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刚所著的《兴亡：中国(guo)两(liang)千年治理得失》于2022年出版(ban)，该(gai)书的繁体字版(ban)最近由香(xiang)港中和出版(ban)推出。新书发布之际，5月(yue)11日在上海香(xiang)港三联书店举行了新书对谈会，沈刚围绕中国(guo)历史上的治理经验，与嘉宾、上海大学公共(gong)外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戴勇斌老(lao)师以及读者朋友，进行了一场深入而富(fu)有启发性的交流。对谈由香(xiang)港中和出版(ban)有限公司(si)总经理兼总编辑陈鸣华主持。本文为沈刚在对谈会上的演讲稿。
讲座现场
我少年时代是蛮热爱(ai)文学和历史的，我是一个文艺青年，在大学二年级(ji)的时候，我在《萌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shuo)《别了，十八岁》，第二年就(jiu)获得了《萌芽》文学奖。二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就(jiu)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当年我曾是上海作协最年轻的会员。我曾经在《萌芽》杂志社和《解放日报》工作过。当时是1990年代，邓小平南巡，国(guo)家掀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开(kai)放的高潮，我就(jiu)从报社辞职，和几位复(fu)旦的同学一起创业(ye)，办了唐神传播(bo)这(zhe)家公司(si)。
几十年来(lai)，虽然我离开(kai)了文字工作，但是我对文字、对阅读的热爱(ai)其实没有改变。当然，我对于虚构作品的关注度，这(zhe)几年是有所下(xia)降，大部分时间用(yong)于中国(guo)古代史、近现代史的阅读。在我从事品牌推广、媒体代理的几十年里面，其实我有幸接触到了这(zhe)个行业(ye)里很(hen)多名列前茅的企业(ye)，我也目睹(du)了他们成功、扩张、挫(cuo)折，在跟(gen)他们的互动中，我们公司(si)就(jiu)总结出了一个叫品牌主体运营系统(tong)五个维度的理论。什么意思呢？就(jiu)是说(shuo)从企业(ye)所处大环境、企业(ye)的核心价值(zhi)观、企业(ye)取得成功的方法论、组织机构的保障(zhang)、企业(ye)所掌握的资源这(zhe)五个维度去分析企业(ye)的创业(ye)、运营的规律。在这(zhe)过程中，我还陆续看了许倬云先生的一些著作，特别是他的《从历史看组织》这(zhe)些跨界的作品，当时就(jiu)产生了想法，想从品牌主体运营的这(zhe)五个维度去重新研究历史、叙述历史。
疫情期间我空下(xia)来(lai)了，就(jiu)开(kai)始了《兴亡》的写作。《兴亡》这(zhe)本书实际上就(jiu)是从大环境、价值(zhi)观、方法论、组织和资源五个模型(xing)去分析中国(guo)自秦汉以来(lai)两(liang)千年帝制治理时期的治理体系。所谓大环境，就(jiu)是指这(zhe)个国(guo)家政权面临的外部和内(nei)部的各种条件，包括境外对立政权等外部状态(tai)，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内(nei)部因素；价值(zhi)观，就(jiu)是官方的统(tong)治理论，在我们中国(guo)就(jiu)是儒家思想；第三个就(jiu)是一个政权的统(tong)治策略(lue)，具体表现在中国(guo)2000年的统(tong)治，实际上就(jiu)是君主专制，以及衍生出来(lai)的这(zhe)个政权的公共(gong)产品，包括对内(nei)对外的各种制度、法律、政策；组织的部分呢，就(jiu)是统(tong)治集团的组织保障(zhang)，包括各个利(li)益团体之间的一致性、可控性，从中央到各地的军政机构的完整(zheng)性、有效性；资源，实际上就(jiu)指的是国(guo)家的人力(li)、财力(li)、物(wu)力(li)资源的动员水平，现在简单来(lai)说(shuo)就(jiu)是国(guo)家能力(li)。
这(zhe)几个关系，我觉(jue)得他们相对稳定，这(zhe)个国(guo)家就(jiu)会比较稳定；反之如果这(zhe)个关系之间冲突了，那么这(zhe)个系统(tong)本身就(jiu)会出故障(zhang)，甚至(zhi)会崩盘。
