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台湾建省前的政区(qu)略述
我国对台湾地(di)区(qu)的早期行政管辖，始见于南宋时期。台湾岛正式划分行政区(qu)域，则开始于明郑时代。南明永历(li)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称台湾为“东都”，在赤崁城（在今台南）设立承天府，所辖2县以新港溪为界：以北至鸡笼设为天兴县，县治佳(jia)里(li)兴；以南至琅峤（今恒春）为万年县，县治在今台南县二赞村；另设南路、北路、澎(peng)湖岛3安抚司。永历(li)十八年（1664年），郑经继位后改东都为“东宁(ning)”，以承天府所辖2县升置天兴、万年2州，另设南路、北路、西路、澎(peng)湖4安抚司。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拥有了对全台湾的统治权。翌年，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和台湾、凤(feng)山、诸罗三县，府治台湾县东安坊（今台南）。雍正元年（1723年），北部的诸罗县析置彰化(hua)县和淡水(shui)厅；雍正五年（1727年）增(zeng)设澎(peng)湖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诸罗县改称嘉义县。嘉庆(qing)十七年（1812年），由(you)淡水(shui)厅析置噶(ga)玛兰厅。光绪元年（1875年），台湾府境分为2府8县4厅：北部增(zeng)设台北府，辖宜兰、淡水(shui)、新竹3县和基隆厅，府治淡水(shui)县艋舺（今台北市区(qu)）；中南部仍为台湾府，辖彰化(hua)、嘉义、凤(feng)山、恒春、台湾5县和澎(peng)湖、埔里(li)社、卑南3厅，府治台湾县。可(ke)以说(shuo)，建省以前，台湾的政治重心一直在南部。
清朝光绪时期的台湾地(di)图
台湾建省与初定彰化(hua)为省会
晚(wan)清时期，台湾处在美国、日本、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di)。同治十三年（1875），作为钦(qin)差大臣赴台处理对日交涉的沈葆桢即言(yan)：“年来洋务日密，偏重东南，而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关系非轻。”台湾此时吏治不(bu)清，经费不(bu)足，因此清廷开始反复探索治理台湾的体制应如何(he)架(jia)构，先后有沈葆桢所倡福建巡抚移(yi)驻台湾、王凯泰奏(zou)巡抚轮驻闽台、袁(yuan)保桓请专设台抚、丁日昌复请督抚轮驻等议，体制难定，台湾的建设也一度陷于停滞。中法战后，台湾地(di)位更加(jia)凸显，经醇亲王奕譞(xuan)等再次奏(zou)请，清廷以台湾为南洋门户，设置福建台湾巡抚专驻台湾，添设藩司，正式于台湾设置行省。
既然要建省，省会的选择是(shi)一重大议题。光绪七年（1881），毓英任福建巡抚巡台筹(chou)办台湾防务时，认为必须使(shi)台湾南北声气相(xiang)通，而现有台湾府城偏于一隅，不(bu)易顾及北路，应将府道移(yi)设彰化(hua)，建城于东大墩，居中控(kong)制，建设大溪桥。这一计划中的政治中心预定作为将来的省会。但毓英因中法战起，奉调主持云南军事，彰化(hua)建设之(zhi)议未能实施。台湾建省后，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预定设省治在彰化(hua)县桥仔(zai)头（雅作桥孜图，今台中市中心），他规划修建一条横贯(guan)南北的铁路，再修一条跨越东西的公路，这样省会位于台中可(ke)以居中而掌(zhang)握四方。
于彰化(hua)建设省会的消息也引起了本地(di)士绅的踊跃情绪，甚至出(chu)现了向(xiang)刘铭传建议省治应设于鹿港的提案。据署(shu)彰化(hua)知县李嘉棠禀(bing)称，本县绅士前广东新兴县知县蔡德(de)芳等二十二人佥称：“窃(qie)台湾建省，近(jin)复蒙钦(qin)宪下驻，带率员绅就彰属内周历(li)相(xiang)度，择建省垣。远近(jin)闻风，争(zheng)相(xiang)顶祝。”显然清廷大员反复于彰化(hua)考察省会选址的行为已风闻远近(jin)，这些乡绅言(yan)称，担心台岛山川形势，非巡抚耳目所能遽周，故陈(chen)所见：
《巡视台阳图》
“台湾一岛孤悬，南北绵(mian)亘千余里(li)；东尽横山，西临瀚海。重以土浮民靡，动辄生变；无事则耕渔(yu)亦足相(xiang)安，有事则请兵筹(chou)饷，在在仰(yang)需(xu)内地(di)。伏思开台之(zhi)初，建设郡、厅、县多从海口，意殆为是(shi)。独嘉义一县城离海稍远，每遇揭竿，四面受困；历(li)征前事，可(ke)为寒心！至如彰化(hua)城，西离鹿港，不(bu)过十余里(li)。其奈东延内山、平洋辽阔(kuo)，伏莽滋扰；兼(jian)之(zhi)溪多林杂，防御难施。即如同治元年戴逆自内一发，城池立陷；城之(zhi)西面只一桥被断、一竹围被踞，虽内地(di)大兵数千接屯鹿港，经年莫能前进。洎乎南北大兵夹击，收复后犹争(zheng)。爰乾隆年间贵西道赵翼议移(yi)彰城于鹿港之(zhi)说(shuo)，恳恩入告，事虽未行；要其大意，总以设城距海越近(jin)越是(shi)也。今当盛(sheng)朝，威灵震迭，欣荷钦(qin)宪抚临此邦，营(ying)建省会；从此添兵足饷，重权镇摄，全台托庇，万万不(bu)至虑此。”
