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shen)处于大时代中的个体，都无法跳脱于时代之外(wai)——哪(na)怕是(shi)儿童(tong)，尤其是(shi)儿童(tong)。小小的人儿与大大的世界之间(jian)，是(shi)周遭社会给予的定义、设想(xiang)与标准。成人都是(shi)从儿童(tong)时代成长起来的，儿童(tong)又将勾勒未来世界的图景，所以，“小”儿童(tong)无“小”事。
四川大学(xue)历史文化学(xue)院副教授辛旭致力(li)于儿童(tong)研究/儿童(tong)史研究。在这篇访谈中，她谈到了(le)“儿童(tong)”的定义、“纯真无邪”的儿童(tong)形象的形成与全球化过程、“好儿童(tong)”概念所隐含(han)的思想(xiang)训练与社会控制以及“童(tong)年怀旧”的当代议(yi)题等等。儿童(tong)/童(tong)年是(shi)需要被思考、被审视的问题。经过思考和审视，我们方能知(zhi)晓儿童(tong)史研究及其对象——儿童(tong)的重要，给予学(xue)术自身(shen)与公民身(shen)份的双重尊重。
四川大学(xue)历史文化学(xue)院辛旭
说到“儿童(tong)”，浮(fu)现在我们脑海(hai)中的大概是(shi)“纯真无邪”这样的意象，可以谈谈这种形象是(shi)如(ru)何形成的吗？
辛旭：当我们试图谈论“形象”的时候，要清楚的是(shi)，它是(shi)相对于“实体”而言的，是(shi)物质实体经由人的思想(xiang)而衍生出的有(you)形或可见的表现。因此，谈论儿童(tong)的形象就有(you)至(zhi)少三层意涵。第一，必先具备儿童(tong)的物质“实体”。这可以理解为一尊被命(ming)名为“儿童(tong)”的肉身(shen)。第二，人的思想(xiang)即人对这尊肉身(shen)的认识极为重要，它决(jue)定了(le)“形象”的面(mian)貌。第三，人通过各种形式(shi)来表达对这尊肉身(shen)的认识，并将其以有(you)形可见的方式(shi)呈(cheng)现出来。
这就意味(wei)着，我们要用实证工(gong)作观察实际儿童(tong)（肉身(shen)）的数据(ju)并由此产生解释，进而“描述”儿童(tong)，造成对儿童(tong)的整体印象。儿童(tong)史研究让史家意识到儿童(tong)作为一个分类范畴在历史上并非其来有(you)自，“实际的儿童(tong)”或者说“儿童(tong)的真相”并不(bu)存在。成年人对儿童(tong)的看法即使不(bu)是(shi)完(wan)全不(bu)准确(que)，也必然是(shi)不(bu)完(wan)整的。因而我们对儿童(tong)的整体印象也不(bu)会恒定不(bu)变(bian)，相反(fan)它随历史时代或文化变(bian)迁而变(bian)化。“形象”也就具体地影响了(le)人们对儿童(tong)的理解。在儿童(tong)研究领域，“儿童(tong)形象”的定义借鉴了(le)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女(nu)性主义研究中对这一概念的剖析，将涉及儿童(tong)的形象都指向同时产生儿童(tong)版本的符(fu)号学(xue)（意义制造）和物质过程，表现为以文学(xue)或艺术的方式(shi)形象化“儿童(tong)”的肉身(shen)存在，造成“外(wai)形”印象。
回(hui)顾历史，浮(fu)现于我们头脑中的儿童(tong)形象其实多种多样，比如(ru)宋(song)以来以“婴戏图”为代表的中国式(shi)“胖娃娃”形象；英国工(gong)业革命(ming)时期的“童(tong)工(gong)”、抗日战争时期的“报童(tong)”、“小英雄”等等。“纯真”（Innocence）和“纯洁”（purity）是(shi)儿童(tong)形象和概念的一般特(te)征。“纯真无邪”（innocence）是(shi)一个现代概念，要理解它得(de)先回(hui)到中世纪(ji)。按照中世纪(ji)奥(ao)古斯丁以来的基督教传统，儿童(tong)是(shi)“罪人”和“小恶魔”，本质上是(shi)邪恶的，需要从原罪（sin）中得(de)到救赎。