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的(de)拍摄对象是一个激进(jin)的(de)主题，那我们该用何种电影形式来呈现它？”
——本·鲁塞尔（Ben Russell）
四(si)月初，巴黎真(zhen)实电影节(jie) （Cinéma du Réel）的(de)评审团大奖（Grand Prix） 颁给了由本·鲁塞尔和纪尧姆·卡尤（Guillaume Cailleau）携手拍摄的(de)影片《直接行动》(Direction Action, 2024)。
《直接行动》获得真(zhen)实电影节(jie)“评审团大奖”。（左起：电影节(jie)总监(jian)凯(kai)瑟琳·比赞（Catherine Bizern），纪尧姆·卡尤，本·鲁塞尔，同声翻译人员）[图片来源：巴黎真(zhen)实电影节(jie)]
3月24日，距离(li)电影成片一周年，亦是《直接行动》在“真(zhen)实电影节(jie)上”的(de)首映式。晚上七点半的(de)映场，影厅满座。三个半小时的(de)放映结束，虽(sui)已近午夜，大部分观众都仍留下参加了与两位导演的(de)交流问答。这是影片继在今年柏林影展全(quan)球首映并获得“相遇”单元(yuan)（Encounters[1]）最佳影片之后，又(you)一次在国际电影节(jie)上获得好评。六月初，当欧(ou)洲议会(hui)选举投票(piao)纷纷传(chuan)出令人担忧(you)的(de)结果之时，在位于马赛(sai)的(de)民族志与社会(hui)人类学研究所（IDEAS[2]）所举行的(de)《直接行动》放映讨论会(hui)上，影片再次引(yin)起关注。
《直接行动》记录了位于郎德圣母村（Notre-Dame-des-Landes）的(de)环保主义社群 —— 在法国亦被俗称为ZADISTE，意指(zhi)占据保护区（ZAD[3]: Zone à défendre）的(de)人们。1974年，为了适应法国经济与城市发展，南泰尔（Nanterre）北(bei)部的(de)朗德圣母村被规划为机场选址用地。随后五十年里，反对机场兴建的(de)运动一直在持续。2008年，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决定重启机场兴建项目，正式公(gong)告土地征收，再次引(yin)来环保群体的(de)强烈反对声。次年，为了反对土地被征用于开发对环境有害的(de)商业项目，当地农民、环保人士和其(qi)他反对者纷纷在机场规划用地上扎营搭起帐篷，并建立了“保护区”自治社会(hui)，“保护区”也因此引(yin)来更多新闻媒体及社会(hui)上的(de)关注。经历了多年与政府的(de)谈话和冲突，ZADISTE取得了初步胜利：2018年初，法国时任总理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宣布政府再次放弃机场兴建计划。“保护区”的(de)人们并未就此离(li)去，而是把这片土地变成了种种社会(hui)理想的(de)试(shi)验田：反资本主义、反全(quan)球化、民主自治、集体决策等，郎德圣母村亦因此成为了当下在法国抵抗和占领运动的(de)代名词。
“看(kan)到他们的(de)胜利与坚持，让人看(kan)到乌托(tuo)邦在今天还是有其(qi)可(ke)能性的(de)”，鲁塞尔在放映后的(de)交流中说(shuo)道，“所以我想去了解这个地方，结识在那里生(sheng)活的(de)人。”
《直接行动》剧照。（图片来源：CASKFILMS）
