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以(yi)来，人类改造自然的(de)力量不断增强。特别是1950年代以(yi)来,几(ji)种在全(quan)球范围的(de)普遍进行(xing)的(de)社会变化趋势，包括人口增长(chang)、工业化、城(cheng)市化、环境影响等等，使得人类对(dui)于地球的(de)改造愈发(fa)彻底，原始自然已经荡(dang)然无存。地质学家(jia)提出，我们不再(zai)处于全(quan)新世（Holocene），而已经处于“人类世”（Anthropocene），即一(yi)个主(zhu)要由(you)人类活动塑造的(de)地质阶段。正(zheng)是在这样的(de)背景下(xia)，《人类知识(shi)演化史》的(de)作(zuo)者德国科学史学家(jia)于尔根·雷恩(Jürgen Renn)决意全(quan)面审视人类社会的(de)知识(shi)——人类改造自然的(de)力量来源。
显而易见的(de)是，人类对(dui)于地球的(de)改造不仅(jin)仅(jin)是一(yi)个知识(shi)的(de)问题，而更是一(yi)个政治和经济的(de)问题。雷恩试图指出的(de)是，从演化的(de)角度来看(kan)，政治、经济，以(yi)及一(yi)切社会制度的(de)问题，都是知识(shi)的(de)问题，因为人们总是在按照某种知识(shi)来行(xing)动，进而造成有意的(de)或是意外的(de)社会后果；反过来，一(yi)切知识(shi)的(de)问题，也是社会制度的(de)问题，因为知识(shi)的(de)演变并不仅(jin)仅(jin)依(yi)赖于其内(nei)部逻辑，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制度塑造的(de)。因此，对(dui)于知识(shi)演化问题的(de)回答实际上是对(dui)人类世所面临问题的(de)一(yi)种整体上的(de)回答。
《人类知识(shi)演化史》中所讨论(lun)的(de)知识(shi)，是在非常宽泛的(de)意义(yi)上被定义(yi)的(de)，其中既包括科学知识(shi)，也包括实践知识(shi)，即个人在实践中积累的(de)对(dui)于某种事物的(de)了解。作(zuo)者将讨论(lun)的(de)起点放在对(dui)于科学知识(shi)的(de)关注上，但是随着讨论(lun)的(de)展开，实践知识(shi)，以(yi)及知识(shi)与社会的(de)互(hu)动都会纳入对(dui)于知识(shi)演化的(de)分析当中。
《人类知识(shi)演化史》，译者: 朱丹琼，作(zuo)者: [德] 于尔根·雷恩，后浪｜九州出版社2024年1月。
对(dui)于科学史的(de)考察(cha)，无法绕过的(de)巨著之一(yi)是库恩1962年出版的(de)《科学革命的(de)结构》，其中围绕科学范式（paradigm）这一(yi)概念的(de)分析仍然是现今科学史研究不断对(dui)话的(de)主(zhu)要对(dui)象。本书试图在《科学革命的(de)结构》之外，提供另(ling)一(yi)种选择(ze)，换句话说(shuo)，雷恩将库恩选做对(dui)手，要以(yi)自己对(dui)于科学演化的(de)分析，让范式转(zhuan)移（Paradigm Shift）的(de)概念沦为陪衬。
既然要正(zheng)面对(dui)抗库恩，那么本书势必要与之回答同(tong)样的(de)核心问题：科学思想的(de)根本变革如何与之前的(de)知识(shi)保(bao)留和逐(zhu)渐扩展相协调？要言之，雷恩通过引入历史维度，分析知识(shi)的(de)演化过程与变迁机制，否认了库恩利用科学知识(shi)的(de)历史截面所得出的(de)结论(lun)，并且在分析中引入了知识(shi)与社会的(de)互(hu)动，呈现出更加扎实的(de)历史学分析与社会学分析。
下(xia)文(wen)笔者将首先概述《人类知识(shi)演化史》的(de)写作(zuo)逻辑，然后就科学革命与知识(shi)经济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详细的(de)阐述，最后通过讨论(lun)知识(shi)研究的(de)内(nei)外之分——一(yi)个在科学史与知识(shi)社会学中的(de)长(chang)久争论(lun)，来指出本书分析的(de)不足。