因此中世纪(ji)的儿童(tong)形象常常是(shi)婴幼儿被紧(jin)紧(jin)包裹在襁(qiang)褓中，意思是(shi)自出生起便要被狠狠规训，以使其祛除邪恶本质，成长符(fu)合基督徒规范。一个重大变(bian)化发生在17世纪(ji)，教育家洛克(ke)提出“白板论”，认为儿童(tong)出生时犹(you)如(ru)白板，成长的关键在后天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le)“原罪”对儿童(tong)的本质化过程。这一时期英国、荷兰等新教国家的风俗画中便出现了(le)大量的描绘世俗儿童(tong)日常生活的图像。自18世纪(ji)开始，以卢(lu)梭为代表的启(qi)蒙思想(xiang)家和浪漫(man)主义传统强调儿童(tong)是(shi)“纯洁无辜(gu)”的造物，并非过去基督教传统中“罪”的承担(dan)者，需要加以保护和养育，推(tui)出“浪漫(man)的儿童(tong)”的观念。西方人逐渐将童(tong)年定义为约(yue)书亚·雷诺兹爵(jue)士画笔下的“纯真年代”（Age of innocent）。从此，纯真无邪就成为现代儿童(tong)观的典型。这种童(tong)年观其实植根(gen)于18世纪(ji)以来欧洲政治、经济、技(ji)术、社会和文化的变(bian)化中，它伴随着现代性的传播，从西方扩散到全球各地，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观念为我们所熟知(zhi)和接受。
襁(qiang)褓中的婴孩(hai)
定义儿童(tong)的，是(shi)成人社会。不(bu)同的历史时期，或者说不(bu)同社会力(li)量对于儿童(tong)/好儿童(tong)的概念都有(you)所形塑。可否请您举例一二具体谈谈。以及，现在我们普遍意义上谈的“儿童(tong)”这个定义是(shi)如(ru)何形成的？
辛旭：大体来讲，“好儿童(tong)”一定是(shi)符(fu)合所处时代文化规范的。每一个时代都有(you)自己的“好儿童(tong)”，比如(ru)基督教世界因为儿童(tong)的虔敬与神迹而被封(feng)圣的“儿童(tong)圣人”；又如(ru)“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知(zhi)”就是(shi)因为孔融小小年纪(ji)实践了(le)古代儒家伦理追求而被视作典范。要说明的是(shi)，在一个时代奉为典范，在另一个时代可能恰恰相反(fan)。造成这种矛(mao)盾的原因主要跟儿童(tong)概念的变(bian)化有(you)关。如(ru)上题所述，基督教对儿童(tong)的定性在于“罪”。但(dan)随着以“爱弥尔”为经典的理想(xiang)化、浪漫(man)化儿童(tong)形象被广(guang)为接受，儿童(tong)的诸多“不(bu)良行(xing)为”逐渐被看作是(shi)“顽皮”而非“原罪”的结果，过去对“不(bu)听话(hua)”的小孩(hai)要施以严厉惩处，甚至(zhi)四岁小孩(hai)因偷吃面(mian)包而被处以绞刑，但(dan)到了(le)18世纪(ji)以后，“不(bu)听话(hua)”逐渐被“调皮（naughty）”这个新词取代。经过诗人布莱克(ke)、柯勒律治、华兹华斯等人的浪漫(man)书写，儿童(tong)先后在19世纪(ji)化身(shen)为刘易斯·卡莱尔笔下“漫(man)游仙境”的爱丽丝和20世纪(ji)巴里笔下“永无乡”里的小飞侠彼得(de)·潘，而迪士尼的动画片里的形象更是(shi)集近代儿童(tong)概念之大成：聪明伶(ling)俐、富有(you)创造力(li)、惹(re)人爱怜、天性善良，再加上——很(hen)关键的一点——有(you)时候有(you)点点“调皮”。现今(jin)，“调皮”已(yi)经转变(bian)成儿童(tong)的“天性”。
