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官方重点审查对象，拜伦每一部作品发(fa)表前都要历经磨难（ordeal）。为提高“通过率”，改编者删除了原剧中抨击威(wei)尼斯(si)共和国政府(fu)、教会以及司法制度的所有诗行(xing)，讥讽贵族私生活荒淫无度的文(wen)字被定(ding)点清除——担心引起(qi)当下观众不必要的联想。拜伦置于卷首一段嘲弄新闻审查制度的题词（审查官“若有自知之明，当全程保持静音[justly mute]”）被悄然移除，而展现革命风暴波澜壮阔(kuo)画卷的第五幕则被一键删除——据统计，舞(wu)台剧本内容仅占原作百分之四十(shi)四。在致昔日(ri)同(tong)游欧陆的密友霍布豪斯(si)（John Cam Hobhouse）的信中，拜伦哀叹剧作之改编犹如经受削足(zu)适履（procrustean bed）之酷刑，支离破碎，血(xue)肉模糊。借用诗剧结(jie)尾一句台词——“他们谋杀(sha)了那位/救民于水火之人”，拜伦指控德(de)鲁巷皇家剧院（Royal Theatre）“谋杀(sha)了剧本”。

据拜伦日(ri)记记载(zai)，他的创作灵感源于一次威(wei)尼斯(si)市政大厅之旅。在参(can)观悬挂历届总督(du)头像的画室时，拜伦注意到(dao)法列罗(luo)总督(du)画像遭人“抹黑”——作为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图谋颠覆(fu)共和国的在任总督(du)，法列罗(luo)的身世激发(fa)了诗人强(qiang)烈(lie)的好奇心。在一番研读(du)后，拜伦一气呵成，于1820年7月完成剧作。随(sui)后，他在给(gei)默里(li)的信中报告：“《法列罗(luo)》悲剧完工了……我们正处于演化（evolution）和革命（revolution）的前夜。那不勒斯(si)发(fa)生了革命……人们的头脑躁动异常，没人知道这将(jiang)会导致什么——可能是一场暴乱。”可见，此(ci)时的拜伦目光并未停留在古(gu)代的威(wei)尼斯(si)，而是时刻关(guan)注着他所处的生活世界（life-world）。

1335年，新当选的威(wei)尼斯(si)总督(du)法列罗(luo)无意中得罪城(cheng)邦权贵米歇尔·斯(si)特诺（Michele Steno）。后者在总督(du)宝座上书写“谤语”，讥讽法列罗(luo)之妻“失(shi)贞”。由城(cheng)邦寡(gua)头组成的委员会公开审理此(ci)案，结(jie)果裁定(ding)诽(fei)谤罪成立，但(dan)鉴于其家族有大功于国，仅判处斯(si)特诺一个月监禁，以示(shi)薄责。法列罗(luo)出离愤怒(nu)，决意发(fa)起(qi)反击。他随(sui)即加入一个秘密政治(zhi)小团体，旨在推(tui)翻现行(xing)贵族寡(gua)头专制，恢复真正的共和国政体。阴谋败露后，法列罗(luo)以“叛国”罪被处决。多难的威(wei)尼斯(si)城(cheng)邦注定(ding)还要再经历若干(gan)个世纪的寡(gua)头统治(zhi)，才能实现拜伦孜孜以求的独立和自由。

悲剧主人公与(yu)拜伦颇多相似(si)之处。法列罗(luo)冲冠一怒(nu)为红颜，不惜牺牲生命捍卫人格尊严，与(yu)之相似(si)，拜伦选择自我流放很(hen)大程度上亦源于个人名誉(yu)受到(dao)侵害——照他的逻(luo)辑，如果上流社会对他的构陷为真，显然他不配(pei)生活在英国，反之则是英国配(pei)不上他。和一般人理解的不同(tong)，与(yu)伦敦名媛淑女的风流韵事并无损于他的令名（相反或许能为之增彩）；即便遭遇歇斯(si)底里(li)的兰姆(mu)夫人（Lady Caroline Lamb）割腕自杀(sha)之情变，亦只徒增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真正毁他清誉(yu)的是另外两件事：一是他与(yu)妻子的分居，一是他在上院的演讲。