《直接行动》由四(si)十一个长镜头构成，最长的(de)十分钟。在媒体报道与纪录中最常听到的(de)是ZADISTE的(de)“反抗”声：反对法国的(de)新自由主义政府，质疑现存的(de)消费(fei)主义社会(hui)，批(pi)判警察被政府施予更强硬的(de)权力，反对现行世界秩序，尤其(qi)是土地和公(gong)共部门(men)被私有化对环境生(sheng)态和社会(hui)造成的(de)影响等等。在2012年及2018年政府几次对郎德圣母村的(de)ZADISTE进(jin)行的(de)武装驱逐，双方的(de)正面冲突在媒体报道和网络(luo)上更多凸显了ZADISTE作为环保主义激进(jin)分子(zi)的(de)形象。而在《直接行动》近三个半小时的(de)纪录中，极少有ZADISTE对其(qi)环保理念或社会(hui)理念的(de)陈述与申辩，影像更多记录的(de)是对他们日常“行动”的(de)观察和呈现：犁地插(cha)秧、饲养畜禽、造房子(zi)、做面包、制造劳动工具、休闲活动（打耳洞(dong)、弹钢琴、下象棋、摇滚音乐会(hui)）、邻里做饭聚餐、游行集会(hui)海报的(de)制作印刷、录制说(shuo)唱乐等等。
但影片并非一曲描绘城里人为避世选择(ze)乡(xiang)间(jian)生(sheng)活的(de)田园诗歌(ge)。这些人来到郎德圣母村，与当地仅剩的(de)一些农民一同捍卫这片土地的(de)同时，也尝试(shi)以此为实验地，迎接所有希望建立另一种社会(hui)和生(sheng)活模式的(de)人，在此共同建立一个集体自我管理的(de)社会(hui)。在影片每一个长镜头的(de)时间(jian)停留观察中，人们逐渐进(jin)入“保护区”这群人的(de)日常劳作和生(sheng)活。众人携手自给自足(zu)，并建立信息传(chuan)播渠道，无论是用宣传(chuan)海报，播客平台，说(shuo)唱乐，抑或是集会(hui)游行的(de)方式，都是为了让社会(hui)了解郎德圣母村“保护区”存在的(de)原因，存在的(de)形式，以及普及环保知识。在郎德圣母村的(de)ZADISTE亦关注并支持法国其(qi)它“保护区”的(de)人们（比如占据法国中西部圣索利地区[Sainte-Soline]的(de)反对者，由此抗议一项水库修(xiu)建方案对公(gong)共水资源及农业造成的(de)影响），大家以此作为一种新的(de)集体抗争方式，不再主要以传(chuan)统的(de)游行示威进(jin)行抗议，而是在一个地方扎根生(sheng)活，保护一片土地，尝试(shi)由此摆脱全(quan)球化的(de)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世界的(de)统治，建立一个新社会(hui)。
《直接行动》剧照。（图片来源：CASKFILMS）
“（寻求）一种真(zhen)实的(de)生(sheng)活，而不是一出拙劣的(de)模仿。” 在“保护区”自建的(de)录音棚内(nei)，影片中一位说(shuo)唱乐手录制歌(ge)曲中的(de)唱词。当环境问题推向成为各大国际论坛的(de)首要议程，当“保护区”在法国社会(hui)引(yin)来越来越多的(de)关注，尤其(qi)是法国年轻(qing)的(de)一代，《直接行动》所勾绘的(de)这幅“保护区”的(de)空间(jian)肖像画，让ZADISTE的(de)种种理念（政治的(de)、环保的(de)、经济的(de)、社会(hui)的(de)等等）都渗(shen)透(tou)在影像安静的(de)纪录观察中，具象而又(you)饱满。日常的(de)生(sheng)活和劳作都不再是简单无谓的(de)重复，而是与他们的(de)愿(yuan)景紧密(mi)相连，是他们设(she)想中的(de)社会(hui)“可(ke)能性”被点滴实践的(de)过程。
目前在朗德圣母村生(sheng)活的(de)有近两百人，来自不同的(de)社会(hui)背景。《直接行动》拍摄于2022-2023年，两位导演选择(ze)用十六毫米(mi)电影胶(jiao)片摄影机拍摄。加上录音师布鲁诺(nuo)·奥泽特（Bruno Auzet），摄制组共三人，每次拍摄都需扛着笨重的(de)影机三脚架在“保护区”偌大的(de)场地移动，即便是遇上抗议人士与防(fang)暴警察发生(sheng)冲突的(de)时候。纪尧姆·卡尤说(shuo)：“我们在‘保护区’待了一年多，近100天的(de)实际拍摄。一天拍一个镜头（最长的(de)十分钟：胶(jiao)片长度允许拍摄的(de)时间(jian)），共用了八十盘胶(jiao)片，积累了约十二个小时的(de)拍摄素材，（成片）最后用了其(qi)中的(de)三分之一。” 