但(dan)当我们谈论“好儿童(tong)”这个话(hua)题时，我认为从儿童(tong)研究的角(jiao)度来看更重要的是(shi)揭示这个判断(duan)背后隐含(han)着的问题。我在儿童(tong)史课(ke)堂上引用过一则(ze)网络材(cai)料，大意是(shi)说孩(hai)子(zi)今(jin)天放学(xue)回(hui)家很(hen)开心，因为“听话(hua)”被老师表扬(yang)“是(shi)个好孩(hai)子(zi)”。这段材(cai)料里老师通过“夸奖(jiang)”承认和认可了(le)孩(hai)子(zi)当天的行(xing)为举止，并给孩(hai)子(zi)下了(le)一个判断(duan)。儿童(tong)研究者都承认，人并非固定的存在（being），而是(shi)不(bu)断(duan)生成的（becoming），儿童(tong)也是(shi)如(ru)此。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持续面(mian)对不(bu)同困境，并做出自己的判断(duan)和选择，通过这些选择长成了(le)“自己”。但(dan)在这段材(cai)料中，我们看到，孩(hai)子(zi)被外(wai)在权威给定了(le)一个标签，由外(wai)部力(li)量以是(shi)否符(fu)合“标准”来判断(duan)其“是(shi)好是(shi)坏”。被排除在标准之外(wai)，需要付出代价。儿童(tong)不(bu)想(xiang)成为“例外(wai)”，他们与成人一样需要融入(ru)社会、融入(ru)集体。在这一连串的选择和行(xing)为中，儿童(tong)无意识的出让了(le)自我，复制和再生产着标准道路，同时也在习(xi)得(de)怎(zen)样“判定”他人。这其实是(shi)在训练一种思想(xiang)和行(xing)动方式(shi)，也可以理解成儿童(tong)形象构建过程的规模、范围和程度。在过去两个世纪(ji)里，大规模义务教育在全球工(gong)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兴起并得(de)到巩固，旨在培养识字、会数数、顺(shun)从的未来公民，他们将能够通过税收为国家财富做出贡献，并照顾自己和受抚养人的生活并对其负责。在这种安排中，教师责任的潜在内涵是(shi)确(que)保孩(hai)子(zi)们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被削减，并接受这一“规范”，学(xue)会按照外(wai)部力(li)量的要求寻求个人利益。如(ru)果孩(hai)子(zi)不(bu)符(fu)合规范，为了(le)让他们重新回(hui)到正轨，教育就有(you)义务制定并实施胁迫(po)和制裁(cai)的策略，比如(ru)判定儿童(tong)是(shi)否是(shi)个“好孩(hai)子(zi)”。
通常来讲，儿童(tong)研究从自然和文化两个范畴来定义儿童(tong)。自然的一面(mian)主要是(shi)将儿童(tong)视为生物学(xue)的产物，通常被理解为一个正在经历成熟过程的生物人。20世纪(ji)初儿童(tong)心理学(xue)的创始人，如(ru)精神分析学(xue)家西格蒙德·弗(fu)洛伊德和发展心理学(xue)家让·皮亚杰，将儿童(tong)视为一个“原始”的人。从这个观点来看，儿童(tong)个体的发展与现代“智人”的进化是(shi)相当的。这种将动物个体的成熟与物种进化史做类比的想(xiang)法在当时被认为是(shi)可信的。人们通常认为“个体发育”（个体的成熟）可以概括“系统发育”（物种的进化史）。这为建立一个普遍的解释，说明什么是(shi)儿童(tong)时期的自然现象，什么是(shi)成熟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提供了(le)科(ke)学(xue)依据(ju)。因此，皮亚杰以来认为儿童(tong)在7岁达到语言与逻辑的基本成熟，可以进入(ru)小学(xue)阶段的学(xue)习(xi)，青春期性成熟成了(le)成年与童(tong)年的分界线。