拜伦的妻子出身名门，生下女儿不久，她无法忍受丈夫的漫天绯闻，选择返回娘家小住，期待双方能够平稳度过一段“冷静期”，然而由于诗人性情暴躁处理不当，加上岳(yue)父(fu)一家因颜面受损而从中作梗，导致拜伦在签署分居协议后，其婚姻实际(ji)已走上不归路。在此(ci)事件中，除了岳(yue)父(fu)一家“仗势欺人”（以苛(ke)刻的条款逼迫他签字），更令拜伦愤怒(nu)的是他在政坛和文(wen)坛的敌手乘(cheng)机推(tui)波助澜，落(luo)井下石——后者大多出于嫉(ji)妒（《恰尔德(de)·哈罗(luo)尔德(de)游记》发(fa)表后，拜伦自诩“一夜成名”），前者则大多出于仇恨。

的确，拜伦在上院的慷(kang)慨陈词动人心弦，但(dan)同(tong)时也触动了上层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说这亦是导致他日(ri)后“身败名裂”的主要动因。在拜伦的处女秀演讲（maiden speech）中，他对诺丁汉(han)勒德(de)分子（Luddite）表示(shi)同(tong)情，认为出于失(shi)业恐惧(ju)而联手捣毁机器的贫苦工人“罪不至死”，已然触犯众（统治(zhi)阶级）怒(nu)；及至他再度登台，宣称支持解放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则更是骇人听闻——不仅招致托利党一致反对，连本党（辉格党）同(tong)志也对他弃之若敝(bi)屣。政敌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围攻他的马车，他的名伶女友登台演出时被暴徒喝倒彩，只能黯然退场。拜伦凄凄惶惶，无枝可依，唯有一走了之。在意大利游历三年（1816-1819）后，借剧中人物法列罗(luo)之口，拜伦既抨击贵族卑鄙(bi)无耻，更痛(tong)恨暴民愚昧无知（心甘情愿被人当枪使，充当奴役(yi)和打手），也算(suan)是长出了胸中一口恶气。

公元十(shi)四世纪前后，水城(cheng)威(wei)尼斯(si)凭借海上贸(mao)易(yi)优势，一跃而成地中海和黑海地区(qu)头号强(qiang)国，步入其史上全盛时期（与(yu)十(shi)九(jiu)世纪大英帝国类似(si)）。号称共和国的威(wei)尼斯(si)实际(ji)长期奉行(xing)寡(gua)头政治(zhi)，自总督(du)以下的政府(fu)行(xing)政体系向来由贵族门阀把持，腐败不堪。尽管共和国宣称它孕育(yu)了“属于全人类的美德(de)和特权”，并由此(ci)赋予了民众力量和自豪感，然而事实上自由只是贵族独享(xiang)的特权，名义上的共和国只是他们的个人财产（leur propriété）。更为可恶的是，正如法列罗(luo)出场时控诉的那样，这些本应服务于共和国的贵族反以共和国的主人自居，打着国家的旗号为非作歹：“他们不拥戴我，国家法律没有强(qiang)迫这一点；/他们反对我，说这是国家的政策；/他们百般阻挠我，说这是他们身为贵族职责所在；/他们冤枉我，说这是为了国家利益。”像莎翁笔(bi)下的奥赛(sai)罗(luo)，法列罗(luo)凭借军功荣任总督(du)，但(dan)实际(ji)上不过是城(cheng)邦寡(gua)头操控的傀(gui)儡，时常遭遇贵族阶层的蔑视和羞辱。对此(ci)，威(wei)尼斯(si)的民众也感同(tong)身受。他们憎恨寡(gua)头政治(zhi)家不惜牺牲民众的金钱和生命挑起(qi)战端（如连续四次对热(re)那亚共和国战争），同(tong)时还严禁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拥有一席安身立命之地，可谓无耻之尤(you)。与(yu)法列罗(luo)一同(tong)策划起(qi)义的平民领袖贝尔图乔（Bertuccio）在秘密会议上抗言，威(wei)尼斯(si)每家每户都有亲人朋友无端遭受“压迫，或欺侮/而这统统来源于这些贵族”，可见贵族不仅未能担当民众反抗暴政的保护(hu)神，反而沦为害群之马——根据剧情交代，另一位义军领袖伯(bo)特伦（Bertram），对一向资助他的贵族里(li)奥尼（Lioni）心怀(huai)感激，担心里(li)奥尼家族会惨遭杀(sha)戮，于是在起(qi)义前派人发(fa)送密报，暗示(shi)后者危险即将(jiang)到(dao)来。然而，背义的里(li)奥尼旋即向当局告发(fa)，结(jie)果起(qi)义失(shi)败，伯(bo)特伦及其他叛军首领悉数被送上断(duan)头台。

