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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日]吉野源三郎，[日] 胁田和(绘)，史诗译(yi)，南海(hai)出版公(gong)司2019年8月出版，272页，49.50元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日]山本(ben)有(you)三、吉野源三郎，新潮社出版，1937年
电影《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日]宫崎骏导演，2023年7月日本(ben)上映，2024年4月中国(guo)大陆上映
一、绝望年代的“痛”与“爱”：“军国(guo)少年”的另一种未来
宫崎骏新作《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主人公(gong)牧(mu)真人在(zai)十一岁这年随(sui)父疏散至乡下旧(jiu)宅，意外发现一年前因火灾去世的母亲曾在(zai)一书扉页留下熟悉的字迹：“给长大后的真人。”随(sui)后，家(jia)中老仆呼唤失踪继母夏子的声音传来，少年旋即掩卷加入了找寻(xun)行列，“苍(cang)鹭与少年”的冒险故(gu)事由此拉开帷幕。
母亲留给真人的，正是1937年8月作为(wei)新潮社“日本(ben)少年国(guo)民(min)文库”系列（以下简称“文库”）的收官之(zhi)作，由山本(ben)有(you)三（1887-1974）与吉野源三郎（1899-1981）共同署名出版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题字落款(kuan)“昭和十二年秋”暗(an)示该书甫一出版便被母亲购(gou)得。小书中的主人公(gong)小哥白尼(ni)（本(ben)名本(ben)田润一，书中设定为(wei)十五岁）不仅与真人年龄相仿，还有(you)两年前失去父亲的相似经历。然而，真人因失恃之(zhi)痛变(bian)得寡(gua)言少语，父亲高调的行事作风更是激化了真人与乡下学童的矛盾，而中学二年级学生小哥白尼(ni)不仅生活在(zai)母亲无微不至的庇护下，还拥有(you)家(jia)中浦川、北见、水谷等亲密无间的朋友(you)。不宁唯是，法学出身的舅舅总是以审慎、客观的知识人姿态引(yin)导小哥白尼(ni)冷静思(si)考人生与社会的问题，以期将其培养成一个“真正的人”。
在(zai)“七七事变(bian)”硝烟弥漫的时间节(jie)点(dian)上，舅甥二人超脱于敌-我框架的谈话和书信显得别有(you)深意。在(zai)本(ben)书实际执笔者吉野源三郎的回忆中，策划这一丛书正是基于对(dui)日本(ben)军国(guo)主义(yi)势力日益增强之(zhi)局势的思(si)考。事实上，从吉野1935年初受邀加入编辑团队到起稿撰写《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1936年11月）的短(duan)短(duan)两年间，日本(ben)已在(zai)“国(guo)体明征运动”（1935夏秋）和“二·二六事件”（1936）刮起的法西斯主义(yi)风暴中越陷越深，遑论思(si)想警察对(dui)言论和出版自由之(zhi)限制。身处(chu)这一极端语境，任何(he)人都难有(you)破局之(zhi)法。宫崎骏对(dui)此写道：
在(zai)《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中并没有(you)写如何(he)改变(bian)时代这类的话。然而，我认为(wei)它向(xiang)读者传达了无论时代如何(he)艰难、残酷，都要“活得像(xiang)一个真正的人”的信息。我想吉野先生似乎(hu)也只能做这么多，这让人感(gan)到绝望。（『折り返し点(dian)（1997－2008）』）
