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quan)商中国记者独家确(que)认，原国金证券(quan)(600109)首席经济(ji)学家赵伟将(jiang)加入申万(wan)宏源(000166)，担任申万(wan)宏源证券(quan)首席经济(ji)学家，负责申万(wan)宏源研究所的宏观研究工作(zuo)。
此前市场传(chuan)言，赵伟将(jiang)直(zhi)接接替申万(wan)宏源研究首席经济(ji)学家杨成(cheng)长的工作(zuo)。对此，券(quan)商中国记者了解到，杨成(cheng)长仍然将(jiang)保留申万(wan)宏源研究首席经济(ji)学家的职位(wei)，与赵伟形成(cheng)双首席经济(ji)学家的格局。
新首席经济(ji)学家入职
赵伟入职申万(wan)宏源市场此前已有消息，但(dan)是对于其具(ju)体的职位(wei)和(he)职责多有猜测。券(quan)商中国记者从申万(wan)宏源内部独家确(que)认，入职之(zhi)后的赵伟，将(jiang)负责研究所的宏观研究工作(zuo)。
申万(wan)宏源给(gei)赵伟安排的主要职责是带领研究团(tuan)队开(kai)展深入研究，持续建立宏观研究各领域的研究方法与体系，完善研究所体系建设，为各类机构投资者提供专业(ye)的咨询服(fu)务，在市场上树立广泛影响(xiang)力，同时赋(fu)能(neng)公司各业(ye)务条线。
赵伟是复旦大学经济(ji)学博士(shi)，曾任国金证券(quan)首席经济(ji)学家、研究所执行所长、开(kai)源证券(quan)首席经济(ji)学家、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赵伟在宏观研究领域有着深厚积累和(he)业(ye)界影响(xiang)力，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ji)、货币政策与国际金融(rong)等，代表性著作(zuo)《转(zhuan)型之(zhi)机》《蜕变(bian)·新生》等。曾应邀参加总理(li)经济(ji)形势座谈会。
赵伟入职以后，杨成(cheng)长的动向引起市场关(guan)注。作(zuo)为申万(wan)宏源研究所这家“黄埔军校”多年宏观与政策研究的掌舵人，当(dang)前证券(quan)行业(ye)少有的全国政协委员，杨成(cheng)长一直(zhi)是申万(wan)宏源研究的一面旗帜。
此前市场传(chuan)言，赵伟入职之(zhi)后，将(jiang)直(zhi)接接棒杨成(cheng)长。对此，券(quan)商中国记者了解到，杨成(cheng)长将(jiang)继续分管研究所的政策研究工作(zuo)。
在过去这些年里，杨成(cheng)长基于经济(ji)学和(he)人文社会科学知(zhi)识，积极探(tan)索宏观经济(ji)、产业(ye)研究和(he)政策研究的咨询化道路，对于宏观、中观、微观和(he)市场的连贯(guan)分析，量、价、结构和(he)效益的关(guan)联分析，塑造了研究所系统、完整、严谨和(he)实证的研究品格。其倡导的宏观、政策、产业(ye)三条线研究的方法是国内证券(quan)研究中的一项创新。
他在宏观研究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he)创新，确(que)立了将(jiang)宏观、产业(ye)、金融(rong)和(he)政策有机结合的宏观研究的定位(wei)，推动宏观政策研究的咨询化、专业(ye)化和(he)规范化，在国内机构投资者中产生了相当(dang)影响(xiang)。
2023年，杨成(cheng)长当(dang)选第十(shi)四届(jie)全国政协委员，他在申万(wan)宏源的工作(zuo)也很可能(neng)持续到履职期间结束(shu)。
从申万(wan)宏源研究来看，在人才领域的持续投入和(he)耕耘(yun)，也确(que)保了研究所传(chuan)承，虽然杨成(cheng)长等早一辈金牌分析师陆续到龄，但(dan)是周(zhou)海晨、赵伟等中生代“顶流”也能(neng)继续撑起研究领域“黄埔军校”的大旗。
申万(wan)宏源也表示，赵伟的加入体现了公司重视研究投入，有助于公司保持研究优势，擦亮研究金字(zi)招牌，丰富“投研+产研+政研”的体系。
站(zhan)在新一轮投研框架(jia)切换的起点(dian)