今(jin)天，我们通常认为儿童(tong)是(shi)一个年龄从刚刚出生到18岁之间(jian)的人。这其实只是(shi)一个仅有(you)35年历史的定义，它来自1989年的《联合国儿童(tong)权利公约(yue)》。《公约(yue)》第一条规定：“在法律上，儿童(tong)权利适用于新生儿和18岁之间(jian)的人。”这一标准被世界各国采纳(na)，也在日常生活中为人们所接受，并被包括大多数儿童(tong)史家在内的学(xue)者沿用。它主要依据(ju)的是(shi)生理学(xue)和心理学(xue)尺度，看起来具有(you)极强的普适性。然而，事实上，这个0～18岁的“公认”标准只是(shi)一个当代的概念。回(hui)到历史上，我们会发现，在不(bu)同的社会文化中，判定儿童(tong)的标准是(shi)多种多样的。比如(ru)，英国1802年的《工(gong)厂法》规定，9到13岁的孩(hai)子(zi)每天工(gong)作不(bu)超过8小时，14到18岁的孩(hai)子(zi)不(bu)超过12小时。到了(le)1901年的新规定中，12岁以下的年轻人都不(bu)得(de)从事任何工(gong)作；1933年，这一年龄更提升至(zhi)14岁，从事繁重工(gong)作的年龄提升至(zhi)15岁。这些变(bian)动的数字表明，“儿童(tong)”的定义是(shi)极其复杂的，并非用一组可供观测的数值和时间(jian)维度就可以判断(duan)。
工(gong)厂里的童(tong)工(gong)
“成年年龄”是(shi)童(tong)年边界的标志，但(dan)它并非一种直接的身(shen)体素质，而是(shi)一种社会、宗教、文化或法律手(shou)段，社会以此来确(que)定向成年的过渡。因此，谁是(shi)“儿童(tong)”要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探索(suo)和定义。
在儿童(tong)史研究中，有(you)别于成人的“儿童(tong)”是(shi)如(ru)何进入(ru)历史学(xue)者的视野的？当时是(shi)如(ru)何定义“儿童(tong)”的？
辛旭：一般认为，儿童(tong)史研究发轫于法国学(xue)者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lipe Ariès）1960年出版的《旧制度下的儿童(tong)与家庭》（英译本名《儿童(tong)的世纪(ji)》）。阿利埃斯在这本书中回(hui)顾了(le)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社会中的“儿童(tong)”概念。他指出，虽然一直存在年龄划分的意识，但(dan)在16世纪(ji)以前，儿童(tong)一直深度卷入(ru)成年人的生活，因而也不(bu)存在近代意义上的“童(tong)年”。从16、17世纪(ji)开始，孩(hai)子(zi)被置于家庭关注的中心。到18、19世纪(ji)，新的核心家庭逐渐形成，成员(yuan)之间(jian)享受了(le)更为亲密的关系，父母在情感上体会到，孩(hai)子(zi)是(shi)与自己紧(jin)密相连的，也开始为他们考虑未来。由此，人们重新审视了(le)作为生命(ming)阶段的“童(tong)年”与“成年”的区分，把“童(tong)年”视为生命(ming)发展历程中的独特(te)一环，“儿童(tong)”也被看作和成人不(bu)同的两个“社群”。这样，才诞生了(le)真正的“童(tong)年”。
中译本《儿童(tong)的世纪(ji)：旧制度下的儿童(tong)与家庭生活》
阿利埃斯的结论在学(xue)界引起了(le)轩然大波，许多学(xue)者纷纷投入(ru)相关研究，试图证明“儿童(tong)”和“童(tong)年”的概念并不(bu)是(shi)一个近代的发明，而是(shi)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其实，阿利埃斯并没有(you)否认，前近代社会中存在“儿童(tong)”概念，他所强调的只是(shi)，那时的人们并没有(you)把童(tong)年看作一个特(te)殊的人生阶段，认为儿童(tong)需要得(de)到和成人不(bu)同的对待，近代意义上的“童(tong)年”是(shi)从16世纪(ji)之后才发轫的。换言之，他是(shi)从社会文化意义的角(jiao)度，而不(bu)是(shi)从生理学(xue)角(jiao)度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因此，阿利埃斯的反(fan)驳者对阿利埃斯的研究不(bu)无误解。不(bu)过，有(you)趣的是(shi)，也正是(shi)这些误解启(qi)发了(le)后继学(xue)者从生命(ming)分期的角(jiao)度对一系列有(you)关问题展开了(le)探索(suo)，极大地推(tui)动了(le)儿童(tong)史学(xue)科(ke)的成长。