一年的(de)拍摄期(qi)间(jian)，两位导演更多的(de)时间(jian)是和ZADISTE在一起劳作与相处。“每次回来（城里），我们会(hui)冲印拍摄的(de)素材。下次再回那儿拍摄的(de)时候，我们都会(hui)把上一次的(de)拍摄素材放映了和当地人一起看(kan)。” 因为两位导演对拍摄器材的(de)选择(ze)（没(mei)有选择(ze)轻(qing)巧的(de)数码相机），影机如另一个身体在空间(jian)中的(de)存在，其(qi)跟随拍摄的(de)情境变化而移动的(de)速度，让电影拍摄和纪录本身也融(rong)入了这一“理想社会(hui)”的(de)构建过程。
《直接行动》剧照。（图片来源：CASKFILMS）
从事影像创作二十多年，美国影像艺术(shu)家本·鲁塞尔（1976 - ）因其(qi)影像的(de)实验性而知名。他所拍摄的(de)民族志影片 （在学术(shu)领域亦归属于视觉人类学） ，打破纪录与实验影像的(de)常规界限划分，结合民族志笔记、观察性的(de)非虚构影像，以及超现实主义虚幻等风格，用影像来记录呈现世界各地不同的(de)群体：族群部落、劳工、无政府主义者等等[4]。纪尧姆·卡尤（1978 - ），在柏林生(sheng)活和工作多年的(de)法国艺术(shu)家、电影导演及制片人，其(qi)创作融(rong)合影像装置、行为表(biao)演、声音艺术(shu)等不同元(yuan)素，表(biao)述探(tan)讨社会(hui)和政治话题。两人在2009年的(de)纽约电影节(jie)上结识，因对影像实践的(de)爱好与共识而投缘。2012年，鲁塞尔和卡尤合作拍摄了无声短片《紧缩政策》（Austerity Measures），记录了雅典的(de)无政府主义者社区埃(ai)沙切亚（Exàrcheia）。2014年，纪尧姆·卡尤的(de)实验纪录短片《实验室》（Laborat）获得同年柏林电影节(jie)的(de)银熊奖。四(si)年多前，鲁塞尔来法国马赛(sai)生(sheng)活、创作与教学。2021年，当他第一次听闻在朗德圣母村“保护区”的(de)社群，作为一个社会(hui)公(gong)民和艺术(shu)家，鲁塞尔想从自己的(de)角度出发，去了解这个地方是如何形成的(de)，在“保护区”实在地生(sheng)活意味着什么。卡尤因学生(sheng)时代有一段时间(jian)在南特尔度过，并有朋(peng)友曾在“保护区”生(sheng)活，便提出牵线领路并担任影片的(de)制作人。而两人在“保护区”一年多的(de)共同经历，让影片自然成为了他们的(de)携手之作。
《直接行动》剧照。（图片来源：Shellac）
对纪录电影这一类型，尤其(qi)是对其(qi)所谓的(de)“客观性”，鲁塞尔一直存有质疑。他更倾向用电影作为媒介本身的(de)描述力 （空间(jian)，时长，神情，动作，声音……），将观看(kan)影像的(de)人带入每个镜头所构建的(de)空间(jian)，去感受和体会(hui)发生(sheng)在眼前的(de)人事物(wu)。用他自己的(de)话来说(shuo)：“并不是为了简单地记录和呈现（被拍摄的(de)对象），而是试(shi)图通过电影影像本身，特别是在一个镜头的(de)时长之下，探(tan)求其(qi)所能生(sheng)发的(de)观看(kan)‘体验’。” 这一看(kan)似(si)轻(qing)易的(de)影像表(biao)达(da)手法，要求导演更多的(de)前期(qi)准备(bei)和实际拍摄之外对一个地方的(de)深入观察。将鲁塞尔某些影像创作视为“民族志”笔记，某种意义上亦是一项“田野调查”工作。但其(qi)镜头下的(de)观察、记录以及最终影片的(de)呈现，并不是猎奇者的(de)视角，而是尝试(shi)从“他者”身上照见(jian)“自身”，共情之外所显现的(de)固(gu)有认知中的(de)局限或偏见(jian)，由此触发主体思(si)辨(bian)。影片的(de)剪(jian)辑，也因此成为影像思(si)考(kao)与写作的(de)重要过程。2017年，鲁塞尔的(de)影片《好运》（Good Luck, 2017, 143’）纪录了地理、气候与社会(hui)环境截然不同的(de)两个地方矿工们的(de)采矿日常：一处位于塞尔维亚的(de)地下铜矿，另一处位于苏里南热(re)带森林里的(de)非法金矿。这一作品在同年德国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 2017）上的(de)影像装置，可(ke)以说(shuo)是鲁塞尔影像表(biao)现手法的(de)又(you)一佳例。
