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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医(yi)院产科单人间，准妈妈得(de)到多名医(yi)护悉心关(guan)怀 受访者供图(tu) |
羊城(cheng)晚报记者张华通讯员(yuan)张灿城(cheng)李雯魏星
“2016年我们医(yi)院产科分娩量出现高峰，随(sui)后逐渐呈下(xia)降趋(qu)势。产科的床位数减少，人员(yuan)也分流了一个小组(zu)。”近日，广州市第一人民医(yi)院产科主任程杨接受羊城(cheng)晚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谈道。产科萎缩，这是当前不少医(yi)院共同的无奈。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yi)院，产科已(yi)连续几年未进新人。
明天是一年一度的母(mu)亲(qin)节。诚然，对于准妈妈们而言，产科床位远比以往充(chong)裕，七八名医(yi)生护士围着(zhe)一位产妇转，她们被悉心照护，享受着(zhe)VIP待遇；但对于产科医(yi)务人员(yuan)来说，求变已(yi)势在必行。正如国内知名产科大夫段涛所担心的那样，分娩量下(xia)降趋(qu)势不可逆转，产科学科如果继续用CMI指数（CMI指数越高，代表收治疾病(bing)的疑难危重度越高）和四级手术比例来考核(he)，产科发展将面临困境。
压力：分娩量下(xia)滑是大势所趋(qu)
在出生人口波动的大背景下(xia)，广东的产科尤其是头部(bu)妇儿医(yi)院产科，或许是令同行羡慕的存在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全国每10个新生儿里，至(zhi)少有1个出生在广东；全国902万出生人口中，广东占了103万，成为全国唯(wei)一一个出生人口超过百(bai)万的省份。
广东人爱生娃，特别是人口源源不断流入，年龄结构相对年轻(qing)，这让珠(zhu)三角地区(qu)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生育率。
作为国家儿童区(qu)域医(yi)疗中心（中南），广州市妇女儿童医(yi)疗中心产科分娩量似乎没有受到明显影(ying)响(xiang)。由(you)于对下(xia)级医(yi)院以及周边地区(qu)的孕产妇存在“虹吸”现象，该中心目前仍是全国分娩量第二大的医(yi)院。“中心三个院区(qu)每年有超过2.8万名新生儿出生，珠(zhu)江新城(cheng)院区(qu)每个月新生儿保持在1200名左右。或许是因为今年龙年的关(guan)系，妇婴院区(qu)、珠(zhu)江新城(cheng)院区(qu)、增城(cheng)院区(qu)的分娩量都略(lue)有上升，每个月总(zong)分娩量保持在2500人左右，目前预测今年全年分娩量会突破3万人。”该中心产科主任蒋艳敏介绍(shao)道。
不过，放(fang)眼更多医(yi)疗机构，分娩量下(xia)滑依旧是大势所趋(qu)。
与(yu)广州市妇女儿童医(yi)疗中心一路之隔的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yi)院，其产科是省市急危重症孕产妇救治指定的医(yi)疗机构专科之一，分娩高峰出现在全面二孩(hai)政策落地的2016年，以及其后的2017年、2019年，每年分娩量达到6000-7000人。而仅仅过了五年不到，数据已(yi)下(xia)降至(zhi)4000人左右。“这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状况，变化来得(de)如此之快。”该院产科主任李瑞满在产科干了近40年，她坦言，大多数医(yi)院的产科不得(de)不作出相应改变。
无奈：床位缩减，人员(yuan)分流
分娩量下(xia)降，这就意味着(zhe)产科规模和人员(yuan)要缩减。“我们产科原本有三个小组(zu)，现在已(yi)经减少了一个，四个人不得(de)不分流到其他科室；产科床位也从40张缩减至(zhi)30张。”广州市第一人民医(yi)院产科主任程杨说。回想起以前产科忙碌(lu)的场景，程杨感慨(kai)万千：“2016年的时候，我们产科主任门诊(zhen)限号(hao)30个，但往往要加号(hao)至(zhi)70个。从早上8点到下(xia)午1点直落，根本忙不过来，还得(de)找两个规培医(yi)生协助写病(bing)历，大家上厕所都没有时间。曾经有位老(lao)主任下(xia)门诊(zhen)回家，累得(de)连路都走(zou)不动了。”
曾几何时，广州市一医(yi)院、暨大附一、市妇儿中心等产科床位“一号(hao)难求”，哪怕能在走(zou)廊加张床，产妇们也觉得(de)难得(de)了。短短几年过去，境况已(yi)今非昔比。
“我们医(yi)院目前分娩量变化不大，但从同行处了解到，（不少医(yi)院）特别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中医(yi)院或者基层医(yi)院，产科生存的确(que)面临压力。”蒋艳敏向记者介绍(shao)，“有的医(yi)院把妇科和产科合并，原本产科的年轻(qing)医(yi)生可能要转岗到妇科，一些年纪(ji)大、年资(zi)高的医(yi)生，也不得(de)不去妇科保健科、体检(jian)科，有的甚至(zhi)转岗做(zuo)行政。”
产科工作辛苦，风险和压力兼具，昔日一起奋战的伙伴要被分流到其他科室，作出这样的决定对于任何一位产科主任来说都是艰(jian)难的。
提升：让产妇生得(de)更安全更舒心
产科只是接生，四级手术极少——这或许是大多数老(lao)百(bai)姓乃至(zhi)其他科医(yi)生对产科的最肤浅认识。事实上，高龄、高危孕产妇比例的上升正使事情变得(de)不同，如今的助产服务更为复杂也更为精细。
“很多时候，基层医(yi)院会把高危产妇转介到上一级医(yi)院，从而确(que)保产妇和新生儿生命安全。”程杨说，“我们产科经常接诊(zhen)来自金沙洲、白云区(qu)等基层医(yi)院的高危产妇，往往七八个医(yi)生护士围着(zhe)一位产妇转，24小时服务。”
