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学者型作家赵(zhao)晔（字长(chang)君，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公元1世纪晚期）所著的《吴越春秋》是一部兼写吴、越两国的史书，吴自太伯至夫差，越自无余至勾(gou)践，而(er)尤详于尾部的勾(gou)践与夫差之间的反复较量。这一时段人物风流，故事复杂，曲折(she)多姿，引人入(ru)胜，名人如“卧薪尝(chang)胆”的越王勾(gou)践、由楚入(ru)吴的政治(zhi)家军(jun)事家伍子胥、越国足智多谋进退自如的“圣臣”范蠡等等，都是名闻遐迩的大牌明星。
《四库全书总目》指(zhi)出(chu)《吴越春秋》一书乃(nai)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近小说家言”；鲁迅也说其内容“虽本(ben)实事，并含异闻”（《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hua)与传说》），意思都是说此书中多有《左传》、《史记》等正(zheng)规(gui)史书中未尝(chang)提到的内容，而(er)新加入(ru)的部分大抵生动有趣，无非是“演(yan)义”即后起的传说故事——所以这部书或被列入(ru)“杂史”，或干脆视为(wei)小说。
比较一下原有的“史”与后加的“演(yan)义”，其间的联系和(he)进展非常醒目。即如伍子胥在父亲伍奢被无道之君楚平王杀害后，匆匆逃出(chu)国门，后又奔往吴国，其间过江的一段《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如下:
……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nai)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su)五万石，爵执圭，岂徒百金剑邪！”不受。
而(er)到了《吴越春秋》里就加油添醋，加进了丰富的细(xi)节，显得生动多了：
……至江中，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泝水而(er)上，子胥呼之，谓曰：“渔父渡我(wo)！”如是者再。渔父欲渡之，适会旁有人窥之，因而(er)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子胥即之芦之漪。渔父又歌曰：“日已夕矣予心忧悲，月已驰矣何不渡为(wei)？事寝(qin)急兮当奈何！”子胥入(ru)船，渔父知其意，乃(nai)渡之千寻之津。子胥既渡，渔父乃(nai)见之有其饥色，乃(nai)谓曰：“子俟我(wo)此树下，为(wei)子取饷。”渔父去后，子胥疑之，乃(nai)潜身于深(shen)苇之中。有顷，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浆，求之树下，不见。因歌而(er)呼之曰：“芦中人，芦中人，汝(ru)非穷士(shi)乎？”如是至再，子胥乃(nai)出(chu)而(er)应……二人饮食毕，子胥乃(nai)解百金之剑以与渔者……渔父曰：“吾(wu)闻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赐粟(su)五万石，爵执圭，岂图(tu)取百金之剑乎？”遂辞不受，谓子胥曰：“子急去勿(wu)留，且为(wei)楚所得。”子胥曰：“请丈(zhang)人姓(xing)字。”渔父曰：“‘今(jin)日凶凶，两贼相逢’，吾(wu)所谓渡楚贼也。‘两贼相得，得形于默’，何用姓(xing)字为(wei)！子为(wei)芦中人，吾(wu)为(wei)渔丈(zhang)人，富贵莫相忘也。”子胥曰：“诺。”子胥行数(shu)步，诫渔父曰：“掩(yan)子之盎浆，无令其露！”渔父曰：“诺。”子胥行数(shu)步，顾视渔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
很明显的，前(qian)者是只记梗概(gai)的史笔，后者则取细(xi)加描写的小说笔法，其中多有传奇的色彩，应出(chu)于作家的创作。
可以说，《吴越春秋》乃(nai)是后来很晚才(cai)出(chu)现的《三国志演(yan)义》等讲史小说的先驱，其特(te)色在于虚虚实实，潇(xiao)洒自如，以史实为(wei)框架(jia)，用虚构讲故事。讲史小说中的虚构如果水平很高，一般读者就会把(ba)其中的异闻故事看(kan)成是历史的真(zhen)实。许多读者相信汉末(mo)三国时代的情形就是如《三国志演(yan)义》所写的那样，而(er)伍子胥逃亡途中得到侠义之士(shi)渔父的全力帮助(zhu)，人们也乐于确信其事，凡此种种都是小说家的伟大胜利。
