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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法治站上新的历史坐标。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法治”一词前后(hou)被提(ti)及23次并有了新部署：“在法治轨道(dao)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法治历经转(zhuan)折，既实现了从“旧法统(tong)”向(xiang)“新法制”的革新，也实现了从“法制”向(xiang)“法治”的演进。
在探寻中国法治建设道(dao)路(lu)上，法学学者挺身而出，力主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行(xing)政等治国方略，呼吁人权保障、司法公正、权力制约等法治理念，投身回(hui)答“何以法治”“法学何为(wei)”等时代之问，进而诠释法的时代精神(shen)。
“人生难百岁，法治千秋业。”这是一位法学长者的自我心境。新时代之下，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这一问题势(shi)必成为(wei)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考(kao)验。
值此新征程，澎湃新闻敬邀多位中国资深法学家分享法治经历、学术思想，记录(lu)他们的法学思考(kao)和作为(wei)，以此集成“论法的精神(shen)”专题，期(qi)冀为(wei)一个法学时代留下注解。本期(qi)嘉宾为(wei)著名诉讼法学家、西南政法大学原副校长徐静村教授。
85岁的徐静村是中国著名的诉讼法学家，他说(shuo)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刑事诉讼法，想为(wei)国家法治略尽绵力。
1940年，徐静村出生于四川江安，长江水道(dao)从此穿境而过。他4岁上私塾，九岁起念初中，其间历经休学、打工、复(fu)学、再休学、再上学的循环过程，因其执着的求学信念，大学毕业时成为(wei)全年级唯一一名全优生。
1963年，徐静村从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yuan)法律(lu)系毕业，此后(hou)在公安刑侦一线工作十余载。1979年，他在西南政法大学复(fu)办后(hou)回(hui)到母校执教。长期(qi)以来，徐静村致(zhi)力诉讼法学的教学与研究，曾先后(hou)两次参(can)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孜孜以求刑事程序法的完善，是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理论和立法转(zhuan)型(xing)的主要参(can)与者和推动者。
刑事诉讼法是“小(xiao)宪法”。在徐静村看来，刑事诉讼程序关涉公民人身自由权乃至生命权的保障。基于此，他最早提(ti)出废除收容(rong)审查制度的呼声，认为(wei)在侦查阶段不应将涉嫌犯罪的人称为(wei)“人犯”，只能定位为(wei)“犯罪嫌疑人”。他还认为(wei)，刑事诉权对于控辩(bian)双(shuang)方来说(shuo)，在任何诉讼阶段上都应受(shou)到平等的法律(lu)保障。
作为(wei)一名教育(yu)者，徐静村为(wei)法学界培养了大批(pi)法律(lu)人才和学术骨干，是迄(qi)今为(wei)止(zhi)中国法学界唯一一位两次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zhi)导教师奖的博士生导师，被学界公认为(wei)刑事诉讼法学科主要领军(jun)人物(wu)。
不止(zhi)于此，他还是我国律(lu)师学的奠基人，是全国老(lao)百姓里最早获得律(lu)师资格的律(lu)师。他说(shuo)，“律(lu)师要有‘仁心侠气’，要有一颗(ke)追求公平正义之心。”
早在二十年前，徐静村就跻(ji)身首批(pi)“当代中国法学名家”行(xing)列。他说(shuo)，刑事诉讼法研究是其一辈子都在做的事，主要是想为(wei)推动国家法治化进程略尽绵力。
“当时的刑事司法随意性很大”
最初，徐静村并未想过研习法律(lu)，他的高考(kao)志愿(yuan)本来是理科类院(yuan)校。1959年，我国新设原子能物(wu)理专业，仅在复(fu)旦大学开设，当时在四川只招一名学生。“我就报了志愿(yuan)。”徐静村回(hui)忆，到了临考(kao)前，校长找他谈话，说(shuo)有一个学校来选拔人，招的是“绝密专业”，他们从50个档案(an)里挑(tiao)出了三个学生，其中两个是老(lao)红军(jun)后(hou)代，再一个就是他。
这所学校就是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yuan)，绝密专业指(zhi)的是“法律(lu)”。“当时我们思想很单纯，认为(wei)这是国家需要，既然选择(ze)我了，我就考(kao)这个。”徐静村说(shuo)，因为(wei)自己文科成绩一向(xiang)很好，一考(kao)就进去了，“虽然缺乏思想准备，但(dan)一经踏入(ru)就一往无前，认为(wei)这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事业，一定要努力去学”。
