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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延(yan)宕至今，目(mu)前(qian)以色列对(dui)加沙(sha)地区的军事行动正在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人(ren)道主义危(wei)机，引(yin)起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究其根源，在于(yu)自(zi)2000年中(zhong)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以来长期累积的复杂矛盾(dun)。正是由(you)于(yu)中(zhong)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巴以冲突周期性爆发、巴勒斯坦问题被严重边缘化、美国片(pian)面推动以色列与(yu)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做法，导致(zhi)2023年10月7日爆发了新一轮巴以冲突。
此次巴以冲突在爆发方(fang)式、伤亡规模(mo)、危(wei)机程度等(deng)方(fang)面均(jun)打破以往模(mo)式，使国际社会在如何促使巴以双方(fang)停火止(zhi)战、重启和平进程方(fang)面面临更(geng)加严峻的挑战，并对(dui)巴以双方(fang)、地区形(xing)势乃至国际体系都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xiang)。
当(dang)地时间(jian)2024年6月2日，加沙(sha)地带代尔拜拉赫，巴勒斯坦民众(zhong)在废墟中(zhong)继续日常生活。 本文图均(jun)为IC photo 图
而巴勒斯坦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持续时间(jian)最长、矛盾(dun)最为复杂、最难以解决的世纪(ji)难题，其原因就在于(yu)它不仅是巴以双方(fang)及各自(zi)内部矛盾(dun)的产物，还(hai)与(yu)殖民主义、帝(di)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外部干涉密(mi)切相关。
因此，本文主要分析从第一次世界(jie)大战到冷战时期大国政治对(dui)巴勒斯坦问题形(xing)成、发展及其长期化、复杂化的影响(xiang)，进而揭示巴勒斯坦悲剧背后的大国政治根源。在本文中(zhong)影响(xiang)巴勒斯坦问题的“大国政治”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某一世界(jie)大国对(dui)巴勒斯坦及其相关问题的政策和行为；二是指两个或多个大国围绕巴勒斯坦及其相关问题而发生的矛盾(dun)、斗争、交易、合作等(deng)关系。具体而言，本文中(zhong)的大国政治主要是指近现代时期西方(fang)殖民主义和帝(di)国主义大国，以及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对(dui)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xiang)。
当(dang)地时间(jian)2024年6月2日，加沙(sha)地带，一些流离失所者陆续返回营地，在废墟中(zhong)行走。
制造巴勒斯坦问题（1915-1918）
巴勒斯坦问题产生于(yu)第一次世界(jie)大战期间(jian)，缘起于(yu)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一战期间(jian)得到英国支(zhi)持，并在一战后不断(duan)向巴勒斯坦加快犹太人(ren)移民，寻求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国家，其核(he)心是犹太人(ren)和阿拉伯人(ren)两个民族围绕巴勒斯坦领土争夺和分配(pei)并各自(zi)建立民族国家而发生的冲突。
19世纪(ji)初英国开始对(dui)中(zhong)东进行争夺，并把中(zhong)东视为“大英帝(di)国的支(zhi)柱”，而巴勒斯坦所在的“新月地带”则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20世纪(ji)初特(te)别(bie)是第一次世界(jie)大战期间(jian)，在觊觎和争夺巴勒斯坦的过程中(zhong)，由(you)于(yu)英国殖民主义者既要与(yu)其他殖民主义者、帝(di)国主义强国明(ming)争暗斗，又要争取阿拉伯民族反抗奥斯曼帝(di)国，还(hai)要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扶植成自(zi)己向中(zhong)东进行渗透的代理人(ren)，因此对(dui)巴勒斯坦做出了三种矛盾(dun)的安排，直(zhi)接导致(zhi)了巴勒斯坦问题的产生及复杂化。
当(dang)地时间(jian)2024年6月3日，加沙(sha)地带代尔拜拉赫，伤员被送往阿克(ke)萨烈(lie)士(shi)医院接受治疗。
首(shou)先，英国通过“侯赛因-麦克(ke)马洪通信”（Husayn-McMahon correspondence，1915年7月~1916年3月），承诺战后在埃及以东的“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具体区域存在争议），以换取侯赛因领导阿拉伯人(ren)举行反对(dui)奥斯曼帝(di)国的起义，对(dui)抗在一战中(zhong)与(yu)德国结(jie)盟(meng)的奥斯曼土耳其帝(di)国。