在拜伦笔(bi)下，法列罗(luo)选择背叛本阶级利益并不仅仅由于个人名誉(yu)受辱，而是出于更为高尚(shang)的动机——他致力于捍卫遭到(dao)践踏(ta)的人民的权利，他想使古(gu)老的城(cheng)邦重获自由的新生：“你会看到(dao) / 国家的敌人将(jiang)被打倒，/ 无耻的政府(fu)将(jiang)被推(tui)翻，沉重的恐惧(ju)将(jiang)被消除，/ 而这一切必须付出血(xue)的代价。然后，/ 我们才可能恢复真理和正义，/ 恢复自由公平的共和国。”法列罗(luo)的独白表明，拜伦本人认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诗人其时正参(can)与(yu)意大利烧(shao)炭党人活动）。正如诗人之前在《恰尔德(de)·哈罗(luo)尔德(de)游记》中阐述(shu)的那样，他在诗剧中借助法列罗(luo)的戏(xi)剧独白重申(shen)，为公共福祉牺牲个人利益，乃(nai)是正义之举：“用什么方法呢？目的崇高，任何方法都是合理的。人流出几滴血(xue)又算(suan)什么？这算(suan)不得人血(xue)，暴君流的血(xue)不是人血(xue)。暴君就像吃人的摩洛，喝我们的血(xue)，他们把多少人送进了坟墓，到(dao)头来自己也被送进坟墓。”

根据拜伦的潜心研究（当时他一边在教堂跟随(sui)神父(fu)学习(xi)亚美尼亚语，一边研读(du)威(wei)尼斯(si)城(cheng)邦历史），威(wei)尼斯(si)共和国自成立之初（公元七世纪），一直千方百计防范城(cheng)邦政制僭主化和君主制化的倾向。期间不乏(fa)野心勃勃的总督(du)“有意”将(jiang)职位变为世袭，但(dan)由于贵族和民众上下一心，野心家大多不得善终，或像恺撒遇刺身亡，或被送入修道院，孤独以终老。然而时至1172年，随(sui)着贵族寡(gua)头势力急剧膨胀，总督(du)选举方式及相应政治(zhi)体制发(fa)生重大改变：总督(du)和政府(fu)官员的选举，不再由全民参(can)与(yu)，而是交由新成立的大议会（Great Council）全权负责。民主共和此(ci)时名存实亡，凌驾(jia)于城(cheng)邦之上的唯有暴政——诚如拜伦在一则读(du)史札记中所言，从“暴政的粪堆(dui)中，除了毒蛇蛋之外，什么也不会产生”。拜伦从城(cheng)邦史中得出的结(jie)论是，在一个腐败的共和国政体之下，人民之不幸远过于贵族或君主专制。

