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于大时代中的个体，都无法跳脱于时代之外——哪怕是儿童(tong)，尤其是儿童(tong)。小(xiao)小(xiao)的人儿与大大的世界之间，是周遭社会给予的定义、设想与标准(zhun)。成人都是从儿童(tong)时代成长起来的，儿童(tong)又将(jiang)勾勒未来世界的图景，所以(yi)，“小(xiao)”儿童(tong)无“小(xiao)”事(shi)。
四川大学(xue)历史文(wen)化(hua)学(xue)院(yuan)副教授(shou)辛旭致力于儿童(tong)研究/儿童(tong)史研究。在这篇访谈中，她谈到了“儿童(tong)”的定义、“纯真无邪”的儿童(tong)形象的形成与全球化(hua)过程、“好儿童(tong)”概念所隐含的思想训练与社会控制(zhi)以(yi)及(ji)“童(tong)年怀旧”的当代议题等等。儿童(tong)/童(tong)年是需要被思考、被审视的问题。经过思考和审视，我们方能知晓儿童(tong)史研究及(ji)其对(dui)象——儿童(tong)的重要，给予学(xue)术自身与公民身份的双重尊重。
四川大学(xue)历史文(wen)化(hua)学(xue)院(yuan)辛旭
说到“儿童(tong)”，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大概是“纯真无邪”这样的意象，可以(yi)谈谈这种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吗？
辛旭：当我们试图谈论“形象”的时候(hou)，要清楚(chu)的是，它是相对(dui)于“实体”而言的，是物质实体经由人的思想而衍生出(chu)的有形或可见(jian)的表现。因此，谈论儿童(tong)的形象就(jiu)有至少三(san)层意涵。第一，必先具备儿童(tong)的物质“实体”。这可以(yi)理解(jie)为一尊被命名为“儿童(tong)”的肉身。第二，人的思想即人对(dui)这尊肉身的认识极为重要，它决定了“形象”的面貌。第三(san)，人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对(dui)这尊肉身的认识，并将(jiang)其以(yi)有形可见(jian)的方式呈现出(chu)来。
这就(jiu)意味着(zhe)，我们要用实证工作观察实际儿童(tong)（肉身）的数据并由此产生解(jie)释，进而“描(miao)述(shu)”儿童(tong)，造成对(dui)儿童(tong)的整体印(yin)象。儿童(tong)史研究让史家意识到儿童(tong)作为一个分类范畴在历史上并非其来有自，“实际的儿童(tong)”或者说“儿童(tong)的真相”并不存在。成年人对(dui)儿童(tong)的看(kan)法即使不是完全不准(zhun)确，也必然是不完整的。因而我们对(dui)儿童(tong)的整体印(yin)象也不会恒定不变，相反它随历史时代或文(wen)化(hua)变迁而变化(hua)。“形象”也就(jiu)具体地影响了人们对(dui)儿童(tong)的理解(jie)。在儿童(tong)研究领域，“儿童(tong)形象”的定义借鉴了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女性(xing)主义研究中对(dui)这一概念的剖析，将(jiang)涉及(ji)儿童(tong)的形象都指向(xiang)同时产生儿童(tong)版本的符号学(xue)（意义制(zhi)造）和物质过程，表现为以(yi)文(wen)学(xue)或艺术的方式形象化(hua)“儿童(tong)”的肉身存在，造成“外形”印(yin)象。
回顾历史，浮现于我们头脑中的儿童(tong)形象其实多种多样，比如宋以(yi)来以(yi)“婴(ying)戏图”为代表的中国式“胖娃娃”形象；英国工业革(ge)命时期的“童(tong)工”、抗日战(zhan)争时期的“报(bao)童(tong)”、“小(xiao)英雄”等等。“纯真”（Innocence）和“纯洁”（purity）是儿童(tong)形象和概念的一般(ban)特征。“纯真无邪”（innocence）是一个现代概念，要理解(jie)它得(de)先回到中世纪。按照中世纪奥古斯丁以(yi)来的基督教传统，儿童(tong)是“罪人”和“小(xiao)恶魔”，本质上是邪恶的，需要从原罪（sin）中得(de)到救(jiu)赎。因此中世纪的儿童(tong)形象常常是婴(ying)幼儿被紧紧包裹在襁(qiang)褓中，意思是自出(chu)生起便要被狠狠规训，以(yi)使其祛除邪恶本质，成长符合基督徒(tu)规范。