知识(shi)积累的(de)路(lu)径依(yi)赖
《人类知识(shi)演化史》全(quan)书共有十七章，分五(wu)个步(bu)骤依(yi)次展开。第一(yi)、第二章作(zuo)者介绍(shao)了人类世的(de)概念，并以(yi)此为背景来讨论(lun)知识(shi)所提供的(de)权(quan)力，以(yi)及知识(shi)所带(dai)来的(de)意外后果，此部分为全(quan)书的(de)讨论(lun)设置了基(ji)本议程。第三到七章讨论(lun)了人如何对(dui)知识(shi)进行(xing)思考，以(yi)及这种思考方式如何为知识(shi)结构的(de)变迁提供空间。第八到十章围绕“知识(shi)经济”的(de)概念，讨论(lun)和知识(shi)与社会的(de)双向(xiang)影响。第十一(yi)到十三章讨论(lun)了知识(shi)的(de)传播(bo)，特别是知识(shi)的(de)全(quan)球化与本地化两个过程。最后，第十四到十七章，回归(gui)到讨论(lun)的(de)起点——人类世中的(de)知识(shi)，作(zuo)者试图指出一(yi)种可(ke)以(yi)导向(xiang)更好社会的(de)知识(shi)发(fa)展方向(xiang)。
本书旁征博引，涉猎了颇多关键，且不囿(you)于学科界(jie)限，将多种学科的(de)概念都很好地发(fa)展为自己论(lun)证的(de)工具。经验材料(liao)部分，案例的(de)差(cha)异化足够大，讨论(lun)展开的(de)足够充分，其研究视野着实宽阔，十分难得，确实是知识(shi)史的(de)集大成之作(zuo)。
尽(jin)管本书厚重，我们还是可(ke)以(yi)用一(yi)个核心问题串联起全(quan)书的(de)讨论(lun)，那就是知识(shi)结构的(de)演化，这也是本文(wen)接下(xia)来所要阐明的(de)内(nei)容。
过往对(dui)于科学发(fa)展过程的(de)理解大概可(ke)以(yi)分为三种，一(yi)是累积性发(fa)展，二是科学范式框架下(xia)的(de)断裂(lie)与连续，三是科学的(de)社会建(jian)构论(lun)。而作(zuo)者试图从达尔文(wen)进化论(lun)中吸取养料(liao)，提供一(yi)种科学与社会共同(tong)演化的(de)第四种理解。下(xia)面我们依(yi)次对(dui)其进行(xing)介绍(shao)。
所谓累积性发(fa)展，指的(de)是认为科学总是日趋完善，尽(jin)管完善的(de)标准可(ke)能存在差(cha)异，比如精确性、系(xi)统性、简(jian)洁性等等，但是科学总是不断朝着一(yi)种终极形式发(fa)展，变得越来越“好”。科学的(de)发(fa)展就是理论(lun)-纠(jiu)错-更好的(de)理论(lun)这样的(de)循环。这种对(dui)于科学的(de)理解自工业革命以(yi)来几(ji)乎是最普遍的(de)理解，其背后的(de)原因一(yi)方面是科学所带(dai)来的(de)社会后果令人瞩目，使人不由(you)得产生崇拜之情，便只认为科学会越来越“好”；另(ling)一(yi)方面则是因为科学的(de)生产过程与绝大多数人都相距甚远，而距离产生解读的(de)空间，完全(quan)没(mei)有进行(xing)过科学研究的(de)人会对(dui)科学产生一(yi)种过度简(jian)化的(de)美好想象。
这一(yi)切在上世纪五(wu)六(liu)十年代都被打破了，科学带(dai)来的(de)灾难性后果愈发(fa)显现，许多科学家(jia)也开始反思科学发(fa)展本身。库恩的(de)《科学革命的(de)结构》正(zheng)是在这样的(de)背景下(xia)提出了对(dui)于科学的(de)第二种理解：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是在某一(yi)范式的(de)指导下(xia)进行(xing)的(de)累积性发(fa)展，但是范式所不能兼容的(de)异常（Anomaly）也会逐(zhu)渐积累；当这些(xie)异常积累到一(yi)定程度，会引发(fa)科学危(wei)机，也就是科学家(jia)们开始怀疑现有的(de)范式的(de)有效性；这种怀疑会导致(zhi)范式转(zhuan)移（Paradigm Shift），这种转(zhuan)变通常伴(ban)随着基(ji)本概念的(de)重新定义(yi)和科学界(jie)观的(de)根本改变。这种根本改变指被称为新范式与旧范式的(de)“不可(ke)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不同(tong)范式的(de)追随者使用不同(tong)的(de)语(yu)言、标准与基(ji)本假设，范式之间无法相互(hu)转(zhuan)化。这种对(dui)于科学的(de)理解显然是非线性的(de)，存在断裂(lie)的(de)。