当时，有关法律(lu)的课程极少。诸如肃反方针政策、惩治反革命条例等，在专业课中，一门是人民司法，一门是人民检(jian)察，一门是人民公安，每门只有薄(bao)薄(bao)一本讲义，讲的是公检(jian)法机(ji)关办案(an)的内部规章，没有正式法律(lu)，也没有正式教材(cai)，“我的许多法律(lu)知识是从图书馆不外借的基藏书库里看来的”。
但(dan)是侦查学课程却(que)很多，从侦查理论、侦查设计、刑事侦查、政治侦查，到经保、内保、文保以及现场勘查、痕迹鉴(jian)定、法医学、指(zhi)纹鉴(jian)定、笔迹鉴(jian)定等都专门开设课程，“每一门课都讲得很细”。徐静村解释说(shuo)，因为(wei)侦察类课程保密性强，所以叫“绝密专业”。除此之外，还有汽车、摩托车驾驶，各种枪械的使用等等。
彼时，国家的立法不健全，仅有宪法、婚姻法、两院(yuan)组(zu)织法等法律(lu)，司法工作的依据还有历次政治运动的政策性文件，这些文件都有一条规定，凡是反对、破坏运动的，根据情节轻(qing)重处理，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徐静村直言，这些就是当时刑事司法在实体(ti)上判断罪与非罪的标准。也就是说(shuo)，当时的刑事司法在实体(ti)法上主要依据党的刑事政策，在程序法上主要依据公、检(jian)、法三机(ji)关的内部规章，刑事法律(lu)制度还不健全。
“我们进入(ru)学校后(hou)，公安局有事了，就调学生出去帮(bang)助办案(an)，积案(an)办得差不多了，就再回(hui)来上学。”徐静村回(hui)忆，案(an)子通过公安过一道(dao)，需要定罪判刑的就移送到检(jian)察院(yuan)审查起诉，检(jian)察院(yuan)又到学校调学生，等办得差不多了就又回(hui)学校上课。
一段时间之后(hou)，案(an)件起诉到法院(yuan)，法院(yuan)又来学校寻找支援，“偶尔(er)还能碰上自己办过的案(an)子”。徐静村坦言，当时的刑事司法主要根据刑事政策进行(xing)，由于政策的弹性大，规范性弱，工作人员对政策理解不一，“定罪、量刑的尺(chi)度很难达到统(tong)一、公平状态，随意性很大”。
徐静村大学毕业后(hou)留校任教，还未开始工作，就被四川省公安厅选调过去，从1963年到“文革”结束(shu)后(hou)，很长一段时间是跟刑事犯罪打交道(dao)，包括参(can)与协调、办理一些重点案(an)件。这让他深切感知，因实体(ti)法和程序法的缺失，个案(an)量刑的幅(fu)度出入(ru)很大。
当时，徐静村在学校阅读了大量国外法学著作，包括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shen)》，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我们自己的东西却(que)很少，想对刑事诉讼法做些研究”。
“只有判处有罪的才能叫犯人”
1979年，徐静村从公安系统(tong)转(zhuan)回(hui)学校执教，选择(ze)了刑事诉讼法教研室，“刑事诉讼法太简陋了，我想做些研究”。在他看来，刑事诉讼法就是“小(xiao)宪法”，因为(wei)涉及公民人身自由权乃至生命权等重要权利的保障问题。
在学科建设上，1980年，徐静村执笔编写了第一本刑事诉讼法教材(cai)《刑事诉讼法讲义》和民事诉讼法教材(cai)《民事诉讼法概论》，成为(wei)当时全国最早且仅有的诉讼法学教材(cai)。
当时，刑事诉讼法只有164条，“规定非常简陋”。徐静村发现了诸多立法上的缺陷，比如有关“人犯”的规定，“这一规定意味着，司法机(ji)关从一开始就认为(wei)涉案(an)人员是有罪的，这样会影(ying)响其权利保护”。
基于此，他撰文指(zhi)出：“人犯”这个词不恰当，从侦查到起诉阶段，都只能叫“犯罪嫌疑人”，审判阶段可以叫“被告人”，“只有在判处有罪的情况下，才能叫犯人”。
当时提(ti)出这一观点时，理论界和实务界许多人都不太接受(shou)。在过去，司法界人士认为(wei)，既然人都抓了，就说(shuo)明(ming)有罪。徐静村却(que)认为(wei)：被立案(an)侦查或被采(cai)取(qu)强制措(cuo)施(shi)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有罪的人，这种有犯罪嫌疑的人也应享有诉讼当事人的法律(lu)地位。同时，律(lu)师应该作为(wei)辩(bian)护人参(can)与刑事诉讼并享有相应的权利。
他进而强调，刑事诉讼中的诉权是控辩(bian)双(shuang)方请求公正裁(cai)决的权利，刑事诉权对于控辩(bian)双(shuang)方来说(shuo)在任何诉讼阶段上都应受(shou)到平等的法律(lu)保障，确(que)立刑事诉权是保护被告人行(xing)使辩(bian)护权、促进刑事诉讼民主公正的重要理念。
“1980年代中期(qi)以后(hou)，1979年刑事诉讼法已(yi)经不太适应由于改革开放(fang)政策的实施(shi)产生的变化。”徐静村说(shuo)。
退休多年、年近85岁的徐静村仍然关注刑事诉讼法发展，希(xi)望再为(wei)推动国家法治化进程贡(gong)献(xian)心力。
当年的修法博弈与争论