券(quan)商中国记者从申万(wan)宏源内部获取了赵伟最新的一篇文章，主要阐述其学术成(cheng)长经历和(he)一些研究理(li)念等。
赵伟在文章中表示，当(dang)前，中国的宏观研究人员又站(zhan)在了新一轮投研框架(jia)切换的起点(dian)。
疫后经济(ji)“慢变(bian)量”的影响(xiang)显著“加快”，给(gei)经济(ji)研究带来更多困惑，新框架(jia)的搭建需要更客(ke)观冷静，也需要更大格局。始于19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倾向正在加速向“逆全球化和(he)保守主义”转(zhuan)向，近几年尤甚。与此同时，新中国成(cheng)立之(zhi)后第二波（1962—1973年）和(he)第三波婴(ying)儿潮（1982—1991年）对经济(ji)的影响(xiang)，近几年开(kai)始加速体现，驱动经济(ji)进入转(zhuan)型以来第二轮集中“换挡期”。
赵伟认为，“转(zhuan)型”下半场的研究难(nan)以找到合适的参学对象，进而(er)导致市场研究的共识度和(he)稳定性有所下降(jiang)。于是，很多同仁开(kai)始从历史书中寻找灵感，五(wu)六(liu)十(shi)年的周(zhou)期不够长，就(jiu)往1929—1933年大萧条，甚至上上世纪中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dian)等去寻找。如此对理(li)解中国经济(ji)可能(neng)会有些启发帮助，但(dan)以此指导或影响(xiang)投资决策并不合理(li)。
这也使得(de)近几年同业(ye)间出现了一些新的困惑点(dian)。反映到金融(rong)市场表现为交易行为驱动、短期波动放大、中期波幅收窄、长期逻辑趋同；买(mai)方机构对研究的重视转(zhuan)向对短期信息的追逐，金融(rong)市场经常受到“小作(zuo)文”影响(xiang)；年轻研究员以更焦虑的心态急于“晋升”，资深研究员自我认同感下降(jiang)。内卷加剧的另一面，是低效的自我消耗。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宏观研究？”赵伟表示，纯(chun)粹信息跟踪解读式的研究，对未来投资的指导意义，可能(neng)会不断下降(jiang)，最终失(shi)去价值。
赵伟认为，“应该真正意义上强调研究的广度、深度，同时‘尽信书不如无书’；方法论是中性的，无论‘周(zhou)期’框架(jia)还是‘结构’框架(jia)，都有很多值得(de)学习的地方，但(dan)一定要带着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不同框架(jia)下的研究结论。不宜静态地看待任何问(wen)题(ti)或简单地线性外推，结构剧烈调整之(zhi)下，分析讨论时要兼顾长短期、全局性。”
赵伟表示，需要对中国的历史沿革、文化内核、体制等有更深刻全面的认识，对其他经济(ji)体“转(zhuan)型”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经济(ji)运行过程中的普(pu)适性规律有充分理(li)解、紧密跟踪，研究框架(jia)和(he)方法论也需要经历更深入的“转(zhuan)型”。
“我一直(zhi)觉得(de)，要真正理(li)解中国经济(ji)一定要真正了解中国广大农村和(he)低线城市的发展状态、运行机理(li)、真实诉求；真正了解政策调控的底层逻辑、流程机制、核心环节。这些因素在早些年对研究精准度的影响(xiang)不明显，但(dan)是未来可能(neng)会非常突出。”赵伟说。
此外，研究方法上一定要提升专业(ye)度、精细度与颗粒度。比如对于当(dang)前经济(ji)而(er)言，转(zhuan)型必然经历阵痛期，“刮骨疗(liao)伤”会带来短痛但(dan)有利于根本上解决问(wen)题(ti)，这一点(dian)在当(dang)下已基本形成(cheng)共识。此时，研究的重心要放在更精细的层面，怎样设计“手(shou)术”方案才有更好的效果、更少的伤痛，不能(neng)急于见效而(er)乱开(kai)刀，更不能(neng)怕痛就(jiu)放弃治疗(liao)，这个时候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调技术的专业(ye)性。一味地悲观或乐(le)观，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