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刚(gang)所著(zhu)的《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于2022年出版，该书的繁体字版最近由香(xiang)港中和出版推出。新书发布(bu)之际，5月(yue)11日在上海香(xiang)港三(san)联书店举行了新书对谈会(hui)，沈刚(gang)围绕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与嘉宾、上海大学公共(gong)外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戴勇斌(bin)老师以(yi)及读(du)者朋友，进行了一场深入而(er)富有启发性的交流。对谈由香(xiang)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总(zong)经理兼总(zong)编(bian)辑陈鸣华主持。本文为沈刚(gang)在对谈会(hui)上的演讲稿。
讲座现场
我少年时代是蛮热爱文学和历史的，我是一个文艺青年，在大学二(er)年级的时候，我在《萌芽》杂(za)志上发表了一篇(pian)小说《别了，十八岁》，第二(er)年就获得了《萌芽》文学奖。二(er)十一二(er)岁的时候，我就从此走(zou)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当年我曾(ceng)是上海作协最年轻的会(hui)员。我曾(ceng)经在《萌芽》杂(za)志社(she)和《解放日报》工作过。当时是1990年代，邓小平南巡，国家掀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我就从报社(she)辞职，和几位复旦的同学一起创业，办(ban)了唐神传播这家公司。
几十年来，虽然我离开了文字工作，但是我对文字、对阅读(du)的热爱其实没有改变。当然，我对于虚构作品的关(guan)注(zhu)度，这几年是有所下降，大部分(fen)时间用于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的阅读(du)。在我从事品牌推广、媒体代理的几十年里面，其实我有幸接触到了这个行业里很多名列前茅的企业，我也目(mu)睹了他们成功、扩张、挫折，在跟他们的互(hu)动中，我们公司就总(zong)结出了一个叫品牌主体运营系(xi)统五个维度的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企业所处大环境、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企业取得成功的方法论、组织机构的保障、企业所掌握的资源这五个维度去分(fen)析企业的创业、运营的规律。在这过程中，我还(hai)陆续看(kan)了许倬云先生(sheng)的一些(xie)著(zhu)作，特别是他的《从历史看(kan)组织》这些(xie)跨界(jie)的作品，当时就产生(sheng)了想法，想从品牌主体运营的这五个维度去重新研究历史、叙述历史。
疫情(qing)期间我空下来了，就开始(shi)了《兴亡》的写作。《兴亡》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从大环境、价值观、方法论、组织和资源五个模型去分(fen)析中国自秦汉以(yi)来两千年帝(di)制治理时期的治理体系(xi)。所谓大环境，就是指这个国家政权(quan)面临的外部和内部的各种(zhong)条件，包括境外对立政权(quan)等外部状态，以(yi)及政治、经济(ji)和文化等内部因素；价值观，就是官方的统治理论，在我们中国就是儒家思想；第三(san)个就是一个政权(quan)的统治策略，具体表现在中国2000年的统治，实际上就是君主专制，以(yi)及衍生(sheng)出来的这个政权(quan)的公共(gong)产品，包括对内对外的各种(zhong)制度、法律、政策；组织的部分(fen)呢，就是统治集团的组织保障，包括各个利(li)益团体之间的一致性、可控(kong)性，从中央到各地(di)的军政机构的完整性、有效性；资源，实际上就指的是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动员水平，现在简单(dan)来说就是国家能力。
这几个关(guan)系(xi)，我觉得他们相对稳定，这个国家就会(hui)比较稳定；反之如果这个关(guan)系(xi)之间冲突了，那么这个系(xi)统本身就会(hui)出故障，甚至会(hui)崩(beng)盘。