同样，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yi)院产科病(bing)房有近70%是高危产妇。“她们大多数合并高血压、糖(tang)尿病(bing)、胎盘植入等。这些合并症会让她们怀孕生娃的过程变得(de)惊心动魄、险象环生。”李瑞满表示，即使是健康(kang)孕妈，也随(sui)时可能出现突发情况，更何况是危重症孕妇——她们面临的情况往往难以预测，潜在的危险如影(ying)随(sui)形。因此，大医(yi)院的产科医(yi)生需要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fang)在保障高危产妇的安全上来。
如何衡量产房安全和医(yi)疗水平？孕产妇死亡率是关(guan)键(jian)指标，而高危妊娠是导致孕产妇死亡的重要因素。自全面二孩(hai)政策实施以来，高危孕产妇日渐增多。“因为是二孩(hai)，很多孕产妇年龄超过30岁，甚至(zhi)35岁。”李瑞满说，“同样的危急重症，25岁的产妇可能抢救得(de)回来，而40岁以上可能就救不回来，其年龄大，各器官也存在老(lao)化现象。因此必须加强医(yi)护人员(yuan)专业技能培训，提高产科及新生儿科诊(zhen)疗水平。”
今年3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kang)委办公厅发布(bu)《关(guan)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在明确(que)织牢产科“兜(dou)底网”的同时，也提到要鼓励有条件的助产机构加强高品质、普惠性产科床位设置，结合院内资(zi)源调整(zheng)优化，增加产科病(bing)房单人间和双人间数量，切实改善产科住院条件，提升广大孕产妇的获得(de)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实际上，孕产妇自身对产科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单人间、双人间病(bing)房深(shen)受欢迎。
38岁的刘(liu)小姐回忆(yi)起生大宝时在走(zou)廊加床的经历，深(shen)感“吃了太多苦”，现在她生二宝，得(de)以住进了单人间。“产房里孩(hai)子爸爸全程陪同，无痛(tong)分娩、导乐陪伴我都要，怎么舒服怎么生。顺产后48小时出院，一切不要太顺利和舒心哦。”刘(liu)小姐笑(xiao)道。
“我们不仅改善了硬件条件，比如产科病(bing)房，从三人房变成双人间、单人间；也更加注重对产妇的人文关(guan)怀，比如导乐陪伴、无痛(tong)分娩等服务更加精细化。”蒋艳敏说，“目前有25%-30%的产妇会主动要求导乐陪伴。产科越来越关(guan)注为女性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从孕前的咨询(xun)、妊娠保健到生产、产后保健等一条龙服务，因为妊娠相关(guan)疾病(bing)也关(guan)系到女性的健康(kang)状态，比如妊娠期糖(tang)尿病(bing)、妊娠期高血压疾病(bing)都是女性后生命周期发生糖(tang)尿病(bing)、高血压的高风险因素。所以，在临床之余，产科医(yi)生也越来越关(guan)注科研(yan)，专注中国妊娠分娩等相关(guan)研(yan)究和思(si)考。”
呼吁：让产科医(yi)生收入不再吃亏
生个孩(hai)子，从入院到出院，前前后后至(zhi)少有七名医(yi)护人员(yuan)陪同。顺产的话，48小时出院；不顺利的话，母(mu)子可能就是过一道鬼门关(guan)。
“我们产科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产科医(yi)生、新生儿科医(yi)生、麻(ma)醉科医(yi)生、助产士、护士等一套人马在岗，因为随(sui)时可能有孩(hai)子要出生。人力成本极高，但是付出与(yu)收入不成正比。”三位产科主任不约而同地向记者倾诉，“产科医(yi)生又(you)累又(you)苦，收入却不高。”
对于大众而言，生孩(hai)子期望母(mu)子平安，产科医(yi)生要把母(mu)婴并发症和死亡率降到最低水平。产检(jian)做(zuo)得(de)好，发现问(wen)题及时处理，预防工作做(zuo)好了，顺顺利利生下(xia)孩(hai)子，并发症没有了，就不需要手术，更不用提什么切子宫等抢救四级手术——这是产妇的最好结果。
但是，产科没有四级手术，在国家考核(he)时却相当“吃亏”。知名产科大夫段涛曾称，国考的指标与(yu)导向是鼓励大医(yi)院做(zuo)大做(zuo)强，希望医(yi)院能看更多的疑难杂症、做(zuo)更多的高难度手术，最重要的两个指标就是CMI指数和四级手术比例。“我们几乎没有四级手术，胎盘植入、复杂剖宫产手术也只能算(suan)二级手术。”程杨说，“这种情况用CMI指数和四级手术比例考核(he)，我们就很吃亏。”
实际上，对于产科医(yi)生收入相对低的问(wen)题，《关(guan)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中也强调，努力使综合性医(yi)院产科医(yi)师的薪酬水平不低于医(yi)院医(yi)师薪酬平均水平，严禁向产科和产科医(yi)务人员(yuan)下(xia)达创收指标，产科医(yi)务人员(yuan)薪酬不得(de)与(yu)药品、卫生材料、检(jian)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
段涛所担忧的产科未来困境已(yi)经引起众多产科主任的共鸣。“我们连续几年没有新进产科医(yi)生了，一旦断层，最终受到影(ying)响(xiang)的还是我们普通大众。”李瑞满特别呼吁，最好将产科的评价标准单列，确(que)保产科医(yi)生的收入达到合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