一个重大变化(hua)发生在17世纪，教育家洛克(ke)提出(chu)“白(bai)板论”，认为儿童(tong)出(chu)生时犹如白(bai)板，成长的关键在后天教育。这在一定程度(du)上降低了“原罪”对(dui)儿童(tong)的本质化(hua)过程。这一时期英国、荷兰等新教国家的风(feng)俗(su)画中便出(chu)现了大量的描(miao)绘世俗(su)儿童(tong)日常生活的图像。自18世纪开始，以(yi)卢梭为代表的启蒙(meng)思想家和浪漫主义传统强调儿童(tong)是“纯洁无辜”的造物，并非过去(qu)基督教传统中“罪”的承担(dan)者，需要加以(yi)保护和养育，推出(chu)“浪漫的儿童(tong)”的观念。西方人逐渐将(jiang)童(tong)年定义为约书亚·雷(lei)诺兹爵士画笔下(xia)的“纯真年代”（Age of innocent）。从此，纯真无邪就(jiu)成为现代儿童(tong)观的典型。这种童(tong)年观其实植根于18世纪以(yi)来欧洲政治、经济、技术、社会和文(wen)化(hua)的变化(hua)中，它伴随着(zhe)现代性(xing)的传播，从西方扩(kuo)散到全球各地，成为一种世界性(xing)的观念为我们所熟知和接受。
襁(qiang)褓中的婴(ying)孩
定义儿童(tong)的，是成人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说不同社会力量对(dui)于儿童(tong)/好儿童(tong)的概念都有所形塑。可否请您举例(li)一二具体谈谈。以(yi)及(ji)，现在我们普遍意义上谈的“儿童(tong)”这个定义是如何形成的？
辛旭：大体来讲，“好儿童(tong)”一定是符合所处时代文(wen)化(hua)规范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好儿童(tong)”，比如基督教世界因为儿童(tong)的虔敬与神迹而被封圣的“儿童(tong)圣人”；又如“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知”就(jiu)是因为孔融小(xiao)小(xiao)年纪实践了古代儒家伦(lun)理追求(qiu)而被视作典范。要说明的是，在一个时代奉为典范，在另一个时代可能恰恰相反。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主要跟儿童(tong)概念的变化(hua)有关。如上题所述(shu)，基督教对(dui)儿童(tong)的定性(xing)在于“罪”。但随着(zhe)以(yi)“爱弥尔(er)”为经典的理想化(hua)、浪漫化(hua)儿童(tong)形象被广为接受，儿童(tong)的诸多“不良行为”逐渐被看(kan)作是“顽皮(pi)”而非“原罪”的结果，过去(qu)对(dui)“不听(ting)话(hua)”的小(xiao)孩要施以(yi)严厉惩处，甚至四岁小(xiao)孩因偷吃面包而被处以(yi)绞(jiao)刑，但到了18世纪以(yi)后，“不听(ting)话(hua)”逐渐被“调皮(pi)（naughty）”这个新词取(qu)代。经过诗(shi)人布莱克(ke)、柯勒律治、华兹华斯等人的浪漫书写，儿童(tong)先后在19世纪化(hua)身为刘易斯·卡莱尔(er)笔下(xia)“漫游仙境”的爱丽丝(si)和20世纪巴里笔下(xia)“永无乡”里的小(xiao)飞侠彼得(de)·潘，而迪士尼的动画片里的形象更是集近代儿童(tong)概念之大成：聪明伶俐、富有创造力、惹人爱怜(lian)、天性(xing)善良，再加上——很关键的一点——有时候(hou)有点点“调皮(pi)”。现今，“调皮(pi)”已经转变成儿童(tong)的“天性(xing)”。
但当我们谈论“好儿童(tong)”这个话(hua)题时，我认为从儿童(tong)研究的角(jiao)度(du)来看(kan)更重要的是揭示这个判断背后隐含着(zhe)的问题。我在儿童(tong)史课堂上引用过一则网络材(cai)料，大意是说孩子今天放(fang)学(xue)回家很开心，因为“听(ting)话(hua)”被老师表扬“是个好孩子”。这段材(cai)料里老师通过“夸奖”承认和认可了孩子当天的行为举止，并给孩子下(xia)了一个判断。儿童(tong)研究者都承认，人并非固(gu)定的存在（being），而是不断生成的（becoming），儿童(tong)也是如此。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持续面对(dui)不同困境，并做出(chu)自己的判断和选择，通过这些选择长成了“自己”。