这(zhe)几组关系里面，我最感兴趣的是两(liang)个部分：一个是价值(zhi)体系、治理体系里面，价值(zhi)观跟(gen)方法论是不是一致；第二点(dian)，就(jiu)是国(guo)家政权的组织能力(li)跟(gen)他的资源动员能力(li)是否(fou)匹配。
《兴亡：中国(guo)两(liang)千年治理得失》繁体字版(ban)
中国(guo)古代治理体系，周秦之变之前是西周为代表的诸侯分封制，秦始皇统(tong)一后，在其统(tong)治范围内(nei)全面推行郡县制，发展为君主专制、对地方直接管理的中央集权统(tong)治，这(zhe)种中央集权的策略(lue)共(gong)延续了2000年，直到满(man)清覆亡，中华民国(guo)成立。
汉武帝时期，我们又把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学说(shuo)列为官方意识形态(tai)，实际上就(jiu)是将儒家王道的价值(zhi)观和法家霸道的方法论结合，成为这(zhe)个国(guo)家治理体系最本质的特征。这(zhe)是一致性。在西汉的时候，又有察举制度推荐人才，将儒生士人引进这(zhe)个组织体制。最高统(tong)治者就(jiu)是君主，跟(gen)文官集团，通过自上而下(xia)的各级(ji)司(si)法行政合一的机构，采(cai)用(yong)严密户籍控制的编户齐民制度，征发兵役和徭役，征收赋税，也就(jiu)是进行人力(li)资源、财力(li)资源、物(wu)力(li)资源动力(li)。实际上，这(zhe)就(jiu)形成了一个闭环，价值(zhi)观和方法论、组织和资源高度统(tong)一，这(zhe)个国(guo)家资源体系实际上就(jiu)建(jian)立了一个稳定的结构。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我觉(jue)得这(zhe)个2000年的治理体系，它可以一直延续下(xia)去。即使爆发周期性危机，以致发生王朝衰亡、朝代更迭轮换，但只要新的朝代建(jian)立，把这(zhe)个体系重新调整(zheng)恢复(fu)，就(jiu)能继续往前发展，在新的条件下(xia)实现匹配和平衡，从而进入下(xia)一轮的反复(fu)和循环。就(jiu)这(zhe)样，形成了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zhi)、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及郡县制为统(tong)治策略(lue)的独(du)特闭环。
这(zhe)种独(du)特闭环的形成，和我们中国(guo)、东亚大陆相对封闭的地理大环境，有着很(hen)大的关系。东方和南方面临大海，西南、西北分别为高原和大漠阻隔，东北森林连(lian)接着极寒之地。中国(guo)历代统(tong)治者都是天下(xia)国(guo)家的思维，所谓普天下(xia)莫非王土(tu)，率土(tu)之滨莫非王臣，但天下(xia)真正的范围所及，主要限于以黄河、长江流域(yu)为中心，包括汉民族(zu)为主体的农耕族(zu)群区域(yu)，以及北方少数民族(zu)的游牧、渔猎(lie)族(zu)群区域(yu)，南方少数民族(zu)的高原和山地族(zu)群区域(yu)等。至(zhi)少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世(shi)界上其他文明治理体系，比如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对于帝制中国(guo)的运营系统(tong)，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xiang)。
儒家价值(zhi)观和法家方法论相结合的中国(guo)帝制时期治理体系，正式形成于秦汉第一帝国(guo)时期，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和漫长的过程。
首先，所谓秦制，就(jiu)是法家那套方法论、统(tong)治术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殷(yin)周换代之际，周代统(tong)治者反复(fu)论证殷(yin)纣失德从而造成天命转移(yi)，实际上作出承受天命的周室必须以德治理天下(xia)的承诺。自上而下(xia)的世(shi)袭贵(gui)族(zu)分封制，以德治为核心的天命观，以及反映宗法等级(ji)价值(zhi)的礼(li)乐制度等，这(zhe)些构成了周制的基本内(nei)容。