《科学革命的(de)结构》作(zuo)者: 托马斯·库恩，译者: 张卜天(tian)，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
但是库恩对(dui)于这种断裂(lie)的(de)解释主(zhu)要来自科学内(nei)部的(de)逻辑，即科学范式出现无法理解的(de)现象而导致(zhi)的(de)自我毁灭与重建(jian)。其后的(de)科学史研究者指出，这种断裂(lie)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gui)因于科学的(de)外部逻辑，比如科学共同(tong)体的(de)凝聚力变化，政治与经济条件的(de)巨变等等。这也就引出了对(dui)于科学的(de)第三种理解：科学是社会建(jian)构的(de)。简(jian)单来说(shuo)，建(jian)构论(lun)认为科学作(zuo)为一(yi)种知识(shi)形式，是由(you)当时的(de)社会背景和人的(de)社会互(hu)动所建(jian)构出来的(de)，对(dui)于科学革命的(de)研究本质上应该是对(dui)于社会互(hu)动以(yi)及科学发(fa)展的(de)政治、经济、文(wen)化背景的(de)研究。这种对(dui)于科学的(de)理解比库恩更进一(yi)步(bu)，将科学作(zuo)为社会的(de)一(yi)个子系(xi)统来进行(xing)考察(cha)，引入了更多可(ke)阐释的(de)空间。但其问题也非常明显，建(jian)构论(lun)有忽视科学本身逻辑的(de)倾向(xiang)，科学的(de)发(fa)展显然不是随着某种社会条件的(de)变化而随意更改的(de)，其存在相当程度的(de)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有时是能抵御历史情境的(de)变迁的(de)。
对(dui)于科学的(de)内(nei)部理解和外部理解构成了科学史研究长(chang)久以(yi)来的(de)“内(nei)史”与“外史”之争。本书的(de)作(zuo)者试图超越这种内(nei)外之争，提供一(yi)种知识(shi)与社会共同(tong)演化的(de)分析框架，其中蕴含着对(dui)于科学的(de)第四种理解。
知识(shi)的(de)边界(jie)与传播(bo)机制
作(zuo)者首先指出，任何复杂的(de)知识(shi)集合体都不是一(yi)个严(yan)丝合缝、秩序井然的(de)完美体系(xi)，而总是局(ju)部紧密，总体松散的(de)“知识(shi)包” (packages of knowledge)。这种松散性为任何局(ju)部知识(shi)都提供了很大的(de)解读空间。尤其是知识(shi)以(yi)某种方式表达出来时，知识(shi)的(de)外部表征总是存在“生成性歧义(yi)”(generative ambiguity)，也就是说(shuo)，尽(jin)管其表达是相对(dui)固定的(de)，与其他知识(shi)也存在一(yi)些(xie)联系(xi)限制着解读的(de)任意性，但是仍然会因为权(quan)力结构、传播(bo)形式和知识(shi)接收者个人的(de)差(cha)异，而造成理解上的(de)偏差(cha)。正(zheng)是这种松散性与歧义(yi)性，成为知识(shi)变革与创新的(de)动力，也使得引入科学概念体系(xi)以(yi)外的(de)社会因素变得极其必要。
要言之，松散性为歧义(yi)性提供了空间，而历史情境则对(dui)这种空间加以(yi)限制。这种限制并不是遏制，而是赋予知识(shi)的(de)发(fa)展一(yi)个方向(xiang)。个体可(ke)以(yi)任意创造各种“歧义(yi)”，但是只有部分个体理解会被社会制度系(xi)统性地复制和扩展，进而固定下(xia)来，其他的(de)个人理解则会在知识(shi)传播(bo)中遗失，变得与知识(shi)的(de)历史发(fa)展无关。
