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滇越铁路的历史拼图,云南,国家,法国

交通便利带给(gei)边陲旧地的变化是(shi)巨大的。各色新奇洋货(huo)：从(cong)罐头、手表、缝(feng)纫机到电灯、电话、自来水(shui)，还(hai)有西式建筑，都陆续登陆昆明；西装革履、脱(tuo)帽、握(wo)手渐成时尚；喝咖啡(fei)、泡酒吧蔚然市井新潮；新式学堂开始普及，女童亦可入学受教……滇(dian)越铁(tie)路通车10余年间，昆明新张(zhang)的酒店、洋行多(duo)达三四十余家，一(yi)时声(sheng)望之隆，人称“堪比(bi)香港”。

与(yu)此同时发生的，是(shi)法(fa)国(guo)人利用滇(dian)越铁(tie)路操纵云南金融、邮政和电讯，大量攫取云南资源(yuan)，尤以大锡一(yi)类(lei)有色金属为最。史载，通车头10年，滇(dian)越铁(tie)路每年运输量达64万(wan)余吨（其中个旧大锡一(yi)项为23万(wan)吨），法(fa)国(guo)滇(dian)越铁(tie)路公司仅收取运费一(yi)项便达数百(bai)万(wan)元，还(hai)常以各种(zhong)借口以停运相挟，一(yi)再增加进出口货(huo)物过境费用，让中国(guo)商民备受盘剥。其时有法(fa)人柏(bai)顿(dun)来滇(dian)考察，曾如是(shi)说：“滇(dian)越铁(tie)路不独使云南全省(sheng)商务为法(fa)人所掌握(wo)，而云南政府也在巴(ba)黎政府掌握(wo)之中。”

这确是(shi)一(yi)条关(guan)乎(hu)国(guo)家经济(ji)乃至政治利益的命脉之线，从(cong)筹建到通车，两个国(guo)家、两种(zhong)民族、两种(zhong)文明无(wu)时不发生政治上、经济(ji)上、文化上、伦理上的激烈冲突，甚至引爆了大大小小多(duo)次暴力对(dui)抗(kang)。1910年3月31日滇(dian)越铁(tie)路全线通车，盛典举行之日，云南辛亥革命元老、时任清府训练新军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总(zong)办李根(gen)源(yuan)先生，曾召全校学生集会，控诉列强(qiang)横蛮无(wu)耻，声(sheng)讨清庭腐朽没落，动情处，声(sheng)泪俱下，学员感愤，满场一(yi)片痛哭。李道：“法(fa)国(guo)今天将滇(dian)越铁(tie)路修抵昆明。我们国(guo)家不惟修不起铁(tie)路，甚至将国(guo)家主(zhu)权拱手送给(gei)外国(guo)人。我等军人，有守土之责(ze)，大家应努力学习，将来誓必雪(xue)此耻辱”，随后亲率学员，身着便衣，高唱《云南男儿》歌，赴车站示威抗(kang)议，歌词云：“勉哉云南男儿，汽笛一(yi)声(sheng)，金碧变色，大好河山谁是(shi)主(zhu)？倒挽狂浪中流砥柱，好男儿，磨砺以需，兴亡责(ze)，共相负……”滇(dian)地百(bai)姓对(dui)洋人洋事(shi)之抵触反感，荦然可见。面(mian)对(dui)民众非议，被云南人引为骄傲的状元袁嘉谷亦深感无(wu)奈，题诗哀叹：“新生事(shi)物多(duo)折难(nan)，说三道四两极反。”

滇(dian)越铁(tie)路上的高架桥

《共产党宣言》这样(yang)描(miao)写十九世纪的经济(ji)秩(zhi)序：“由于开拓了世界(jie)市场，使一(yi)切国(guo)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jie)性的了”，“不断扩(kuo)大产品(pin)销路的需要，趋使资产阶级奔走(zou)于全球各地，它(ta)们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lian)系”，他们“挖掉了工(gong)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新的工(gong)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yi)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guan)的问(wen)题”。资产阶级用“一(yi)种(zhong)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wu)数特许(xu)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zong)而言之，它(ta)用公开的、无(wu)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yan)盖着的剥削。”自鸦(ya)片战(zhan)争始，殖民主(zhu)义(yi)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guo)天朝封闭的大门，“洋鬼子”要将他们的“商品(pin)”在中国(guo)大规模落户，变得急不可耐且日益横蛮。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剧烈碰撞、冲突与(yu)融合(he)，势必更加公开、激烈和残酷。100年后，已然停运，默默卧躺(tang)在云南高原群山中的滇(dian)越铁(tie)路，正是(shi)这样(yang)一(yi)具极具历史价值的工(gong)业尸(shi)体，值得认(ren)真解剖。