现行(xing)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曾于1996年、2012年、2018年分别进行(xing)过修改。“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就是公检(jian)法内部办案(an)规章的整合。”徐静村觉得，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每一个条文，每一种诉讼行(xing)为(wei)之间，都应该作出严密规定。
1996年1月，应全国人大邀请，他参(can)加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an)的立法工作。作为(wei)专家组(zu)成员，徐静村用“非常大的局限性”来总结这次修法的印象，“我感受(shou)到立法活动受(shou)业务部门各自为(wei)自身权力和利益的影(ying)响太大，使得一些需要规定的问题未能规定，这就给后(hou)来各机(ji)关制定司法解释或实施(shi)意见留下了空间”。
当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组(zu)组(zu)长是陈光中，包括严端、任振铎、崔敏、程荣(rong)斌、樊崇义等人作为(wei)专家参(can)与修法会议，徐静村也是其中之一。其间，他和陈光中各自提(ti)交了建议稿，后(hou)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ti)出修正案(an)初稿，再召集公、检(jian)、法、司、安各机(ji)关组(zu)成的代表团参(can)加讨论，专家组(zu)成员分别参(can)加到小(xiao)组(zu)里收集意见。
“就是一条一条过，每天开完会后(hou)，专家组(zu)都要凑到一起看看大家都提(ti)了什(shi)么(me)意见、怎么(me)办。”徐静村回(hui)忆，人大法工委的修正案(an)初稿有300多条，最后(hou)讨论下来只剩225条，一些保障正确(que)行(xing)权的限权条款不被接纳(na)，特别是侦查机(ji)关应该如何正确(que)行(xing)使侦查权，以避免违规、侵(qin)权和发生错误的条款，有不少被删(shan)掉了，“设置这些条款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取(qu)证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防止(zhi)因非法取(qu)证或错误取(qu)证导致(zhi)对案(an)件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lu)的错误。”
此间，每一小(xiao)组(zu)都曾发生激烈争论。徐静村所在的小(xiao)组(zu)也对是否取(qu)消收容(rong)审查、律(lu)师是否在侦查阶段介入(ru)诉讼，以及侦查阶段律(lu)师是否定位为(wei)辩(bian)护人等问题进行(xing)了十分激烈的争辩(bian)，许多问题很难统(tong)一意见。最后(hou)定下来的是，律(lu)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为(wei)当事人提(ti)供(gong)法律(lu)帮(bang)助，但(dan)不能叫辩(bian)护人，“这有点不伦不类”。
立法就此出现许多权力行(xing)使的真空地带。徐静村一直主张，刑事诉讼法在设计的时候要严密一点，应尽可能保证诉讼过程的公正性、客(ke)观性，保证案(an)件从侦查起诉到审判，尽量做到不冤、不假、不错。但(dan)这次修改没有解决侦、诉、审各阶段应当解决的问题，“主要成果是推动庭审制度从审问式改为(wei)控辩(bian)式的过渡，使法官的中立性有所加强，但(dan)改得不够到位”。
令人欣(xin)慰(wei)的是，“疑罪从无”理念被正式提(ti)出。当时，徐静村还提(ti)议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dan)未能实现。在他看来，证据制度在程序法里起着核心作用，证据制度如果定得好，刑事诉讼中产生冤案(an)、假案(an)、错案(an)的可能性就会少得多。
徐静村亲历了刑事诉讼法多次修改过程，至今仍清晰记得当时的修法博弈和争论，他也一直秉持学者的独(du)立思考(kao)和坚持。
“公检(jian)法不能各搞一套”
1997年1月1日，首次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施(shi)行(xing)。令人意外的是，在实施(shi)前的几个月过渡期(qi)里，公检(jian)法三机(ji)关先后(hou)发布了各自的司法解释或实施(shi)意见，总共逾(yu)千条。
司法解释只限于司法机(ji)关（检(jian)、法两家）在办理具体(ti)案(an)件过程中遇到法无明(ming)文规定的情形(xing)，不是对立法条文进行(xing)解释或补充。徐静村提(ti)醒，立法解释权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司法机(ji)关越权解释是不应该的。
当时，他的建议是撤销各机(ji)关的司法解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统(tong)一作立法解释。在他看来，三机(ji)关的司法解释或实施(shi)意见虽然一定程度弥(mi)补了法律(lu)规定不够细密的问题，但(dan)因各机(ji)关解释意见的不协调已(yi)导致(zhi)司法权力行(xing)使的冲突。