但在这段材(cai)料中，我们看(kan)到，孩子被外在权威给定了一个标签，由外部力量以(yi)是否符合“标准(zhun)”来判断其“是好是坏”。被排除在标准(zhun)之外，需要付出(chu)代价。儿童(tong)不想成为“例(li)外”，他们与成人一样需要融入社会、融入集体。在这一连串的选择和行为中，儿童(tong)无意识的出(chu)让了自我，复制(zhi)和再生产着(zhe)标准(zhun)道路，同时也在习得(de)怎样“判定”他人。这其实是在训练一种思想和行动方式，也可以(yi)理解(jie)成儿童(tong)形象构建过程的规模、范围和程度(du)。在过去(qu)两个世纪里，大规模义务教育在全球工业化(hua)、现代化(hua)的国家兴起并得(de)到巩固(gu)，旨在培养识字、会数数、顺从的未来公民，他们将(jiang)能够通过税收为国家财富做出(chu)贡(gong)献，并照顾自己和受抚养人的生活并对(dui)其负责。在这种安排中，教师责任的潜在内涵是确保孩子们的能动性(xing)和主体性(xing)被削减，并接受这一“规范”，学(xue)会按照外部力量的要求(qiu)寻求(qiu)个人利益。如果孩子不符合规范，为了让他们重新回到正轨，教育就(jiu)有义务制(zhi)定并实施胁迫和制(zhi)裁的策略，比如判定儿童(tong)是否是个“好孩子”。
通常来讲，儿童(tong)研究从自然和文(wen)化(hua)两个范畴来定义儿童(tong)。自然的一面主要是将(jiang)儿童(tong)视为生物学(xue)的产物，通常被理解(jie)为一个正在经历成熟过程的生物人。20世纪初儿童(tong)心理学(xue)的创始人，如精神分析学(xue)家西格蒙(meng)德·弗洛伊(yi)德和发展心理学(xue)家让·皮(pi)亚杰，将(jiang)儿童(tong)视为一个“原始”的人。从这个观点来看(kan)，儿童(tong)个体的发展与现代“智人”的进化(hua)是相当的。这种将(jiang)动物个体的成熟与物种进化(hua)史做类比的想法在当时被认为是可信的。人们通常认为“个体发育”（个体的成熟）可以(yi)概括“系统发育”（物种的进化(hua)史）。这为建立一个普遍的解(jie)释，说明什么(me)是儿童(tong)时期的自然现象，什么(me)是成熟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提供了科(ke)学(xue)依据。因此，皮(pi)亚杰以(yi)来认为儿童(tong)在7岁达到语言与逻辑的基本成熟，可以(yi)进入小(xiao)学(xue)阶段的学(xue)习，青春期性(xing)成熟成了成年与童(tong)年的分界线。
今天，我们通常认为儿童(tong)是一个年龄从刚刚出(chu)生到18岁之间的人。这其实只是一个仅有35年历史的定义，它来自1989年的《联合国儿童(tong)权利公约》。《公约》第一条规定：“在法律上，儿童(tong)权利适用于新生儿和18岁之间的人。”这一标准(zhun)被世界各国采纳(na)，也在日常生活中为人们所接受，并被包括大多数儿童(tong)史家在内的学(xue)者沿用。它主要依据的是生理学(xue)和心理学(xue)尺度(du)，看(kan)起来具有极强的普适性(xing)。然而，事(shi)实上，这个0～18岁的“公认”标准(zhun)只是一个当代的概念。回到历史上，我们会发现，在不同的社会文(wen)化(hua)中，判定儿童(tong)的标准(zhun)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英国1802年的《工厂法》规定，9到13岁的孩子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xiao)时，14到18岁的孩子不超过12小(xiao)时。到了1901年的新规定中，12岁以(yi)下(xia)的年轻(qing)人都不得(de)从事(shi)任何工作；1933年，这一年龄更提升至14岁，从事(shi)繁(fan)重工作的年龄提升至15岁。这些变动的数字表明，“儿童(tong)”的定义是极其复杂的，并非用一组可供观测的数值和时间维度(du)就(jiu)可以(yi)判断。
工厂里的童(tong)工
“成年年龄”是童(tong)年边界的标志，但它并非一种直接的身体素质，而是一种社会、宗教、文(wen)化(hua)或法律手段，社会以(yi)此来确定向(xiang)成年的过渡。因此，谁是“儿童(tong)”要在具体的历史文(wen)化(hua)语境中探索和定义。