比如(ru)，西方新马克(ke)思主义史家劳伦·斯通（Lawrence Stone）也被视为第一代儿童(tong)史家，他的研究强调儿童(tong)概念、亲子(zi)关系发展的“现代”性，特(te)别偏好从经济因素、社会阶级和生产关系角(jiao)度理解历史上儿童(tong)的角(jiao)色，比如(ru)，儿童(tong)是(shi)怎(zen)样作为劳动力(li)参与家庭、社群乃至(zhi)更大的社会生活中的。七八十年代以降，史家更加关注语言、符(fu)号、仪(yi)式(shi)等“文化”因素，更强调从意义角(jiao)度阐释历史。这股潮流后来被命(ming)名为历史学(xue)的“语言学(xue)转向”。这给儿童(tong)史研究领域带来了(le)一些新的研究路径(jing)，史家从关注何谓“儿童(tong)本性”，转变(bian)为关注“儿童(tong)”概念的社会建构过程。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童(tong)年”概念会依据(ju)特(te)殊的历史、社会、文化、经济条件(jian)而有(you)所不(bu)同，进而，儿童(tong)也在阶级再生产、文化转型、政治稳定的维护等方面(mian)扮演(yan)核心角(jiao)色。伴随着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的兴起，1990年代以后，儿童(tong)史研究突破了(le)过去隶属于家庭史、妇女(nu)史的藩篱(li)，更加密切地与这些新的理论范式(shi)交织在一起。
按照阿利埃斯的描述，在近代之前的西方社会，人们是(shi)根(gen)据(ju)一个人的“能力(li)”来界定生命(ming)周期的，直到16世纪(ji)以后，生理“年龄”才成为判断(duan)童(tong)年阶段的主要标准。这就是(shi)说，在历史上，人们并不(bu)只是(shi)把童(tong)年看作一个生理阶段，而是(shi)掺杂着不(bu)少社会因素。在对阿利埃斯范式(shi)的各种争论中，怎(zen)样界定“童(tong)年”也一直是(shi)一个基础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步步深入(ru)，尤其是(shi)非西方文化中儿童(tong)史研究的展开，史家也逐渐达成一个共(gong)识：童(tong)年不(bu)是(shi)一个静等着“被发现”、“不(bu)受时间(jian)影响的分类”，它是(shi)社会文化的建构，依据(ju)特(te)殊的历史、社会、文化、经济条件(jian)而有(you)不(bu)同的“童(tong)年”概念。比如(ru)，在英国，直到今(jin)天，真正的成人年龄还被认定为21岁，18岁只不(bu)过是(shi)部分成年而已(yi)。
近代意义上的“童(tong)年”是(shi)16世纪(ji)之后才发轫的，而且是(shi)基于社会文化意义的角(jiao)度，而非生理学(xue)的角(jiao)度。您如(ru)何看待儿童(tong)史研究中的这两重视角(jiao)？
辛旭：这个问题实际指向了(le)两个研究类别。一个范畴是(shi)“儿童(tong)”与“童(tong)年”的概念该如(ru)何入(ru)手(shou)的问题，也就是(shi)我们如(ru)何给儿童(tong)和童(tong)年下一个定义。根(gen)据(ju)前边的论述，我们发现下一个能够普遍解释儿童(tong)和童(tong)年的定义是(shi)很(hen)困难的。它必须从“自然”和“文化”两方面(mian)入(ru)手(shou)。比如(ru)，当我们用“年龄”这个看似客观，可供观察和检测的生命(ming)尺度来下定义的时候，会发现不(bu)同的历史时代对“年龄”的认识和理解不(bu)同。它是(shi)生命(ming)过程、成长和“长成”的关键概念，但(dan)它绝不(bu)是(shi)自然流淌的时间(jian)经历，它不(bu)仅有(you)生物学(xue)因素，也蕴含(han)了(le)心理、社会和文化等重要因素。