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学与艺术学双重视角下的艺术社(she)会史重构(gou)

王羲之书法(fa)是艺术史上的一(yi)座丰碑，其在(zai)后代的传承变化一(yi)直是学界讨(tao)论的重要议(yi)题，《集王圣教序碑》作为二王书法(fa)的代表性作品，其产生的书法(fa)史背景、制作的社(she)会文化境况，以及成碑以后的影响和(he)被学习的情(qing)况等，都是书法(fa)史研究(jiu)特别关注的问题。艺术社(she)会史认为，“各种互相交缠的、在(zai)微观历史中(zhong)可(ke)见(jian)的利益(yi)，持(chi)续地(di)激发(fa)出新的立场、解(jie)释和(he)价(jia)值判(pan)断……含义的潜能更多是在(zai)结构(gou)中(zhong)生成的，而结构(gou)则产生于社(she)会性的交流行(xing)为。艺术作品应该(gai)按各自的历史语境理解(jie)为，由明确的社(she)会团体发(fa)出的政治诉求和(he)社(she)会立场表达”（《艺术史导论》，[德(de)]汉斯·贝尔廷(ting)等著，贺询译(yi)，北京大学出版社(she)2021年8月，261页）。《以王羲之的名义》立足艺术社(she)会史的视角，循着(zhe)社(she)会性的交流行(xing)为和(he)立场表达深入探讨(tao)了以上问题。

随着(zhe)西域出土晋代墨迹(ji)和(he)简牍等文物书法(fa)资料的刊布研究(jiu)，学界对王羲之书法(fa)的风格面貌有了较为明确清晰的认识。敦煌文书、唐代墓志(zhi)以及相关文献文物资料，为王羲之书法(fa)在(zai)唐朝的传播研究(jiu)奠定了基础。著者独辟(pi)蹊径(jing)，从“内府的收藏(cang)与摹拓”“民间(jian)的临习”“王羲之书帖在(zai)东(dong)瀛”三个部分，分析了王书在(zai)唐代上层官(guan)府、民间(jian)社(she)会以及域外的传播情(qing)况，认为怀仁和(he)尚集字所依托的王羲之书迹(ji)应该(gai)在(zai)内府收藏(cang)的范围之内，并举出唐代王书的伪造传播案例(li)，认为官(guan)方拓书人(ren)是推动王书传播的重要力(li)量，高手复制和(he)作伪是王羲之书法(fa)传播的重要途经。著者还讨(tao)论了《兰亭序》《十(shi)七帖》《尚想(xiang)黄绮帖》在(zai)敦煌吐(tu)鲁番文书中(zhong)临习的水(shui)平以及具体的临习办法(fa)。此(ci)外，通过梳理文献记载的遣唐使收集的王羲之书帖，以及日本正仓院出入帐记录的王书字帖被临习观摩(mo)情(qing)况，认为日本人(ren)对王羲之书法(fa)的临摹学习非常(chang)普(pu)遍，能达到惟妙惟肖甚至乱(luan)真的程度。可(ke)以说，《以王羲之的名义》立足书法(fa)技艺传承以及文物复制传播的视角，通过以上三个层面的探讨(tao)，较为全面地(di)呈现(xian)了王羲之书法(fa)在(zai)唐朝社(she)会的基本境况，铺垫出《集王圣教序碑》诞生的书学社(she)会史背景。

