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chuan)承(cheng)发展座(zuo)谈会上，习近平总(zong)书记提出如下论断：“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yi)个时代(dai)都更有条件(jian)破解(jie)‘古今中西之争’。”今天中国思(si)想学术界也有条件(jian)对古今中西之争作出理论上的论定。

古今中西之争从何而来(lai)

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一(yi)度占据主流的自由主义思(si)维方式误解(jie)了中国根本问题。19世纪中后期，中国接连败于西方列强(qiang)(以及率先学习西方的日(ri)本)，士人、知识分子不能不对此作出解(jie)释(shi)，说明西方何以强(qiang)大、中国何以落(luo)后。这一(yi)解(jie)释(shi)又有重大规范意义，决定变革(ge)的方向、道路、战略。

清末民初几十年间，陆续出现了几种不同解(jie)释(shi)。1922年，梁启超为纪念(nian)申报建馆五十周年，写(xie)作《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对此予以总(zong)结：第一(yi)期先从器物上感(gan)觉(jue)不足，有了洋(yang)务运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gan)觉(jue)不足，有了戊戌变法、建立中华(hua)民国等政治制度变革(ge)；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gan)觉(jue)不足，有了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等思(si)想观念(nian)变革(ge)。在这里，梁启超构建了一(yi)个关于现代(dai)中国思(si)想、政治发展变化的历史叙事，影响广泛而深远。

资(zi)料图：2023年11月24日(ri)，北京，观众参(can)观在清华(hua)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国新民：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纪念(nian)展”。中新社记者(zhe) 易海菲(fei) 摄

对古今中西之争的误读(du)

现在看来(lai)，梁启超的事实(shi)描述大体(ti)没错，价值判断却(que)不能成(cheng)立。古今中西之争的关键(jian)争论点(dian)在于西方因何强(qiang)大。很多人将其归因于西方的现代(dai)性文化，再由此上溯至历史性存(cun)在的整个西方文化，如古希腊的哲(zhe)学和民主。

事实(shi)上，西方的兴起，始于征服新大陆和建立殖民贸(mao)易体(ti)系，通(tong)过“战争资(zi)本主义”进行原始积累，并由此率先发生工业革(ge)命(ming)。此后，凭借生产力优势赋予的暴力优势，西方国家(jia)以坚船利炮侵略亚欧大陆众多民族、国家(jia)，才有了西方的强(qiang)大。

就此而言，最早与西方接触的林(lin)则徐、魏源，以及洋(yang)务派等人的认识，反而最接近事实(shi)真相：西方之强(qiang)在于其坚船利炮，因此中国应当推进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但因内外条件(jian)约束，这场工业化运动的成(cheng)果未如人意。一(yi)方面，由于权力地方化，中央政府丧失了推动工业化的能力和资(zi)源；另一(yi)方面，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兴起，压缩了中国的自主发展空间。

士人的危机感(gan)陡然加深。恰在此时，自由主义意识形(xing)态通(tong)过严复等人的译介传(chuan)入中国，提供了解(jie)释(shi)世界的一(yi)种新范式，中国精英也据此解(jie)释(shi)西方强(qiang)大、中国落(luo)后的原因。随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士人、知识分子接受了自由主义理论，据以推进制度变革(ge)，包括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清末立宪、建立中华(hua)民国。

在此过程中，国家(jia)看上去实(shi)现了宪政、共(gong)和，但组织(zhi)化程度反而持续下降，日(ri)益丧失领导、组织(zhi)、推进工业化—现代(dai)化的意志和能力。中华(hua)民国建立之后几年，国家(jia)依旧内外交困、混乱动荡。

新兴知识分子又一(yi)次把国家(jia)失败归因于观念(nian)、文化，试图通(tong)过观念(nian)启蒙、全盘破坏传(chuan)统文化解(jie)决国家(jia)根本问题。形(xing)成(cheng)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仍在外部：一(yi)方面是日(ri)本思(si)想的支配，福泽谕吉等人把东(dong)亚各国的落(luo)后归咎于中国文化，又配合日(ri)本征服中国的野心持续贬低中国历史和文化；另一(yi)方面是美国思(si)想的支配，第一(yi)次世界大战之后资(zi)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ti)系霸主易位(wei)美国，美式唯心主义思(si)维方式大行其道，主张全盘美国化。

资(zi)料图：2019年4月25日(ri)，香港孙中山纪念(nian)馆举行“动与醒︰五四新文化运动”展览。图为部分重点(dian)展品，包括1915年陈独秀(xiu)创刊的《青年杂志》(右)。中新社记者(zhe) 谢光磊 摄

