)治(zhi)的基础(chu)。士族共(gong)治(zhi)要求维护各门户利益(yi)，这就削弱了中央集权以及国家资(zi)源动员(yuan)能(neng)力，而要实(shi)现北伐中原的价值目标(biao)，又必须加强集权、提升国家能(neng)力，两者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新的时代(dai)死(si)结现象。晋元帝司马睿发出(chu)“免良为奴(nu)”的诏令，庾氏兄弟实(shi)施“任法裁物(wu)”的整顿(dun)，司马道子推行“免奴(nu)为客”的政策，引(yin)发程度不同的动乱(luan)，即是触碰价值观与方法论(lun)的缘(yuan)故；王导、桓温和谢安等主政者采取尽可能(neng)团(tuan)结、迁就南北士族的政策，保持了江南社会的稳定，击溃了北方少数(shu)民族政权的南下，但是，这也可能(neng)是桓温、谢安北伐不能(neng)成功(gong)的原因之一。
第四(si)阶段可能(neng)延续至整个南朝，其前(qian)半段大致为七十年左右，包括刘(liu)裕在东晋掌权的时期，以及刘(liu)宋政权时期。刘(liu)裕以北伐取得代(dai)晋的合法性，但是，他没有(you)为新的王朝树立正常的儒家伦理价值，刘(liu)裕恢复了秦(qin)汉、曹魏(wei)时代(dai)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tong)治(zhi)策略，却没有(you)重建士民对于政权、皇帝和儒家思(si)想三位一体的信仰(yang)体系。相反的是，斗而不破的士族共(gong)治(zhi)规则，重回赤裸裸的暴力逻(luo)辑。刘(liu)宋政权统(tong)治(zhi)价值观与方法论(lun)对立的程度，几乎回到(dao)了东汉晚期，曹魏(wei)政权时期。宋武帝刘(liu)裕以宗(zong)室诸王出(chu)镇荆州、京口等要地(di)，与晋武帝司马炎重用(yong)宗(zong)室的出(chu)发点完全(quan)相同。晋武帝身后发生八王之乱(luan)，宋武帝身后发生子孙相残，本质(zhi)上都是宗(zong)室子弟缺(que)少儒家价值教育所致。刘(liu)裕在禅代(dai)前(qian)后，野蛮杀害(hai)了晋安帝、晋恭(gong)帝，之后萧道成建齐(qi)代(dai)宋，又谋害(hai)年仅十三岁的宋顺帝，对于刘(liu)氏宗(zong)室大肆杀戮，这就是价值观、合法性缺(que)失的死(si)结现象，对于国家治(zhi)理体系最直接的影响。
无论(lun)是宋齐(qi)梁陈换代(dai)，还(hai)是这几个短(duan)命王朝内部的帝位传承，绝大多数(shu)充满血(xue)腥(xing)，只要王朝的天命没有(you)真(zhen)正建立起来，治(zhi)理体系的核(he)心价值与现实(shi)政治(zhi)的逻(luo)辑对立，围绕(rao)着帝位继承的屠(tu)杀以及血(xue)腥(xing)迭(die)代(dai)，就将持续不断地(di)循(xun)环下去。这种类似“强者得立”的权力继承原则，属于北方少数(shu)民族的草原逻(luo)辑，中原王朝自西周政权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或由(you)皇帝生前(qian)指定作为补充，已经相对制度化，这在两汉政治(zhi)实(shi)践中表现显著，成为皇权“授(shou)之于天”合法性的重要部分。换言之，魏(wei)晋南朝已不可能(neng)打开历史的死(si)结，重塑类似两汉皇权的天命。而且(qie)，南朝政权也没有(you)能(neng)力重新统(tong)一中原，至南陈政权时期，控制的土地(di)、人口及各种资(zi)源已相当有(you)限(xian)，逐步失去了源自秦(qin)汉帝国汉民族一脉相传的正统(tong)意义。反之，北朝政权实(shi)际上源自游牧(mu)民族部落，反而没有(you)历史的包袱。他的权力来源完全(quan)是建立在血(xue)腥(xing)和暴力压迫之上。他的汉化过程，其向中原王朝政治(zhi)系统(tong)的靠(kao)近(jin)、学习和复制，即是士族认可其合法性的过程。
形成于西魏(wei)、北周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tuan)，通(tong)过府兵制及关中本位价值的探索，大致取得了统(tong)一天下的资(zi)源优(you)势和天命合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yi)，这一胡汉杂糅、军政合一的体制中，人口、文化享有(you)优(you)势的汉人占据了越(yue)来越(yue)重要的位置，奠定了隋唐民族大融合新兴皇权的基础(chu)。诚如陈寅(yin)恪先生所言，“盖取塞(sai)外野蛮精悍(han)之血(xue)，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neng)创空前(qian)之世局”，承接于两晋、作为秦(qin)汉大一统(tong)政权残余的南朝，最终被北朝、隋唐帝国所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