关于《集王圣教序碑》碑文的诞生缘由和(he)过程，学界鲜有深入论述。《以王羲之的名义》在(zai)梳理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太宗(zong)与玄奘对待佛教的不同理念、唐初的佛教政策、弘福寺(si)的设(she)立与更名，以及太宗(zong)对宗(zong)教的实用主义态度等议(yi)题，阐释了《圣教序》与《述圣记》产生的原委(wei)经过，认为将两篇序文勒于碑石显(xian)现(xian)出了以弘福寺(si)寺(si)主园定为首(shou)的长安僧人(ren)的政治动机，这(zhe)一(yi)观点发(fa)前人(ren)所未发(fa)，体现(xian)了著者敏锐的学术洞察力(li)，呼应了温尼(ni)·海德(de)·米奈(nai)所论述的“艺术也可(ke)以成为改(gai)革政治现(xian)状的一(yi)种工具”（《艺术史的历史》，[美]温尼(ni)·海德(de)·米奈(nai)著、李(li)建群译(yi)，上海人(ren)民出版社(she)2007年，180页）的理论。相较于唐代及其前朝多以隶书和(he)楷书入碑的普(pu)遍现(xian)象，《集王圣教序碑》选择(ze)王羲之行(xing)书入碑确实是一(yi)个必须考究(jiu)的问题，著者立足皇(huang)帝与寺(si)院关系的双重角度，通过详实的史料分析，认为唐太宗(zong)的个人(ren)爱(ai)好在(zai)社(she)会层面有很强的引领作用，弘福寺(si)与宫廷(ting)交好并熟知皇(huang)帝的爱(ai)好，所以才有选择(ze)集王羲之行(xing)书的举动。这(zhe)一(yi)分析为唐代书法(fa)史研究(jiu)提供(gong)了启发(fa)性的思路和(he)框架，并召唤研究(jiu)者对此(ci)议(yi)题做(zuo)出更多有益(yi)探索。

艺术作品在(zai)流传过程中(zhong)会因(yin)时代及观念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评判(pan)，这(zhe)是以感性判(pan)断为基础的审美过程所必然产生的结果。《集王圣教序碑》虽被誉(yu)为王书的经典之作，但其受(shou)到的质疑和(he)非难也从未停歇，因(yin)此(ci)其经典化过程也显(xian)得尤为曲折和(he)复杂。《以王羲之的名义》以历史的梳理方式重建了这(zhe)一(yi)经典化历程。关于《集王圣教序碑》在(zai)唐朝的影响，著者以立足文物学和(he)书法(fa)学的视角分析了《少林寺(si)灵运禅寺(si)碑》《遗(yi)教经》以及新罗时期的《鍪藏(cang)寺(si)碑》《沙林寺(si)弘觉禅师碑》等唐代佛寺(si)中(zhong)的集王字碑刻的情(qing)况，讨(tao)论了其与《集王圣教序碑》的关系，认为释教人(ren)物和(he)翰林学士学习王羲之书法(fa)，追求从形似到神似的转变，集王字刻碑是具有象征意(yi)义的文化事件。至宋(song)代崇文轻武的历史语境中(zhong)，《集王圣教序碑》的社(she)会境遇又有了新的变化，著者援引史料分析了王书在(zai)宫廷(ting)中(zhong)的流行(xing)情(qing)况，讨(tao)论了宋(song)代士大夫在(zai)尚韵标准下对集模王书者“学弗能至，了无(wu)高韵，因(yin)自目院体”的批评态度以及这(zhe)种态度产生的历史原因(yin)。其中(zhong)“集王风尚与赵孟坚的质疑”一(yi)节，梳理了赵孟坚怀疑怀仁《集王圣教序碑》从何取入的问题及其产生的缘由，为读者完整呈现(xian)了该(gai)时期文人(ren)对这(zhe)一(yi)经典作品的研究(jiu)反思情(qing)况。

艺坛领袖的推崇是成就《集王圣教序碑》经典之路的必要因(yin)素，对《集王圣教序碑》在(zai)宋(song)以后的地(di)位，著者潜入书法(fa)传播史的脉络之中(zhong)，细致讨(tao)论相关史料，对如下问题加以分析：赵孟頫学习《集王圣教序碑》的态度，该(gai)碑在(zai)元代被列入王书经典法(fa)帖，在(zai)明代被认为“行(xing)世法(fa)书第一(yi)石刻”，获得与《兰亭序》相同的地(di)位，甚至成为明人(ren)雅(ya)致生活必需品，有何历史缘由。此(ci)外，还讨(tao)论了书法(fa)史中(zhong)“官(guan)告体”“院体”“馆阁体”的基本特征，认为大致是按照皇(huang)帝的喜好而变化，然后文臣趋之若鹜。这(zhe)一(yi)理解(jie)体现(xian)了著者以史料为基础客(ke)观清晰的书法(fa)史观。