其次，为了对(dui)“新月地带”进行瓜分，英、法于(yu)1916年签订了《赛克(ke)斯-皮(pi)科协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ke)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叙利亚和黎巴嫩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这是一战中(zhong)“最具争议的文件之一”，因为“它违反了英国对(dui)（麦加）谢里夫(fu)侯赛因的部分承诺”。一战后，根据1920年《圣(sheng)雷(lei)莫协定》，英国对(dui)伊拉克(ke)、约旦和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法国对(dui)叙利亚和黎巴嫩实行委任统治，其依据正是对(dui)阿拉伯人(ren)背信弃义的《赛克(ke)斯-皮(pi)科协定》。
最后，英国于(yu)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宣言指出：“英王陛下政府(fu)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并将尽最大努(nu)力促其实现，但必(bi)须明(ming)白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团体的公民权利和宗(zong)教(jiao)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ren)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受到伤害。”据此，英国支(zhi)持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zhi)向巴勒斯坦移民，巴勒斯坦问题开始产生。《贝尔福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英国巴勒斯坦政策的重大转变，它是导致(zhi)巴勒斯坦问题复杂化和长期化的一个重要事件”。
英国从许诺阿拉伯人(ren)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转向支(zhi)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其中(zhong)既有对(dui)自(zi)身(shen)战略利益的考虑(lu)，也有与(yu)其他帝(di)国主义国家合作与(yu)斗争的因素。
从国内看(kan)，一战后期英国国内罢工浪潮和反战运动高涨，经济濒临崩溃，因此英国统治集团不择手段(duan)地获(huo)取犹太人(ren)的经济支(zhi)持，并通过支(zhi)持英国国内的“犹太复国运动”组织(zhi)，争取英国和世界(jie)犹太资本家财政上的大力支(zhi)持。
从国际看(kan)，争取犹太势力强大的美国参加对(dui)德国的作战，避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zhi)投入德国的怀抱(bao)，是英国转向支(zhi)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原因。一战末期，美国是犹太人(ren)势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总统威尔逊对(dui)犹太复国主义持同情和支(zhi)持立场。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前(qian)，英国首(shou)相劳合·乔治曾征求过威尔逊的意见，威尔逊明(ming)确表示支(zhi)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ren)“民族之家”。此外，由(you)于(yu)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在寻求德国的支(zhi)持，而德国则企(qi)图利用支(zhi)持犹太复国主义，在中(zhong)东打入英、法的势力范围，进而建立“桥头堡”，切断(duan)英国的石(shi)油来源和“不列颠帝(di)国的交通线”，这也促使英国为对(dui)抗德国而加强对(dui)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zhi)持。
由(you)此可见，缓和国内矛盾(dun)、维护英国的帝(di)国利益，以及联合美国、对(dui)抗德国等(deng)大国政治因素都构成了英国支(zhi)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原因，并使巴勒斯坦成为被交易的对(dui)象。
《贝尔福宣言》激起了阿拉伯民族的愤怒，他们强烈(lie)谴责《贝尔福宣言》是“一个不讲(jiang)道义、居(ju)心险诈的英国阴谋”，目(mu)的在于(yu)阻碍或者破坏阿拉伯民族的复兴。1938年10月，埃及人(ren)乔冶·安东尼斯在英国出版著名的历史著作《阿拉伯人(ren)的觉(jue)醒(xing)》，他在书中(zhong)披露和分析了麦克(ke)马洪承诺、《赛克(ke)斯-皮(pi)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的前(qian)后矛盾(dun)与(yu)互不一致(zhi)，揭穿了英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口是心非、故意欺(qi)骗和背叛阿拉伯人(ren)的阴谋做法。
总之，在一战期间(jian)，英、法对(dui)“新月地带”的秘(mi)密(mi)瓜分，英国对(dui)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新月地带”做出三种矛盾(dun)安排，不仅直(zhi)接导致(zhi)了巴勒斯坦问题，而且留下了许多影响(xiang)至今的矛盾(dun)。这一系列阴谋安排和肮脏交易直(zhi)接导致(zhi)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巴勒斯坦领土归(gui)属问题上的矛盾(dun)。