于尔根·雷恩（Jürgen Renn），生于1956年，德国国家(jia)科学院院士，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人文(wen)社科部主(zhu)任，马普科学史研究所、马普地球人类学研究所所长(chang)，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名誉教授，欧洲科学史学会古(gu)斯塔夫·诺伊恩施万德奖获得者，《中国科学技术(shu)史（英文(wen)）》期刊(kan)主(zhu)编之一(yi)。他的(de)主(zhu)要研究方向(xiang)为物理学史、历史认识(shi)论(lun)。国内(nei)已引进著作(zuo)有《相对(dui)论(lun)之路(lu)》（合著，2019）、《站在巨人与矮子肩上：爱(ai)因斯坦未(wei)完成的(de)革命》（2009）等。
对(dui)比库恩的(de)革命/断裂(lie)论(lun)和社会建(jian)构论(lun)，作(zuo)者的(de)知识(shi)演化论(lun)在处理知识(shi)系(xi)统的(de)“挑战性对(dui)象”和“边界(jie)问题”时具有明显的(de)优势。
挑战性对(dui)象指的(de)是不能被现有范式所解释的(de)现象。面对(dui)这些(xie)现象，科学家(jia)或者其他类型(xing)的(de)知识(shi)研究者并不会立即放弃既有的(de)主(zhu)导性理论(lun)，而会尝试对(dui)其进行(xing)修正(zheng)，这一(yi)修正(zheng)过程总是从既有体系(xi)开始的(de)，也是需要时间的(de)（有时甚至会长(chang)达数百年）。但是修正(zheng)的(de)过程不免会引入生成性歧义(yi)，这种从既有体系(xi)中的(de)某一(yi)部分中产生的(de)歧义(yi)可(ke)能会赋予了挑战性对(dui)象一(yi)种新的(de)理解，但是这时所谓“新范式”仍然只是旧范式中长(chang)出来的(de)一(yi)颗不一(yi)样的(de)种子，而不是对(dui)于旧范式的(de)替代。只有经过科学共同(tong)体长(chang)时间的(de)努(nu)力，这颗种子才会生根发(fa)芽，逐(zhu)渐使这种局(ju)部的(de)歧义(yi)转(zhuan)变为整体的(de)知识(shi)变迁。如果仅(jin)仅(jin)截取旧范式的(de)样貌和长(chang)成后的(de)新范式的(de)样貌来做对(dui)比，两者似乎是不可(ke)通约的(de)，好像出现了科学革命；但是如果将新旧范式的(de)更替视为一(yi)种长(chang)时间的(de)、科学共同(tong)体集体努(nu)力的(de)、逐(zhu)渐发(fa)生的(de)历史过程，那么知识(shi)的(de)断裂(lie)其实从未(wei)发(fa)生。
“边界(jie)问题”指的(de)是不同(tong)知识(shi)体系(xi)所关注的(de)相同(tong)问题。这种连接点的(de)知识(shi)从不同(tong)知识(shi)体系(xi)的(de)角度看(kan)，就可(ke)能会得到冲突性的(de)理解。冲突性的(de)理解往往导致(zhi)新视角的(de)产生与发(fa)展，进而逐(zhu)步(bu)演变为知识(shi)结构的(de)变迁。如果放在建(jian)构论(lun)的(de)框架下(xia)，这种知识(shi)体系(xi)的(de)内(nei)部冲突很难被视为知识(shi)结构变迁的(de)来源。
作(zuo)者在其后几(ji)章用多种科学、技术(shu)与实践知识(shi)的(de)例子，阐明了知识(shi)结构变迁的(de)历史过程，很好地显示出自身理论(lun)框架相比既有理解的(de)优势所在。形象地来说(shuo)，累积性发(fa)展的(de)理解说(shuo)的(de)是聚沙成塔，库恩的(de)科学革命说(shuo)的(de)是沧海变桑田，建(jian)构论(lun)是顾左右而言他，而本书的(de)演化论(lun)说(shuo)的(de)是星星之火，可(ke)以(yi)燎原。