在儿童(tong)史研究中，有别于成人的“儿童(tong)”是如何进入历史学(xue)者的视野(ye)的？当时是如何定义“儿童(tong)”的？
辛旭：一般(ban)认为，儿童(tong)史研究发轫(ren)于法国学(xue)者菲(fei)利普·阿利埃斯（Phillipe Ariès）1960年出(chu)版的《旧制(zhi)度(du)下(xia)的儿童(tong)与家庭》（英译本名《儿童(tong)的世纪》）。阿利埃斯在这本书中回顾了自古希腊以(yi)来西方社会中的“儿童(tong)”概念。他指出(chu)，虽然一直存在年龄划分的意识，但在16世纪以(yi)前，儿童(tong)一直深度(du)卷入成年人的生活，因而也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童(tong)年”。从16、17世纪开始，孩子被置于家庭关注的中心。到18、19世纪，新的核心家庭逐渐形成，成员之间享受了更为亲密的关系，父母在情感上体会到，孩子是与自己紧密相连的，也开始为他们考虑未来。由此，人们重新审视了作为生命阶段的“童(tong)年”与“成年”的区(qu)分，把“童(tong)年”视为生命发展历程中的独特一环，“儿童(tong)”也被看(kan)作和成人不同的两个“社群(qun)”。这样，才诞生了真正的“童(tong)年”。
中译本《儿童(tong)的世纪：旧制(zhi)度(du)下(xia)的儿童(tong)与家庭生活》
阿利埃斯的结论在学(xue)界引起了轩然大波(bo)，许多学(xue)者纷纷投入相关研究，试图证明“儿童(tong)”和“童(tong)年”的概念并不是一个近代的发明，而是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其实，阿利埃斯并没(mei)有否认，前近代社会中存在“儿童(tong)”概念，他所强调的只是，那时的人们并没(mei)有把童(tong)年看(kan)作一个特殊(shu)的人生阶段，认为儿童(tong)需要得(de)到和成人不同的对(dui)待(dai)，近代意义上的“童(tong)年”是从16世纪之后才发轫(ren)的。换言之，他是从社会文(wen)化(hua)意义的角(jiao)度(du)，而不是从生理学(xue)角(jiao)度(du)出(chu)发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因此，阿利埃斯的反驳(bo)者对(dui)阿利埃斯的研究不无误解(jie)。不过，有趣(qu)的是，也正是这些误解(jie)启发了后继学(xue)者从生命分期的角(jiao)度(du)对(dui)一系列有关问题展开了探索，极大地推动了儿童(tong)史学(xue)科(ke)的成长。
比如，西方新马克(ke)思主义史家劳伦(lun)·斯通（Lawrence Stone）也被视为第一代儿童(tong)史家，他的研究强调儿童(tong)概念、亲子关系发展的“现代”性(xing)，特别偏好从经济因素、社会阶级和生产关系角(jiao)度(du)理解(jie)历史上儿童(tong)的角(jiao)色，比如，儿童(tong)是怎样作为劳动力参与家庭、社群(qun)乃至更大的社会生活中的。七八十年代以(yi)降，史家更加关注语言、符号、仪式等“文(wen)化(hua)”因素，更强调从意义角(jiao)度(du)阐释历史。这股潮流后来被命名为历史学(xue)的“语言学(xue)转向(xiang)”。这给儿童(tong)史研究领域带来了一些新的研究路径，史家从关注何谓(wei)“儿童(tong)本性(xing)”，转变为关注“儿童(tong)”概念的社会建构过程。他们越来越倾向(xiang)于认为，“童(tong)年”概念会依据特殊(shu)的历史、社会、文(wen)化(hua)、经济条件而有所不同，进而，儿童(tong)也在阶级再生产、文(wen)化(hua)转型、政治稳(wen)定的维护等方面扮演核心角(jiao)色。伴随着(zhe)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的兴起，1990年代以(yi)后，儿童(tong)史研究突破了过去(qu)隶属于家庭史、妇女史的藩(fan)篱，更加密切地与这些新的理论范式交织在一起。