吉野本(ben)人的回忆亦(yi)可为(wei)此佐证：“到了1935年，就连山本(ben)老师(shi)这样具有(you)自由主义(yi)立场的作家(jia)也难以自由执笔。”（《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中译(yi)本(ben)，232页；下引(yin)此书仅标注页码(ma)）至此，在(zai)日渐逼(bi)仄的言论空间直接发表反军、反战作品已是力有(you)不逮，那(na)么藉由少年读物(wu)迂回地(di)传播“人何(he)以为(wei)人”的观念实属最大限度(du)的抵(di)抗。
促使山本(ben)和吉野坚持这一出版事业的，不外乎(hu)正是对(dui)下一代人的期望与爱。在(zai)文学创(chuang)作屡遭中断时，作家(jia)山本(ben)有(you)三苦于中学在(zai)读的儿子没有(you)适读书籍，由己推人，向(xiang)自己的门生、明治大学文艺科教授吉田甲子太郎提议编写一套“让年少的孩子变(bian)得正直”的读物(wu)，因为(wei)“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未来日本(ben)的领导者”（『書窓』1936年第2卷第4号），可谓为(wei)之(zhi)计深远(yuan)。山本(ben)旨(zhi)在(zai)向(xiang)少男少女“传播自由丰富的文化，让他们跨越偏(pian)狭的国(guo)粹主义(yi)与反动思(si)想，尽早树立有(you)关人类进步的信念”（232页）。这一编辑理念也为(wei)吉野所认同，并在(zai)《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中通(tong)过铺展小哥白尼(ni)的日常(chang)，让少年读者们离开凌空蹈虚的乌托邦，在(zai)熟悉的生活情境中与主人公(gong)一同走(zou)向(xiang)通(tong)往(wang)真实、真理之(zhi)路。
二、警世童言：吉野源三郎们的编舟记与播种录
电影中，宫崎骏特意在(zai)真人哀泣不已的画面间隙插(cha)入了一帧小说插(cha)画的特写镜头。原书上下文所述，是小哥白尼(ni)与小伙(huo)伴(ban)们遭遇(yu)的一场伦理困局。学校柔道社的高年级学生以整顿(dun)校风为(wei)名擅自责罚低(di)年级的学生，而不屈(qu)的北见成为(wei)了他们的眼中钉。在(zai)自诩正义(yi)的校霸们看来，“没有(you)爱校之(zhi)心的学生进入社会，必然会成为(wei)没有(you)爱国(guo)之(zhi)心的国(guo)民(min)，没有(you)爱国(guo)之(zhi)心的国(guo)民(min)算不上合格(ge)的国(guo)民(min)，因此没有(you)爱校之(zhi)心的学生正是‘非国(guo)民(min)’的雏形”（125-126页），这让本(ben)应自由自在(zai)的中学校园变(bian)得人心惶惶。虑(lu)及(ji)学校教育是军国(guo)主义(yi)政府(fu)权力的神经末梢(shao)，我们也就不难想见，对(dui)持异见者贴上“非国(guo)民(min)”标签(qian)之(zhi)粗暴行径植根于1930年代中期现实日本(ben)的病(bing)变(bian)土壤。吉野源三郎通(tong)过刻画小哥白尼(ni)们的伦理困境，既向(xiang)读者点(dian)破了眼下“人”的伦理被“国(guo)”的伦理所置换背后蕴(yun)含的深刻暴力，“人之(zhi)所以经常(chang)感(gan)到不幸和痛苦，是因为(wei)人原本(ben)不应该相互(hu)憎恨(hen)或敌对(dui)，原本(ben)就该自由发挥与生俱来的才能”（190页）；又设计了小伙(huo)伴(ban)们在(zai)水谷姐姐胜子的鼓(gu)励下约定以非暴力方式共同反抗高年级学生的情节(jie)，传递了以合适姿态对(dui)抗暴行之(zhi)教诲(hui)。