这几组关(guan)系(xi)里面，我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部分(fen)：一个是价值体系(xi)、治理体系(xi)里面，价值观跟方法论是不是一致；第二(er)点，就是国家政权(quan)的组织能力跟他的资源动员能力是否(fou)匹配。
《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繁体字版
中国古代治理体系(xi)，周秦之变之前是西(xi)周为代表的诸侯分(fen)封制，秦始(shi)皇统一后，在其统治范围内全面推行郡县制，发展为君主专制、对地(di)方直接管(guan)理的中央集权(quan)统治，这种(zhong)中央集权(quan)的策略共(gong)延续了2000年，直到满清覆亡，中华民国成立。
汉武帝(di)时期，我们又把经过董(dong)仲舒(shu)改造过的儒家学说列为官方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将儒家王道的价值观和法家霸(ba)道的方法论结合，成为这个国家治理体系(xi)最本质的特征。这是一致性。在西(xi)汉的时候，又有察举制度推荐人才，将儒生(sheng)士人引进这个组织体制。最高统治者就是君主，跟文官集团，通过自上而(er)下的各级司法行政合一的机构，采用严密(mi)户籍控(kong)制的编(bian)户齐(qi)民制度，征发兵役和徭(yao)役，征收赋税，也就是进行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动力。实际上，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价值观和方法论、组织和资源高度统一，这个国家资源体系(xi)实际上就建(jian)立了一个稳定的结构。如果没有鸦(ya)片战争，我觉得这个2000年的治理体系(xi)，它可以(yi)一直延续下去。即使(shi)爆发周期性危机，以(yi)致发生(sheng)王朝衰亡、朝代更迭轮换，但只(zhi)要新的朝代建(jian)立，把这个体系(xi)重新调(diao)整恢复，就能继续往前发展，在新的条件下实现匹配和平衡，从而(er)进入下一轮的反复和循环。就这样，形成了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中央集权(quan)、君主专制及郡县制为统治策略的独(du)特闭环。
这种(zhong)独(du)特闭环的形成，和我们中国、东亚大陆相对封闭的地(di)理大环境，有着很大的关(guan)系(xi)。东方和南方面临大海，西(xi)南、西(xi)北分(fen)别为高原和大漠阻隔，东北森林(lin)连接着极寒之地(di)。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是天下国家的思维，所谓普天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chen)，但天下真(zhen)正(zheng)的范围所及，主要限于以(yi)黄河(he)、长(chang)江流域为中心，包括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族群区域，以(yi)及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渔猎族群区域，南方少数民族的高原和山地(di)族群区域等。至少在大航(hang)海时代之前，世界(jie)上其他文明治理体系(xi)，比如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对于帝(di)制中国的运营系(xi)统，没有产生(sheng)实质性的影响。
儒家价值观和法家方法论相结合的中国帝(di)制时期治理体系(xi)，正(zheng)式形成于秦汉第一帝(di)国时期，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和漫长(chang)的过程。
首先，所谓秦制，就是法家那套方法论、统治术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殷周换代之际，周代统治者反复论证殷纣失德从而(er)造成天命转移，实际上作出承受天命的周室必须以(yi)德治理天下的承诺。自上而(er)下的世袭贵(gui)族分(fen)封制，以(yi)德治为核心的天命观，以(yi)及反映宗法等级价值的礼乐制度等，这些(xie)构成了周制的基本内容。
