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为何重要？萨特说人总是不断说故事，生活在自己和他人的(de)故事中。马尔(er)克斯则宣称活着，为了讲述。
叙事无处不在。通过叙事，我们释放内心的(de)困惑，调整态度(du)与行动。而积极的(de)叙事更是一(yi)种强大的(de)能量，帮助我们走出悲(bei)伤，减轻焦虑，摆脱困境，重新出发。
叙事的(de)功用还远不止于此。琐事和国事，现实和虚构，传统(tong)和信仰，制度(du)和规则，无一(yi)不是通过叙事穿越时空，将不同的(de)个(ge)体(ti)联结成拥有共同价值观的(de)群体(ti)。可以说，叙事构建了人类的(de)文(wen)明意识。
但在当代社会，叙事话题的(de)泛滥也(ye)同时酝(yun)酿着危机。
在“故事化(hua)”的(de)喧嚣(xiao)中，充斥着一(yi)种既无意义又无方向的(de)叙事真空。如何理解这场叙事危机？我们的(de)大脑为什么爱编故事？
本文(wen)结合《叙事本能》《叙事的(de)危机》《讲故事的(de)人》等(deng)多本书(shu)籍，分析(xi)我们在叙事上经历的(de)光荣与失落。
撰文(wen)｜重木
人类因叙事而存在？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de)人：论尼古(gu)拉(la)·列斯克夫(fu)》中感慨，“讲故事的(de)艺术行将消(xiao)亡。我们要遇到一(yi)个(ge)能够地地道(dao)道(dao)地讲好一(yi)个(ge)故事的(de)人，机会越来越少”，而这一(yi)艺术的(de)消(xiao)亡本身也(ye)意味着“一(yi)种原本对我们不可或缺的(de)东西，我们最保险的(de)所有，从我们身上给剥夺(duo)了”，本雅明认为它就是“交流经验的(de)能力”。
德国生物学家、《叙事本能》的(de)作者维尔(er)纳·西费尔(er)一(yi)定会同意本雅明关于（讲）故事是人类一(yi)个(ge)不可或缺的(de)东西的(de)观点，至于讲故事的(de)艺术是否(fou)行将消(xiao)亡，西费尔(er)或许会有所保留。在他看来，（讲）故事（撰写叙事）或是接收叙事，“是人类的(de)一(yi)种本能，是人类不断努力想要去满足的(de)一(yi)种需求”，因此它的(de)不可或缺性(xing)意味着它是构成人类意识以及存在的(de)核心元素，并且(qie)在很大程度(du)上作为一(yi)种自然“本能”而内镶在人类的(de)进化(hua)谱系(xi)中，所以他对人类与叙事的(de)关系(xi)十分自信。西费尔(er)从人类进化(hua)的(de)角(jiao)度(du)论述叙事在构建人类形象与历史中的(de)重要性(xing)，由此他赞成美国哲学家沃尔(er)特·费舍尔(er)的(de)观点，即不应该把(ba)人类称作“智人”（Homo sapiens），而应该叫作“叙事人”（Homo narrans）。人类因叙事而存在，也(ye)因为叙事而与他人产生联结，进而创造出属于他们的(de)共同体(ti)、文(wen)明意识以及历史。
《讲故事的(de)人》，作者: [德] 瓦尔(er)特·本雅明，译者: 方铁(tie)，版本:微言传媒｜文(wen)津出版社 2022年1月
因此，叙事的(de)本能印刻(ke)在人类进化(hua)的(de)基因中，西费尔(er)认为，“人类思维最重要的(de)形式不是理性(xing)或分析(xi)，也(ye)不是直觉或感受，而是叙事。我们以叙事的(de)方式组织(zhi)经历、记忆、目标、欲望、动机、借口、托词，乃至整个(ge)人生。”韩炳哲在其(qi)《叙事的(de)危机》中也(ye)表达了相似(si)的(de)观点，在他看来，讲述（Erzaglen）将我们安置在存在之中，“讲述通过赋(fu)予(yu)生命意义、支点和方向为我们指派(pai)了一(yi)个(ge)地点，并将‘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变成‘在家存在（Zu-Hause-Sein）’，也(ye)就是说，当生命本身即讲述时，我们不会对故事化(hua)和叙事予(yu)以关注。”