可(ke)以说，《以王羲之的名义》对《集王圣教序碑》经典之路的历史重建绝非单(dan)线(xian)的勾勒，而是将之放置在(zai)社(she)会历史的多重语境中(zhong)进行(xing)充分讨(tao)论，就史料的细致入微分析以及论证的环环相扣来说，该(gai)著为书法(fa)史研究(jiu)树立了标杆。著者总能透过表面的现(xian)象分析其内在(zai)的社(she)会深层缘由，避免采用单(dan)一(yi)逻(luo)辑阐释复杂的艺术社(she)会问题。同时，该(gai)著还与近(jin)年来已有的艺术历史研究(jiu)成果对话，如王羲之书法(fa)在(zai)对敦煌书法(fa)的影响、集王圣教序碑的断裂问题、临摹史的转折、艺术作品的真伪性问题等，展现(xian)了著者对史料的精深把握和(he)对艺术史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

总体来说，著者立足文物学与艺术史的视角，分析了《集王圣教序碑》诞生之前王书传播的情(qing)况、碑文诞生的过程，集字者怀仁与该(gai)碑的关系以及碑刻诞生后在(zai)唐至清代被临习、摹制、翻刻、作伪、传播的不同形式，讨(tao)论其在(zai)政治层面、世俗层面、美学层面的被接受(shou)赏析的状况。面对这(zhe)一(yi)经典碑刻艺术品，著者从文化、思想(xiang)、经济技术等多学科(ke)层面重构(gou)历史，分析制作者、使用者、学习者的行(xing)为和(he)思想(xiang)，为我们勾勒了《集王圣教序碑》从被怀疑到被奉(feng)为经典的曲折历程，呈现(xian)了王羲之书法(fa)鉴赏临习传播演变的艺术社(she)会史。

《集王圣教序碑》内页

艺术技术史的探寻和(he)多学科(ke)观察的整合

对技艺的分析研究(jiu)是艺术史写作的重要内容，但是在(zai)相当长的一(yi)段时间(jian)内，关于这(zhe)一(yi)艺术本体的探究(jiu)却被忽略了，《以王羲之的名义》在(zai)这(zhe)方面用力(li)尤多。对《集王圣教序碑》这(zhe)件跨越多个历史时段具备多重功能的经典书法(fa)碑刻作品来说，除(chu)了讨(tao)论书法(fa)艺术之外，还有制碑的流程、镌勒的手法(fa)、传拓技艺、碑面计字方法(fa)等，这(zhe)些恰恰是成就这(zhe)一(yi)经典作品的必要技术因(yin)素，因(yin)此(ci)对这(zhe)些议(yi)题的讨(tao)论研究(jiu)也显(xian)得尤为必要。可(ke)以说，该(gai)著呈现(xian)了多学科(ke)背景下的考察成果，详细的梳理了这(zhe)一(yi)文物艺术品以及相关衍生品的制作技艺，可(ke)谓是一(yi)部书法(fa)碑刻制作的艺术技术史。