当小哥白尼(ni)受到胜子的影响视拿(na)破仑为(wei)偶像(xiang)，舅舅就此启发他去思(si)考何(he)谓伟人。人们在(zai)为(wei)此公(gong)恢弘(hong)、悲壮(zhuang)的一生感(gan)动之(zhi)时常(chang)常(chang)忘记，拿(na)破仑在(zai)称帝后下令禁止海(hai)外通(tong)商、领军征战俄国(guo)，终为(wei)自己和臣民(min)带(dai)来了恶(e)果。舅舅提醒道，“拿(na)破仑的权力致使这么多人陷入痛苦，已经开始阻(zu)碍(ai)社会进步”（143页）。周作人曾提出理解一个民(min)族、国(guo)家(jia)的两个向(xiang)度(du)——英雄与贤哲，“此二者原来都是人生活动的一面，但趋向(xiang)并不相同，有(you)时常(chang)背道而驰，所以我们只能分(fen)而观之(zhi)，不可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谈日本(ben)文化书（其二）》）。反之(zhi)，一个民(min)族不同时代的贤哲观、英雄观也折射出其价值观念的底色变(bian)迁(qian)。从这个意义(yi)上说，当“墨索里尼(ni)和希特勒(le)已在(zai)少年读物(wu)中被赞(zan)为(wei)英雄”（232页）时，以拿(na)破仑作喻，通(tong)过对(dui)其功过的再评价，反照出的正是作者吉野对(dui)于以血腥(xing)、冲突(tu)为(wei)底色的草莽“英雄观”之(zhi)纠偏(pian)意图。在(zai)同为(wei)“文库”系列的《为(wei)人类进步鞠躬尽瘁的人们》（署名山本(ben)有(you)三，吉野分(fen)担其中林肯传的撰写工作）一书中，山本(ben)有(you)三与吉野源三郎则将林肯、居里夫人母女与贝多芬分(fen)别作为(wei)“伸(shen)张正义(yi)”“追寻(xun)真理”与“苦中作乐”的代表，为(wei)少男少女提供了另一种阐释“如何(he)活成一个真正的人”的答案。1949年，吉野趁着“文库”重版之(zhi)机缘（新版题为(wei)《人類の進歩につくした人》），道出林肯非但是“政治军事方面的英雄”，更重要的是尽管“有(you)些(xie)伟人是可怕、冰冷的，但是林肯的伟大是温暖的，离我们普通(tong)人并不遥远(yuan)”。在(zai)“平庸之(zhi)恶(e)”泛滥的时期重申“常(chang)人之(zhi)善”，向(xiang)每个普通(tong)人发出做个温暖之(zhi)人的吁请(qing)，这便是对(dui)原子化个人的反抗、是为(wei)法西斯主义(yi)釜(fu)底抽薪(xin)。而在(zai)战后美国(guo)对(dui)日民(min)主主义(yi)改造之(zhi)际吉野源三郎选择再版此书，更是因“林肯的人品、事业和言论比艰深的理论都更清晰、更直接地(di)展示了民(min)主”之(zhi)故(gu)，点(dian)明了一位政治领袖身上所具有(you)的超越时空、国(guo)家(jia)和民(min)族的普遍意义(yi)。
在(zai)吉野源三郎提笔创(chuang)作《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时，柏(bai)林-罗马轴线已然建立（1936年10月），日德两国(guo)又秘密签(qian)订了“防共协定”（1936年11月），后来自绝于世界的“轴心国(guo)”集团至此已初现端倪。如此看来，在(zai)1935年11月业已确定的丛书格(ge)局中，编辑团队将《日本(ben)人完成了何(he)等伟业》《日本(ben)名作选》与《人类完成了何(he)等伟业》《世界名作选》并置的构想，与日本(ben)的政局拉开了微妙的距(ju)离。具体到吉野的作品，作者以兼具东(dong)西方色彩(cai)的犍陀罗佛像(xiang)为(wei)例提示少男少女，“我们的祖先虽然对(dui)世界历史和地(di)理一无所知，却仍然无法独立于世界历史之(zhi)外”，不仅如此，“即使是遥远(yuan)异国(guo)的文物(wu)，（日本(ben)人）也会发自内心敬佩其中的杰(jie)作，并取其精华(hua)，使日本(ben)文明不断进步。