由此可见，我们的(de)存在本身就通过一(yi)种叙事（或讲述）的(de)形式展开，而它最重要的(de)作用便是对抗世界的(de)偶然性(xing)和纯粹的(de)实事性(xing)（schiere Faktizitat），即通过一(yi)种闭合形式（Schlussform）把(ba)诸多纷乱的(de)随机性(xing)进行组织(zhi)化(hua)，由此才能创造出意义与同一(yi)性(xing)的(de)闭合秩序(xu)。而我们恰恰只有处于这样(yang)一(yi)种稳定的(de)闭合秩序(xu)中，才能存在，并且(qie)与他人和世界进行交流，否(fou)则只会像(xiang)萨特小说《恶心》中的(de)主人公，遭遇着赤裸且(qie)无序(xu)的(de)物之世界，最终被纯然的(de)无意义击倒。
《叙事本能》，作者: [德] 维尔(er)纳·西费尔(er)，译者: 李寒笑，版本:九读（GoRead）｜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年4月
在西费尔(er)关于叙事在人类进化(hua)中所起作用的(de)理解中，它关涉到叙事的(de)功能，即能够使人类这一(yi)物种逐渐开始区(qu)别于其(qi)他动物种群，而其(qi)得以实现的(de)前(qian)提便是产生一(yi)种能够探寻他者意图的(de)能力，语言的(de)出现以及叙事的(de)形成使得“人们学会了搭建自己的(de)内心世界”，而在这一(yi)共享的(de)内心世界的(de)舞台上，“一(yi)切具(ju)有内心世界的(de)人都可以探寻彼(bi)此的(de)意图”，由此使得共情能力成为可能，而它能够将人们彼(bi)此联结，进而创造出共同体(ti)。区(qu)别于严肃且(qie)条理清(qing)晰的(de)理性(xing)分析(xi)或是过分模糊且(qie)主观的(de)感受，西费尔(er)认为叙事是人类在进化(hua)中发展出来与他人联结的(de)最好方式，因为它能够削弱攻击性(xing)，“能像(xiang)闲聊一(yi)样(yang)建立联系(xi)”，所以能够将群体(ti)凝聚在一(yi)起。韩炳哲指出，“一(yi)个(ge)讲述共同体(ti)也(ye)是一(yi)个(ge)倾听者的(de)同盟”，所以共同体(ti)中的(de)人们处于一(yi)种平等(deng)且(qie)相互的(de)关系(xi)，就如汉娜(na)·阿伦特所说的(de)，只有在平等(deng)之人中，在他人的(de)目光注视下(xia)，我们才能显现与行动。
而无论在西费尔(er)所举的(de)例子里，还是韩炳哲在讨(tao)论讲述与共同体(ti)的(de)形塑时，这些故事的(de)核心部分都指明了一(yi)处公共的(de)、共同的(de)空间，无论是曾经的(de)那堆(dui)篝火还是某(mou)个(ge)村庄前(qian)的(de)野梨树(shu)，“讲述-倾听”的(de)共同体(ti)不仅创造了一(yi)种古(gu)希腊式的(de)公共空间——广(guang)场，而且(qie)也(ye)通过“讲述-故事”而使得某(mou)种典范性(xing)的(de)经验得以传授(shou)和延(yan)续，这是荷马史诗的(de)功能，也(ye)是本雅明在讲故事中所看到的(de)关于交流经验的(de)重要性(xing)。
《编剧工坊》剧照。
经验往往是共同体(ti)的(de)产物，以传统(tong)和延(yan)续性(xing)为前(qian)提，它并非作为某(mou)种严苛的(de)律法，而是一(yi)种活生生的(de)在场性(xing)，它不提供(gong)解释，但却(que)能够让听到它的(de)人感受到或是知晓其(qi)中所蕴(yun)藏的(de)生命秘密，它使“生命可讲述，令(ling)其(qi)稳固”，而一(yi)旦经验匮乏，约束力或恒定性(xing)不复存在，便只剩赤裸的(de)生命和生存。在韩炳哲看来，“经验创造了一(yi)种历史的(de)连续性(xing)”，而现代社会恰恰建立在对经验的(de)贬斥上，即认为经验的(de)匮乏暗示着一(yi)切可以重头来过，在一(yi)张白纸上自由且(qie)肆意地想象与创造，因此逐“新”成为现代的(de)典型特征，一(yi)种“新手上路之感”。