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jie)：王(wang)贞会，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最高(gao)人民检察院检察基础理论研究基地执行(xing)主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zui)研究会常务理事。参与研究起草《中国反对拐卖人口(kou)行(xing)动计划（2021—2030年）》及其实(shi)施细则，出版《涉罪(zui)未成年人司法处遇(yu)与权利保护研究》等著作。主要研究领(ling)域为刑事诉讼法学、未成年人司法。
人物简介(jie)：王(wang)贞会，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最高(gao)人民检察院检察基础理论研究基地执行(xing)主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zui)研究会常务理事。参与研究起草《中国反对拐卖人口(kou)行(xing)动计划（2021—2030年）》及其实(shi)施细则，出版《涉罪(zui)未成年人司法处遇(yu)与权利保护研究》等著作。主要研究领(ling)域为刑事诉讼法学、未成年人司法。
“当前少年司法制度发(fa)展(zhan)最大的(de)障碍就是法律供给分散的(de)问题。”近日，围绕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fa)展(zhan)、存在的(de)现实(shi)困境，以及未来(lai)的(de)改革方(fang)向，新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wang)贞会。在他看(kan)来(lai)，我国应该研究制定专门的(de)少年司法法。
王(wang)贞会还提出，对未达(da)刑事责任年龄犯罪(zui)未成年人的(de)专门矫治教育目前仍由行(xing)政机关主导，应该将(jiang)其纳入司法程序之中，并逐渐扩展(zhan)到其他严重不良行(xing)为。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wang)贞会。受访者供图
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存在本质差别，需要司法区别对待(dai)
新京报：未成年人犯罪(zui)为什么要与成年人犯罪(zui)区别对待(dai)？我国少年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zui)作出了怎样(yang)的(de)特殊制度设计？
王(wang)贞会：这是一个基本的(de)立场，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区别对待(dai)，重点还是考虑(lu)主体身份确实(shi)不一样(yang)。与成年人相(xiang)比(bi)，未成年人在身体发(fa)育、思想认知等方(fang)面存在本质的(de)差别。不能说未成年人实(shi)施了犯罪(zui)行(xing)为，我们就反推其知道行(xing)为后果，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这在国际上也(ye)是惯(guan)例。实(shi)际上，一些发(fa)达(da)国家的(de)少年司法制度发(fa)展(zhan)得比(bi)较早，也(ye)更加独(du)立，是完(wan)全区分于成年人司法制度的(de)，包括独(du)立的(de)少年法典、独(du)立的(de)少年法院或法庭、独(du)立的(de)少年司法程序。
从2012年开始，我国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an)件诉讼程序的(de)专章。这对于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司法程序的(de)完(wan)善发(fa)展(zhan)具有重要的(de)价值。此后，最高(gao)检、最高(gao)法制定了相(xiang)关的(de)司法文(wen)件。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zui)法修订，进一步完(wan)善了少年司法体系。尽管说我国现在的(de)少年司法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从理念来(lai)讲，已经(jing)明确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以及“教育为主、惩罚(fa)为辅”的(de)理念。
也(ye)就是说，我们已经(jing)认识到少年司法应该是一种独(du)立司法，它的(de)理念是区别于成年人的(de)。
新京报：未成年人犯罪(zui)低龄化、暴力化以及整体上升的(de)趋(qu)势(shi)，似乎正在冲击(ji)少年司法的(de)保护主义理念。“特殊保护”的(de)理念会随着部分反对声而改变吗？
王(wang)贞会：为什么现在会出现一些不同(tong)的(de)声音，重点是在出现个别极端案(an)件的(de)时候，大家的(de)情绪容易被带动。这时候就要注意不能走两个极端：一个是不区分情况(kuang)只讲严惩，用成年人司法去处置未成年人；另一个是对犯罪(zui)未成年人一味的(de)纵容。