于是在(zai)人类进步的历史中，日本(ben)人也有(you)了属于自己的发展”（221页）。将被提纯、极化的日本(ben)还原到世界坐标中予以重新定位和审视的工作在(zai)今人看来似乎(hu)卑之(zhi)无甚高论，但若置于国(guo)粹主义(yi)席卷一切的战时日本(ben)（尤其太平洋战争(zheng)爆发后日本(ben)与西方世界全面对(dui)峙(zhi)）之(zhi)历史情境中，其意义(yi)和价值便不难想见了。
“日本(ben)少年国(guo)民(min)文库”不但“以文载道”，还在(zai)各册扉页插(cha)入世界各国(guo)绘画、雕塑(su)照片。当我们翻开《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法国(guo)画家(jia)米勒(le)的名作《播种者》。熟悉日本(ben)图书市场的读者或已发现，这幅表现农(nong)民(min)劳作于田间的画作即是老牌出版社岩波书店(dian)之(zhi)标识。事实上，在(zai)“文库”全十六卷出版完结翌月，吉野源三郎便受岩波茂雄（1881-1946）之(zhi)邀加入岩波书店(dian)，担任后者的私人顾(gu)问。而“七七事变(bian)”的爆发倒逼(bi)着仅有(you)七名成员的编辑部以英国(guo)非虚构图书品牌“鹈鹕丛书”的现实对(dui)话意识为(wei)参照，策划了在(zai)内容和装帧设计上更贴近大众读者的新书系“岩波新书”（『惜櫟荘主人：一つの岩波茂雄伝』）。忆及(ji)这段往(wang)事，吉野表示，这套丛书旨(zhi)在(zai)“抵(di)抗可疑的国(guo)粹主义(yi)、蔑视中国(guo)等意欲支配当下日本(ben)的帝国(guo)主义(yi)思(si)想，在(zai)国(guo)民(min)中传播科学的思(si)考和观察世界的方法，为(wei)反省和批判日本(ben)军队对(dui)华(hua)行为(wei)提供素材”（『職(te)業としての編集者』）。在(zai)极端的年代，常(chang)识和理性却常(chang)常(chang)沦为(wei)知识人不得不全力捍卫的底线，这一状(zhuang)况似乎(hu)并未随(sui)着历史的演进而“往(wang)事如烟”，这是值得今人深思(si)之(zhi)所在(zai)。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日]山本(ben)有(you)三、吉野源三郎，新潮社出版，1937年
三、托底与托举：岩波书店(dian)的“嗅觉(jue)”与温情
在(zai)成为(wei)“文库”编辑主任之(zhi)前，吉野源三郎曾辗转(zhuan)于三省堂和东(dong)京帝大图书馆谋生，后于1931年夏因向(xiang)日本(ben)共产党员提供藏匿之(zhi)所被捕。吉野出狱(yu)后因哲学专业所限失业三年有(you)半，幸得“伯乐”山本(ben)施以援(yuan)手，才有(you)了日后得到岩波茂雄赏识、创(chuang)办“岩波新书”的因缘际会。
“七七事变(bian)”以降，在(zai)军国(guo)主义(yi)政治权力的引(yin)导下，日本(ben)言论界为(wei)制造“膺惩暴支”（亦(yi)即“讨伐暴戾(li)中国(guo)”）的舆论氛围可谓用力甚巨。据与吉野曾一同供职于岩波书店(dian)的小林勇回忆，“原本(ben)由内务省警保局图书课执行出版审查工作，不知不觉(jue)间连陆军报(bao)道部、海(hai)军情报(bao)部也可擅自进行审查。不仅如此，许多言论出版界人士比军部预(yu)想的还要早一步走(zou)向(xiang)了协助战争(zheng)的方向(xiang)”（『惜櫟荘主人：一つの岩波茂雄伝』）。