然而这种逐“新”的(de)革命激情往往是难(nan)以持(chi)续的(de)，尤其(qi)伴随着外部氛围的(de)转变以及“新”本身即将被耗尽之时，“前(qian)头无路想回头”之感便油然而生。无论本雅明还是韩炳哲，他们都发现，现代即蕴(yun)含着经验的(de)彻(che)底(di)匮乏感，由此导致曾经使生命稳固的(de)支架被抛弃。现在，生命不得不直面纯粹的(de)实事性(xing)，并且(qie)不断地衰退成生存，最终成为福柯“生命政治学”所治理与剥削的(de)生物体(ti)对象。韩炳哲发现，当“过去不再影响现在。未来收缩成了现时的(de)持(chi)续更新，我们的(de)存在因此失去了历史”，因为讲述就是一(yi)段历史，伴随着讲述以及其(qi)所蕴(yun)含的(de)经验的(de)消(xiao)散——就像(xiang)阿伦特转引托克维尔(er)的(de)那句话所说的(de)——“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而我们的(de)生命亦如此。
故事化(hua)已经转变成了卖故事？
西费尔(er)在《叙事本能》中通过引申各种研究(jiu)、案例和故事向我们展现人类在其(qi)进化(hua)中所发展出的(de)叙事本能对于人类存在、历史与整个(ge)文(wen)明的(de)创造性(xing)价值，并且(qie)他也(ye)乐观地坚信这一(yi)本能依旧会成为我们的(de)救赎。但在20世纪初的(de)本雅明和21世纪的(de)韩炳哲看来，叙事、讲故事和讲述这些“本能”将会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de)到来而逐渐衰落，从《讲故事的(de)人》到《叙事的(de)危机》，当今(jin)这个(ge)人人都在谈论叙事的(de)时代，恰恰暴露出了叙事自身的(de)危机。当美国哲学家阿拉(la)斯代尔(er)·麦金(jin)泰尔(er)指出人是一(yi)种“讲故事的(de)动物”（storytelling animal）时，当下(xia)的(de)现状似(si)乎确实印证了他的(de)说法，人人都在编故事和讲故事，并且(qie)通过各种网络(luo)媒介进行传播，然而正是“在‘故事化(hua)’（storytelling）的(de)喧嚣(xiao)中，充斥着一(yi)种既无意义又无方向的(de)叙事真空”。人类虽然依旧具(ju)有叙事的(de)“本能”，但在现代社会中，它早已经被另一(yi)种“本能”所取代，即信息。正是因为社会的(de)信息化(hua)加速了社会的(de)去叙事化(hua)，因为叙事和信息是截然对立的(de)，前(qian)者通过同一(yi)性(xing)的(de)结构而把(ba)随机性(xing)转化(hua)为必然性(xing)，从而减少偶然性(xing)经验对于存在的(de)袭击，但信息则“强化(hua)偶然性(xing)经验”，并且(qie)缺乏“存在的(de)强度(du)”。
《叙事的(de)危机》，作者: [德]韩炳哲，译者: 李明瑶，版本：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5月
就如尼古(gu)拉(la)斯·卢曼(man)所说的(de)，“信息的(de)宇宙论不是存在的(de)宇宙论，而是偶然性(xing)的(de)宇宙论”，而人类是无法直面偶然性(xing)和纯粹的(de)实事性(xing)的(de)，后者不仅会对人类造成创伤，而且(qie)也(ye)会把(ba)生命-存在彻(che)底(di)粉碎为一(yi)种偶然的(de)生存物。正因为这一(yi)存在的(de)恐慌，使得当下(xia)的(de)人们在面对信息海啸的(de)冲击中被重新唤醒了对“意义、同一(yi)性(xing)和方向性(xing)的(de)需求”，区(qu)别于信息的(de)偶然性(xing)——只能进行量的(de)叠(die)加和累积，无法承载意义，而无意义即无方向——讲述总是意义的(de)创造者和载体(ti)，而“意义原本是指方向”。对于逐渐迷(mi)失在信息森林中的(de)现代人而言，讲述所带(dai)来的(de)方向和澄明依旧是其(qi)“本能”的(de)需求。