个体的“年龄经验”由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所形塑，也深刻(ke)地反(fan)映着这些相互交织的力(li)量。回(hui)顾过去六十年的研究，我们不(bu)难发现，20世纪(ji)七八十年代，有(you)关年龄的讨(tao)论，通常与生育、人口等“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90年代后期，年龄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大，学(xue)者们越发意识到，理解“年龄”对更为广(guang)泛的历史研究具有(you)深刻(ke)意义。这样就促使史家将“童(tong)年”等与年龄有(you)关的概念放在更大的社会和文化脉(mai)络中思考。
第二个范畴可以指向儿童(tong)研究中的一个专门(men)领域，“儿童(tong)与自然”。它立足于“自然”和“文化”这两个既分离(li)又相互交织的关键概念讨(tao)论童(tong)年与自然之间(jian)的关系。这一范畴内的研究包括了(le)：1、童(tong)年是(shi)一个与自然相关的类别，还是(shi)一个与文化相关的类别？2、自18世纪(ji)以来，对童(tong)年和自然的浪漫(man)主义观点；3、对童(tong)年性质的理性和基于权利的观点；4、儿童(tong)如(ru)何理解自然，户外(wai)和教育，儿童(tong)与场所的关系等等。启(qi)蒙运动哲学(xue)家让-雅克(ke)·卢(lu)梭（1712–1778）推(tui)广(guang)了(le)关于童(tong)年和大自然的讨(tao)论。他认为儿童(tong)与自然一样，都是(shi)“无辜(gu)”（纯真无邪）的，大自然的纯洁与孩(hai)子(zi)的天真相辅相成。他由此开启(qi)了(le)在自然中教育孩(hai)子(zi)的理念，旨在让儿童(tong)保持与生俱来的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不(bu)要被“邪恶”的社会（文化）污(wu)染。弗(fu)里德里希·弗(fu)罗贝尔（1782–1852）扩展了(le)卢(lu)梭的教育方法，他于19世纪(ji)在欧洲引入(ru)了(le)以自然环境为背景的幼儿园（儿童(tong)花园），为儿童(tong)提供户外(wai)成长和学(xue)习(xi)的机会。这类自然教育理念认为教育孩(hai)子(zi)了(le)解大自然很(hen)重要，梭罗（1817-1862）甚至(zhi)主张在未开垦的自然世界中寻找人性。
不(bu)过，随着科(ke)学(xue)理性主义成为解释童(tong)年本质的权威，这种理解也发生了(le)一些转折(she)。理性自然主义强调儿童(tong)的认知(zhi)能力(li)和学(xue)习(xi)自然的能力(li)，不(bu)再关注儿童(tong)是(shi)亲近自然的无辜(gu)生命(ming)的浪漫(man)观念。但(dan)不(bu)管怎(zen)样，到今(jin)天，人们普遍认为，如(ru)果孩(hai)子(zi)在童(tong)年时期对大自然有(you)积极的体验，他们长大后就会致力(li)于保护自然和环境。20世纪(ji)80年代，生物学(xue)家爱德华·奥(ao)斯本-威尔逊基于以上观念创造了(le)“亲生物”一词，指的是(shi)儿童(tong)与自然世界接触和建立联系的遗传倾向。亲生物理论将自然对儿童(tong)的吸引力(li)理解为本能的、天生的，并通过适当的发展机会来了(le)解周围的自然世界。与自然相亲会带来一系列正面(mian)影响，同样也会有(you)与自然相恶以及更多元的与自然接触的态(tai)度、方式(shi)。比如(ru)，研究者注意到接触大自然可以减轻注意力(li)缺陷和多动症状。因而“儿童(tong)与自然”研究不(bu)仅仅是(shi)针对儿童(tong)的自然教育，它也是(shi)我们理解儿童(tong)以及儿童(tong)健康(kang)和福(fu)祉更加深入(ru)的角(jiao)度。
谈到年龄这个维度，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le)少女(nu)研究之于儿童(tong)史和妇女(nu)史之间(jian)的一种处境。这也让我想(xiang)到，当下过“儿童(tong)节”的成人越来越多，您怎(zen)么看这个现象？