如果说捍卫常(chang)识与理性意味(wei)着一种暗(an)默(mo)的不合作，那(na)么，在(zai)侵略(lue)战争(zheng)被以“事变(bian)”之(zhi)名正当化的当口，来自本(ben)国(guo)内部的反军、反战便等同于公(gong)开的反叛。试举一例，评论家(jia)久野收（1910-1999）曾忆及(ji)，自己作为(wei)思(si)想犯出狱(yu)后从友(you)人处(chu)得到了由史学家(jia)羽仁五郎（1901-1983）撰写的《米开朗基罗》（1939年3月由“岩波新书”出版），读来“不免为(wei)羽仁先生和岩波书店(dian)捏一把汗”（朝日新闻(wen)1977年6月27日11版）。曾因参与撰写《日本(ben)资(zi)本(ben)主义(yi)发展史讲座》（1932年由岩波书店(dian)出版）而在(zai)大学校园内声名鹊起的羽仁教授，这次以通(tong)俗易懂(dong)的文字向(xiang)大众读者宣告，“米开朗基罗如今还活着，怀(huai)疑者不妨去看看《大卫》”。在(zai)暴戾(li)、激越的时代空气中，历史学者流连于欧(ou)洲(zhou)文艺复兴(xing)，表彰雕刻家(jia)的人文主义(yi)精神，显然这是致力于将个人异化为(wei)战争(zheng)零件、垄断历史解释的当局所不容许的，久野收对(dui)作者与出版方的忧心是不难窥知的。幸运的是，岩波书店(dian)编辑部“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他们表达了阅读此书的兴(xing)奋心情，书评栏(lan)目刊载的文章亦(yi)展现出不同寻(xun)常(chang)的热度(du)”，这让吉野源三郎相信，“羽仁先生寄解放人民(min)之(zhi)热情于文艺复兴(xing)，给那(na)些(xie)在(zai)日甚一日的压迫(po)下喘息的人们带(dai)来了一线光明”（『図書』2008年第11号）。
在(zai)“避席畏(wei)闻(wen)文字狱(yu)，著书都为(wei)稻粱谋”（龚自珍《咏史》）的战时言论出版界，“岩波新书”编辑部则通(tong)过与坚持底线与良(liang)知的知识人约稿，向(xiang)后者提供了不必屈(qu)于势利的选项。1938年11月，由矢内原忠(zhong)雄（1893-1961）翻译(yi)的《奉(feng)天(tian)三十年》作为(wei)丛书首册问世。这位在(zai)战后出任东(dong)京大学第二位校长的经济学者，因在(zai)刊于《中央公(gong)论》1937年9月号的论文《国(guo)家(jia)的理想》中委婉批判对(dui)外发动战争(zheng)的日本(ben)当局，遭到来自国(guo)家(jia)主义(yi)者的猛烈攻击。雪上加霜(shuang)的是，同年12月他又因此遭遇(yu)了双重打击——东(dong)京帝大的教职遭到褫夺，论著《民(min)族与国(guo)家(jia)》又受到来自内务省禁止发行的处(chu)分(fen)。得知近况而前来拜访的岩波茂雄则为(wei)他“悄悄留下一个装钱的信封”，又托其为(wei)新创(chuang)立的“岩波新书”供稿（『私の歩んできた道』）。在(zai)万马齐喑的历史语境中，以体面的方式向(xiang)落难之(zhi)人施以援(yuan)手，使为(wei)人抱(bao)薪(xin)者免于冻毙于风雪，颇有(you)呵(he)护理想主义(yi)之(zhi)火不灭的意味(wei)。
1981年8月，经济学家(jia)都留重人（1912-2006）在(zai)为(wei)吉野源三郎撰写的悼文中记下了一个生动的细节(jie)。在(zai)日本(ben)战败不久后的1945年夏末，刚就任《世界》杂志主编的吉野突(tu)然造访了都留所在(zai)的外务省办公(gong)室，向(xiang)素未谋面的后者邀稿。都留回忆道：
