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guan)察(cha)者网专栏作者 毛克疾】
莫迪开启第三任期以后，美印随(sui)即互(hu)动进入新(xin)一轮密集期。此前访美日程多次(ci)拖延的(de)美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有(you)着“印太(tai)沙皇”之称的(de)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已到(dao)访印度，重点讨(tao)论(lun)加强美印合作，共同开展对华竞(jing)争。
然而，值得注意的(de)是(shi)，在美印联系热络(luo)的(de)背后，美国和西方媒体围绕“印在美策划刺杀(sha)”的(de)舆论(lun)龃龉却不断发(fa)酵，甚至(zhi)出(chu)现外交言辞交火(huo)。考虑相关历史先例，他国情报机关在美国土上遂行刺杀(sha)无疑已触碰美国底线，但(dan)目(mu)前这一事件似乎进入“高高举起(qi)，轻轻放下”的(de)状态。有(you)趣(qu)的(de)是(shi)，印媒也开始(shi)炒作“美国情报机构在印孟(meng)缅边境策划基督教独立国家”作为反击。
这种现象(xiang)不禁使人揣测，美究竟能在多大(da)程度上容忍印度？要回答这个问题，归根(gen)到(dao)底要搞清楚美印战略合作的(de)基础(chu)和限度。可以说，对华共同敌意是(shi)美印战略趋近的(de)基础(chu)，而美国的(de)意愿——而非印度的(de)意愿——很大(da)程度上决(jue)定美印合作的(de)理(li)论(lun)上限，但(dan)印度的(de)意愿却能决(jue)定美印合作的(de)实际水平。
当地时间6月14日，印度总理(li)莫迪与美国总统拜登(deng)在意大(da)利的(de)七(qi)国集团（G7）峰会期间会晤(wu)。图(tu)自：视觉中(zhong)国
毫(hao)无疑问，中(zhong)国因素是(shi)决(jue)定美印关系的(de)基础(chu)因素，而中(zhong)印矛盾是(shi)美印关系走近的(de)主要动力。总体看(kan)，在中(zhong)美战略竞(jing)争走向长期化、激烈(lie)化的(de)大(da)背景下，印作为人口体量与中(zhong)国相当、经(jing)济潜力举世无双，且与中(zhong)国存在既有(you)领土争端的(de)国家，已成为美国应对中(zhong)国崛起(qi)的(de)当然关键伙伴。中(zhong)印两国近年(nian)来多次(ci)发(fa)生边境武装对峙，美国因此有(you)动机，也有(you)机会采取盎(ang)格鲁-撒克逊海洋国家历史上面对大(da)陆国家之争历来奉行的(de)离岸(an)平衡战略——如果中(zhong)印进入19世纪“德法之争”那种长期彼此互(hu)耗的(de)状态，美国自然也能像当年(nian)英(ying)国一样坐(zuo)收其利。
尽管美印理(li)论(lun)上享有(you)共同对华的(de)动机，但(dan)在小布什(shi)、奥巴(ba)马政府时期，印美、中(zhong)美关系几乎处(chu)于两条平行的(de)政策轨道——中(zhong)国因素极少被纳入美印关系框架。例如，2008年(nian)小布什(shi)政府在印度没有(you)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de)背景下就同意其获取民(min)用核技术，这一举动虽隐含“针对中(zhong)国”的(de)意味，但(dan)“拉拢印度”的(de)用意显然更加突出(chu)。再如，奥巴(ba)马政府2010年(nian)宣布“重返亚太(tai)”，但(dan)这个旨在系统应对“中(zhong)国崛起(qi)”的(de)战略却没有(you)为印度安排任何角(jiao)色(se)。此外，2007年(nian)时任日本(ben)首(shou)相安倍晋三提(ti)出(chu)涵盖美日印澳的(de)“四方机制”设想，但(dan)仅召(zhao)开一次(ci)会议就匆匆解(jie)散。之所以产生这些现象(xiang)，是(shi)美国当时认为中(zhong)印关系总体稳定，因此印看(kan)起(qi)来并不值得美国信赖，同时美也不认为中(zhong)国威(wei)胁(xie)已大(da)到(dao)需(xu)要动员印这种“不可靠的(de)伙伴”。