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guo)当(dang)时英国许诺在“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建立的统一阿拉伯国家变成现实，并把巴勒斯坦包括其中(zhong)，巴勒斯坦问题就有可能不复存在；即(ji)使巴勒斯坦问题产生，已建立的统一阿拉伯国家就会作为统一的政治实体代表阿拉伯人(ren)在巴勒斯坦的利益，进而避免巴勒斯坦在反对(dui)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斗争中(zhong)处于(yu)不利地位。
当(dang)地时间(jian)2024年6月2日，加沙(sha)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中(zhong)的男(nan)孩搬(ban)运水桶。
操纵巴以分治（1918-1948）
伴随两次世界(jie)大战期间(jian)英国对(dui)巴勒斯坦殖民统治的失败和阿犹冲突的产生、发展和加剧，二战后巴勒斯坦问题的主导权在霸权衰(shuai)落的英国和新兴世界(jie)霸主美国之间(jian)易手，美国开始大力支(zhi)持犹太复国运动，而随后美、苏又从自(zi)身(shen)利益出发操纵出台了不合理的巴以分治方(fang)案。
（一）英国对(dui)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失败
英国对(dui)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期间(jian)，从“扶犹排阿”到“扶阿限(xian)犹”政策的转变，并非出于(yu)对(dui)阿拉伯人(ren)的同情和支(zhi)持，其重要原因仍是出于(yu)英国自(zi)身(shen)利益和二战爆发前(qian)夕对(dui)抗德国的需要，希望通过“扶阿限(xian)犹”赢得阿拉伯人(ren)好感而避免其倒向“轴心国”。这一转变导致(zhi)阿犹冲突不断(duan)加剧，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也陷入严重危(wei)机。巴勒斯坦问题日趋严重完全是英国委任统治失败的结(jie)果(guo)，其发展演变也深受大国政治的影响(xiang)。
1920年，英国对(dui)巴勒斯坦正式实行委任统治。在20世纪(ji)20~30年代，欧洲犹太复国主义组织(zhi)在英国支(zhi)持下掀起了数次向巴勒斯坦大规模(mo)移民的浪潮，并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行政机构和准(zhun)军事组织(zhi)。伴随犹太人(ren)口不断(duan)增加，阿拉伯人(ren)与(yu)犹太人(ren)的冲突不断(duan)发生，其中(zhong)1921年、1926年和1929年先后爆发3次阿犹冲突，直(zhi)至爆发1936~1939年的巴勒斯坦人(ren)大起义。1937年英国成立皮(pi)尔委员会，计划把巴勒斯坦分割为犹太国和巴勒斯坦国，耶路撒冷归(gui)英国委任统治，这一计划遭(zao)到了阿拉伯人(ren)和犹太人(ren)的共同反对(dui)。
1939年英国发表白皮(pi)书，宣布未来五年内犹太人(ren)移民将限(xian)制在每年1.5万人(ren)，并在十年内使巴勒斯坦独立。白皮(pi)书同时指出，“国王陛下的政府(fu)现在明(ming)确宣布，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并不是他们政策的一部分。”英国的政策遭(zao)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对(dui)，犹太武装组织(zhi)不断(duan)对(dui)巴勒斯坦人(ren)和英国委任统治当(dang)局发起恐怖袭击，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逐步失控。到二战结(jie)束时，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已难以为继。1947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te)·贝文认(ren)为英国已经失去对(dui)巴勒斯坦局势的控制，英国被迫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联合国。
（二）不合理的巴以分治方(fang)案与(yu)阿以冲突的长期化
新兴大国美国为排挤英国在中(zhong)东的势力，积极支(zhi)持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
第二次世界(jie)大战后，为维护在阿拉伯世界(jie)的利益，英国对(dui)犹太复国主义的过分举动进行压制，引(yin)起犹太人(ren)的不满，这为美国排斥英国在中(zhong)东的势力范围提供了机会。“美国利用它在犹太人(ren)中(zhong)的特(te)殊地位，企(qi)图在阿拉伯人(ren)的心脏地区建立一个完全亲美的犹太国家，作为它向中(zhong)东扩张和排挤英国势力的工具，因此美国公开支(zhi)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计划”。
1945年5月，犹太复国主义者向英国送交请愿书，要求允许10万犹太人(ren)迁(qian)移至巴勒斯坦并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遭(zao)到英国断(duan)然(ran)拒绝，而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ji)予以支(zhi)持。英、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矛盾(dun)已趋于(yu)白热化。美国支(zhi)持“在巴勒斯坦适当(dang)地区”建立犹太国，而英国支(zhi)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企(qi)图继续保持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殖民统治。
