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们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jian)成果，为治理理论研(yan)究指(zhi)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丰富的研(yan)究对象，也提出了许(xu)多独特的、可成为创新原点的问(wen)题。这有助于研(yan)究者跳(tiao)出西(xi)方治理理论的固有视(shi)野，从(cong)一个发展中大国高效能的治理实践(jian)中探索分析治理规律，提炼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nian)、观点、理论，形成扎根中国土壤、立足(zu)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wen)题的治理话语。

新时代我国治理理论研(yan)究的特点

新时代以来，基于全方位、深层次的治理实践(jian)，我国研(yan)究者努力摆脱原有治理理论研(yan)究的缺陷，跟随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推动治理理论研(yan)究不断深化拓展，在研(yan)究议题、研(yan)究方法、研(yan)究深度、成果转(zhuan)化等方面取得重(zhong)要进展。

实践(jian)性增强。我们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注重(zhong)顶层设计，也十分注重(zhong)试点先行的方法，善(shan)于从(cong)基层提炼经验。这种注重(zhong)实践(jian)的导向，引(yin)导研(yan)究者把(ba)目光(guang)聚焦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丰富多彩的实践(jian)场景，比(bi)如，党和国家机(ji)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市场准(zhun)入负面清(qing)单制度实施、各地(di)数字治理探索等，从(cong)中总结提炼具有中国特色(se)的经验素材和研(yan)究议题，从(cong)国家和社会(hui)、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di)方等多个维度努力进行学术建构。这推动治理理论研(yan)究突破理论与实践(jian)二分的窠臼，成为政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中十分活跃的研(yan)究领域之一。治理理论大约从(cong)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西(xi)方国家兴起，主要围绕国家、社会(hui)、市场的关系，以社会(hui)秩序可持(chi)续和公共利益(yi)最(zui)大化为目标，重(zhong)点关注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行以及相关主体的参与和互动过(guo)程。西(xi)方治理理论的兴起，源于现实中行政实践(jian)、管理实践(jian)等的需要。而西(xi)方国家的治理架构、治理目标、治理运行机(ji)制等与我国存在根本差异(yi)。如果我国研(yan)究者只局限于运用西(xi)方治理理论对我国治理实践(jian)进行解释，不仅无(wu)法得出立得住脚的结论，而且长期下去就会(hui)丧失学术创新原动力。

系统性拓展。大国治理有大国的特点。我们党从(cong)整体层面谋划推进治理现代化，不零敲碎打调(diao)整，不碎片(pian)化修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指(zhi)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单靠哪一个治理国家都不行。”全面深化改革伊(yi)始，我们党就统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国有各自的治理体系，但治理能力由于客(ke)观情况和主观努力的差异(yi)又有或(huo)大或(huo)小的差距。把(ba)治理能力引(yin)进治理理论之中，有利于解决西(xi)方治理理论中责任归属困难、可行性和有效性差等理论困境，引(yin)导学术界围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一体化议题创造独具中国特色(se)的治理理论话语。当(dang)前，从(cong)理论来源上说(shuo)，马克思主义(yi)国家理论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nian)，“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yi)”的政治智慧等都被融入治理理论研(yan)究之中，理论分析框架更为丰富；从(cong)研(yan)究广度上说(shuo)，从(cong)党的建设、政府治理、社会(hui)治理、市场治理到城市治理、乡村治理、边疆治理、全球治理等，治理理论研(yan)究更加立体和全面。治理实践(jian)的系统性促使学术界改变以往(wang)碎片(pian)化的研(yan)究倾向，努力生(sheng)成相对完整的治理知识体系，不断提高研(yan)究水平。