无论是民族志纪录影像的(de)先(xian)驱或代表(biao)罗伯特·弗拉哈迪(di)（Robert Flaherty）、让·胡许（Jean Rouch）、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ner） ，还是通过纪录影像的(de)实验对现实或历史展开批(pi)判思(si)考(kao)的(de)罗伯特·克雷默（Robert Kramer）、 彼得·沃特金斯(si)（Peter Watkins），抑或从影像的(de)时间(jian)向度对社会(hui)进(jin)行观察、记录及实验性描述的(de)香特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莎伦·洛克哈特（Sharon Lockhart）、弗雷德里克·怀斯(si)曼（Frederick Wiseman） ，还有安迪(di)·沃霍尔（Andy Warhol）用影机镜头对人脸肖像的(de)凝视……当鲁塞尔列出这些他所喜爱或欣赏的(de)艺术(shu)家时，已显现出了他的(de)影像表(biao)达(da)视角。而他对胶(jiao)片拍摄与长镜头的(de)使用偏好，却并非为艺术(shu)电影的(de)表(biao)率，而更多是在影像实践中探(tan)求影像与时间(jian)的(de)关系，影像与“现实”/“真(zhen)实”之间(jian)的(de)关系。
《直接行动》剧照。（图片来源：Shellac）
鲁塞尔常用“迷幻式的(de)民族志（psychedelic ethnography）”笔记来定义他的(de)记录方式，因为在一个长镜头时间(jian)中的(de)沉浸，观者之身体由此入“镜”中之“境”。并非在其(qi)中为之沉迷，而是自身的(de)主体观看(kan)意识再次被唤醒。对电影影像作为媒介本身的(de)特性所持有的(de)如此信念与实践，在《直接行动》而言，观众在影像的(de)“此时此刻”中共享的(de)或许并不是对理想中“乌托(tuo)邦”美好的(de)向往与憧憬，而是每个人在影像之“境”中被释放的(de)建立乌托(tuo)邦的(de)自由可(ke)能性。
注释：
[1]“相遇”单元(yuan)设(she)立于2020年，作为柏林电影节(jie)主竞(jing)赛(sai)单元(yuan)的(de)重要旁枝之一，单元(yuan)为新的(de)影像美学与叙事以及纪录影像在电影节(jie)上提供(gong)一个展现平台。
[2] IDEAS - Institut d'ethnologie et d'anthropologie sociale，归属于爱克斯(si)-马赛(sai)大学（Université Aix-Marseille）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
[3] ZAD一词产生(sheng)于1962年，原指(zhi) “用地保留区” （Zone d'Aménagement Différé）。2010年，环保主义人士用诙谐的(de)词语游戏来对抗其(qi)正式的(de)含义：他们保留了ZAD这一缩写简称，但将全(quan)称改为“Zone à Défendre”（保护区），由此来表(biao)明自己的(de)立场。媒体和社会(hui)逐渐把在“保护区”扎营的(de)人称为“ZADISTE”，这一词开始被频繁使用。2016年，“ZADISTE”被正式收入《小罗贝尔词典》（Le Petit Robert）。
[4] 鲁塞尔的(de)个人网站dimeshow.com有其(qi)较完整的(de)创作纪录，其(qi)中很大一部分影像作品可(ke)在网站上直接观看(k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