对于特别严重的(de)未成年人犯罪(zui)，适当的(de)惩罚(fa)是必(bi)要的(de)，但其实(shi)严重的(de)暴力犯罪(zui)行(xing)为也(ye)存在提前干预的(de)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kuang)，是因为之前就有过不良或者严重不良的(de)行(xing)为，甚至有轻微的(de)犯罪(zui)行(xing)为，当时没有得到矫治，所以造成了恶(e)果。
如果我们顺应部分民意，走向第一个极端的(de)话，等于放弃了可(ke)以走向现代化少年司法制度的(de)一个路径。其实(shi)，对未成年人保护的(de)理念大家基本都能认可(ke)，只是我们在落实(shi)这一理念的(de)时候需要真正做(zuo)到“宽容而不纵容”，这就需要我们后续的(de)制度设计和执行(xing)进一步健全完(wan)善。
法律供给分散，需要研究制定少年司法法
新京报：谈及少年司法制度，法律供给体系的(de)建设应该是比(bi)较核心的(de)问题。目前，我国少年司法的(de)法律供给建设情况(kuang)和落地执行(xing)情况(kuang)如何？
王(wang)贞会：我国的(de)少年司法制度在不断完(wan)善，但这种完(wan)善不是以一种体系化的(de)方(fang)式(shi)呈现出来(lai)的(de)。具体而言，它不是通(tong)过一部法律集(ji)中呈现，而是分散在不同(tong)的(de)单行(xing)法中。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de)问题就是把它集(ji)中起来(lai)，研究制定少年司法法。
虽然我们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zui)法这两部法律，里边有很多可(ke)以落地的(de)法律规定，但是实(shi)践中确实(shi)存在问题，办案(an)人员不认为这两部法律是判决或者处理案(an)件时需要援引的(de)法律，就导致这两部法律的(de)效力有点空置。
前一段时间治安管理处罚(fa)法修订草案(an)出来(lai)之后，大家就讨论它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zui)法如何衔接起来(lai)。对违法犯罪(zui)的(de)未成年人，行(xing)政机关可(ke)能直(zhi)接进行(xing)治安处罚(fa)，而不是按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zui)法的(de)规定实(shi)施专门矫治教育。这样(yang)“一罚(fa)了之”是不利于防范再犯罪(zui)的(de)。
专门矫治教育与刑罚(fa)衔接配套不完(wan)善，可(ke)操作性较差
新京报：民众严惩少年犯罪(zui)的(de)呼声显得越来(lai)越高(gao)涨，一个重要原因是除了刑罚(fa)大家看(kan)不到完(wan)善的(de)配套衔接措施，甚至出现“一罚(fa)了之”“一放了之”的(de)情况(kuang)。我们的(de)少年司法遵循“教育为主，惩罚(fa)为辅”的(de)理念，最终的(de)目的(de)是挽(wan)救。现在“教育”落地的(de)情况(kuang)如何？
王(wang)贞会：对于未达(da)刑事责任年龄犯罪(zui)未成年人的(de)教育主要是指专门矫治教育，这方(fang)面与惩罚(fa)措施衔接得并不好。虽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zui)法中规定可(ke)以对有严重不良行(xing)为包括未达(da)刑事责任年龄的(de)犯罪(zui)未成年人实(shi)施专门矫治教育，但是没有实(shi)施细则。
法条规定的(de)是“经(jing)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tong)意，教育行(xing)政部门会同(tong)公(gong)安机关可(ke)以决定对其进行(xing)专门矫治教育”，可(ke)操作性比(bi)较差。因为它是行(xing)政性的(de)，又涉及不同(tong)的(de)部门，到底谁(shui)来(lai)弄？大家都在等着出台具体办法。
实(shi)践中还会出现，公(gong)安机关面对未成年人的(de)严重不良行(xing)为，符合治安管理处罚(fa)规定的(de)，习(xi)惯(guan)性适用治安处罚(fa)。实(shi)际上，如果是治安管理处罚(fa)法规定的(de)行(xing)为，同(tong)时又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zui)法规定的(de)严重不良行(xing)为，这种情况(kuang)下应该优先适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zui)法的(de)干预措施。
所以，在前端我们没有配套的(de)衔接制度，发(fa)展(zhan)到最后能够适用的(de)处罚(fa)就是刑罚(fa)了。而对未成年人动用刑罚(fa)又有十分谨慎的(de)规定，这也(ye)是公(gong)众觉得未成年人犯罪(zui)不能受到应有处分的(de)重要原因。此外，用于矫治教育的(de)专门学校建设情况(kuang)也(ye)不理想。不过相(xiang)关部门已经(jing)开始重视这个事情。
