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减负如何走出反复怪圈？——跨(kua)越22年，看“挂(gua)牌子”之(zhi)变
半月谈记者 谭剑 周楠(nan)
一个(ge)镇政府，各式牌子超过(guo)100多(duo)块(kuai)；一个(ge)乡镇政法综合治理办公室，头顶招牌37块(kuai)……这是22年前半月谈记者在湖南部分地(di)区乡镇采访时看到的。当年《半月谈》以《乡镇“牌子”为啥泛滥成灾？》为题报道(dao)这一怪象，引发舆论高度(du)关注。
22年后(hou)，泛滥成灾的各类(lei)牌子还挂(gua)着吗？那些强加在乡镇干部身上的不合理负担减少了吗？带着这些问题，半月谈记者不久前重访当年调(diao)研过(guo)的部分乡镇，与基层干部共同探(tan)讨“牌子”背后(hou)的基层治理难(nan)题。
不再泛滥的牌子
社港镇隶属(shu)于(yu)湖南长沙(sha)浏阳市，从长沙(sha)城区出发，开车全程高速只要1小时许。但22年前，半月谈记者在县乡公路(lu)上颠簸了2个(ge)多(duo)小时才来到这里。
社港镇党委副书记张敏带领半月谈记者把(ba)整栋办公楼走了一遍(bian)，除了大(da)门(men)口悬挂(gua)的党委、政府、人大(da)、政协、纪委等(deng)机构牌子，楼内只有党政办、党建办、经济发展办等(deng)12块(kuai)牌子。
22年前在社港镇采访时，张敏还是位(wei)刚参加工作的新人，如今已两(liang)鬓微霜。“那时乡镇干部的主要工作还是收钱、收粮(liang)、抓(zhua)计(ji)划生(sheng)育，现在抓(zhua)乡村振兴和公共服务是我们(men)的主业。”谈起乡镇变化，张敏感慨颇多(duo)，“乡村两(liang)级牌子泛滥的现象，在经过(guo)多(duo)轮整治后(hou)，如今也大(da)有改(gai)观。”
不仅乡镇牌子少了，村一级牌子也精减了许多(duo)。2002年《半月谈》报道(dao)中曾提及的常德市一个(ge)千(qian)余人的小村，各式牌子就有80多(duo)块(kuai)。由于(yu)村部太小，许多(duo)牌子被塞(sai)到床底下，有的寄(ji)放(fang)在村民家里，而为兼顾(gu)应付上级检查和节省成本，有的牌子正反两(liang)面都印了字。
来到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港中坪村，村里挂(gua)的只有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hui)等(deng)7块(kuai)牌子。“过(guo)去密密麻麻，现在清爽多(duo)了。”回村任(ren)职了17年的港中坪村党支部书记段德喜对半月谈记者说。
牌子易摘，负担难(nan)减
据基层干部反映，这些年牌子精简并非一帆风(feng)顺，而是经历(li)多(duo)轮整治，起起落(luo)落(luo)。“以社港镇为例，22年来针对牌子问题前前后(hou)后(hou)整治好几轮。”张敏告诉(su)半月谈记者，治理还是有效果(guo)的，可是一旦上头抓(zhua)得没那么严，一些职能部门(men)又会(hui)变着法给基层下任(ren)务，导致牌子就像牛(niu)皮癣一样，屡(lu)屡(lu)反弹。
段德喜表示，让基层烦(fan)恼(nao)的远不止牌子，还有一些变异变形、花样翻新的负担屡(lu)禁不止。比如各种检查、评比，还有门(men)类(lei)繁多(duo)的某长制考核，以及各种微信群、App打卡(ka)等(deng)“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湖南某市的一项调(diao)查显示，全市各系统各部门(men)各层级的App、小程序、政务公众号、工作微信群和QQ群加起来，一度(du)近(jin)4000个(ge)。
部分负担比较离谱，比如对乡镇的头盔佩戴率考核。上级部门(men)把(ba)整治农(nong)村摩托车不戴头盔的责(ze)任(ren)压给乡村干部，不仅要求下载专门(men)的App，还要每周上路(lu)查违章并拍照(zhao)上传——违章数量不达(da)标，考核就过(guo)不了关。一些基层干部为此不得不请人来摆拍“违章”，干部无奈，群众啼(ti)笑皆(jie)非。
文件、会(hui)议、牌子、督查检查考核等(deng)“四多(duo)”是基层反映最突出的四类(lei)负担。相对来说，摘牌子反而是其中最易操作的减负工作。一位(wei)参与基层减负调(diao)研的省直机关干部直言，近(jin)年来中央(yang)和地(di)方反复强调(diao)要为基层减负赋能，虽(sui)然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绝对不可盲目乐(le)观。
从调(diao)研情况(kuang)看，无论是屡(lu)屡(lu)反弹的基层负担，还是层出不穷的形式主义，说到底都是“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比如治理“文山会(hui)海”，有的县规定每月最后(hou)一周为“无会(hui)周”，但一些单位(wei)却马上以召开“落(luo)实无会(hui)周的会(hui)”加以落(luo)实；还有层层加码(ma)的“信息形式主义”，有的厅局重复要求基层填报数据，导致基层材料成堆；还有的部门(men)明(ming)知基层没有执法权和鉴定资质，却将头盔佩戴率、农(nong)村房屋安(an)全鉴定等(deng)事项强压到乡镇。