自主性提升。治理理论进入中国学者的视(shi)野后，学者们基于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实际需要，结合中国语境和实践(jian)从(cong)不同方面对治理理论进行阐述。虽(sui)然以往(wang)我国学界围绕国家、社会(hui)、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等进行研(yan)究并形成相应理论范式，但从(cong)整体上看，这些研(yan)究往(wang)往(wang)从(cong)治理的某一侧(ce)面进行探讨，更多关注国家理论、政党理论等相关领域的引(yin)介(jie)或(huo)改造，研(yan)究的主体性、原创性还不够。在当(dang)前我国治理理论研(yan)究中，基础性知识、建构性知识、集成性知识不断增长并相互促进，知识生(sheng)产的自主性提升。在基础性知识方面，比(bi)较典型的是在政党、国家与政府相关研(yan)究中，更加重(zhong)视(shi)新时代党的建设研(yan)究。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领导者，更是治理能力提升的引(yin)领者和实践(jian)者，是实现“中国之治”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和建设成为解释我国治理活力和效能的重(zhong)要视(shi)角。建构性知识基于新时代治理新实践(jian)而生(sheng)成。比(bi)如基于党和国家机(ji)构改革实践(jian)开展的政府职责研(yan)究，围绕“最(zui)多跑一次”政务(wu)服务(wu)改革的政府效能研(yan)究等，都是建构性知识产生(sheng)的沃土。集成性知识综(zong)合基础性知识和建构性知识并以我国治理内在逻辑来进行演(yan)绎、归纳、提炼和总结，比(bi)如人民城市理念(nian)研(yan)究。人民城市理念(nian)超(chao)越(yue)西(xi)方的城市治理理念(nian)，以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回应了城市治理中的根本命题。作为一个综(zong)合场域，不同类型的知识可以在这一议题下互动复合，促使研(yan)究向纵深推进。

治理理论研(yan)究需要关注的议题

新时代新征(zheng)程，面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宏阔实践(jian)，继续推进治理理论研(yan)究创新，可以重(zhong)点关注研(yan)究以下议题。

研(yan)究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治理问(wen)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xiang)系统工程，将其中国特色(se)变为成功实践(jian)、独特优势需要付出长期努力，在此进程中也必将产生(sheng)更多治理实践(jian)创新，这为治理理论研(yan)究提供了丰富的议题。要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yan)进、中国特色(se)、本质要求、重(zhong)大原则等，结合数字时代治理的新动向、新趋势，提炼挖掘(jue)重(zhong)要议题。可以从(cong)经济和社会(hui)、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zhong)大关系切入来进行理论攻关，争取实现学理性突破，形成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理论研(yan)究新范式。

研(yan)究制度建设和治理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zhi)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xu)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zhong)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zhong)”。经过(guo)长期努力，我们构建了涵盖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方方面面相互衔接的制度框架，推动国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把(ba)制度优势更好(hao)转(zhuan)化为治理效能奠(dian)定了坚实基础。制度是治理的根本依据，治理是制度的具体落实。治理与制度建设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治理理论研(yan)究的重(zhong)要内容。比(bi)如，顶层设计、总体谋划、先立后破等制度建设原则，筑牢(lao)根本制度、完善(shan)基本制度、创新重(zhong)要制度的制度建设路径，这些都需要从(cong)理论上进行深入研(yan)究。具体层面上，可以从(cong)制度生(sheng)成、制度文化、制度执行、制度协调(diao)等方面进行探讨。推动学术界更多围绕制度建设和治理开展研(yan)究，探究制度间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逻辑，揭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zhuan)化的内在机(ji)理，把(ba)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运行发展的规律更深刻揭示出来。

研(yan)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治理的关系。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hui)发展水平决定的。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hui)上，习近平总书记指(zhi)出，“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华民族在五(wu)千多年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和智慧，奠(dian)定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从(cong)传统到现代连续演(yan)化和内生(sheng)性改进的文化根基和精(jing)神(shen)内核。从(cong)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无(wu)一不与国家治理有着高度的理论关联。正是这些突出特性使得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区(qu)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优势与建设方略(lue)。推进治理理论研(yan)究创新，要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sheng)动实践(jian)紧密结合，注重(zhong)研(yan)究文化、文明对治理的作用和影响。一旦在理论上实现两者深度结合，将有助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深刻把(ba)握国家治理的文化根脉，增进国家治理的文化认(ren)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更为丰沛的精(jing)神(shen)动力，为增强治理理论研(yan)究的自主性、原创性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