他们认为现在的彰化(hua)离山区(qu)太紧，易被前后夹击，不(bu)如迁址于临海的鹿港。刘铭传的回复则透露出(chu)清朝官方选择省会的考虑因素：“台湾建立省城控(kong)制全台，必得形势可(ke)观，方能建城。如台湾府为兴创之(zhi)始基；台北府物产最富，沪尾、基隆两口为全台之(zhi)要隘(ai)，若该二府绅士于此两处请建省城，尚非谬论。鹿港濒海，地(di)势低下，水(shui)口沙浅，不(bu)能泊(bo)船。”他认为这些士绅“忽请建立省城，非为控(kong)制全台起见，特(te)为本地(di)贸易起色耳”，“统论全台局势，岂有弃中、南、北、前、后三千里(li)地(di)方，独重鹿港一镇之(zhi)理！如以鹿港傍(bang)海易守(shou)，不(bu)致(zhi)四面受敌；何(he)以福建省城不(bu)立于长门、江苏(su)省城不(bu)立于吴淞？查该绅士等始议建省必就彰化(hua)县城，继又(you)禀(bing)在大墩地(di)方，现又(you)禀(bing)请于鹿港建省；侈然自大，随意指陈(chen)，直视台湾地(di)方只有鹿港一镇最重、台湾绅士亦只有鹿港最大，殊属荒谬！”如果官方所选之(zhi)地(di)“或有凶砂恶(e)水(shui)，来龙不(bu)真；或山水(shui)阴阳不(bu)交，不(bu)成格局”，均(jun)可(ke)任由(you)地(di)方绅士知堪(kan)舆者一一指驳，体统何(he)在。清廷规划台湾省会已抛却(que)阴阳迷信之(zhi)说(shuo)，而全在地(di)理形势。刘铭传又(you)称：“查大墩地(di)方襟山带海，控(kong)制南北，实天造(zao)省会之(zhi)基；本经岑宫保勘定建城，复经本爵部院上年亲往察看，堪(kan)建省城。”可(ke)见刘铭传也是(shi)赞诚毓英所见，建省城治所于彰化(hua)县内。
台北的发展与定为省会
光绪十五年（1889），刘铭传命台湾知县黄承乙、中路统领林朝栋筑省城。但因原归商办的台湾铁路出(chu)现变故，刘铭传只得挪用修建省会的经费修建铁路，致(zhi)使(shi)省城工程(cheng)延缓。因省城各项设施尚未建成，刘铭传一直将巡抚衙门设在台北。从前述刘铭传对台北的评价“台北府物产最富，沪尾、基隆两口为全台之(zhi)要隘(ai)”，可(ke)见如果将省会设于台北亦非不(bu)可(ke)接受，因为台北此时已是(shi)全台“物产最富”之(zhi)处。《天津(jin)条约》之(zhi)后，沪尾、基隆为北部最重要的两个(ge)港口，位置重要。
清朝收复台湾后，统治重心一直在南部，但北台湾、特(te)别是(shi)台北地(di)区(qu)也在不(bu)断发展中。康熙、乾隆年间，福建漳州、泉州有组织的垦民纷至沓来。他们的辛勤垦殖，使(shi)台北盆地(di)从原来的荒滩野岭(ling)变成鱼米之(zhi)乡。嘉庆(qing)初年统计，台北盆地(di)农户已达21万人。稻(dao)米、茶叶、蔗糖(tang)、樟脑和硫磺的采制也崛起成为台北的重要产业。台北汉人修建的最早集市是(shi)新庄和艋舺街，嘉庆(qing)年间，由(you)于新庄河港逐渐淤塞，台北的贸易中心逐渐向(xiang)下游转移(yi)到淡水(shui)河东岸的艋舺街（今万华街），它和台南府城、台中鹿港并称台湾三大都市，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zhi)说(shuo)。
随着(zhe)中法战争(zheng)与台湾建设，台北城防与城市建设并行，成为军政重镇。刘铭传于台湾实施新政期间的铁路、公路、航运、电(dian)线、电(dian)报皆围绕台北兴建，大稻(dao)埕、西门一带也兴起于此时。台北成为全台水(shui)陆交通和通讯枢纽。自此确立了台北政治经济中心地(di)位。
刘铭传
因此，接任刘铭传任台湾巡抚的邵友濂认为：“（彰化(hua)地(di)区(qu)）本系一小村落，自设县后，民居仍不(bu)见增(zeng)；良由(you)环境皆山，瘴疠甚重，仕宦商贾托足维艰，气象(xiang)荒僻，概可(ke)想见。况由(you)南、北两郡前往该处，均(jun)非四、五日不(bu)可(ke)。其中溪水(shui)重叠，夏秋辄发；设舟造(zao)桥，颇穷于力；文报常阻，转运尤艰。台中海道淤浅，风汛(xun)靡常，难于驶进轮船。不(bu)独南北有事接济迟滞；即平日一切造(zao)办运料，亦增(zeng)劳费。揆诸形势，殊不(bu)相(xiang)宜；且省会地(di)方，神庙、衙署(shu)、局所在所必需(xu)；用款浩烦(fan)，无从筹(chou)措(cuo)，是(shi)以分治多年迄未移(yi)驻该处；自今以往，亦恐举办无期。”台北府作为全台上游，巡抚、藩司久驻于此。衙署(shu)庙局，已经粗成；舟车(che)两便，商民辐辏。且铁路已修至新竹，经费稍裕后，即可(ke)分储粮械，为省城后路。故应将台北府设为省会首府。台北形势汇聚，加(jia)上彼时清廷已内外交困，无力再于台中另筑新城，故依邵氏奏(zou)请，此后，台北就成为了台湾省会。
参(can)考文献
1、商伟凡：《与大陆一脉相(xiang)承的台湾政区(qu)沿革》
2、侯军义：《台湾省会定于台北始末》
3、马(ma)骐：《刘铭传与台北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