怀仁集王羲之字迹(ji)的方法(fa)是讨(tao)论《集王圣教序碑》无(wu)法(fa)回避的学术问题，然而，学者所面临的事实是，唐代没(mei)有关于这(zhe)方面技术的直接记录。《以王羲之的名义》则巧妙地(di)化解(jie)了这(zhe)一(yi)难题，著者引用后人(ren)的记载进行(xing)了推测论述，认为采用灯影缩小原迹(ji)比例(li)然后进行(xing)勾勒的方法(fa)虽为明代所使用，但与集摹王字的办法(fa)显(xian)然有一(yi)定的传承关系。著者对唐代立碑的程序以及丧葬制度中(zhong)碑碣(jie)的规制进行(xing)了分析，论述了制碑的流程以及碑首(shou)、碑身、碑座的比例(li)关系和(he)名称(cheng)，《集王圣教序碑》的比例(li)不符合5：10：2的官(guan)制比数，由此(ci)认为此(ci)碑是一(yi)件民间(jian)色彩很浓的碑石。这(zhe)一(yi)观点可(ke)谓学界首(shou)发(fa)，依据(ju)坚实，令人(ren)信服。关于碑刻花纹(wen)的制作方法(fa)，通过对《集王圣教序碑》原物的深入观察，认为碑座花纹(wen)为“减(jian)地(di)平鈒”工艺，侧面花纹(wen)则为“压地(di)隐起华”工艺，并仔细分析了其具体的制作技术和(he)步骤。碑文的刊刻技术方面，作者认为基本采用“V”字形技法(fa)，每一(yi)笔都沿笔画两面斜刀錾刻，两面相交完成笔画，每笔的刊刻是否(fou)按照文字的笔画顺(shun)序却不一(yi)定，此(ci)外还对工匠的执刀、执锤的方法(fa)进行(xing)了分析。

碑石翻刻以及拓片是碑刻艺术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金石学研究(jiu)的重要依据(ju)。对于《集王圣教序碑》这(zhe)一(yi)经典碑刻作品来说，不同时代的翻刻及拓片是构(gou)成其历史的必要内容。著者深入明清时期《集王圣教序碑》翻刻及拓片制作流传的历史场域之中(zhong)，分析了文人(ren)学士对不同翻刻本的评价(jia)，认为该(gai)时期翻刻的目的是学习王羲之书法(fa)，因(yin)此(ci)字形准确是目标，并不在(zai)意(yi)是否(fou)符合原碑的布局特征。因(yin)此(ci)，清代的一(yi)块石碑上翻刻的集王圣教序甚至是按照上下五栏的方式分布。著者还论述了集王圣教序碑拓片的收藏(cang)、流传买卖和(he)版本问题，以及不同时期题跋者对圣教序拓片的认知以及书法(fa)的学习、鉴赏和(he)审美感受(shou)等，勾勒出《集王圣教序碑》书法(fa)知识的生成史。著者还援引相关文献和(he)实物资料，在(zai)辨析前人(ren)观点的基础之上，通过细致的比对分析，认为在(zai)嘉靖关中(zhong)大地(di)震以前，《集王圣教序碑》只有裂纹(wen)而未断，地(di)震时候(hou)断为两截。这(zhe)一(yi)观点对《集王圣教序碑》断裂时代难以确定的问题，给出了让(rang)人(ren)信服的答案。

对《集王圣教序碑》的临摹学习伴随着(zhe)该(gai)碑的流传过程，正是由于众多名家不同的临摹学习方式，才衍生出不同风格特征的二王流派的书法(fa)作品，这(zhe)些都是中(zhong)国书法(fa)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谁在(zai)临习《集王圣教序碑》”一(yi)节中(zhong)，作者结合具体的作品讨(tao)论了米芾、赵孟頫学习王字的情(qing)况以及临本的真假。分析了明代文徵明和(he)董其昌认为《集王圣教序碑》是怀仁一(yi)笔书写的可(ke)能性。同时讨(tao)论了董其昌、王铎、姚广孝、郑(zheng)孝胥、查昇、乾隆以及沈(shen)尹默(mo)等对临写《集王圣教序碑》的看法(fa)以及不同的临摹方式。作者还讨(tao)论了陈(chen)垣在(zai)教授其子学习《集王圣教序碑》的过程，从而分析了读书人(ren)对该(gai)碑刻书法(fa)艺术的认识。著者正是通过多学科(ke)视角的观察讨(tao)论，完整呈现(xian)了《集王圣教序碑》制作传播的艺术社(she)会史，正如巫鸿所言：“对美术的历史物质性的研究(jiu)……不仅仅是对一(yi)件作品原始创作状况的重构(gou)，而且也应该(gai)是对它的形态、意(yi)义和(he)上下文在(zai)历史长河中(zhong)不断转换的追寻。”（《美术史十(shi)议(yi)》，巫鸿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dian)，2008年6月，48页）《以王羲之的名义》体现(xian)了著者所具有的宽博的文物学和(he)文献学的知识以及犀利的艺术洞察力(li)，著者面对原来未曾(ceng)有人(ren)着(zhe)手的领域，对很多疑难问题给予令人(ren)信服的解(jie)答。