《吴越春秋》被接受的范围，一向就是在杂史与小说之间，后来颇有历史剧（从明朝人梁辰鱼的《浣纱记》到近贤曹禺(yu)的《胆剑篇》）取材于此，更加重了这种印象，而(er)此外似乎就没有多少问题(ti)可谈了。可是同一部书总是能有不同的读法，可以采用不同的视角，董铁柱先生新近推出(chu)的《“谎”：〈吴越春秋〉里的忠与谋》（中华书局2024年4月版）就对此书提出(chu)了全新的解读，该(gai)书开宗明义劈头提出(chu)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论点道：
吴越两国的争霸(ba)看(kan)似越王勾(gou)践和(he)吴王夫差之间的较量，实质是勾(gou)践和(he)伍子胥这两位“说谎”高手之间的比拼。勾(gou)践试图(tu)“欺骗”夫差，获得后者的信任；而(er)伍子胥则看(kan)破了勾(gou)践的伪装，努(nu)力让(rang)夫差了解勾(gou)践的真(zhen)面目，却以失败告终(zhong)。可以说勾(gou)践最终(zhong)的成功离不开“说谎”、隐(yin)瞒和(he)掩(yan)饰；而(er)吴国的失败则在于说真(zhen)话(hua)的伍子胥无法获得夫差的信任。“说谎”成为(wei)了吴越之间博弈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第2-3页）
这样一来“说谎”就成了解读《吴越春秋》的一条主线，话(hua)题(ti)的探讨(tao)也就以“说谎”为(wei)中心来展开，吴越相争中的重要人物以至于若干次要人物也都因此而(er)获得了全新的诠释。本(ben)书之所谓“说谎”实指(zhi)谋略，也可以说就是“忽悠”，而(er)自有其特(te)定的文化政治(zhi)内涵。作者详细(xi)阐述了“谎言”的内涵，对其类型、性质和(he)表现提出(chu)了若干细(xi)致(zhi)入(ru)微的分析，相当好看(kan)。有新意的书才(cai)能激(ji)活思想，读出(chu)兴味来，仅仅是学术综述，念念不忘老生之常谈，实不足以著书立说。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实话(hua)实说，做事也要实实在在，不能虚头巴脑的；但在古代的政治(zhi)、军(jun)事斗争中必须讲究谋略，如果一味木头木脑，那就是愚蠢，一定失败。战争乃(nai)是“诡道”，兵不厌(yan)诈，怎么打有利就怎么来，不能讲什么清规(gui)戒律(lu)，如果始终(zhong)讲究摆出(chu)堂堂之阵，并且等待对方也摆好阵势以后才(cai)来动手，那就是不可救药的蠢货，命中注定吃败仗。政治(zhi)斗争也自有其谋略，上当受骗的失败者乃(nai)是水平不够的可怜虫。
董书以“说谎”为(wei)中心来解读《吴越春秋》，提出(chu)了许多精彩的分析，并且能够深(shen)入(ru)到各个角落里去，即如对于伍子胥在渔父的帮助(zhu)下得以渡江一段，董先生也提出(chu)了相当详尽的分析，其结论之一是：“渔父在说出(chu)了真(zhen)话(hua)，告知伍子胥自己知道他的身份后，反而(er)引起了对方的疑虑。赵(zhao)晔以此暗示读者，即使真(zhen)心想帮助(zhu)一个人，说真(zhen)话(hua)也不一定能取得对方的信任。”（第140页）这真(zhen)是伤心而(er)且见道之言。董书最精彩的地(di)方在于，这里不仅对《吴越春秋》做了许多新鲜的分析，而(er)且就此提出(chu)了一个重大的理(li)论见解，这就是“故事即思想”：
先秦以来的思想家们在讲故事的时候都不只是为(wei)了讲故事，他们讲故事都是为(wei)了传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赵(zhao)晔当然也不例(li)外。不同的无非是在孟子、庄(zhuang)子、韩非子的眼里，故事更多地(di)处于配角的地(di)位……而(er)在赵(zhao)晔笔下，故事本(ben)身已经成为(wei)了主角。（第342页）
既然如此，那么研究《吴越春秋》之类的古小说就增加了一个思想史的维度(du)，而(er)从事中国哲学也必须取材于小说等文学作品才(cai)好。
过去文学界中人常说“形象大于思想”，现在思想界中人又强(qiang)调“故事即思想”——从大山两边(bian)挖隧道，总可以有全程(cheng)打通的时候。即使是并不动手干活的围观者，也一定乐观其成，因为(wei)从此以后可以不再老死不相往来或者必须很吃力地(di)翻山越岭来相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