春秋战国的东周时期，礼崩(beng)乐坏王权(quan)低落，反而(er)造就诸子百家各种(zhong)思想的争鸣，产生(sheng)了对于后世较大的儒家、道家和法家等多种(zhong)学派。相较于老庄道家崇尚避世、隐逸的生(sheng)存方式，传达清静无(wu)为、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儒法思想中都分(fen)别包含着追求大一统的积极态度。其中孔孟儒学推崇德治仁政，强调(diao)以(yi)宗法伦理为基础、合乎周礼的等级尊卑秩序，把恢复周制及周天子的权(quan)威，作为其追求的政治目(mu)标。
问题在于，在诸侯征战、追求霸(ba)权(quan)的大环境下，儒家通过克制私欲、恢复周礼的解决方案(an)，并不能给大国强盛乃至建(jian)立大一统王权(quan)提供方法论上的实际助益，于是，迎(ying)合君王对内集权(quan)、对外扩张需求的法家学说乘(cheng)势而(er)起。法家主张强化君主绝对的专制权(quan)威，实行郡县直辖，制定各种(zhong)严密(mi)的法律，要求臣(chen)下与庶(shu)民无(wu)条件服从，通过赏罚控(kong)制臣(chen)民的行为，提倡(chang)农战，即以(yi)国家强制与授(shou)予(yu)官爵结合的方式，把民众改造为从事粮食生(sheng)产、作战杀敌的工具。所谓商鞅秦国变法，搞得就是这一套。法家思想的秦国实践，极大加强了专制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奠定了嬴政最终完成大一统、推行秦制的基础。从某种(zhong)意义上说，秦朝统一是其坚持法家路线的胜(sheng)利(li)。
其次，秦朝统一仅十五年即告覆亡，又证明秦政权(quan)的治理体系(xi)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完全以(yi)法家的理念治国也是不行的。秦政权(quan)刑罚严苛、横征暴敛，过度开发国家人力、财力资源；在幅员极其辽阔的巨型国家，匆忙推行中央集权(quan)、郡县制的统治策略，以(yi)中下级军官及少数文法吏构成的郡县组织体制，不足以(yi)压制民间力量的反抗；秦政权(quan)一味迷(mi)信暴力压迫，轻视天命及合法性塑造，法家著(zhu)述大多是为帝(di)王献策的统治术、权(quan)谋学，不可能成为凝聚君臣(chen)士民官方的价值。
刘邦创建(jian)汉王朝，保留了秦朝皇帝(di)制度在内的基本统治策略，却又采用郡国并行的“一国两制”模式，即在朝廷直接控(kong)制的原秦地(di)十五郡实行郡县制，对于前六国地(di)区采行借(jie)鉴(jian)周制的宗室分(fen)封制。在保留秦制根本制度、法律的前提下，政策、法制层面作出调(diao)整，与民休养生(sheng)息。惠帝(di)、高后时期，丞相曹参明确把黄老之学作为国家的指导(dao)方针，清静无(wu)为、因循施政。汉文帝(di)刘恒俭朴克己，对内不扰民、对外不挑(tiao)衅，保证国家数十年维持和平、宽松的局面。虽然文帝(di)没有独(du)尊儒术之举，但其一代贤君的作为，符合孔子儒家仁政的理想，历史的钟摆朝着以(yi)德治而(er)享有天命的周制逻辑回归(gui)。换句话(hua)说，文景之治代表的汉王朝治理系(xi)统，其实是基于黄老道家思想主导(dao)，混合了儒家、法家思想，兼容无(wu)为而(er)治、德治和法治。汉武帝(di)刘彻作为奋发积极的雄(xiong)主，接受经过董(dong)仲舒(shu)改造的儒家天命伦理学说，把儒学置于大一统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地(di)位，这也许是一种(zhong)必然的选择。外儒内法成为帝(di)制时期国家治理体系(xi)最本质的特征。其中儒学作为国家的统治理论，代表了统治集团公开倡(chang)导(dao)的价值观，而(er)王朝统治的方法论，即各种(zhong)具体的对内或对外的制度、法律和政策等，大部分(fen)仍是源自法家思想的底色。汉宣帝(di)刘洵(xuan)形象地(di)将之概括为“霸(ba)王道杂(za)之”。