王羲之像

详实的资料整理与细致的图像比对

该(gai)著为我们勾勒出关于《集王圣教序碑》完整的史料和(he)图像史，可(ke)谓是考古美术写作的经典案例(li)。《以王羲之的名义》共收录图片资料近(jin)一(yi)百六十(shi)幅，包括碑石的现(xian)状拍摄(she)、《集王圣教序碑》各个朝代的拓本图片、各种类型的《集王圣教序碑》翻刻拓本图片、拓本题跋照片、拓本题跋印章照片、王羲之各类书法(fa)图片、不同朝代临摹王羲之书法(fa)作品的图片、碑刻花纹(wen)图片、花纹(wen)线(xian)描(miao)图、唐至宋(song)翰林待诏所书王体墓志(zhi)碑表图片、各类集模王羲之书法(fa)作品图片等。值得关注的是，作者还通过详实的图表比对，呈现(xian)了王羲之书法(fa)的传播情(qing)况，如“表一(yi)《刘(liu)德(de)墓志(zhi)》与王羲之《兰亭序》行(xing)书用字比较”，通过单(dan)字图片比对的方式，清晰的呈现(xian)出两者所具有的三十(shi)二字相似的情(qing)况，由此(ci)推断初唐时期《兰亭序》拓本在(zai)民间(jian)的传播情(qing)况以及墓志(zhi)书写者以“形似”为目标的临写方式。表三关于石碑缺(que)字、损伤文字、损坏文字的统(tong)计，也采用单(dan)字图片的方式，为读者直观呈现(xian)了碑石缺(que)字（表三·1）、石疤脱落造成损伤文字（表三·2）、长期捶拓造成损伤文字（表三·3）、人(ren)为损伤文字（表三·4）的情(qing)况。

该(gai)著末尾的“碑石、拓片对照图版”更是通过逐字比对的方式，完整呈现(xian)了《集王圣教序碑》碑石字迹(ji)与拓片字迹(ji)的关系，展现(xian)了同一(yi)个文字在(zai)不同时期不同材(cai)质上状态，以艺术史的视角来看，可(ke)谓是多维时空中(zhong)的文字艺术比对呈现(xian)。此(ci)外，著者还进行(xing)图像学的分析比对，如第六章碑石纹(wen)样(yang)部分，对四通碑的侧面花纹(wen)进行(xing)详细对比，四者前后相差三百多年，但图案类型相似，明晰的呈现(xian)出工匠制作技艺之间(jian)传承的可(ke)能性。“形制、字数与花纹(wen)”部分，作者通过图像及其线(xian)描(miao)的方式，完整呈现(xian)了《集王圣教序碑》正面各部、碑身上端七佛、碑身侧面线(xian)刻、碑座线(xian)刻的图像资料。通过详实的资料整理和(he)细致的图像比对，呈现(xian)了《集王圣教序碑》的珍贵图像史料，体现(xian)了一(yi)个考古学家和(he)艺术史学家严谨细致的学术态度和(he)卓越的学术眼光。