资本主义对叙事/讲述所具(ju)有的(de)功能，或是按照西费尔(er)的(de)说法，对于作为人类存在之重要基础的(de)叙事本能的(de)改造是十分成功的(de)。首先它接受了麦金(jin)泰尔(er)关于“人是一(yi)种讲故事的(de)动物”的(de)判(pan)断，然后通过故事化(hua)将讲述占为己有，并且(qie)让它开始听命于消(xiao)费。“故事化(hua)生产出消(xiao)费形式的(de)故事”，通过“故事＋产品”的(de)组合，使得产品被赋(fu)予(yu)了故事化(hua)的(de)情绪，而故事也(ye)能够作为可定价的(de)商品摆放在商店里供(gong)消(xiao)费者选择……对于这种“故事产品化(hua)/产品故事化(hua)”的(de)现代消(xiao)费模式，作为日本少女漫画编辑以及亚文(wen)化(hua)研究(jiu)者的(de)大塚(zhong)英志必定是十分熟(shu)悉的(de)，日本在上世纪七八(ba)十年代对各种亚文(wen)化(hua)所使用的(de)“媒体(ti)组合”（对同一(yi)产品/作品/内容的(de)多媒体(ti)制作和宣传）式营销方法（参考《战时日本的(de)媒体(ti)组合》），便深得这一(yi)精髓。而在大塚(zhong)所研究(jiu)的(de)“御宅族文(wen)化(hua)”中，他也(ye)早早地发现，现代读者对于各类亚文(wen)化(hua)的(de)消(xiao)费，早已经区(qu)别于传统(tong)的(de)阅读模式，御宅族所买卖与消(xiao)费的(de)就只是叙事、情绪以及背(bei)后所设计(ji)的(de)世界观，大塚(zhong)称其(qi)为“物语消(xiao)费”，其(qi)后东浩纪在其(qi)《动物化(hua)的(de)后现代》中通过对其(qi)进一(yi)步分析(xi)，而称其(qi)为“数据库消(xiao)费”。在韩炳哲《叙事的(de)危机》中，他同样(yang)意识到了这一(yi)点，而这也(ye)正是他所说的(de)现代资本主义信息时代的(de)主要“叙事”特征，即故事化(hua)（storytelling）已经转变成了卖故事（storyselling）。
无论是大塚(zhong)英志还是东浩纪，曾经对于现代的(de)“物语消(xiao)费”与“数据库消(xiao)费”都持(chi)有谨慎(shen)的(de)乐观态度(du)（大塚(zhong)在2021年出版的(de)《新故事消(xiao)费论》中对自己曾经的(de)乐观进行了自我批评），但在韩炳哲看来，现代的(de)信息化(hua)与故事化(hua)不仅会破坏人的(de)存在，而且(qie)会消(xiao)耗生命，摧毁共同体(ti)，最终使得人类迷(mi)失在信息的(de)纯粹偶然性(xing)与数字(zi)流中。韩炳哲通过不断地对比讲述与信息的(de)本质性(xing)差异，来诊断现代人所遭遇的(de)叙事危机（即存在的(de)危机）。例如数字(zi)平台无法进行讲述，而只能叠(die)加，所以它完全区(qu)别于人类的(de)记忆方式，后者具(ju)有选择性(xing)，并且(qie)是叙事性(xing)的(de)，因为只有经过选择才能建立联系(xi)，叙事才能实现，否(fou)则只是材料的(de)量的(de)叠(die)加和无序(xu)的(de)堆(dui)放，而这恰恰是数据库的(de)特点。
东浩纪在讨(tao)论“数据库消(xiao)费”时便指出，它所存储的(de)是各种毫无关系(xi)的(de)“萌要素”，创作者通过自己的(de)需求进行“萌要素”的(de)选择和建构，从而组装出一(yi)个(ge)具(ju)有鲜明预设性(xing)的(de)“角(jiao)色”。它的(de)诞生过程与一(yi)个(ge)商品的(de)制作实则并无区(qu)别，而韩炳哲从中看到了其(qi)背(bei)后的(de)目的(de)，即“将生命转化(hua)为数据”。然而，“收集到的(de)关于一(yi)个(ge)人的(de)数据越多”，并不意味着对其(qi)的(de)了解就越多，恰恰相反，只是会“越容易对其(qi)进行监视、控制和经济利用”。智能手机以及资料库知道(dao)我们许多数据，但对于存在它却(que)依旧一(yi)无所知，但它会装作对我们十分了解（人工智能知晓那些我们不自知的(de)愿望和偏好，韩炳哲称其(qi)为“数字(zi)化(hua)潜意识”），而其(qi)核心目的(de)不是为了消(xiao)费就是为了治理。所以韩炳哲认为扮作游乐场的(de)智能手机实则是“一(yi)座数字(zi)化(hua)全景监狱”。