春(chun)秋战国(guo)的东周时期，礼(li)崩乐坏王权低落，反而造就(jiu)诸子百家各种思想的争鸣，产生了对于后世(shi)较大的儒家、道家和法家等多种学派。相较于老(lao)庄(zhuang)道家崇尚(shang)避世(shi)、隐逸的生存(cun)方式，传达清静无为、小国(guo)寡民的政治理想，儒法思想中都分别包含着追(zhui)求大一统(tong)的积(ji)极态(tai)度。其中孔孟儒学推崇德治仁政，强(qiang)调以宗法伦理为基础(chu)、合乎周礼(li)的等级(ji)尊卑秩序，把恢复(fu)周制及周天子的权威，作为其追(zhui)求的政治目标。
问题在于，在诸侯征战、追(zhui)求霸权的大环境下(xia)，儒家通过克制私欲、恢复(fu)周礼(li)的解决方案，并不能给大国(guo)强(qiang)盛乃至(zhi)建(jian)立大一统(tong)王权提供方法论上的实际助益，于是，迎合君王对内(nei)集权、对外扩张需(xu)求的法家学说(shuo)乘势而起。法家主张强(qiang)化君主绝对的专制权威，实行郡县直辖，制定各种严密的法律，要求臣下(xia)与庶民无条件服从，通过赏罚(fa)控制臣民的行为，提倡农战，即以国(guo)家强(qiang)制与授予官爵结合的方式，把民众改造为从事粮食(shi)生产、作战杀敌的工具。所谓商鞅秦国(guo)变法，搞得就(jiu)是这(zhe)一套。法家思想的秦国(guo)实践，极大加强(qiang)了专制国(guo)家的资源动员能力(li)，奠定了嬴政最终完成大一统(tong)、推行秦制的基础(chu)。从某种意义上说(shuo)，秦朝统(tong)一是其坚持法家路线的胜利(li)。
其次，秦朝统(tong)一仅(jin)十五年即告覆亡，又证明秦政权的治理体系存(cun)在着致命的缺陷。完全以法家的理念治国(guo)也是不行的。秦政权刑(xing)罚(fa)严苛(ke)、横征暴敛，过度开(kai)发国(guo)家人力(li)、财力(li)资源；在幅员极其辽阔的巨型(xing)国(guo)家，匆(cong)忙推行中央集权、郡县制的统(tong)治策略(lue)，以中下(xia)级(ji)军官及少数文法吏构成的郡县组织体制，不足(zu)以压制民间力(li)量的反抗；秦政权一味迷(mi)信暴力(li)压迫，轻视(shi)天命及合法性塑造，法家著述大多是为帝王献策的统(tong)治术、权谋学，不可能成为凝聚君臣士民官方的价值(zhi)。
刘邦(bang)创建(jian)汉王朝，保留(liu)了秦朝皇帝制度在内(nei)的基本统(tong)治策略(lue)，却(que)又采(cai)用(yong)郡国(guo)并行的“一国(guo)两(liang)制”模式，即在朝廷(ting)直接控制的原秦地十五郡实行郡县制，对于前六(liu)国(guo)地区采(cai)行借(jie)鉴周制的宗室分封制。在保留(liu)秦制根本制度、法律的前提下(xia)，政策、法制层面作出调整(zheng)，与民休养生息。惠帝、高后时期，丞相曹参明确把黄老(lao)之学作为国(guo)家的指导方针，清静无为、因循施政。汉文帝刘恒俭朴克己，对内(nei)不扰民、对外不挑衅，保证国(guo)家数十年维持和平、宽松的局面。虽然文帝没有独(du)尊儒术之举，但其一代贤君的作为，符合孔子儒家仁政的理想，历史的钟摆朝着以德治而享有天命的周制逻(luo)辑回归。换句话说(shuo)，文景之治代表的汉王朝治理系统(tong)，其实是基于黄老(lao)道家思想主导，混合了儒家、法家思想，兼容无为而治、德治和法治。汉武帝刘彻(che)作为奋发积(ji)极的雄主，接受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天命伦理学说(shuo)，把儒学置(zhi)于大一统(tong)国(guo)家官方意识形态(tai)的地位，这(zhe)也许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外儒内(nei)法成为帝制时期国(guo)家治理体系最本质的特征。其中儒学作为国(guo)家的统(tong)治理论，代表了统(tong)治集团公开(kai)倡导的价值(zhi)观，而王朝统(tong)治的方法论，即各种具体的对内(nei)或对外的制度、法律和政策等，大部分仍是源自法家思想的底色。汉宣帝刘洵形象地将之概括为“霸王道杂之”。