接下(xia)来，笔者将更详细地说(shuo)明知识(shi)与社会是如何相互(hu)影响的(de)。作(zuo)者讨论(lun)的(de)核心是“知识(shi)经济”的(de)概念。作(zuo)者的(de)定义(yi)是：“知识(shi)经济包括受社会支配的(de)知识(shi)生产和再(zai)生产过程及社会制度的(de)整体，其中尤为重要的(de)是社会本身的(de)再(zai)生产所依(yi)赖的(de)知识(shi)。”简(jian)单来说(shuo)就是影响知识(shi)的(de)社会制度和影响社会制度的(de)知识(shi)。作(zuo)者认为知识(shi)与社会相互(hu)依(yi)存，其中的(de)关键机制是相互(hu)限制陷阱(entrapment of mutual limitation)。这一(yi)陷阱指的(de)是社会制度通过对(dui)于人思想和行(xing)为的(de)限制，为知识(shi)的(de)变迁划定了范围，使其不会具有极大地任意性；反过来说(shuo)，社会制度也是人按照知识(shi)或有意或无意的(de)构建(jian)出来的(de)，因此也受制于当时的(de)知识(shi)，知识(shi)也同(tong)样为社会制度变迁划定了范围。这种双向(xiang)的(de)限制决定了知识(shi)和社会制度的(de)变迁都是一(yi)个逐(zhu)渐发(fa)生的(de)过程，具有一(yi)定的(de)连续性；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性的(de)、特殊的(de)因素的(de)影响——地方性的(de)特殊制度会对(dui)知识(shi)产生特殊影响，而地方性的(de)特殊知识(shi)也会对(dui)制度产生特殊影响。
就知识(shi)的(de)社会维度而言，作(zuo)者的(de)这种引入方式是巧(qiao)妙且合乎逻辑的(de)，作(zuo)者也通过大量翔实的(de)案例和对(dui)于知识(shi)传播(bo)机制的(de)分析证明了这一(yi)理论(lun)的(de)解释力。但是在笔者看(kan)来，这种巧(qiao)妙的(de)大综合仍然存在比较(jiao)明显的(de)问题。
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1922－1996)，美国物理学家(jia)、科学哲学家(jia)、科学史家(jia), 被誉为“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de)一(yi)位以(yi)英文(wen)写作(zuo)的(de)哲学家(jia)”（理查德·罗蒂语(yu)）。库恩于1949年获物理学博士，后执教于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任麻省理工学院语(yu)言学哲学劳伦斯·洛克菲勒名誉教授。主(zhu)要著作(zuo)有：《哥白尼革命》《科学革命的(de)结构》《必要的(de)张力》《黑体理论(lun)和量子的(de)不连续性》等。
知识(shi)演化论(lun)的(de)限度
从理论(lun)建(jian)构的(de)角度来说(shuo)，本书主(zhu)要存在两大不足：一(yi)是弥合内(nei)史外史之分的(de)尝试，降低了理论(lun)建(jian)构的(de)难度；二是对(dui)于地方性的(de)过度依(yi)赖降低了理论(lun)的(de)解释力。
让我们再(zai)次回看(kan)科学史的(de)“内(nei)史”与“外史”之争：“内(nei)史”强调知识(shi)体系(xi)内(nei)部的(de)结构与天(tian)才科学家(jia)的(de)作(zuo)用，“外史”则强调科学的(de)政治维度。看(kan)似各有偏颇之处，其实两者都对(dui)自身理论(lun)的(de)可(ke)能性做出了限制，是一(yi)种难度更高的(de)理论(lun)建(jian)构尝试。内(nei)史说(shuo)明了知识(shi)体系(xi)本身的(de)演化逻辑，外史说(shuo)明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对(dui)知识(shi)的(de)决定性作(zuo)用。借量化分析的(de)术(shu)语(yu)来说(shuo)，对(dui)于自变量选择(ze)范围的(de)限制使得研究者必须在因变量的(de)选择(ze)和因果机制的(de)分析上下(xia)足功夫。