从1818年《威(wei)尼斯(si)颂》（Ode on Venice）开始，拜伦常常哀叹意大利政治(zhi)生活的满目疮(chuang)痍，与(yu)共和国早期良好的社会政治(zhi)生态(tai)形成鲜明对比。在威(wei)尼斯(si)这座历史名城(cheng)诱人的美景和欢乐的表象之下，滋生的是政治(zhi)的腐败和阴谋的污秽暴力。在这个所谓的共和国中，“个人的过错源自公共的恶习(xi)”，因为“威(wei)胁到(dao)生命之泉、/人际(ji)关(guan)系以及一切美好珍贵事物的致命毒药，/就潜藏在威(wei)尼斯(si)目前的制度中”。在随(sui)后的长诗《但(dan)丁的预言》（The Prophecy of Dante, 1819）中，拜伦以诗人塔索（Tasso）继承人的身份鼓舞(wu)民众团结(jie)起(qi)来反抗压迫：“哦(o)！我美丽的土地！这么久以来你一直保持低调，/你的子民们希望不断(duan)地落(luo)空，/现在只需轻轻一击/就能冲破枷锁，可是，可是你的复仇却停下了脚步。”——正如三十(shi)年后流亡伦敦的马克(ke)思不断(duan)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即将(jiang)在西欧全面崩溃，拜伦也反复预言，数年之内，受到(dao)自由精神感召的意大利人一定(ding)能够摆脱奥地利的残暴统治(zhi)，再现昔日(ri)荣光。

那不勒斯(si)爆发(fa)革命后，拜伦喜不自禁，他在致默里(li)信中欢呼，威(wei)尼斯(si)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shu)……如果有一位领导人来激励他们，威(wei)尼斯(si)运河之水可能会被奥地利人的鲜血(xue)染红”。在同(tong)时期创作的诗剧《福斯(si)卡里(li)父(fu)子》（The Two Foscari）附录中，拜伦写道：“但(dan)是，我重复一遍，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政府(fu)可能会因一时胜利而欢欣鼓舞(wu)……对微小骚动的镇压；但(dan)这些不过是波浪暂时被击退和破碎，而大潮仍在滚(gun)滚(gun)前进，并随(sui)着每一次破碎而不断(duan)扩大。”这一种勃发(fa)的革命豪情，在《法列罗(luo)》中也有具体反映：圣马可教堂的大钟被称为“暴风钟”（storm-bell），召唤(huan)着群情激愤、一触即发(fa)的革命浪潮。犹如从天而降的一道“铁令”（iron oracle），宛(wan)似(si)“亚得里(li)亚海怒(nu)涛(tao)之声”（the Adrian wave），伴随(sui)着“低沉的雷音”，使得殿宇宫墙摇(yao)摇(yao)欲(yu)坠——恰好应验了早先城(cheng)中贵族狂欢之际(ji)聆听到(dao)的“丧钟”。

权贵阶层多行(xing)不义，这也为民众的暴动提供了合法性。革命风暴来临之际(ji)，城(cheng)中贵族无不簌簌发(fa)抖。在这里(li)，诗人拜伦似(si)乎扮演了先知的角色——他知道人们心中奔(ben)涌的火山最终将(jiang)通向何方；事实上，也只有作为“未经公认的立法者”（雪莱语）的诗人，才具备呼召（calling）民众实现预言的坚定(ding)信念。正如拜伦在《西庸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Chillon）等政治(zhi)诗歌中反复证明的那样，人民的权利高于一切，自由永远不会臣服于暴政，而后者自诞生之日(ri)起(qi)便具备了“自我毁灭的本质(zhi)”。

据肯尼斯(si)·丘吉尔（Kenneth Churchill）在《意大利与(yu)英国文(wen)学》（Italy and English Literature, 1764-1930）一书中考(kao)证，1820年代前后，拜伦诗剧主人公从神秘而缄默的传奇英雄转向历史政治(zhi)名人（《法列罗(luo)》《福斯(si)卡里(li)父(fu)子》以及《萨丹(dan)纳帕路斯(si)》[Sardanapalus]），与(yu)当时英国国内政局动荡大有关(guan)联。很(hen)显然，在新闻审查制度日(ri)益收紧的条件下，诗人只能借助于尘封的威(wei)尼斯(si)古(gu)代历史讥弹(dan)时事——正是有感于“莫非暴君都非由暴君来征服不行(xing)，/而自由却没有一个卫士(shi)或儿女……”，拜伦笔(bi)下的法列罗(luo)（也是拜伦本人）才会拍案而起(qi)，起(qi)而拯之，虽(sui)粉骨碎身亦无惧(ju)无悔。

