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石雨昕每经编辑 陈旭
7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gai)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de)决(jue)定(ding)》（以下简称《决(jue)定(ding)》）全文发布。围绕(rao)深化财税体制改(gai)革，《决(jue)定(ding)》从健全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等方面进行了(le)部署。
《决(jue)定(ding)》明确，建立权责清晰(xi)、财力(li)协调(diao)、区域均衡(heng)的(de)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li)，拓(tuo)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
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执行所长、财政金融学院(yuan)教授(shou)吕冰洋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微信采访时表示，《决(jue)定(ding)》中关于“增加地方自主财力(li)，拓(tuo)展地方税源”的(de)改(gai)革措施主要涉及(ji)几(ji)个方面，分别是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liu)抵退税政策和抵扣(kou)链条(tiao)，优化共享(xiang)税分享(xiang)比(bi)例，研究把城市维护(hu)建设税、教育(yu)费附加、地方教育(yu)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这几(ji)个方面的(de)改(gai)革均有拓(tuo)展地方税源作用(yong)，具体改(gai)革设计值得期待。
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
《决(jue)定(ding)》明确，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
记者注意到，2019年国务(wu)院(yuan)印(yin)发的(de)《实(shi)施更大规模减(jian)税降费后调(diao)整中央与地方收入(ru)划分改(gai)革推进方案》明确，按照健全地方税体系改(gai)革要求，在征管可控的(de)前提下，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de)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拓(tuo)展地方收入(ru)来源，引导(dao)地方改(gai)善消费环境。
“目前，有少部分商(shang)品的(de)消费税已经在零售环节征收了(le)，比(bi)如金银(yin)首饰、铂金首饰、钻石及(ji)钻石饰品。”日前，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对(dui)《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在征管可控的(de)情(qing)况下，将部分消费税品目的(de)征收环节后移，比(bi)如经过(guo)论证以后，基于稳妥实(shi)施原则，可先从高档手表、贵(gui)重首饰和珠宝玉石等条(tiao)件成熟的(de)品目进行改(gai)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整理
西南财经大学地方预算审查(cha)监督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yuan)原院(yuan)长刘蓉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微信采访时表示，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将消费税的(de)征收从生产环节或批发环节移至零售环节，可以增强税收的(de)透(tou)明度，减(jian)少逃税和漏税现象，提高税收征管效率(lu)。成功(gong)实(shi)施这一改(gai)革需(xu)要合理设计税率(lu)，建立健全的(de)税收征管体系，并配套(tao)相关政策，确保税收征收的(de)公(gong)平(ping)性和有效性。未来，具体的(de)商(shang)品税目可以考(kao)虑消费金额高、税收贡(gong)献大、流通环节明确且税收征管便利的(de)商(shang)品，如烟(yan)草、白酒类商(shang)品。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dui)《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一方面是有助于直接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ru)，缓解收支平(ping)衡(heng)压力(li)；另一方面，能(neng)够激励地方政府更大力(li)度促消费，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向消费驱动转型。
刘蓉表示，过(guo)去征收消费税目的(de)在于推动调(diao)整消费结构，但未来征收消费税或主要用(yong)于补充地方财力(li)，改(gai)善过(guo)去地方政府“重生产、轻消费”的(de)现象，这也对(dui)地方税收收入(ru)产生深远影响。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会(hui)影响我国税收收入(ru)的(de)区域分布，消费税收入(ru)可能(neng)会(hui)更集中在发达地区，而制造业和生产密集型地区的(de)消费税税收收入(ru)可能(neng)会(hui)降低，原本依赖于生产环节税收收入(ru)的(de)地区产业受到的(de)影响可能(neng)略大一些(xie)。
对(dui)此刘蓉建议，地方政府需(xu)要加强对(dui)消费环节的(de)税收管理，确保税款足(zu)额征收，防止税收流失，并且调(diao)整财政预算和支出(chu)结构。例如生产型地区可能(neng)需(xu)要寻找新的(de)税收来源或削减(jian)开支，以应对(dui)税收收入(ru)可能(neng)减(jian)少的(de)情(qing)况。而消费型地区需(xu)要想方设法促进消费，并且制定(ding)税收征管政策，降低当地居民的(de)税负(fu)痛感。
优化共享(xiang)税分享(xiang)比(bi)例
《决(jue)定(ding)》提出(chu)，完善增值税留(liu)抵退税政策和抵扣(kou)链条(tiao)，优化共享(xiang)税分享(xiang)比(bi)例。