文物学关注的碑体形制、文字释读、碑文校勘(kan)以及文献的相互印证等问题，作者援引前代之著录都进行(xing)详细的分析讨(tao)论。对碑文的考校与拓本异同的考辨，是传统(tong)金石学研究(jiu)的基本规范。作者对碑面文字进行(xing)了详细的统(tong)计（表二碑面文字统(tong)计表）考证了《集王圣教序碑》文本中(zhong)唐太宗(zong)《大唐三藏(cang)圣教序》《敕(chi)答》与太子李(li)治《述圣记》《笺答》各个版本的差异，以及碑刻文本在(zai)敦煌文书中(zhong)的传播及其矛盾错误之处；对比了心经不同刻本的差别，考释了佛经翻译(yi)的程序以及圣教序碑中(zhong)心经的翻译(yi)、润色监译(yi)和(he)署名的情(qing)况；对褚遂(sui)良书《雁塔圣教序碑》的创作过程，碑文的行(xing)次，褚遂(sui)良《雁塔圣教序碑》与怀仁《集王圣教序》立碑时间(jian)的先后顺(shun)序也进行(xing)了分析考证。此(ci)外，还通过表格的方式对王字临摹传承的相关史料进行(xing)了全面的梳理，如“表四唐人(ren)集王字碑一(yi)览表”“表五唐至宋(song)翰林待诏所书行(xing)书墓志(zhi)、碑表”等，完整呈现(xian)了王字在(zai)唐宋(song)的传播情(qing)况。关于拓片字体和(he)原碑碑文字迹(ji)的区别，作者分析认为由于制作拓片时纸必须捶入笔画中(zhong)才能完成，使得成型后的字迹(ji)笔画在(zai)视觉上略宽于实际碑文。拓本年代愈早这(zhe)种情(qing)况愈明显(xian)，年代晚些的由于碑石字迹(ji)渐浅，拓本字迹(ji)笔画变窄。此(ci)外刻字的深浅与字的笔画的多寡也有关联，笔画少则深，反之则略浅。这(zhe)种细致的观察分析体现(xian)了著者对造型艺术的文字之美的鉴赏和(he)准确判(pan)断，是著者作为书法(fa)家长期书法(fa)创作实践(jian)体验的结果。

总体来说，该(gai)著在(zai)艺术学和(he)考古文物学结合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标杆，即是研究(jiu)书法(fa)作品的艺术学著作也是一(yi)部考古文物学著作，可(ke)谓“不但论佳恶，还须辨真赝者也”。本书完整展现(xian)了考古文物学所关注的问题，还进行(xing)了图像资料的比对和(he)艺术社(she)会学的分析讨(tao)论，展示了文物学的知识体系和(he)研究(jiu)方法(fa)在(zai)订(ding)正经史中(zhong)的价(jia)值以及艺术社(she)会学和(he)图像学的阐释逻(luo)辑，从而赋予《集王圣教序碑》在(zai)碑学和(he)艺术史学学术体系中(zhong)的地(di)位和(he)意(yi)义。“一(yi)件艺术品的历史形态并不自动地(di)显(xian)现(xian)于该(gai)艺术品的现(xian)存状态，而是需要通过深入的历史研究(jiu)来加以重构(gou)。这(zhe)种重构(gou)必须基于对现(xian)存实物的仔细观察，但也必须检索大量历史文献和(he)考古材(cai)料，并参照现(xian)代理论进行(xing)分析和(he)解(jie)释。”（《美术史十(shi)议(yi)》，巫鸿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dian)2008年6月，42页）可(ke)以说，该(gai)著生动揭示了《集王圣教序碑》在(zai)社(she)会历史发(fa)展中(zhong)所蕴含的复杂隐晦的故事，以及在(zai)漫长艺术文化史中(zhong)的经典化历程，可(ke)谓是一(yi)部结合考古学家渊博学识和(he)书法(fa)家敏锐洞察力(li)的学术力(li)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