第三(san)，必须强调(diao)的是，自汉武帝(di)创立起儒法国家政治系(xi)统的基本架构，在西(xi)汉政权(quan)大部分(fen)的时间里，儒法两种(zhong)思想、方法的磨合，始(shi)终处在一种(zhong)碰撞和矛盾的状态。对于汉武帝(di)而(er)言，可能是希(xi)望通过儒学统一思想，更为巩固、强化中央集权(quan)的秦制国家；对于被引入统治集团的儒生(sheng)士大夫(fu)而(er)言，继续保留了“儒为帝(di)师”、忠(zhong)于儒学价值先于忠(zhong)于君主的传统，内心的理想更为倾(qing)向(xiang)恢复周制。外戚王莽和平篡(cuan)汉，就是在儒学天命转移之说充分(fen)发酵的氛围中完成。
光武帝(di)刘秀重建(jian)汉政权(quan)，不仅宣示汉室的天命并未转移，而(er)且刘秀以(yi)其一生(sheng)的政治实践，证明儒法两种(zhong)价值、策略，可以(yi)相互(hu)融合而(er)至平衡。中国古代的政治系(xi)统，历经周秦之变、秦汉换代，特别是汉武帝(di)尊儒后一百余年的曲折，终于实现价值观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
秦汉第一帝(di)国崩(beng)溃后，魏晋南朝以(yi)禅代的方式，把自己作为两汉的直接继承者。十六国、北朝大多数为北方少数民族建(jian)立的政权(quan)。
魏晋南朝统治者以(yi)恢复强盛汉朝为己任，历经三(san)四百年漫长(chang)的探索，却始(shi)终未能达到目(mu)标。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魏晋治理体系(xi)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的对立，即国家倡(chang)导(dao)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实际操作层面的对立与冲突，至少是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
第一阶(jie)段前后七十余年，自公元196年汉献帝(di)建(jian)安元年，曹操置献帝(di)于许昌即挟天子而(er)令诸侯，至公元266年初，司马炎正(zheng)式终结曹魏而(er)改国号晋。其中东汉晚期、曹魏前期，士大夫(fu)、民众仍持汉室享有天命的观念，对于曹氏父子暴力代汉的合法性严重存疑，这是曹魏政权(quan)没有顺(shun)利(li)通过瓶颈的重要原因之一；高平陵政变之后，进入了司马氏父子代魏时期，其间发生(sheng)废帝(di)、弑(shi)君等严重挑(tiao)战儒家价值底线的事件。尽管(guan)人们意识到魏晋立国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儒家思想中皇权(quan)授(shou)之于天的神圣性受到挑(tiao)战，儒学失去了凝聚人心的价值功能。
第二(er)阶(jie)段大约五十年，贯穿整个西(xi)晋政权(quan)时期。晋武帝(di)司马炎完成天下统一，通过恢复周制、与士族共(gong)治等策略，试图建(jian)设晋室的天命合法性。不过，士族名士中脱儒入玄的倾(qing)向(xiang)，已经从曹魏时期凤毛麟角的行为，发展为向(xiang)整个阶(jie)层扩散。儒玄两种(zhong)价值此消(xiao)彼涨，晋武帝(di)司马炎时期、贾后掌权(quan)前期，虽然晋室脆弱(ruo)的权(quan)威某种(zhong)程度上得到认可，但士族官僚先家后国的风气早已形成，晋武帝(di)大量重用宗室诸王，也是基于士民对于晋政权(quan)缺乏忠(zhong)诚度的选择。八王之乱(luan)、永嘉之乱(luan)时期，中央政权(quan)逐步丧失了统治的有效性。士族名士一边(bian)采取随波逐流、明哲保身的态度，一边(bian)继续沉溺玄学清淡，以(yi)任达、放诞为乐，对于挽救晋政权(quan)的危局缺少实际帮助。
第三(san)阶(jie)段接近一百年的历史，自公元317年晋元帝(di)建(jian)武元年，司马睿在建(jian)康重建(jian)晋政权(quan)，至公元415年晋安帝(di)义熙元年，刘裕(yu)控(kong)制国家运营系(xi)统。王导(dao)协助司马睿以(yi)恢复神州作为晋室合法性的来源，把士族联合专政作为有效统治的基础。士族共(gong)治要求维护(hu)各门户利(li)益，这就削弱(ruo)了中央集权(quan)以(yi)及国家资源动员能力，而(er)要实现北伐中原的价值目(mu)标，又必须加强集权(quan)、提升国家能力，两者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新的时代死结现象。晋元帝(di)司马睿发出“免良为奴”的诏令，庾氏兄(xiong)弟实施“任法裁物”的整顿，司马道子推行“免奴为客”的政策，引发程度不同的动乱(luan)，即是触碰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缘故；王导(dao)、桓温和谢安等主政者采取尽可能团结、迁就南北士族的政策，保持了江南社(she)会(hui)的稳定，击溃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quan)的南下，但是，这也可能是桓温、谢安北伐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