可以拿同时期的德国做一(yi)个比较。19世纪30、40年代(dai)，自由主义理论传(chuan)入德意志地区，知识界信以为真。长期经商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家(jia)李斯特却(que)打了一(yi)个比方：英国人爬上了墙，就会把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yi)脚踢(ti)开，免得别人跟着他(ta)上来(lai)。李斯特认为，真正让英国人富强(qiang)的是工业化，而非自由贸(mao)易或个人权利。工业化过程中，英国在经济上奉行重商主义，在政治上奉行保守主义；但基(ji)本完成(cheng)工业化之后，却(que)把自由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xing)态向全世界推销(xiao)，其真实(shi)用意是打开各国门户(hu)。基(ji)于此，以李斯特为代(dai)表的德意志精英群体(ti)总(zong)体(ti)上拒绝(jue)英国式自由主义，强(qiang)化国家(jia)权力，最终(zhong)德国实(shi)现了工业化—现代(dai)化。

破解(jie)古今中西之争

马克思(si)主义传(chuan)入中国后，从根本上扭转了自由主义思(si)维方式占据主流的态势。历史唯物主义与列宁(ning)主义的世界政治体(ti)系理论，为中国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解(jie)释(shi)和改变世界的方法，从思(si)想上，更从实(shi)践上为破解(jie)古今中西之争奠定了基(ji)础。

首先，消解(jie)古今中西之争背后的文明中心论。古今中西之争的实(shi)质是用文化解(jie)释(shi)历史，将观念(nian)、意识当作解(jie)决方案。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历史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文化只是其观念(nian)反映而已。西方的兴起是因其率先实(shi)现了工业化，中国挨打是因生产力落(luo)后，从而导致军事能力低下。在思(si)想和实(shi)践上纠缠于文化问题，甚无谓也。

其次，消解(jie)中西之争的话语体(ti)系。中西之争体(ti)现了非历史的文明类型学论说方式，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予以简化、整体(ti)化且固化，以西方现代(dai)富强(qiang)的事实(shi)推定其现代(dai)文化优越，进而推定西方文化整体(ti)优于中国文化。然而，西方先于中国实(shi)现工业革(ge)命(ming)，并不能证明古希腊哲(zhe)学、新教伦理、启蒙运动或苏格(ge)兰道德哲(zhe)学高明。反过来(lai)，中国没有率先实(shi)现工业化，也不能说明儒家(jia)思(si)想低劣。一(yi)些人通(tong)过文明类型学论证中国文化存(cun)续的意义，却(que)没有看到革(ge)命(ming)与工业化的必要(yao)性。

最后，消解(jie)古今之争的判断标准(zhun)。古今之争把中西文化之别看成(cheng)古今之别，即古代(dai)与现代(dai)、落(luo)后与先进之别，体(ti)现了一(yi)种单线的现代(dai)历史发展观。列宁(ning)则分析(xi)指出“帝国主义时代(dai)基(ji)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类民族的世界处境(jing)相反，自然走上了相反的现代(dai)文明发展道路，西方现代(dai)文明是资(zi)本主义—帝国主义性质的，广大被压迫民族对其进行反抗、革(ge)命(ming)，通(tong)常(chang)选择社会主义，从而形(xing)成(cheng)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现代(dai)文明。

通(tong)过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共(gong)产党把工业化作为现代(dai)化的中心，破除(chu)帝国主义与依附(fu)性封建势力的工业化结构性障碍。革(ge)命(ming)胜利后，又通(tong)过社会主义推进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国家(jia)发展。这一(yi)能动的、革(ge)命(ming)的现代(dai)文明创造进程，经由中华(hua)民族现代(dai)文明的凝定，使今日(ri)之中国比以往任何一(yi)个时代(dai)都更有条件(jian)破解(jie)古今中西之争。

资(zi)料图：2023年4月18日(ri)，中国外交部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北京共(gong)同组织(zhi)“驻华(hua)使节(jie)走进中国部委”系列活动第四场——“制造中国：走进工业和信息化部”。图为驻华(hua)使节(jie)参(can)观北京三一(yi)重工产业园。中新社记者(zhe) 赵隽 摄

这一(yi)创造性实(shi)践不限于思(si)想、文化，而是总(zong)体(ti)性的现代(dai)文明创造。文化是其组成(cheng)部分，且有能动性，但以工业化生产方式为基(ji)础，与相应的政治、社会制度等辩证统一(yi)于“总(zong)体(ti)性”。中华(hua)民族现代(dai)文明的突出特点(dian)，在于实(shi)现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现代(dai)性与传(chuan)统性的辩证统一(yi)。在现代(dai)世界占据先进地位(wei)的马克思(si)主义、社会主义，与在古代(dai)世界占据先进地位(wei)的中华(hua)文明相互作用，“造就了一(yi)个有机统一(yi)的新的文化生命(ming)体(ti)”。

随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通(tong)过中国实(shi)践得到解(jie)答，古今中西之争已不再成(cheng)为问题。但历史没有终(zhong)结，中国思(si)想和政治进入新阶段，中心问题转变为“世界向何处去”。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性倡议给出了原则性答案，中国思(si)想学术界需要(yao)关注、研究以发展推进文明进步的实(shi)践，在世界层面上思(si)考古今中外问题。(完)

受访者(zhe)简介：

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ji)关系学院教授、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yao)研究经学、历史政治学、现代(dai)世界政治体(ti)系理论。出版西方法政译著十余种、中国经史研究著作多种。最新出版著作《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可大可久：中国政治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