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
在万众瞩目下，《庆余年第二季》终于闪(shan)亮登场。时(shi)下最热的IP、各路明星的出演、快意恩仇的爽感，都让此剧备受期(qi)待(dai)。与此同时(shi)，也让观众想起当年风靡一时(shi)的王(wang)朔及(ji)其作品《顽(wan)主》。
范闲的乌托邦危机
《庆余年》大受欢迎的原因当然是其输出的情绪价值：我(wo)们可以把范闲的成功视作外乡青年经过奋斗在繁华之地的京都站(zhan)稳脚跟的空间迁徙寓言(yan)，或者籍籍无名的小(xiao)人物通过残(can)酷竞争终于晋(jin)升为大修行者的类职场励志传奇。更重要的是，从一岁开(kai)始就面临各种危机的范闲会(hui)让坚信“生存压倒(dao)一切”的当代(dai)人产生强烈(lie)的共鸣，他(ta)的各种激烈(lie)反抗也不难被如今困在各种内卷、竞争中的年轻人所理(li)解。
也因此，范闲很容(rong)易让人联想起王(wang)朔的顽(wan)主，他(ta)们都是社会(hui)与文化的叛逆(ni)者，也都恰到好(hao)处地为同时(shi)代(dai)的人们贡献了一份精神上的抚慰。然而(er)，正如顽(wan)主并不是真正的反英雄(xiong)，而(er)只是拜金主义(yi)、物质(zhi)主义(yi)的实践者和呐喊者，范闲的人生故事也不能等同于真正的奋斗/成长(chang)，他(ta)所信奉的更多是利己主义(yi)的人生哲学。
在第一季中，范闲不断地将自己的志向诠释为折(she)中主义(yi)、江湖(hu)义(yi)气甚(shen)至是“小(xiao)市民主义(yi)”，使之退化为与大时(shi)代(dai)无关的个人情谊(yi)；但随(sui)着第二季剧情的发展，范闲又(you)不得不挺身而(er)出，为天下苍生代(dai)言(yan)，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jie)。于是，私人情感与公(gong)共领域(yu)的冲突不可避(bi)免地出现了，也成为本(ben)剧需要真正直面的挑战。
天下的大格局与范闲的小(xiao)圈子
有意思的是，当年的创作者在把王(wang)朔的小(xiao)说(shuo)搬上大银幕时(shi)，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说(shuo)小(xiao)说(shuo)《顽(wan)主》是在调侃和嬉闹(nao)中消解权力话(hua)语的神圣和历史的深度模式，那么由米家山(shan)导(dao)演的电影《顽(wan)主》则添(tian)加(jia)了小(xiao)说(shuo)中所不具备的想象性(xing)的完满(man)。电影里的主人公(gong)们开(kai)设三T公(gong)司本(ben)是一场非价值化的闹(nao)剧，但当患者一家数十(shi)口人坐在三T公(gong)司要吃要喝，而(er)他(ta)们却到医(yi)院代(dai)尽人子之责(ze)时(shi)，这些顽(wan)主无疑就成了更真挚、更有道德感的一群人。结尾处，被迫停业的三T公(gong)司门前的顾客排起了长(chang)长(chang)的队伍，电影也就此完成了价值体系的转换。
同样，《庆余年》第一季最大的妙笔无疑是滕梓(zi)荆一线的改编。小(xiao)说(shuo)中，他(ta)本(ben)来只是范闲手(shou)下一个听话(hua)的属下；而(er)在剧中，范闲将他(ta)视为知己朋友。正因为有了情感的羁绊，滕梓(zi)荆之死才让范闲醒悟：总有大人物视人命为草芥。自此，范闲不再是新世界(jie)的一名看(kan)客，而(er)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参与者。如果说(shuo)小(xiao)说(shuo)中的范闲有着虚伪冷酷、自私自利的一面，那么电视剧显然有意识地用滕梓(zi)荆的故事弱化了范闲的黑暗面，突出了他(ta)人性(xing)光辉(hui)的部分。