为(wei)了解决这一冲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曾开会进行(xing)协调，并出台了“中央六(liu)部委48条规定”，但(dan)也未能消除矛盾。“这种解释越多，越不利于刑诉法的统(tong)一实施(shi)，这就是我主张尽快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原因之一。”徐静村认为(wei)，如果各机(ji)关都只遵(zun)照执行(xing)自己的解释，法律(lu)的统(tong)一性就没有了，互相冲突的地方，究竟听谁的？
遗憾的是，直到2012年修法以后(hou)，这种现象仍然继续存在。徐静村说(shuo)，立法权只能由全国人大统(tong)一行(xing)使，执行(xing)机(ji)关只能依法行(xing)使职权，不能各搞一套，各行(xing)其是就不叫法治。
徐静村主编的这两本著作对中国刑事诉讼法律(lu)制度进行(xing)了全新构建。他期(qi)望，新一轮修法能够推动建立以审判为(wei)中心的诉讼制度。
“必须完善证据制度”
“刑事诉讼法应该从头至尾(wei)进行(xing)全面修订。”早在2000年，徐静村就提(ti)出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法目标：建立以审判为(wei)中心的诉讼制度，目的是用科学的程序制度保障司法公正。
他说(shuo)，提(ti)出“检(jian)警一体(ti)化”是为(wei)了把检(jian)察机(ji)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落到实处，切实保证侦查行(xing)为(wei)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取(qu)证的客(ke)观性和真实性，有效防止(zhi)冤假错案(an)的发生。建立以审判为(wei)中心的诉讼制度，是贯彻宪法规定的国家审判权由人民法院(yuan)独(du)立行(xing)使的规定，保证法院(yuan)裁(cai)判的中立性和结果的公正性、权威性。
此后(hou)，他带领研究团队在全国进行(xing)广泛调研，并于2003年出版著作《21世纪刑事程序改革研究》一书，拟制了《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an)学者建议稿》（386条），提(ti)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修法参(can)考(kao)。又于2005年再次出版《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an)）学者拟制稿及立法理由》（462条）提(ti)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参(can)考(kao)。前者构造的理念是“检(jian)警一体(ti)化加审判中心主义”，后(hou)者则以审判为(wei)中心进行(xing)了制度设计。
前述两个建议稿从建设法治国家的高度，对中国刑事诉讼法律(lu)制度进行(xing)了全新构建，也引(yin)起了立法机(ji)关、诉讼法学界和实务部门的高度关注，因此推动了全国人大决定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
徐静村认为(wei)，刑事诉讼法修改必须完善证据制度，使侦查起诉尽量不出差错，审判阶段应有充分审查证据查明(ming)事实的职责和权利，把好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的关，把好这一关，即使前面错了，还有纠正的可能。如果侦查和起诉阶段没有严格执法，保证办案(an)质量，审判阶段又不能有效把关，造成错案(an)的可能性就会很大，冤、假、错一旦出了，纠正起来就不容(rong)易了。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虽未完全跟上建设法治国家的步伐，但(dan)也有不小(xiao)进步，总体(ti)还是在向(xiang)前进步。”徐静村直言，当时立法机(ji)关“小(xiao)步快跑”的方针有些落后(hou)于形(xing)势(shi)，以至以审判为(wei)中心的诉讼制度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他期(qi)望，在新一轮的修法中，在这方面能有长足进步。
徐静村的著作《钩沉与拾(shi)零》，记录(lu)了一位法学家在法学以外多领域的关注和思考(kao)。
“不冤不假不错是起码(ma)的”
直到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启修改时，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制度才被正式写入(ru)。
在证据立法上，徐静村曾力排绝大多数学者主张“制定统(tong)一的证据法典或单行(xing)证据法”众(zhong)议，提(ti)出了其独(du)特的见解：在刑事、民事和行(xing)政三大诉讼法各自框架内完善证据制度。