然而，中(zhong)印近年(nian)来的(de)冲突客观(guan)上都成了美国推(tui)动对印关系发(fa)展的(de)契机。早在2013年(nian)，奥巴(ba)马政府就高度关注中(zhong)印“帐篷对峙”，但(dan)对峙很快和平解(jie)决(jue)使奥巴(ba)马政府认为边境问题并不足以影响中(zhong)印关系大(da)局。到(dao)2017年(nian)夏的(de)中(zhong)印“洞(dong)朗对峙”时，虽然印仍未直接(jie)向美求助，但(dan)莫迪政府对美态度已发(fa)生重大(da)变化。2017年(nian)秋“洞(dong)朗对峙”解(jie)决(jue)后，美日印澳2017年(nian)11月随(sui)即利用马尼拉东亚峰会“复活(huo)”了已冻结10年(nian)的(de)四方机制，召(zhao)开2007年(nian)后首(shou)场(chang)副部(bu)长级会议。此后，美印关系缓慢(man)步入快速发(fa)展期：2018年(nian)印破例成为首(shou)个获美先进无人机技术的(de)“非北约”伙伴；印获取有(you)权自美购买军民(min)两用技术的(de)“战略贸(mao)易授(shou)权1类”地位；印美还建立“2+2”防(fang)长外长定期磋商机制。
2020年(nian)“加勒万冲突”某(mou)种程度上是(shi)美印关系的(de)分水岭。在美印2017年(nian)以来迅速深化战略合作的(de)基础(chu)上，到(dao)2020年(nian)中(zhong)印暴发(fa)“加勒万冲突”时，美方已在技术装备、情报信息等领域全面做好“给予印度任何所需(xu)支持”的(de)准备。“加勒万冲突”之所以成为美印关系的(de)分水岭，就是(shi)因为美在冲突期间对印有(you)求必应的(de)支持很大(da)程度打消印高层对“美国在中(zhong)印冲突中(zhong)是(shi)否可靠”的(de)长期顾虑。这也解(jie)释了印为什(shi)么(me)选择(ze)在“加勒万冲突”期间刻意宣扬一些此前难以想象(xiang)的(de)战略动作，包括允许美军P-8侦察(cha)机在印安达曼群岛着陆加油，美印航(hang)母(mu)编队在孟(meng)加拉湾(wan)举行联合演习等。事后看(kan)，“加勒万冲突”已深刻改变印精英(ying)对华态度，特别是(shi)为他们在敏感领域对美合作解(jie)决(jue)了基础(chu)互(hu)信问题。
拜登(deng)政府在美印解(jie)决(jue)战略互(hu)信问题的(de)基础(chu)上，进一步将美印合作拓展至(zhi)产业(ye)科技领域。在“加勒万冲突”以后，莫迪政府突然开始(shi)限制中(zhong)国投资、中(zhong)国技术、中(zhong)国企业(ye)，特别是(shi)通过(guo)大(da)规模封杀(sha)中(zhong)国背景APP释放出(chu)“印要脱离中(zhong)国产业(ye)技术生态”的(de)强烈(lie)信号。这高度契合拜登(deng)政府在产业(ye)科技领域发(fa)起(qi)的(de)对华遏制和竞(jing)争，也促成美印建立“关键新(xin)兴技术倡议”（iCET），并使之成为美印合作最受关注的(de)议程。同时，拜登(deng)政府也通过(guo)将印纳入印太(tai)经(jing)济框架（IPEF），力推(tui)印在全球产业(ye)链供应链中(zhong)替代中(zhong)国地位，早日成为美构建“排华生产网络(luo)”的(de)支柱。
基于以上分析可看(kan)出(chu)，对中(zhong)国的(de)共同敌意是(shi)美印不断靠近彼此的(de)基础(chu)，但(dan)中(zhong)美矛盾更多是(shi)结构性长周期矛盾，这构成美印互(hu)动的(de)大(da)背景，而中(zhong)印矛盾更多是(shi)事件推(tui)动的(de)具(ju)体矛盾，起(qi)到(dao)催化美印关系发(fa)展的(de)作用。总体看(kan)，美在战略上对印合作诉求大(da)于同期印对美合作诉求，因此美对印通常处(chu)于“予多取少”“责多权少”的(de)让(rang)利状态，而印对美则通常处(chu)在“拉高报价”“刺探底线”的(de)博弈(yi)状态——因此，印对美配合的(de)程度决(jue)定美印合作的(de)实际水平，而美面对印“拉高报价”的(de)让(rang)利决(jue)心和面对印“刺探底线”的(de)容忍程度决(jue)定了美印合作的(de)理(li)论(lun)上限。
2023年(nian)6月，一名涉嫌杀(sha)害美籍锡克教徒的(de)印度男子在捷克被逮捕，已被引(yin)渡至(zhi)美国（捷克警方）
从上述分析框架出(chu)发(fa)，可以推(tui)测出(chu)，莫迪所在的(de)印人党获得连任的(de)背景下，无论(lun)美国是(shi)共和党还是(shi)民(min)主党赢得大(da)选，都只会影响美印合作的(de)理(li)论(lun)上限，但(dan)不太(tai)可能瞬间改变美印战略合作的(de)实际进度，更不用说双边合作的(de)总体方向。不管美国哪个政党上台，美印都将围绕“中(zhong)国因素”继(ji)续(xu)推(tui)进多个领域的(de)战略合作：