理性(xing)的(de)胜利？
从韦伯开始，他便意识到伴随着理性(xing)的(de)胜利，我们生活的(de)世界将逐渐被祛魅，而在本雅明关于“光晕”（aura）的(de)论述中，它在机械时代的(de)消(xiao)散也(ye)似(si)乎与故事的(de)消(xiao)亡有着内在的(de)联系(xi)。世界遭到祛魅，就意味着世界关系(xi)被还原为一(yi)种形式逻辑内的(de)因果关系(xi)，并且(qie)这种关系(xi)认为自己所显现的(de)就是纯粹的(de)实事性(xing)，而它与叙事性(xing)恰恰是互斥的(de)。在韩炳哲看来，是关联性(xing)的(de)思维创造着意义，它以一(yi)种“深刻(ke)的(de)共情”把(ba)人与物联系(xi)在一(yi)起，从而使得万物不仅仅只是赤裸的(de)实事性(xing)，而是处于一(yi)种暧昧与诗意的(de)状态中。这样(yang)的(de)世界在现代晚期早已经消(xiao)失无踪，万物寂静无声，“魅力从事物身上逃逸了”，它们被资本主义的(de)消(xiao)费逻辑指认为可被认知、可被利用与可消(xiao)费的(de)对象与产品，变成可被计(ji)量的(de)数据和信息，从而使其(qi)彻(che)底(di)“透明”，魅力尽失。
信息化(hua)时代的(de)光太亮，把(ba)一(yi)切都照得清(qing)清(qing)楚楚，从而导致阴影和暧昧失去了存在的(de)空间，而当生命面对这样(yang)灼目的(de)光芒时（如智能手机的(de)屏幕）不是失明，就是在反复地刺(ci)激下(xia)变得麻木。前(qian)者由此“剥夺(duo)了来自现实的(de)目光，即宣告(gao)他者存在的(de)目光”，从而使我们隔绝于真实，后者则使我们的(de)感知愈加自恋化(hua)，沉溺在想象中的(de)自我圆满中，而彻(che)底(di)失去世界。
《编剧工坊》剧照。
当我们逐渐被信息的(de)偶然性(xing)裹挟而不断地内缩与远离他人（世界）时，共同体(ti)也(ye)会随之分崩(beng)离析(xi)。无论是本雅明、西费尔(er)还是韩炳哲，他们都发现讲述/叙事/故事能够产生社会凝聚力，它“蕴(yun)含着意义来源，并且(qie)传递促进共同体(ti)的(de)价值观，因此它区(qu)别于建立制度(du)的(de)叙事”，而伴随着“私人故事”在现代的(de)泛滥，它将彻(che)底(di)破坏“讲述-共同体(ti)”所具(ju)有的(de)公众性(xing)，由此也(ye)就导致阿伦特所寄予(yu)的(de)共同行动不再可能。在阿伦特看来，行动和叙事是紧密相连的(de)，“行动和言说与希腊人理解的(de)政治密切相关，而这两种活动的(de)确总能形成一(yi)个(ge)故事，即一(yi)个(ge)过程，无论个(ge)别事件及原因是多么偶然和意外，它最终都具(ju)有足够支撑讲述的(de)连贯性(xing)”。因此韩炳哲才会提醒我们，叙事自始至终所具(ju)有的(de)政治属性(xing)，因为“叙事乃共同行动，即‘我们’存在的(de)基础”，只有在众人之中，我们才存在，才能共同行动，而对于阿伦特而言，这就是政治的(de)本原，是政治诞生的(de)时刻(ke)。
因为新的(de)讲述总是能够形成新的(de)认知，世界可以被重新讲述，从而使我们能够采用完全不同的(de)视角(jiao)来看世界，所以故事才会那么重要，它不是解释性(xing)的(de)给出某(mou)个(ge)明确的(de)答案，而是带(dai)来经验，所以本雅明说“讲故事艺术的(de)一(yi)般奥妙就在于讲述时要避免解释”，因为解释和讲述是互相排(pai)斥的(de)，而唯有不提供(gong)解释才是讲述的(de)真谛，因为讲述具(ju)有“重新开始”的(de)力量，它就像(xiang)一(yi)颗种子，始终蕴(yun)藏着破芽生长的(de)渴望，它就是阿伦特所谓的(de)“开端启新”。
撰文(wen)/重木
编辑/走走
校对/杨(yang)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