新京报：专门矫治教育具有一定程度的(de)强制性。学界(jie)有声音指出，专门矫治教育需要司法介(jie)入，统(tong)一标准，从而规避行(xing)政权的(de)弊端，你对此怎么看(kan)？
王(wang)贞会：我是认同(tong)的(de)。至少应该把对未达(da)刑事责任年龄犯罪(zui)未成年人的(de)专门矫治教育纳入司法程序中，再扩展(zhan)到其他严重不良行(xing)为。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zui)法修改过程中，我也(ye)提了这个建议，专门矫治教育应该参照刑事诉讼法中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体现出其司法性，由法院来(lai)决定是否进行(xing)专门矫治教育。现在是让(rang)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然后由教育部门会同(tong)公(gong)安机关决定，实(shi)践效果并不理想。
司法的(de)介(jie)入能保障当事人的(de)权利，也(ye)能解决行(xing)政部门互不担责的(de)情况(kuang)。此外，大众对于司法程序的(de)认可(ke)度也(ye)更高(gao)。换(huan)句话说，走司法程序本身对于实(shi)施犯罪(zui)行(xing)为的(de)人就是一种惩罚(fa)。
完(wan)善的(de)分级干预能够及时处理小风险，尽量避免酿成恶(e)果
新京报：除了专门矫治教育的(de)性质问题，对于不良行(xing)为的(de)分级干预也(ye)是需要关注的(de)问题。最高(gao)检透露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罪(zui)错行(xing)为分级干预矫治的(de)意见》。分级干预能解决什么问题？
王(wang)贞会：有了较为完(wan)善的(de)分级干预之后，对未成年人的(de)罪(zui)错行(xing)为就会有针对性的(de)干预、教育、矫治，能够及时把小风险处理掉，尽量避免酿成最终的(de)恶(e)果。现在我们的(de)法律对于分级干预也(ye)有部分规定，但都比(bi)较原则，急需把概括的(de)内(nei)容具体化。最高(gao)检将(jiang)要出台的(de)文(wen)件正是填补这方(fang)面的(de)空白。
另外，部门之间的(de)协同(tong)也(ye)很重要。罪(zui)错行(xing)为的(de)分级干预不是纯司法的(de)行(xing)为，检察机关、法院其实(shi)已经(jing)是末端了。但最高(gao)检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去推动这件事情，确实(shi)是考虑(lu)到未成年人保护的(de)问题刻不容缓了，如果不把罪(zui)错分级干预制度给填补上，我们的(de)少年司法制度往前走起来(lai)就很艰(jian)难。
我们讲“六大保护”合力，能够真正落地是最重要的(de)。虽然我们谈及比(bi)较多的(de)是顶(ding)层制度设计的(de)问题，但如果能够把我们现有的(de)制度落地执行(xing)好，依旧能达(da)到很好的(de)预期效果。
当前少年司法制度发(fa)展(zhan)最大的(de)障碍是法律供给分散
新京报：建设少年司法制度中的(de)重要一环是机构(gou)设置。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设立少年犯合议庭，成为新中国少年司法改革启(qi)动的(de)标志。经(jing)过40年的(de)发(fa)展(zhan)，如今少年警务、未成年检察、少年法庭的(de)建设情况(kuang)怎样(yang)？总(zong)的(de)来(lai)看(kan)，我国少年司法制度面临哪些急需解决的(de)问题？
王(wang)贞会：整体有进展(zhan)，但还需要进一步发(fa)展(zhan)。一开始我们先有少年法庭，成为推动少年司法制度发(fa)展(zhan)的(de)推动力。但是，近10年检察机关在少年司法制度方(fang)面的(de)作用越来(lai)越突出，包括最高(gao)检专门成立未成年人检察厅。公(gong)安由于工(gong)作性质比(bi)较特殊，警种不能像检察机关、法院那样(yang)划分，很难成立独(du)立的(de)少年警务队伍，不过也(ye)有地方(fang)在尝试。
有一段时间，不少声音呼吁建立独(du)立的(de)少年法院。建立少年法院肯定是好的(de)，但这是一个远期目标。就目前的(de)情况(kuang)来(lai)看(kan)，我们的(de)少年司法制度体系还没那么完(wan)善，建立少年法院的(de)制度基础并不牢固(gu)。另一个问题是少年法院独(du)立了，要不要对应成立少年检察院？当然，这些都是值得去研究的(de)，但是短期之内(nei)应该抓紧把少年法庭建立起来(lai)，并且实(shi)质化运行(xing)。
当前少年司法制度发(fa)展(zhan)最大的(de)障碍就是法律供给分散的(de)问题，要把它集(ji)约化，制定少年司法法或者未成年法典。同(tong)时，还要关注之前提到的(de)机构(gou)设置问题，以及罪(zui)错未成年分级干预的(de)问题。
最终，希望能够建立独(du)立的(de)少年司法制度，具有独(du)立的(de)少年法律体系、独(du)立的(de)少年司法程序和独(du)立的(de)少年司法机构(gou)。
新京报记者 行(xing)海洋
编辑 白爽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