按照阿利埃斯的描(miao)述(shu)，在近代之前的西方社会，人们是根据一个人的“能力”来界定生命周期的，直到16世纪以(yi)后，生理“年龄”才成为判断童(tong)年阶段的主要标准(zhun)。这就(jiu)是说，在历史上，人们并不只是把童(tong)年看(kan)作一个生理阶段，而是掺杂着(zhe)不少社会因素。在对(dui)阿利埃斯范式的各种争论中，怎样界定“童(tong)年”也一直是一个基础(chu)的问题。随着(zhe)研究的步步深入，尤其是非西方文(wen)化(hua)中儿童(tong)史研究的展开，史家也逐渐达成一个共(gong)识：童(tong)年不是一个静等着(zhe)“被发现”、“不受时间影响的分类”，它是社会文(wen)化(hua)的建构，依据特殊(shu)的历史、社会、文(wen)化(hua)、经济条件而有不同的“童(tong)年”概念。比如，在英国，直到今天，真正的成人年龄还被认定为21岁，18岁只不过是部分成年而已。
近代意义上的“童(tong)年”是16世纪之后才发轫(ren)的，而且是基于社会文(wen)化(hua)意义的角(jiao)度(du)，而非生理学(xue)的角(jiao)度(du)。您如何看(kan)待(dai)儿童(tong)史研究中的这两重视角(jiao)？
辛旭：这个问题实际指向(xiang)了两个研究类别。一个范畴是“儿童(tong)”与“童(tong)年”的概念该如何入手的问题，也就(jiu)是我们如何给儿童(tong)和童(tong)年下(xia)一个定义。根据前边的论述(shu)，我们发现下(xia)一个能够普遍解(jie)释儿童(tong)和童(tong)年的定义是很困难的。它必须从“自然”和“文(wen)化(hua)”两方面入手。比如，当我们用“年龄”这个看(kan)似客观，可供观察和检测的生命尺度(du)来下(xia)定义的时候(hou)，会发现不同的历史时代对(dui)“年龄”的认识和理解(jie)不同。它是生命过程、成长和“长成”的关键概念，但它绝不是自然流淌的时间经历，它不仅有生物学(xue)因素，也蕴含了心理、社会和文(wen)化(hua)等重要因素。个体的“年龄经验”由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所形塑，也深刻地反映着(zhe)这些相互交织的力量。回顾过去(qu)六十年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年龄的讨论，通常与生育、人口等“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90年代后期，年龄研究的领域逐渐扩(kuo)大，学(xue)者们越发意识到，理解(jie)“年龄”对(dui)更为广泛的历史研究具有深刻意义。这样就(jiu)促(cu)使史家将(jiang)“童(tong)年”等与年龄有关的概念放(fang)在更大的社会和文(wen)化(hua)脉(mai)络中思考。
第二个范畴可以(yi)指向(xiang)儿童(tong)研究中的一个专门领域，“儿童(tong)与自然”。它立足于“自然”和“文(wen)化(hua)”这两个既分离又相互交织的关键概念讨论童(tong)年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范畴内的研究包括了：1、童(tong)年是一个与自然相关的类别，还是一个与文(wen)化(hua)相关的类别？2、自18世纪以(yi)来，对(dui)童(tong)年和自然的浪漫主义观点；3、对(dui)童(tong)年性(xing)质的理性(xing)和基于权利的观点；4、儿童(tong)如何理解(jie)自然，户(hu)外和教育，儿童(tong)与场所的关系等等。启蒙(meng)运动哲学(xue)家让-雅克(ke)·卢梭（1712–1778）推广了关于童(tong)年和大自然的讨论。他认为儿童(tong)与自然一样，都是“无辜”（纯真无邪）的，大自然的纯洁与孩子的天真相辅相成。他由此开启了在自然中教育孩子的理念，旨在让儿童(tong)保持与生俱来的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不要被“邪恶”的社会（文(wen)化(hua)）污染。弗里德里希·弗罗贝尔(er)（1782–1852）扩(kuo)展了卢梭的教育方法，他于19世纪在欧洲引入了以(yi)自然环境为背景的幼儿园（儿童(tong)花园），为儿童(tong)提供户(hu)外成长和学(xue)习的机会。这类自然教育理念认为教育孩子了解(jie)大自然很重要，梭罗（1817-1862）甚至主张(zhang)在未开垦的自然世界中寻找人性(xing)。