第四阶(jie)段可能延续至整个南朝，其前半(ban)段大致为七十年左右，包括刘裕(yu)在东晋掌权(quan)的时期，以(yi)及刘宋政权(quan)时期。刘裕(yu)以(yi)北伐取得代晋的合法性，但是，他没有为新的王朝树(shu)立正(zheng)常的儒家伦理价值，刘裕(yu)恢复了秦汉、曹魏时代的中央集权(quan)、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却没有重建(jian)士民对于政权(quan)、皇帝(di)和儒家思想三(san)位一体的信仰体系(xi)。相反的是，斗而(er)不破的士族共(gong)治规则，重回赤裸裸的暴力逻辑。刘宋政权(quan)统治价值观与方法论对立的程度，几乎回到了东汉晚期，曹魏政权(quan)时期。宋武帝(di)刘裕(yu)以(yi)宗室诸王出镇荆州、京口等要地(di)，与晋武帝(di)司马炎重用宗室的出发点完全相同。晋武帝(di)身后发生(sheng)八王之乱(luan)，宋武帝(di)身后发生(sheng)子孙(sun)相残，本质上都是宗室子弟缺少儒家价值教育所致。刘裕(yu)在禅代前后，野(ye)蛮杀害(hai)了晋安帝(di)、晋恭帝(di)，之后萧道成建(jian)齐(qi)代宋，又谋害(hai)年仅十三(san)岁的宋顺(shun)帝(di)，对于刘氏宗室大肆杀戮，这就是价值观、合法性缺失的死结现象，对于国家治理体系(xi)最直接的影响。
无(wu)论是宋齐(qi)梁陈换代，还(hai)是这几个短命王朝内部的帝(di)位传承，绝大多数充满血腥，只(zhi)要王朝的天命没有真(zhen)正(zheng)建(jian)立起来，治理体系(xi)的核心价值与现实政治的逻辑对立，围绕着帝(di)位继承的屠杀以(yi)及血腥迭代，就将持续不断地(di)循环下去。这种(zhong)类(lei)似“强者得立”的权(quan)力继承原则，属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草原逻辑，中原王朝自西(xi)周政权(quan)确立嫡长(chang)子继承制，或由皇帝(di)生(sheng)前指定作为补(bu)充，已经相对制度化，这在两汉政治实践中表现显著(zhu)，成为皇权(quan)“授(shou)之于天”合法性的重要部分(fen)。换言之，魏晋南朝已不可能打开历史的死结，重塑类(lei)似两汉皇权(quan)的天命。而(er)且，南朝政权(quan)也没有能力重新统一中原，至南陈政权(quan)时期，控(kong)制的土地(di)、人口及各种(zhong)资源已相当有限，逐步失去了源自秦汉帝(di)国汉民族一脉(mai)相传的正(zheng)统意义。反之，北朝政权(quan)实际上源自游牧民族部落，反而(er)没有历史的包袱(fu)。他的权(quan)力来源完全是建(jian)立在血腥和暴力压迫之上。他的汉化过程，其向(xiang)中原王朝政治系(xi)统的靠近、学习和复制，即是士族认可其合法性的过程。
形成于西(xi)魏、北周的关(guan)陇军事贵(gui)族集团，通过府兵制及关(guan)中本位价值的探索，大致取得了统一天下的资源优势和天命合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胡汉杂(za)糅、军政合一的体制中，人口、文化享有优势的汉人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奠定了隋唐民族大融合新兴皇权(quan)的基础。诚如陈寅恪先生(sheng)所言，“盖取塞外野(ye)蛮精悍之血，注(zhu)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创空前之世局”，承接于两晋、作为秦汉大一统政权(quan)残余的南朝，最终被北朝、隋唐帝(di)国所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