一是(shi)在军事领域，美将不遗余力加强对印合作，尤其是(shi)情报侦察(cha)、装备弹药等领域合作。考虑当前全球地缘战略格局，美某(mou)种程度上比印更在乎“中(zhong)印边境”问题，毕竟中(zhong)印矛盾越激化，美影响印度的(de)杠杆就越大(da)。因此，美一方面将加大(da)力度对印共享情报，特别是(shi)涉及中(zhong)国边境基建的(de)感知(zhi)数据(ju)和侦察(cha)结果，确保“不放过(guo)每一次(ci)拱火(huo)的(de)机会”。另一方面，美响应莫迪政府打造本(ben)土军工生产能力政策号召(zhao)，甚至(zhi)期待借印成本(ben)优势打造“民(min)主兵工厂”，推(tui)动印脱离俄制国防(fang)体系的(de)同时，为民(min)主世界寻(xun)找性价比更高的(de)制造、维(wei)修、补给、后勤服务。
二是(shi)在产业(ye)科技领域，美继(ji)续(xu)推(tui)动印度取代中(zhong)国的(de)全球产业(ye)链供应链核心地位。尽管2017年(nian)以来的(de)美印产业(ye)合作经(jing)验(yan)表明，印目(mu)前仍不具(ju)备通过(guo)“友岸(an)外包”大(da)规模替代中(zhong)国的(de)能力，但(dan)考虑印人口规模和市场(chang)潜力，美仍对“印度制造”给予厚望。未来，美仍主要通过(guo)鼓励企业(ye)直接(jie)投资、引(yin)导投资印股印债、营销印国债等方式支持印，重点推(tui)动印改善基建和提(ti)高技术水平，促其完成进口替代的(de)基础(chu)上，更好提(ti)高大(da)规模承接(jie)制造业(ye)的(de)能力。尽管印渴望自美获得更大(da)贸(mao)易让(rang)利，但(dan)美出(chu)于内政约束，只愿用“印度制造”在近似条件下替代既有(you)“中(zhong)国制造”的(de)份(fen)额，而非给予印专门贸(mao)易优惠。值得注意的(de)是(shi)，美还将推(tui)动对印新(xin)技术合作，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空间技术等，但(dan)考虑印实际水平，短期内效果有(you)限。
三是(shi)在外交战略领域，美继(ji)续(xu)在权利方面给予印度盟友待遇，但(dan)在责任方面却并不做同等要求。美政策界已达成一个基本(ben)共识：一个更强大(da)的(de)印度对中(zhong)国利益的(de)挤压，必定大(da)于对美国利益挤压，因此美更在乎印对华整体战略牵制，而非具(ju)体战术行动收益。例如，美虽然欢迎印在南海、台海等涉华方向发(fa)挥更大(da)作用，特别是(shi)加强对日本(ben)、菲律宾、越南的(de)合作，但(dan)却并不指望印度做出(chu)承担“盟友义务”的(de)承诺。再如，美将进一步配合印在南亚和印度洋区域遏制中(zhong)国，但(dan)并不要求对等回报。此外，美国鉴于自身(shen)面向全球南方的(de)影响力短板，也会继(ji)续(xu)扶持印度以抵消中(zhong)国面向全球南方的(de)强大(da)影响力。
四是(shi)在价值观(guan)和意识形态领域，美将继(ji)续(xu)按需(xu)选择(ze)性突出(chu)印度总体的(de)“民(min)主属性”和莫迪政府的(de)“专制属性”。虽然莫迪政府对内集权、对外霸(ba)权在美引(yin)发(fa)重大(da)争议，但(dan)美印战略合作大(da)方向已定，这些争议反而成为美运筹对印关系的(de)筹码——需(xu)要敲打的(de)时候就强调“莫迪政府专制”，需(xu)要拉拢的(de)时候就强调“印度民(min)主”。在具(ju)体措施上，如果连民(min)主党政府都选择(ze)对“印度在美策划刺杀(sha)”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通常对进步价值观(guan)不屑一顾的(de)共和党政府更不可能因此对印实施实质性惩戒。与此同时，印度进入联合政府时代，客观(guan)上也压减了美国用价值观(guan)武器围殴印度的(de)余地。
本(ben)文系观(guan)察(cha)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chun)属作者个人观(guan)点，不代表平台观(guan)点，未经(jing)授(shou)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guan)察(cha)者网微(wei)信guanchacn，每日阅读(du)趣(qu)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