不过，随着(zhe)科(ke)学(xue)理性(xing)主义成为解(jie)释童(tong)年本质的权威，这种理解(jie)也发生了一些转折。理性(xing)自然主义强调儿童(tong)的认知能力和学(xue)习自然的能力，不再关注儿童(tong)是亲近自然的无辜生命的浪漫观念。但不管(guan)怎样，到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孩子在童(tong)年时期对(dui)大自然有积极的体验，他们长大后就(jiu)会致力于保护自然和环境。20世纪80年代，生物学(xue)家爱德华·奥斯本-威尔(er)逊基于以(yi)上观念创造了“亲生物”一词，指的是儿童(tong)与自然世界接触和建立联系的遗传倾向(xiang)。亲生物理论将(jiang)自然对(dui)儿童(tong)的吸引力理解(jie)为本能的、天生的，并通过适当的发展机会来了解(jie)周围的自然世界。与自然相亲会带来一系列正面影响，同样也会有与自然相恶以(yi)及(ji)更多元的与自然接触的态度(du)、方式。比如，研究者注意到接触大自然可以(yi)减轻(qing)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状。因而“儿童(tong)与自然”研究不仅仅是针对(dui)儿童(tong)的自然教育，它也是我们理解(jie)儿童(tong)以(yi)及(ji)儿童(tong)健康和福祉更加深入的角(jiao)度(du)。
谈到年龄这个维度(du)，您的一篇文(wen)章中提到了少女研究之于儿童(tong)史和妇女史之间的一种处境。这也让我想到，当下(xia)过“儿童(tong)节(jie)”的成人越来越多，您怎么(me)看(kan)这个现象？
辛旭：这种现象其实是“童(tong)年怀旧”的一种表现。儿童(tong)研究者认为童(tong)年的怀旧情绪来源于一个人年轻(qing)时的有形纪念品。它最初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艺术精英的专属爱好，后来被嵌入到只有中上层才能获得(de)的送礼(li)实践中。富裕的成年人可以(yi)通过把他们曾经拥有或想要拥有的玩具、游戏或其他媒质送给孩子，通过观看(kan)孩子玩耍或与他们一起玩耍来重温自己以(yi)前的快乐，从而对(dui)童(tong)年时光情有独钟。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上述(shu)这种送礼(li)给儿童(tong)的怀旧文(wen)化(hua)发生了变化(hua)。一个原因是，儿童(tong)成为商家营(ying)销策略的直接目标，他们把新颖(ying)的玩具、游戏和媒体直接推广给儿童(tong)。越来越多的儿童(tong)和青少年有自己喜好的玩具、游戏、音乐产品，他们购买父母辈完全不熟悉甚至不喜欢的物品。这使得(de)代际之间在童(tong)年娱(yu)乐设施上出(chu)现裂痕，双方对(dui)玩具等物品鲜有共(gong)同的认识和感受。儿童(tong)拒绝父母辈的喜好。而在消(xiao)费主义文(wen)化(hua)下(xia)成长起来的儿童(tong)，即便已为人父母，也不再只为给孩子送礼(li)才购买儿时的娱(yu)乐和玩具，他们愿意只是为了自己而收集和享用。另外，随着(zhe)青年文(wen)化(hua)的蓬勃发展，“成年人”不再是一种尊荣。现在的理想是鲍勃·迪伦(lun)咏唱的“永远年轻(qing)”。童(tong)年怀旧不但已成为21世纪的普遍现象，加之电子和数字媒体通过创建一系列童(tong)年相关的文(wen)化(hua)，包括儿童(tong)玩具等物质产品和童(tong)年记忆的编码，将(jiang)童(tong)年的回忆从一种深奥的精神性(xing)东西转变为一种开放(fang)的日常实践。因此，童(tong)年怀旧在规模和种类上都发生了变化(hua)。
目前在国内广泛化(hua)过“儿童(tong)节(jie)”这个现象，既有上述(shu)童(tong)年怀旧的基本内涵，又有一些独特的地方经验，其中最明显(xian)的就(jiu)是性(xing)别因素。一般(ban)讲来，这主要是“为女性(xing)过节(jie)”，给女性(xing)送礼(li)物。是消(xiao)费主义作祟(sui)，但其中体现的更多的是儿童(tong)与性(xing)别气质的关系。现代儿童(tong)观定义了一组二元对(dui)立的关系：儿童(tong)对(dui)应(ying)成人，非理性(xing)的儿童(tong)对(dui)应(ying)理性(xing)的成人；儿童(tong)是依赖的，成年是独立的；儿童(tong)是脆弱的，成年是坚强的。这里的“脆弱性(xing)”尤其重要，它不仅指身体的脆弱，更是指身心各方面没(mei)有完全发展，心智思想容易被塑造、被控制(zhi)。所以(yi)成人可以(yi)去(qu)做出(chu)一系列工作来保护、塑造儿童(tong)。通俗(su)讲，这是为儿童(tong)好。这种价值也会被儿童(tong)内化(hua)，自我接受。同理，女性(xing)气质也强调女性(xing)是柔弱需要保护的。因而，假以(yi)关爱之名，实将(jiang)女性(xing)低幼化(hua)、被动化(hua)、浪漫化(hua)。