反观作(zuo)者的(de)演化理论(lun)，看(kan)似弥合了内(nei)外之争，但是不免为理论(lun)分析降低了难度。试想，如果一(yi)个案例当中的(de)史料(liao)指出此时的(de)知识(shi)结构有三种可(ke)能的(de)发(fa)展方向(xiang)，演化理论(lun)的(de)追随者很容易可(ke)以(yi)通过引入外部的(de)社会因素来解释为什么其后的(de)历史发(fa)展会沿着某一(yi)个而不是另(ling)外两个方向(xiang)进行(xing)；但与此同(tong)时，也就失去了对(dui)三种可(ke)能发(fa)展方向(xiang)比较(jiao)的(de)必要，更加深入的(de)内(nei)部机制便不会被讨论(lun)。对(dui)于外部因素的(de)分析也是亦然。看(kan)似综合的(de)理论(lun)很容易沦为逻辑上的(de)腾挪闪躲，别人批评左边，综合理论(lun)就站在右边躲过，反之亦然，得之全(quan)面，失之深入。
其实，内(nei)史外史本无必要刻意弥合，既有的(de)对(dui)于两者的(de)批评完全(quan)可(ke)以(yi)在两种理论(lun)脉(mai)络本身内(nei)部化解，只需引入历史的(de)维度和比较(jiao)的(de)方法，并且对(dui)于结论(lun)不做过度泛化即可(ke)。内(nei)史研究者可(ke)以(yi)首先将某一(yi)时期的(de)概念、思考逻辑进行(xing)描述，然后从中梳理出几(ji)种知识(shi)发(fa)展的(de)逻辑，然后进行(xing)历时性比较(jiao)或共时性比较(jiao)，即可(ke)得出有意义(yi)的(de)结论(lun)。也就是说(shuo)，内(nei)史研究者可(ke)以(yi)通过案例中子案例的(de)比较(jiao)来建(jian)构理论(lun)，即在内(nei)比较(jiao)；而不应通过对(dui)案例的(de)解读来指导其他的(de)科学实践，即不应随意向(xiang)外扩展。外史研究者则可(ke)以(yi)从不同(tong)的(de)政治经济条件出发(fa)，通过适当的(de)演绎来建(jian)构替代性假说(shuo)，即科学不同(tong)发(fa)展路(lu)径的(de)可(ke)能性，进而通过比较(jiao)来说(shuo)明哪些(xie)政治经济条件对(dui)某一(yi)类知识(shi)变迁更具影响力。
第二点，将地方性历史情境作(zuo)为理论(lun)建(jian)构的(de)核心之一(yi)是不明智的(de)。作(zuo)者认为知识(shi)传播(bo)的(de)载(zai)体和听众不仅(jin)影响对(dui)于知识(shi)的(de)理解，更会反过来塑造知识(shi)的(de)内(nei)容，由(you)此引入地方性历史情境对(dui)于知识(shi)变迁的(de)影响。作(zuo)者以(yi)达尔文(wen)的(de)进化论(lun)作(zuo)为本书知识(shi)演化论(lun)的(de)借鉴对(dui)象，指出地方性的(de)环境特征会对(dui)总体的(de)演化产生影响，这当然不能说(shuo)错，但是如果知识(shi)的(de)结构变化事事特殊，时时变化，那么我们如何可(ke)能对(dui)其进行(xing)理论(lun)描述呢(ne)？理论(lun)建(jian)构总是要将地方性的(de)、特殊的(de)条件，通过简(jian)化、抽象、逻辑推理、社会机制分析等等方式与相对(dui)普遍的(de)概念联系(xi)起来，这样才具有更强的(de)解释力。就像达尔文(wen)的(de)进化论(lun)如果不是被之后具有普遍性遗传学所支持，而是被不同(tong)地区(qu)的(de)观察(cha)所“证明”，其理论(lun)影响力总是大打折扣的(de)。
笔者在此提出的(de)两点批评并不是说(shuo)作(zuo)者错了，而是从理论(lun)建(jian)构的(de)角度，说(shuo)明其不足。笔者认为作(zuo)者说(shuo)的(de)是符合知识(shi)结构变迁的(de)历史过程的(de)，在这个意义(yi)上，作(zuo)者是对(dui)的(de)，弥合内(nei)史外史是好的(de)，强调地方性也是准确的(de)。但是如果按照作(zuo)者的(de)构想去进一(yi)步(bu)开展研究，建(jian)构理论(lun)，得到的(de)研究成果很可(ke)能是有缺陷的(de)。如果不能进一(yi)步(bu)解决理论(lun)的(de)躲闪性和地方性，知识(shi)演化论(lun)的(de)追随者们提出的(de)都将是患有遗传病的(de)理论(lun)，而知识(shi)演化论(lun)本身也将永远活在襁褓之中，无法真正(zheng)生根发(fa)芽，推进知识(shi)史的(de)研究。
撰文(wen)/于长(chang)洪
编辑/李(li)永博
校对(dui)/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