刘蓉表示，增值税是中央地方共享(xiang)税，近年来我国实(shi)施增值税留(liu)抵退税政策，有效缓解企业的(de)资金压力(li)，企业可以将更多资金投入(ru)生产和研发中，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shu)创新。但由于产业结构、经济环境等方面的(de)差异，地区间承担的(de)退税负(fu)担与增值税收入(ru)存(cun)在不对(dui)等的(de)现象，在具体执行过(guo)程中可能(neng)会(hui)出(chu)现基层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不足(zu)的(de)情(qing)况。优化共享(xiang)税分享(xiang)比(bi)例将是解决(jue)基层政府配套(tao)财力(li)不足(zu)的(de)重要举措。
此外(wai)，《决(jue)定(ding)》提出(chu)，研究把城市维护(hu)建设税、教育(yu)费附加、地方教育(yu)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shou)权地方在一定(ding)幅度内确定(ding)具体适用(yong)税率(lu)。
刘蓉表示，近年来，随着异地注册、异地经营现象日益(yi)增多，纳税人所在地由于注册地和纳税人经营地不一致，客观上(shang)造成各税务(wu)机(ji)关理解不同，存(cun)在政策执行不统一等问题。因此，授(shou)权地方在一定(ding)幅度内确定(ding)具体适用(yong)税率(lu)，这有助于税收公(gong)平(ping)、缩(suo)小城乡差距(ju)。
北京国家会(hui)计学院(yuan)副院(yuan)长李旭红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微信采访时表示，除了(le)增值税等主体税种(zhong)的(de)收入(ru)分享(xiang)，一些(xie)地方的(de)小税种(zhong)及(ji)附加税也构成了(le)地方税的(de)来源，统筹实(shi)施地方附加税，既可以减(jian)轻纳税人的(de)遵(zun)从成本，优化税收营商(shang)环境，也一定(ding)程度上(shang)补充了(le)地方税源。
王青表示，需(xu)要注意的(de)是，2023年中央政府一般(ban)公(gong)共预算收入(ru)为9.96万亿元，而对(dui)地方政府的(de)转移支付达到10.3万亿元。这意味着继续扩大转移支付规模的(de)难度已经很大，这也是需(xu)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li)的(de)一个原因。
《决(jue)定(ding)》提出(chu)，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ban)性转移支付，提升市县财力(li)同事权相匹配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liang)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ji)制。
吕冰洋表示，转移支付的(de)主要功(gong)能(neng)是平(ping)衡(heng)地区差距(ju)，但在理论上(shang)和实(shi)践(jian)中可能(neng)会(hui)出(chu)现逆向激励作用(yong)，这是世界各国在设计转移支付制度时都不得不面临的(de)问题。为避免在平(ping)衡(heng)中产生效率(lu)损失，可以考(kao)虑将激励机(ji)制融入(ru)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将转移支付与资金使用(yong)效率(lu)挂钩。例如，在设计转移支付分配公(gong)式时，既要使其反映下级政府的(de)财政需(xu)求，也要使其反映下级政府发展经济和提供公(gong)共服务(wu)的(de)努力(li)程度，这使得转移支付带有激励性质。
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de)税收制度
《决(jue)定(ding)》提出(chu)，健全有利于高质量(liang)发展、社会(hui)公(gong)平(ping)、市场统一的(de)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de)税收制度。全面落实(shi)税收法定(ding)原则，规范税收优惠(hui)政策，完善对(dui)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支持机(ji)制。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de)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实(shi)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深化税收征管改(gai)革。
李旭红表示，新业态的(de)纳税主体、商(shang)业模式等具有多样性的(de)特点，对(dui)传统税制提出(chu)了(le)新的(de)挑战，因此，提升税收制度与新兴经济的(de)适配性，有利于促进新兴经济的(de)可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税收研究所副所长谢(xie)波峰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微信采访时表示，结合传统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de)特点，对(dui)传统经济形态数字化转型、智能(neng)化升级，以及(ji)数字经济的(de)创新业态研究形成一个更加公(gong)平(ping)的(de)税收制度，可以形成有利于高质量(liang)发展的(de)税收营商(shang)环境。
谢(xie)波峰表示，目前，我国税收管理的(de)数字化水平(ping)已经具备一定(ding)基础(chu)，可以探索数字经济发展所需(xu)要的(de)精细化政策，使之更适合数字经济企业的(de)经营特征和发展需(xu)要，“设计与施工并行”，在税收管理可支撑(cheng)的(de)边界内，最大可能(neng)地设计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de)税收政策。
以税收制度创新为例，谢(xie)波峰表示，一方面，在数字税收体系的(de)构建中，可以探索建立针对(dui)数据要素的(de)“数据税”，尤其是针对(dui)数据富集型的(de)企业，可以通过(guo)对(dui)“寓治(zhi)理于税收之中的(de)数据征税方案”推动新经济、新模式的(de)治(zhi)理。
另一方面，在完善增值税制度的(de)基础(chu)上(shang)，尽量(liang)将数字商(shang)品和服务(wu)适用(yong)现行增值税征收办法，在数字服务(wu)不适宜(yi)征收增值税的(de)情(qing)形下，研究数字服务(wu)税征收的(de)可能(neng)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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