辛旭：这种现象其实是(shi)“童(tong)年怀旧”的一种表现。儿童(tong)研究者认为童(tong)年的怀旧情绪(xu)来源于一个人年轻时的有(you)形纪(ji)念品。它最初是(shi)19世纪(ji)末20世纪(ji)初艺术精英的专属爱好，后来被嵌入(ru)到只有(you)中上层才能获得(de)的送礼实践中。富裕的成年人可以通过把他们曾经拥有(you)或想(xiang)要拥有(you)的玩(wan)具、游戏或其他媒质送给孩(hai)子(zi)，通过观看孩(hai)子(zi)玩(wan)耍或与他们一起玩(wan)耍来重温自己以前的快乐，从而对童(tong)年时光情有(you)独钟。不(bu)过，从20世纪(ji)60年代开始，上述这种送礼给儿童(tong)的怀旧文化发生了(le)变(bian)化。一个原因是(shi)，儿童(tong)成为商(shang)家营销(xiao)策略的直接目(mu)标，他们把新颖的玩(wan)具、游戏和媒体直接推(tui)广(guang)给儿童(tong)。越来越多的儿童(tong)和青少年有(you)自己喜好的玩(wan)具、游戏、音乐产品，他们购买父母辈完(wan)全不(bu)熟悉甚至(zhi)不(bu)喜欢的物品。这使得(de)代际之间(jian)在童(tong)年娱乐设施上出现裂痕(hen)，双方对玩(wan)具等物品鲜有(you)共(gong)同的认识和感受。儿童(tong)拒绝父母辈的喜好。而在消费主义文化下成长起来的儿童(tong)，即便已(yi)为人父母，也不(bu)再只为给孩(hai)子(zi)送礼才购买儿时的娱乐和玩(wan)具，他们愿意只是(shi)为了(le)自己而收集和享用。另外(wai)，随着青年文化的蓬勃发展，“成年人”不(bu)再是(shi)一种尊荣。现在的理想(xiang)是(shi)鲍勃·迪伦咏唱(chang)的“永远(yuan)年轻”。童(tong)年怀旧不(bu)但(dan)已(yi)成为21世纪(ji)的普遍现象，加之电(dian)子(zi)和数字媒体通过创建一系列童(tong)年相关的文化，包括儿童(tong)玩(wan)具等物质产品和童(tong)年记忆的编码，将童(tong)年的回(hui)忆从一种深奥(ao)的精神性东西转变(bian)为一种开放的日常实践。因此，童(tong)年怀旧在规模和种类上都发生了(le)变(bian)化。
目(mu)前在国内广(guang)泛化过“儿童(tong)节”这个现象，既有(you)上述童(tong)年怀旧的基本内涵，又有(you)一些独特(te)的地方经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shi)性别因素。一般讲来，这主要是(shi)“为女(nu)性过节”，给女(nu)性送礼物。是(shi)消费主义作祟，但(dan)其中体现的更多的是(shi)儿童(tong)与性别气质的关系。现代儿童(tong)观定义了(le)一组二元对立的关系：儿童(tong)对应成人，非理性的儿童(tong)对应理性的成人；儿童(tong)是(shi)依赖的，成年是(shi)独立的；儿童(tong)是(shi)脆弱的，成年是(shi)坚强的。这里的“脆弱性”尤其重要，它不(bu)仅指身(shen)体的脆弱，更是(shi)指身(shen)心各方面(mian)没有(you)完(wan)全发展，心智思想(xiang)容易被塑造、被控制。所以成人可以去做出一系列工(gong)作来保护、塑造儿童(tong)。通俗讲，这是(shi)为儿童(tong)好。这种价值也会被儿童(tong)内化，自我接受。同理，女(nu)性气质也强调女(nu)性是(shi)柔弱需要保护的。因而，假以关爱之名，实将女(nu)性低幼化、被动化、浪漫(man)化。