不过，要深入理解(jie)这个现象也还需要考虑目前人们的社会处境。现在有一种焦虑，简(jian)称(cheng)之“卷”，它是对(dui)自己在社会上的定位，以(yi)及(ji)与定位相关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所产生的焦虑。可以(yi)暂且把内卷定义为对(dui)存在位置的心理反应(ying)。我所讲的“存在位置”并非哲学(xue)意义上的，它跟儿童(tong)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分析工具“年龄”联系在一起。“年龄”不仅是生理性(xing)的、可被时间测量的生命历程，它也是社会性(xing)的，这和人的感知和文(wen)化(hua)规范相关。比如，在古代，人们一年四季的活动是按照生产、宗教活动和日常节(jie)律来组织的，春要播种，秋要丰收。可以(yi)被计量的时间是一个现代的发明。由此，人的生命历程被计数时间规范起来，但生命感知却隶属于社会建构的过程。比如，在1980年代，30岁就(jiu)“人到中年”了，后来世纪之交，50岁还是中青年学(xue)者，但现在九零后已经“中老年”了。十几年前，国家各种选拔、考核、课题申(shen)请在年龄上的限制(zhi)没(mei)有那么(me)严格。但现在年龄成了很重要的筛选标准(zhun)，这就(jiu)间接加强了生命控制(zhi)，造成焦虑。因而，短暂逃脱成年，在“儿童(tong)节(jie)”这一天“无年龄感”，会让人暂缓焦虑，降低压力。
如何对(dui)待(dai)儿童(tong)，是儿童(tong)史/儿童(tong)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我们当下(xia)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注意到您也有关注与儿童(tong)有关的当代议题，基于当下(xia)时代的特征，您最关切的儿童(tong)议题是什么(me)？
辛旭：十年前，我曾在博士论文(wen)后记中写到：“我相信，人生经验越广阔，史学(xue)理解(jie)越深刻。我从童(tong)年到成年的所有经历，让我关注性(xing)别、儿童(tong)和其他一些社会议题。越是深入这个领域，越让我痴迷。我想用自己的思考给人们通常的视野(ye)里再多一个视角(jiao)，想要让人们逐渐认识到， 女性(xing)与儿童(tong)并不仅仅是历史中‘补赎’的角(jiao)色。只有认识到儿童(tong)与女性(xing)作为‘行动者’的身份，才会提醒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界定、看(kan)待(dai)和对(dui)待(dai)它们，才会让我们意识到一个个独立个体存在的尊严是何等的重要并给以(yi)尊重。这是一个社会价值观的体现，也是构建自由和美的社会的途径”。这十年里我依然保有上述(shu)情感和态度(du)，持续关注社会议题，包括儿童(tong)性(xing)侵害、校园霸凌(ling)、家庭暴力、民族地区(qu)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落实等等。这些问题有些有所改善，有些依然如故(gu)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shi)，让我感到心痛。
但随着(zhe)我本人对(dui)儿童(tong)史理解(jie)的加深和对(dui)社会现象的持续观察，我目前更加关注的是日常生活里的“儿童(tong)教养”问题。因为，在来自不同家庭、地区(qu)、民族的儿童(tong)身上我看(kan)到“教养”的不同，既有经济和物质因素，更多的是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qiu)的不同。王汎森先生说：“研究者有必要察其势(shi)而观其风(feng)，除了所研究的对(dui)象，还必须把研究对(dui)象所处的风(feng)潮及(ji)各种动荡变化(hua)都一齐纳(na)进来讨论。”儿童(tong)教养问题是很值得(de)注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