在英国看(kan)来，美国支(zhi)持的巴以分治必(bi)将遭(zao)到苏联的反对(dui)，为此，英国采取以退(tui)为进的策略，于(yu)1947年2月宣布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在英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大会成立了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te)别(bie)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调(diao)查后一致(zhi)建议终(zhong)止(zhi)英国的委任统治并给予巴勒斯坦独立。委员会内少数派的报告呼吁(yu)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联邦国家，多数派的报告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美国总统杜鲁门完全支(zhi)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并为此发起了广泛的游说活动。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jie)大战前(qian)对(dui)犹太复国主义持坚决反对(dui)态度，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服务于(yu)英国殖民统治的工具，并且支(zhi)持阿拉伯各国人(ren)民的抗英反犹斗争，这取决于(yu)苏联反帝(di)、反殖的一贯政策。1947年5月15日，在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特(te)别(bie)会议辩(bian)论中(zhong)，苏联最初赞赏阿拉伯国家提出的结(jie)束英国对(dui)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和宣布巴勒斯坦独立的主张，但在遭(zao)到美国的反对(dui)后迅速转向支(zhi)持分治方(fang)案。苏联驻联合国首(shou)席代表葛罗米柯同意“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自(zi)治国家，一个是犹太国，一个是阿拉伯国”。葛罗米柯的发言表明(ming)苏联与(yu)美国支(zhi)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不谋而合，同时也表明(ming)苏联出于(yu)通过支(zhi)持以色列向中(zhong)东地区渗透而排挤英国等(deng)战略目(mu)的放弃了对(dui)阿拉伯人(ren)民的支(zhi)持。
此外，苏联的政策变化也与(yu)苏联国家安全利益至上的原则密(mi)切相关，同时还(hai)受到了当(dang)时苏联国家实力有限(xian)的制约；对(dui)犹太人(ren)在二战中(zhong)所受遭(zao)遇的同情也是促使苏联态度发生转变的一个因素。“苏联这一偏向犹太人(ren)的政策为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铺平了道路，因为再(zai)也没有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大国站在阿拉伯人(ren)的一边。”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以分治方(fang)案，即(ji)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该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占人(ren)口总数不到1/3的犹太人(ren)获(huo)得处于(yu)沿海平原地区的57%巴勒斯坦土地，计1.4万多平方(fang)公里；占人(ren)口2/3以上的阿拉伯人(ren)获(huo)得大多处于(yu)贫瘠沙(sha)漠地区的43%土地，计1.1万多平方(fang)公里。
美国和苏联操纵联合国通过实质上严重不合理的巴以分治方(fang)案，直(zhi)接导致(zhi)以色列于(yu)1948年建国和第一次中(zhong)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dui)建立犹太国家的绝对(dui)支(zhi)持是巴以分治方(fang)案得以通过的根本原因。苏联的支(zhi)持则为巴以分治方(fang)案扫(sao)清了障碍，虽然(ran)苏联亲以色列的政策持续时间(jian)不长，但它成为以色列建国的重要前(qian)提。
总之，两次世界(jie)大战期间(jian)帝(di)国主义国家的争夺和交易，二战后美、英新老(lao)霸权国家的矛盾(dun)，美、苏基于(yu)各自(zi)国家利益和战略共同支(zhi)持巴以分治方(fang)案，即(ji)各种形(xing)式的大国矛盾(dun)、斗争、交易都对(dui)巴勒斯坦问题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xiang)，也埋下了巴勒斯坦悲剧的大国政治根源。
从一战结(jie)束到1947年联合国通过不合理的巴以分治方(fang)案，其中(zhong)既有老(lao)牌帝(di)国英国与(yu)新兴世界(jie)霸权美国之间(jian)的矛盾(dun)，也有苏联与(yu)英国之间(jian)围绕中(zhong)东势力范围长期争夺的因素，而美、苏作为冷战两大阵营的领导国家在巴以分治和以色列建国问题上奇怪(guai)地达(da)成一致(zhi)，最终(zhong)造成因联合国分治方(fang)案不合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陷入长期冲突的局面。
（本文根据发表于(yu)《西亚非洲》2024年第3期的《20世纪(ji)大国政治与(yu)巴勒斯坦问题的悲剧》一文的部分内容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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