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gang)《南华早报》5月(yue)29日(ri)文章，原题：美国对华贸易政策(ce)混乱到危险(xian)美国没有一个连贯的贸易政策(ce)。它将政治策(ce)略伪装成贸易政策(ce)，矛(mao)头直指中国。在两个大国竞相争取(qu)各方支持(chi)的情况下，经济脱钩反而不是我们所面临的大问(wen)题。人们很容易将这一不幸事(shi)件归咎于特朗(lang)普和拜登——是特朗(lang)普打响对华贸易战的第一枪，拜登则在保护(hu)主义方面变本加厉。但其实，问(wen)题在两人（担任总统）之前就(jiu)已存在，主要源于数十年来对外贸在开(kai)放经济体中所扮演角色的误解。
政客们往往以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贸易平衡，以为顺差是好事(shi)、逆差是坏事(shi)。从这个角度，美国认(ren)为自己是受害者。上世纪80年代日(ri)本成了罪魁(kui)祸首，如今轮到中国。美国还指责(ze)世贸组织。
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几乎一入学就(jiu)被(bei)教导要尊重国民收入核算的一个基本前提：一国的贸易差额等于投资与储蓄之差。因此，任何储蓄短缺的经济体要想投资和增长，就(jiu)必须从国外借入剩余储蓄，这就(jiu)需要与世界其他(ta)国家实现国际(ji)收支平衡和贸易逆差。
这给贸易带来一个政治上令人不安的结论：储蓄短缺的美国会出现巨额对外逆差。将这个问(wen)题归咎于他(ta)国，是一种逃避。没有国内储蓄短缺就(jiu)不会有贸易逆差。这种短缺主要是由美国国内造成的——是联邦预(yu)算赤字过大的结果。
疫情期间，预(yu)算赤字膨(peng)胀到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以上，到2022至2023年，预(yu)算赤字仍停留在占GDP的5%以上，几乎是1962年至2019年平均(jun)水平的两倍(bei)。这一结果绝不是中国的错。它是美国政治人物有意识决策(ce)的结果。然而，特朗(lang)普将美国商(shang)品贸易逆差扩大的责(ze)任完全归咎于中国，抓住中国不放，对华加征关税(shui)。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策(ce)略似乎奏效了。2018年到2023年，在美国的商(shang)品贸易逆差中，关税(shui)使对华逆差减少1388亿美元(yuan)。但同一时期，（美国的）总体逆差却增加了。2018年到2023年，美国商(shang)品贸易逆差（中国除外）扩大了3190亿美元(yuan)。换言之，尽管美国领导人着力让选民相信他(ta)们正在解决美国的贸易问(wen)题，但“拿中国开(kai)刀”的说法是空洞(dong)的。美国针对中国所做的一切，实质(zhi)是将贸易从低成本生产国转移到高成本国家。这相当于对美国消费者加税(shui)，从而增加了因对华加征关税(shui)带来的额外成本。
若事(shi)情到此为止(zhi)也还好。可贸易冲突(tu)让华盛顿(dun)得以对中国发起全面的政治攻势。美国不仅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名打压中国科(ke)技产业，还宣布对中国商(shang)品加征新一轮关税(shui)，目标是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而这些(xie)都是美国毫无比较优势的行业。
在气(qi)候变化的影响日(ri)益明显(xian)之际(ji)，这些(xie)做法将损害美国的绿色能源目标。与此同时，美国抱怨中国对新能源产业提供补贴，却忽(hu)略了美国长期以来为特斯拉(la)等公司提供的慷慨补贴。
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一结论在二战后成为公认(ren)常识，如今却被(bei)（美国）视为异端邪说。由此导致的美国贸易政策(ce)的混乱——在储蓄驱动的贸易逆差中挣扎(zha)，并陷入对所谓国家安全的恐惧中——有可能使世界变得更糟。（作者史蒂(di)芬·罗奇是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yuan)、摩根士丹(dan)利前亚洲区主席，乔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