第三，必须强(qiang)调的是，自汉武帝创立起儒法国(guo)家政治系统(tong)的基本架构，在西汉政权大部分的时间里，儒法两(liang)种思想、方法的磨合，始终处在一种碰撞和矛盾的状态(tai)。对于汉武帝而言(yan)，可能是希望通过儒学统(tong)一思想，更为巩固、强(qiang)化中央集权的秦制国(guo)家；对于被引入统(tong)治集团的儒生士大夫(fu)而言(yan)，继续保留(liu)了“儒为帝师”、忠(zhong)于儒学价值(zhi)先于忠(zhong)于君主的传统(tong)，内(nei)心的理想更为倾向恢复(fu)周制。外戚王莽和平篡汉，就(jiu)是在儒学天命转移(yi)之说(shuo)充分发酵的氛围中完成。
光(guang)武帝刘秀重建(jian)汉政权，不仅(jin)宣示汉室的天命并未(wei)转移(yi)，而且刘秀以其一生的政治实践，证明儒法两(liang)种价值(zhi)、策略(lue)，可以相互融合而至(zhi)平衡。中国(guo)古代的政治系统(tong)，历经周秦之变、秦汉换代，特别是汉武帝尊儒后一百余年的曲折，终于实现价值(zhi)观与方法论的高度统(tong)一。
秦汉第一帝国(guo)崩溃后，魏晋南朝以禅代的方式，把自己作为两(liang)汉的直接继承者。十六(liu)国(guo)、北朝大多数为北方少数民族(zu)建(jian)立的政权。
魏晋南朝统(tong)治者以恢复(fu)强(qiang)盛汉朝为己任，历经三四百年漫长的探索，却(que)始终未(wei)能达到目标。造成这(zhe)一结果的原因很(hen)多，魏晋治理体系的价值(zhi)观与方法论的对立，即国(guo)家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tai)，与现实政治的实际操作层面的对立与冲突，至(zhi)少是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
第一阶段前后七十余年，自公元196年汉献帝建(jian)安元年，曹操置(zhi)献帝于许昌即挟天子而令诸侯，至(zhi)公元266年初，司(si)马炎正式终结曹魏而改国(guo)号晋。其中东汉晚期、曹魏前期，士大夫(fu)、民众仍持汉室享有天命的观念，对于曹氏父子暴力(li)代汉的合法性严重存(cun)疑，这(zhe)是曹魏政权没有顺利(li)通过瓶颈的重要原因之一；高平陵政变之后，进入了司(si)马氏父子代魏时期，其间发生废帝、弑君等严重挑战儒家价值(zhi)底线的事件。尽管人们意识到魏晋立国(guo)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儒家思想中皇权授之于天的神圣性受到挑战，儒学失去了凝聚人心的价值(zhi)功能。
第二阶段大约五十年，贯穿整(zheng)个西晋政权时期。晋武帝司(si)马炎完成天下(xia)统(tong)一，通过恢复(fu)周制、与士族(zu)共(gong)治等策略(lue)，试(shi)图建(jian)设晋室的天命合法性。不过，士族(zu)名士中脱儒入玄(xuan)的倾向，已经从曹魏时期凤(feng)毛麟(lin)角(jiao)的行为，发展为向整(zheng)个阶层扩散。儒玄(xuan)两(liang)种价值(zhi)此消(xiao)彼涨(zhang)，晋武帝司(si)马炎时期、贾后掌权前期，虽然晋室脆弱的权威某种程度上得到认可，但士族(zu)官僚先家后国(guo)的风气早已形成，晋武帝大量重用(yong)宗室诸王，也是基于士民对于晋政权缺乏忠(zhong)诚度的选择。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时期，中央政权逐步丧失了统(tong)治的有效性。士族(zu)名士一边采(cai)取随波逐流、明哲保身的态(tai)度，一边继续沉溺玄(xuan)学清淡，以任达、放诞为乐，对于挽救晋政权的危局缺少实际帮(bang)助。
第三阶段接近一百年的历史，自公元317年晋元帝建(jian)武元年，司(si)马睿在建(jian)康重建(jian)晋政权，至(zhi)公元415年晋安帝义熙元年，刘裕控制国(guo)家运营系统(tong)。王导协助司(si)马睿以恢复(fu)神州作为晋室合法性的来(lai)源，把士族(zu)联合专政作为有效统(tong)治的基础(chu)。士族(zu)共(gong)治要求维护各门户利(li)益，这(zhe)就(jiu)削(xue)弱了中央集权以及国(guo)家资源动员能力(li)，而要实现北伐中原的价值(zhi)目标，又必须加强(qiang)集权、提升(sheng)国(guo)家能力(li)，两(liang)者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新的时代死结现象。晋元帝司(si)马睿发出“免良为奴”的诏令，庾氏兄(xiong)弟实施“任法裁物(wu)”的整(zheng)顿，司(si)马道子推行“免奴为客”的政策，引发程度不同的动乱，即是触碰价值(zhi)观与方法论的缘故；王导、桓温和谢安等主政者采(cai)取尽可能团结、迁就(jiu)南北士族(zu)的政策，保持了江南社会的稳定，击(ji)溃了北方少数民族(zu)政权的南下(xia)，但是，这(zhe)也可能是桓温、谢安北伐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