不(bu)过，要深入(ru)理解这个现象也还需要考虑目(mu)前人们的社会处境。现在有(you)一种焦虑，简称(cheng)之“卷”，它是(shi)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定位，以及与定位相关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所产生的焦虑。可以暂且把内卷定义为对存在位置的心理反(fan)应。我所讲的“存在位置”并非哲学(xue)意义上的，它跟儿童(tong)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分析工(gong)具“年龄”联系在一起。“年龄”不(bu)仅是(shi)生理性的、可被时间(jian)测量的生命(ming)历程，它也是(shi)社会性的，这和人的感知(zhi)和文化规范相关。比如(ru)，在古代，人们一年四季的活动是(shi)按照生产、宗教活动和日常节律来组织的，春要播种，秋要丰收。可以被计量的时间(jian)是(shi)一个现代的发明。由此，人的生命(ming)历程被计数时间(jian)规范起来，但(dan)生命(ming)感知(zhi)却隶属于社会建构的过程。比如(ru)，在1980年代，30岁就“人到中年”了(le)，后来世纪(ji)之交，50岁还是(shi)中青年学(xue)者，但(dan)现在九零后已(yi)经“中老年”了(le)。十几年前，国家各种选拔、考核、课(ke)题申请在年龄上的限制没有(you)那么严格。但(dan)现在年龄成了(le)很(hen)重要的筛(shai)选标准，这就间(jian)接加强了(le)生命(ming)控制，造成焦虑。因而，短暂逃脱成年，在“儿童(tong)节”这一天“无年龄感”，会让人暂缓焦虑，降低压力(li)。
如(ru)何对待儿童(tong)，是(shi)儿童(tong)史/儿童(tong)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shi)我们当下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注意到您也有(you)关注与儿童(tong)有(you)关的当代议(yi)题，基于当下时代的特(te)征，您最关切的儿童(tong)议(yi)题是(shi)什么？
辛旭：十年前，我曾在博士论文后记中写到：“我相信，人生经验越广(guang)阔，史学(xue)理解越深刻(ke)。我从童(tong)年到成年的所有(you)经历，让我关注性别、儿童(tong)和其他一些社会议(yi)题。越是(shi)深入(ru)这个领域，越让我痴迷。我想(xiang)用自己的思考给人们通常的视野里再多一个视角(jiao)，想(xiang)要让人们逐渐认识到， 女(nu)性与儿童(tong)并不(bu)仅仅是(shi)历史中‘补赎’的角(jiao)色。只有(you)认识到儿童(tong)与女(nu)性作为‘行(xing)动者’的身(shen)份，才会提醒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如(ru)何界定、看待和对待它们，才会让我们意识到一个个独立个体存在的尊严是(shi)何等的重要并给以尊重。这是(shi)一个社会价值观的体现，也是(shi)构建自由和美的社会的途径(jing)”。这十年里我依然保有(you)上述情感和态(tai)度，持续关注社会议(yi)题，包括儿童(tong)性侵害、校园霸凌、家庭暴力(li)、民族(zu)地区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落实等等。这些问题有(you)些有(you)所改(gai)善，有(you)些依然如(ru)故甚至(zhi)还有(you)变(bian)本加厉的趋势，让我感到心痛。
但(dan)随着我本人对儿童(tong)史理解的加深和对社会现象的持续观察，我目(mu)前更加关注的是(shi)日常生活里的“儿童(tong)教养”问题。因为，在来自不(bu)同家庭、地区、民族(zu)的儿童(tong)身(shen)上我看到“教养”的不(bu)同，既有(you)经济和物质因素，更多的是(shi)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的不(bu)同。王汎森先生说：“研究者有(you)必要察其势而观其风，除了(le)所研究的对象，还必须把研究对象所处的风潮及各种动荡变(bian)化都一齐纳(na)进来讨(tao)论。”儿童(tong)教养问题是(shi)很(hen)值得(de)注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