吉野先生是循着怎样的线索，找到了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务官员的呢？可能是我在(zai)战时以东(dong)大讲义(yi)为(wei)基础出版的《美国(guo)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有(you)斐阁）引(yin)起了大内兵卫老师(shi)的注意之(zhi)故(gu)吧。大内老师(shi)对(dui)吉野先生说：“在(zai)对(dui)美战争(zheng)期间，能写出这般著作者是非常(chang)少见的。”（『世界』1981年8月第429号）
在(zai)珍珠港事变(bian)之(zhi)前取得哈(ha)佛大学经济学系教职的都留重人，于1942年8月无奈乘坐日美交换船回国(guo)，翌年2月至3月在(zai)高木八尺（时任东(dong)京帝大法学部教授）的课堂上进行了五次特别讲演。借着有(you)斐阁于1944年6月出版的讲稿，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知美派学人如何(he)在(zai)太平洋战争(zheng)白热化、日本(ben)败象已现的情势下，以缜密的言辞向(xiang)法学部学生们介(jie)绍时任敌国(guo)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u)的新政。又如都留重人的忘年交鹤见俊辅所述，日俄战争(zheng)以降，外语好的人在(zai)外务省会受到国(guo)粹派的排挤，很难被提拔（《战争(zheng)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由此不难想象，方才得到外务省政治事务局嘱托工作的都留以此讲题开展讲座可能冒着何(he)种风险，而讲稿行文又是怎样的克制和谨(jin)慎。在(zai)言论统制挤压自由表达空间的极端年代，在(zai)不知何(he)时会被告密的严酷语境中，嘤鸣求友(you)的风险很大，关于信赖感(gan)的“嗅觉(jue)”极为(wei)关键。如此想来，能让“劳农(nong)派”重镇大内兵卫（1888-1980）青(qing)眼相加的，必是不因仕(shi)路蹉跎而为(wei)虎作伥、也不惧民(min)意滔天(tian)而投机趋时者，而是立足(zu)于知识素养理性观察、分(fen)析(xi)现实之(zhi)人。
而这，亦(yi)是吉野源三郎与后来的《世界》杂志、乃至战后初期日本(ben)重建秩序所需要的。在(zai)都留重人的回忆中，戴着平顶草帽的吉野以“郑(zheng)重、谦虚与真挚兼备”的态度(du)恳请(qing)道，“岩波书店(dian)计划要发行一本(ben)新的综合杂志，希望您能助一臂之(zhi)力，开辟专栏(lan)，尽可能以长远(yuan)的眼光准确地(di)厘清和解读世界形势”。不难想见，大内与吉野的眼光穿(chuan)透(tou)了《美国(guo)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读出纸面背后的都留不随(sui)波逐流的学术理路与旨(zhi)趣，做出了在(zai)盟军占领期此人能堪大用的判断。在(zai)一个人微言轻的外务省嘱托看来，这份(fen)稿约不可谓不恳切。很快(kuai)，在(zai)1946年1月的《世界》创(chuang)刊号上，便出现了由吉野、都留、胁村义(yi)太郎和近藤晋一共同执笔的常(chang)设栏(lan)目“世界之(zhi)潮”，在(zai)混(hun)乱的战后初期力求“向(xiang)读者提供新闻(wen)未必能进行充分(fen)报(bao)道的海(hai)外动向(xiang)”（『平和への意志』）。而当时还是东(dong)京帝国(guo)大学法学部青(qing)年教师(shi)的丸山真男在(zai)战后影响巨大的论文《超国(guo)家(jia)主义(yi)的逻(luo)辑与心理》也同样是吉野源三郎的约稿，那(na)次亦(yi)是二人的初次见面。投稿后，二人的中间人塙作乐转(zhuan)述了吉野对(dui)丸山的激赏之(zhi)辞，“吉野先生说，他对(dui)你的论文感(gan)到非常(chang)佩服，要把此文作为(wei)杂志卷首论文”（『丸山真男集』第15巻）。