第四阶段可能延续至(zhi)整(zheng)个南朝，其前半(ban)段大致为七十年左右，包括刘裕在东晋掌权的时期，以及刘宋政权时期。刘裕以北伐取得代晋的合法性，但是，他没有为新的王朝树立正常的儒家伦理价值(zhi)，刘裕恢复(fu)了秦汉、曹魏时代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tong)治策略(lue)，却(que)没有重建(jian)士民对于政权、皇帝和儒家思想三位一体的信仰体系。相反的是，斗而不破的士族(zu)共(gong)治规则，重回赤裸裸的暴力(li)逻(luo)辑。刘宋政权统(tong)治价值(zhi)观与方法论对立的程度，几乎回到了东汉晚期，曹魏政权时期。宋武帝刘裕以宗室诸王出镇荆州、京口(kou)等要地，与晋武帝司(si)马炎重用(yong)宗室的出发点(dian)完全相同。晋武帝身后发生八王之乱，宋武帝身后发生子孙相残(can)，本质上都是宗室子弟缺少儒家价值(zhi)教育所致。刘裕在禅代前后，野蛮杀害了晋安帝、晋恭帝，之后萧道成建(jian)齐代宋，又谋害年仅(jin)十三岁的宋顺帝，对于刘氏宗室大肆杀戮，这(zhe)就(jiu)是价值(zhi)观、合法性缺失的死结现象，对于国(guo)家治理体系最直接的影响(xiang)。
无论是宋齐梁陈换代，还是这(zhe)几个短命王朝内(nei)部的帝位传承，绝大多数充满(man)血腥，只要王朝的天命没有真正建(jian)立起来(lai)，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zhi)与现实政治的逻(luo)辑对立，围绕着帝位继承的屠杀以及血腥迭代，就(jiu)将持续不断地循环下(xia)去。这(zhe)种类似“强(qiang)者得立”的权力(li)继承原则，属于北方少数民族(zu)的草(cao)原逻(luo)辑，中原王朝自西周政权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或由皇帝生前指定作为补充，已经相对制度化，这(zhe)在两(liang)汉政治实践中表现显著，成为皇权“授之于天”合法性的重要部分。换言(yan)之，魏晋南朝已不可能打开(kai)历史的死结，重塑类似两(liang)汉皇权的天命。而且，南朝政权也没有能力(li)重新统(tong)一中原，至(zhi)南陈政权时期，控制的土(tu)地、人口(kou)及各种资源已相当有限，逐步失去了源自秦汉帝国(guo)汉民族(zu)一脉相传的正统(tong)意义。反之，北朝政权实际上源自游牧民族(zu)部落，反而没有历史的包袱。他的权力(li)来(lai)源完全是建(jian)立在血腥和暴力(li)压迫之上。他的汉化过程，其向中原王朝政治系统(tong)的靠近、学习和复(fu)制，即是士族(zu)认可其合法性的过程。
形成于西魏、北周的关陇军事贵(gui)族(zu)集团，通过府兵制及关中本位价值(zhi)的探索，大致取得了统(tong)一天下(xia)的资源优势和天命合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yi)，这(zhe)一胡汉杂糅、军政合一的体制中，人口(kou)、文化享有优势的汉人占(zhan)据了越来(lai)越重要的位置(zhi)，奠定了隋唐民族(zu)大融合新兴皇权的基础(chu)。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yan)，“盖取塞外野蛮精(jing)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创空前之世(shi)局”，承接于两(liang)晋、作为秦汉大一统(tong)政权残(can)余的南朝，最终被北朝、隋唐帝国(guo)所整(zheng)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