1815年拿(na)破仑(lun)战争结(jie)束后，英国国内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退伍军人（陆军和海员）纷纷归来，求职无门。1820年初，国王(wang)乔治(zhi)三世驾(jia)崩，又引发(fa)了一场新的政府(fu)危机。花花公子摄政王(wang)不得人心，其离婚案更沦为举国笑柄。贫困和失(shi)业率已成顽疾，政府(fu)公信力日(ri)渐(jian)下降，1819年的彼得卢(lu)大屠杀(sha)（The Peterloo Massacre）事件和1820年“卡托街阴谋案” （Cato Street Conspiracy）使得民众和政府(fu)的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在远在意大利的拜伦看来，英国政治(zhi)已到(dao)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然而，返回故国重操旧(jiu)业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终其一生，拜伦所在的辉格党从未获得执政机会（即便有，以他在党内的“人望”，恐怕只能“被”赋闲）。当然，以他的心性，也绝(jue)无可能自贬身价与(yu)一帮颟顸无能的政客同(tong)流合污。当时的政坛名流如“演说家”亨利·亨特（Henry “Orator” Hunt）、报人威(wei)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以及陆军少校卡特莱特（Major Cartwright）等等，在拜伦看来，皆为哗众取(qu)宠之徒：他们既不及拜伦的辉格党同(tong)志，也不如他的托利党政敌，因为此(ci)辈既非贵族（拜伦坚信战争和政治(zhi)乃(nai)贵族分内之事），亦非绅士(shi)，至多只能算(suan)是暴民头领（拜伦称之为“无赖”）。1820年2月，拜伦致信默里(li)：“看见我的友人竟然为了一群无赖而牺牲自己，我实在难以忍受——这群无赖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惹人生厌——虽(sui)然你们都知道我一直以来都非常拥护(hu)和支持改革……如果我们国家一定(ding)要在暴君的统治(zhi)下的话——至少也要是个绅士(shi)吧，那样最起(qi)码他还受过教育(yu)。”

既然有国难回，拜伦于是决定(ding)投身于受压迫民族国家的解放事业。这一时期的书信日(ri)记集中表现了其炽热(re)的情怀(huai)。1821年1月11日(ri)，拜伦在日(ri)记中写道：“当整个民族的命运处在危险之中，即使我个人的事情进展顺利。我也感觉不到(dao)多少欢乐。如果有可能大大改善人民的处境（尤(you)其是这些被压迫的意大利人），我决不计较个人的得失(shi)。”但(dan)是，拜伦对烧(shao)炭党人脱离群众的斗争方式深感忧虑。1月24日(ri)，他在日(ri)记中反思：“如果他们当真发(fa)动起(qi)义，我很(hen)怀(huai)疑：他们动员起(qi)来的总人数能不能达到(dao)一千。根本问题在于：民众没有卷入斗争。只限(xian)于中上层。……要是有农民支持他们多好！”（农民二字，拜伦当时加了着重号。）

1824年，拜伦在对抗土耳其大军的希腊前线染病身亡。他在奔(ben)赴战场前的一则日(ri)记中写道：“我所能付出的一切——金钱、其他财产、甚至生命——我都可以付出，为了他们的解放。”像他诗剧中的英雄法列罗(luo)一样，为了追(zhui)寻理想而捐躯，可谓求仁(ren)得仁(ren)，死得其所。临终前不久，在写给(gei)默里(li)的告别信中，拜伦念兹在兹的仍是当年在伦敦剧场无人喝彩的诗剧——“我相信，你和你的家人不会喜欢《马里(li)诺·法列罗(luo)》。在这个时代，谈论政治(zhi)对你来说太过危险，然而请记住，这不是一部政治(zhi)剧——尽管看起(qi)来很(hen)像，但(dan)它是严格的历史剧：请自行(xing)阅读(du)历史并做出判断(d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