在这一问题上，当时有三派不同意见。一些学者提(ti)出三大诉讼法的证据制度都不完善，主张把证据单列出来，建立“统(tong)一证据法”。另(ling)一些学者则说(shuo)，统(tong)一证据法不可取(qu)，主张刑诉、民诉、行(xing)政诉讼各自单独(du)制定证据法，但(dan)不主张修改三部诉讼法。
“证据规则是刑事诉讼法的精髓和核心，程序同证据是一种血肉(rou)联系，不可分割。”徐静村主张，要在全面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框架下完善刑事证据制度，且“将我国现行(xing)证据制度定名为(wei)‘据实确(que)信’的证据制度比较贴切”。
为(wei)此，他撰文《我的证明(ming)标准观》，对刑事证明(ming)标准进行(xing)了全新界定：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性和不矛盾性，证据锁链的闭合性，结论的唯一性和排他性，以及司法人员在上述基础上形(xing)成的内心确(que)信。
“不枉不纵”是司法的原则，但(dan)司法遗漏犯罪而没被追究的人，也是不可避免的。徐静村认为(wei)，不冤、不假、不错是司法起码(ma)应该做到的，“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司法人员自身素质以外，最重要的是法律(lu)的健全，有统(tong)一的标准去做，才有可能做到比较公平公正，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
“当错杀、冤枉发生时，对党和政府的威信、司法的公信力都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ying)响。”徐静村说(shuo)，自己这一辈子都在为(wei)此问题而不懈(xie)努力。
在法学之外，徐静村喜书法、擅写诗，这是他退休之后(hou)在家手书的一叠“八十岁后(hou)诗稿”。
“律(lu)师要有‘仁心侠气’的精神(shen)”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律(lu)师制度的建构也是重要环节。徐静村不止(zhi)于诉讼法学者的身份(fen)，他对中国律(lu)师制度的改革也作出卓(zhuo)越贡(gong)献(xian)。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徐静村就对中国律(lu)师制度的重建和律(lu)师工作的开展发表过不少文章和论著，为(wei)最早的律(lu)师培训(xun)立过汗马功(gong)劳。他也是中国第一本《律(lu)师学》的作者，被誉(yu)为(wei)中国律(lu)师学的奠基人。
在书中，他首次界定了中国律(lu)师业的性质与社会功(gong)能，律(lu)师服(fu)务的宗旨和实务操(cao)作的方法与技巧，由此形(xing)成了学科的基本理论体(ti)系。学术界曾给出如此评价：这本著作为(wei)“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律(lu)师学进行(xing)的科学尝试，基本构筑了律(lu)师学体(ti)系的框架”，是“中国法学界和律(lu)师界首屈一指(zhi)的研究律(lu)师制度和律(lu)师实务的书籍，又是律(lu)师的向(xiang)导，堪称我国全面、系统(tong)地研究律(lu)师学的第一部力作”。
不止(zhi)于此，他还先后(hou)出版了专为(wei)律(lu)师工作者编写的工具书《法律(lu)事务常用文书》和介绍律(lu)师技巧的译著《法庭演说(shuo)艺术》，为(wei)指(zhi)导律(lu)师实务发挥重要作用。
“现在律(lu)师行(xing)业问题不少。”徐静村一直觉得，律(lu)师和医生一样，是“治病”的人。医生是给人治病，律(lu)师是给社会治病。他说(shuo)，律(lu)师首先应是法治的践行(xing)者，律(lu)师还应具备医者的仁心、勇者的侠气、智者的机(ji)敏和谋者的胆略。
所谓“仁心侠气”，就是不畏(wei)强暴(bao)、不惧危(wei)险，要有一颗(ke)追求公平正义之心，有一颗(ke)仁爱之心，还必须有奉献(xian)精神(shen)。“我们现在的律(lu)师大多具备一定的法律(lu)素养，但(dan)这只是一个执业的技能基础，更重要的是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正义感和公益心。所以，律(lu)师要修身、修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徐静村还将“践行(xing)法治、服(fu)务大众(zhong)、追求公平、有诺必践”这四句话作为(wei)律(lu)师行(xing)业的“行(xing)训(xun)”，以此体(ti)现这一行(xing)业的社会职能、社会责任和行(xing)业风范。
徐静村一生勤勉，至今仍自强不息。从他的“清明(ming)答友(you)人”一诗足可领略这位法学长者的精神(shen)风貌：
人生苦短，当惜寸阴(yin)。
犹在暮年，分秒必争。
回(hui)望往昔，一片烟尘。
前景无限，勿论黄昏。
唯有自励，持之以恒。
慎守晚节，乐(le)在清平。
余光余热(re)，尽付初心。
襟怀如水，聊寄平生。
徐静村寄语法学后(hou)辈：“为(wei)中国的法治进步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