四、“晚(wan)了一步”的思(si)想：出版作为(wei)抵(di)抗的限度(du)与向(xiang)度(du)
前文述及(ji)，在(zai)《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中，小伙(huo)伴(ban)们约定联手抵(di)抗校霸对(dui)北见的欺辱，惟独小哥白尼(ni)最终因恐惧而裹足(zu)不前，只能眼睁睁看着好朋友(you)们离去，由此大病(bing)一场。听闻(wen)此事，舅舅严厉要求小哥白尼(ni)直面错(cuo)误，因为(wei)“我们拥有(you)决定自己言行的力量(liang)，因此会犯错(cuo)。但是——我们拥有(you)决定自己言行的力量(liang)，因此能从错(cuo)误中重新站起来”（192页）。
著名战后思(si)想家(jia)鹤见俊辅（1922-2015）读到此书时仅比小哥白尼(ni)年长一岁，他正是“文库”的目标读者。时过境迁(qian)，鹤见忆及(ji)这一情节(jie)时坦言，“它教会了我‘晚(wan)了一步’这一重要问题。在(zai)你本(ben)应立即介(jie)入时却因卑怯而错(cuo)失机会，那(na)么事后的悔恨(hen)将如何(he)发展为(wei)一种思(si)想？”（『図書』2000年第6号）若以鹤见本(ben)人的战后言论与行动轨迹为(wei)参照，无论是1946年提议创(chuang)办《思(si)想之(zhi)科学》杂志，抑或是于1950年代中期以“转(zhuan)向(xiang)”研究介(jie)入“知识人的战争(zheng)责任”之(zhi)公(gong)共议题，都与其战时“晚(wan)了一步”的悔恨(hen)体验(yan)有(you)关。珍珠港事变(bian)半年后回国(guo)的鹤见，意外发现羽仁五郎曾在(zai)《历史与学生》中（河合荣治郎编，评论社1940年出版）婉转(zhuan)提示学生可借基督教研究来思(si)考天(tian)皇制，而自己却未能在(zai)其被捕前与他取得联系；在(zai)被帝国(guo)海(hai)军征召后，担心自己在(zai)相信战争(zheng)的年轻水兵们面前流露出“日本(ben)才是敌人”“日本(ben)肯定会战败”的“非国(guo)民(min)”思(si)想而遭殴打，转(zhuan)而选择埋头于翻译(yi)工作，“有(you)能力干活，却没能做出任何(he)反战的努(nu)力”（《战争(zheng)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
毋(wu)庸赘言，在(zai)日益膨胀的法西斯军国(guo)主义(yi)面前，无人能一举扭转(zhuan)局面，“日本(ben)少年国(guo)民(min)文库”与“岩波新书”充其量(liang)只是“晚(wan)了一步”后的补阙(jue)拾遗。尽管如此，若非吉野源三郎、矢内原忠(zhong)雄、羽仁五郎和都留重人恪守理性之(zhi)姿，以开阔的世界视野、温暖的人文精神、不激不随(sui)的知性判断以供读者辨(bian)析(xi)敌我，于晦(hui)暗(an)中点(dian)亮微光；倘若没有(you)山本(ben)有(you)三、岩波茂雄、大内兵卫凭借严酷环境中训练出的敏(min)锐(rui)嗅觉(jue)识人、护人、用人，于无声处(chu)结网(wang)为(wei)无力者托底；假使与吉野相隔二十三载的鹤见俊辅沉湎于“不做功”的懊悔，无意于赓续战争(zheng)记忆、追问历史责任，那(na)么“战后思(si)想”又何(he)以可能呢？有(you)意识和有(you)觉(jue)知的参与方能使社会回归理性、温情的一般常(chang)态，这一切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每一次的判断和抉择。至此，让我们再次重申舅舅的诫勉：“我们拥有(you)决定自己言行的力量(liang)，因此能从错(cuo)误中重新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