第二季开(kai)场，之所以要花(hua)费(fei)大量篇幅去描述(shu)抱月楼的迷局，不仅(jin)是为了表现二皇子为范闲设下的陷阱，更是为了进一步立住范闲的“人设”。他(ta)要为老金头(tou)讨回(hui)公(gong)道，因为这个世界(jie)或许会(hui)轻易地遗(yi)忘一个拼(pin)命想要救回(hui)女(nu)儿的老头(tou)儿，但他(ta)偏(pian)偏(pian)要“记住”。实际上，这正是《庆余年》的可贵之处：拒绝低龄化、浅显化、童稚化的爽文逻辑(ji)，试图在营造“观看(kan)快感”之外，仍保留人文性(xing)的追(zhui)求。
不过，改编者越是希望重塑范闲和顽(wan)主的“人设”，角色(se)自我(wo)认(ren)定的精神分裂也就越不可避(bi)免。面对奔涌而(er)来的商业化大潮，王(wang)朔的《顽(wan)主》并非真正的抗议者，而(er)是以一种闹(nao)剧的方式来成为这股大潮的一部分。而(er)电影《顽(wan)主》向传统道德、价值秩序的回(hui)归，绝不可能是王(wang)朔和其作品主人公(gong)的目标。
与之相似的是，虽然范闲一直把“公(gong)正”“平等”等概念挂在嘴边，但小(xiao)说(shuo)的走向证(zheng)明了，他(ta)最后仍然会(hui)退守到“穷则独(du)善其身，富(fu)则妻妾成群”，踏踏实实过小(xiao)日子的人生理(li)念上。所以，《庆余年》来到第二季，表面上越来越往宏大叙事的方向上行进，但剧情的内核还是停留在书(shu)写范闲私生活的层面——故事再怎(zen)么发展，“天下”的格局再怎(zen)么扩大，本(ben)剧终究还是局限在范闲的亲情、友情、爱情的小(xiao)圈子里。
“爹”的庇护与反精英的虚伪
如果说(shuo)顽(wan)主所代(dai)表的话(hua)语乌托邦只是随(sui)风而(er)逝的一场狂欢，终究会(hui)慢慢消失于时(shi)代(dai)视野的画框之外，那么范闲把道义(yi)之争转换为“私怨”对垒，把残(can)酷的权力斗争转换为荒唐的“父子之战”，也终究是经不起推敲(qiao)的。事实上，就连本(ben)剧的播放平台(tai)都在第二季的花(hua)絮(xu)里大大方方地承(cheng)认(ren)了范闲身边有多位“爹”的庇护，这也就证(zheng)明了：范闲的成功早已蜕化为反复被强化的阶层固化，是站(zhan)在精英主义(yi)的立场去反对精英主义(yi)的虚伪。
作为虚构的故事，本(ben)剧当然可以继续在历史场域(yu)中自由驰骋——这正是范闲的历险记何以能制造观看(kan)快感的秘(mi)密所在。但随(sui)着剧集的热度越来越高，出演的明星越来越多，我(wo)们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似乎也“当真”起来了。他(ta)们正试图在对角色(se)、剧情的讨论中确立自身价值立场，建构起身份认(ren)同。
然而(er)，当《庆余年》不断退居(ju)到范闲的个人生活这一底线，所谓“正义(yi)”“公(gong)理(li)”等共同价值就变得越来越遥远。至于剧中无所不在的价值立场分歧，也因为脱离了具体、实在的社会(hui)场景而(er)沦为一种悬(xuan)置或消解，最终指向了共同价值的消亡。就此而(er)言(yan)，《庆余年》的走红与争议或许也承(cheng)载着当代(dai)年轻人在精神层面的困惑：到底应该如何认(ren)识范闲世界(jie)里残(can)酷的竞争式成功？选择对抗或者顺(shun)从既定的游戏规则，真的只是取决于对自己是否有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