上面以官僚主义要求，下面就容易以形式主义回应。多(duo)位(wei)基层干部认为，基层减负之(zhi)所以艰难(nan)，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三个(ge)：
一是“部门(men)工作中心化”“部门(men)责(ze)任(ren)属(shu)地(di)化”问题突出。张敏等(deng)乡镇干部介绍，过(guo)去乡镇的中心工作相对集(ji)中，主要是发展地(di)方经济，完成“要钱”（税(shui)费、提留(liu)）、“要粮(liang)”（国家征购粮(liang)）任(ren)务等(deng)。近(jin)年来，各条线部门(men)职能不断往基层延(yan)伸，不少部门(men)或以考核倒逼，或以资金拨付、项目支持等(deng)，把(ba)本部门(men)工作变成乡镇的“中心工作”，甚至通过(guo)“属(shu)地(di)管理”把(ba)责(ze)任(ren)转嫁给基层。
二是基层治理科层化、村级治理行政化问题突出。比如村一级事务本应以服务群众为主责(ze)，但由于(yu)“上面千(qian)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的工作从“对下为主”变成“对上为主”。为应付各部门(men)多(duo)如牛(niu)毛(mao)的考核，完成各式各样表格(ge)材料，有的地(di)方要求村干部“坐班”。村干部的时间被大(da)量“无效劳动”挤占，服务群众自然弱化。
三是部分地(di)方的基层治理能力跟不上发展要求。一位(wei)县委书记说，当前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工作任(ren)务越来越繁杂，但与此相应的基层干部能力提升赶不上形势变化。部分基层干部在深受上级官僚主义困(kun)扰时束手无策(ce)，在开展工作时很容易形成对形式主义套路(lu)的路(lu)径依(yi)赖。
基层治理现代化路(lu)在何方
“牌子”的背后(hou)，折射的是基层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问题。围绕如何给基层减负赋能，各地(di)纷纷进行有益探(tan)索。2023年7月，湖南明(ming)确出台“不得突破年度(du)文会(hui)总量管控(kong)、只减不增的要求”等(deng)“十二个(ge)不得”措施。为破解(jie)乡村治理“小马拉大(da)车”问题，今年春节刚过(guo)，湖南密集(ji)推出了数十项具体措施，包括(kuo)取消多(duo)项村级组织不应承担或者没有能力承担的工作事项。
“发文、开会(hui)数量明(ming)显下降。”社港镇周洛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hui)主任(ren)沈中日告诉(su)半月谈记者，目前河(he)长、林长、田长、道(dao)交安(an)等(deng)App“打卡(ka)”也停止了，农(nong)村人居环(huan)境整治等(deng)各项检查评比次数等(deng)大(da)幅(fu)减少。
“今年一季度(du)，区一级发文同比减少54.3%，全区性(xing)会(hui)议同比减少16.7%，各村（社区）拆除牌子10多(duo)块(kuai)，对村（社区）的相应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全部取消。”常德市鼎城区委书记陈远说。
不过(guo)，多(duo)数受访基层干部表示，鉴于(yu)基层负担久治难(nan)愈(yu)的状况(kuang)，从长远看，必须着眼于(yu)完善基层治理体系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才有可能让基层减负走出“反反复复”的怪圈。
当务之(zhi)急是继续对基层承担的繁杂任(ren)务进行删繁就简，以开具“负面清单”等(deng)形式，将基层干部从各种形式主义的任(ren)务中解(jie)放(fang)出来。
其次要继续推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改(gai)革，健全完善基层权责(ze)体系，理顺规范乡镇、村两(liang)级的主责(ze)主业，推广“乡镇吹哨(shao)、部门(men)报到”做法，防(fang)止职能部门(men)向(xiang)下转嫁责(ze)任(ren)，扭转“部门(men)工作中心化”的趋势，让乡镇、村的责(ze)、权、利更加匹配。
三是既要减负，也要减“缚”和减“袱”，因地(di)制宜制定和优(you)化对基层的考核、问责(ze)机制。比如浏阳市正在探(tan)索“反向(xiang)测评”机制，市纪委监(jian)委选(xuan)取9个(ge)涉农(nong)职能部门(men)为评议对象，由乡镇、村两(liang)级干部、“两(liang)代表一委员”对市直部门(men)的基层减负情况(kuang)进行反向(xiang)评价，倒逼职能部门(men)履职尽责(ze)。
四要发挥村级组织的引领作用，充分动员群众，将村民自治落(luo)到实处。近(jin)年来，湖南多(duo)地(di)探(tan)索以片(pian)、组、邻“三长制”，持续激发村民自治动能，为基层治理减负赋能。浏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珍(zhen)介绍，“三长制”为浏阳基层治理解(jie)决了许多(duo)实际问题，基层治理不再是靠一级压一级的“行政手段”，而是在村党组织引领下，通过(guo)片(pian)、组、邻“三长”带动，发动广大(da)群众参与到基层治理中，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