工(gong)业文明

先说法(fa)国(guo)。肇始于18世纪末的法(fa)国(guo)资产阶级革命，历来被人称为“大革命”。其所以“大”，除(chu)了参与(yu)人数之广、对(dui)社会生活影响之深，几乎(hu)无(wu)任何国(guo)家事(shi)件可比(bi)，而动乱时间更是(shi)尤其长：从(cong)1789年“第三等级”攻打巴(ba)士(shi)底(di)狱开始，经历了两次复辟、两次帝国(guo)和三次共和国(guo)。1871年，著名的巴(ba)黎公社被镇压，约20000人被处决、7500人被监禁、流放，数千人逃亡（流放者和逃亡者于1880年方获得政府特赦）……法(fa)兰(lan)西正是(shi)以如此惨重代价，结束了几乎(hu)将近(jin)100年的动荡，用列宁的话说，就是(shi)：“整个18世纪欧洲的历史，都是(shi)在法(fa)国(guo)革命的影子下走(zou)过的”。有关(guan)法(fa)国(guo)大革命的文献卷牒(die)浩(hao)繁，随处可见壮怀激烈的理想、献身、广场政治和街垒厮杀。其景壮美(mei)则壮美(mei)矣，可是(shi)这样(yang)的折腾是(shi)任何国(guo)家都难(nan)以忍受的。到巴(ba)黎公社流产，早已疲惫不堪的法(fa)国(guo)终于赢来了几十年和平喘息(xi)之机。其时，西方列强(qiang)正处于经济(ji)大发展、在全球疯(feng)狂抢夺(duo)殖民地的狂潮之中。史载，19世纪开始，法(fa)国(guo)经济(ji)发展曾居西方第二，仅次于英(ying)国(guo)，到世纪末，已位列英(ying)、德、美(mei)之后，跌(die)入第四位。骄傲的法(fa)兰(lan)西民族必须争分夺(duo)秒(miao)，聚集心力参与(yu)这场瓜分殖民地的盛宴。用我们中国(guo)人曾经的习惯语(yu)言来说，就是(shi)“要把动乱损失的时间夺(duo)回(hui)来”。

1881年，巴(ba)黎公社失败(bai)及第三共和国(guo)成立后第十个年头，法(fa)军侵占突尼(ni)斯，接下来，侵占马达加斯加，接下来，西非，摩洛(luo)哥……而远(yuan)在亚洲的这只“中国(guo)肥羊”，殖民者本来垂涎既久，尤其对(dui)于英(ying)帝国(guo)在华大发横财，更是(shi)十分眼(yan)热。1883年，法(fa)兵攻袭河内，迫使越南阮氏王朝缔结《法(fa)越和亲条约》，取得了对(dui)越南北部的“保护权”，入侵中国(guo)西南腹地已然水(shui)到渠成。《法(fa)国(guo)领事(shi)任期内东京与(yu)中国(guo)事(shi)务》一(yi)文说“一(yi)些报刊杂志载文吹嘘这块土地之富有，当年好像仅有马可·波罗来过。最著名的报纸也刊载了不可否认(ren)的证词，其中就有领事(shi)埃(ai)米尔·罗谢、著名旅行家莫雷斯侯爵”，文章(zhang)说，莫雷斯还(hai)在1890年写了一(yi)本书《为了渗透(tou)中国(guo)》，“该书成为法(fa)国(guo)政治家们的必备书，因为他们想实现这一(yi)理想” ，莫雷斯提出“修建一(yi)条铁(tie)路，作为‘联(lian)系印度支那与(yu)中国(guo)两大板块的连接线’”。当时的外交部长加布里埃(ai)对(dui)于此构思“颇为满意”。他们的目的不言自明，就是(shi)要以越南为基地，进一(yi)步打开通向中国(guo)西南地区的大门，将中国(guo)两广和云南纳入法(fa)国(guo)的势力范围。以上引文均(jun)摘自法(fa)国(guo)驻昆明总(zong)领事(shi)的书信。

整个法(fa)兰(lan)西都处于攫取财富的亢(kang)奋与(yu)不安之中。以金钱为导向的经济(ji)起飞，注定催(cui)生政权的整体贪腐、公民道德的整体堕落和社会的整体不公。从(cong)第三共和国(guo)成立的1871年到1903年的31年间，国(guo)家上层：保皇党、激进党、军人、机会主(zhu)义(yi)……各种(zhong)派别的政治庸医轮番上位，先后更替了9任总(zong)统。受贿、腐败(bai)、丑闻(wen)不断，最有名、有史可查的大案，便有“布朗热事(shi)件”“巴(ba)拿马丑剧”和“弗(fu)雷得案件” ①，就整体社会而言，这又是(shi)一(yi)个是(shi)需要淘金者而出现淘金者、需要冒险家而出现冒险家的无(wu)耻时代，这些淘金者和冒险家中，不少是(shi)在国(guo)内竞(jing)争中的失意者。他们因应殖民政策，以现代文明的代表自诩，虽(sui)然除(chu)了迷信武力征服，他们对(dui)异族文明一(yi)窍不通，却满脑子敌意、傲慢与(yu)偏见。时任法(fa)国(guo)驻云南总(zong)领事(shi)的奥古斯特·弗(fu)朗索瓦(wa)在他的回(hui)忆录中写过这样(yang)一(yi)件事(shi)：在开往印度支那的、“人满为患”的大型邮轮“梅尔布尔内”号上，奉法(fa)政府之命前来就任安南总(zong)监的殖民官保尔·贝尔的皮箱里塞满4000多(duo)名求职者的申请，其中3000多(duo)是(shi)小学老师。这些谋职者中还(hai)有“既没有工(gong)厂也没有原材料、而且百(bai)事(shi)不做”的“工(gong)业家”，甚至“在法(fa)国(guo)找不到饭(fan)吃(chi)的蹩脚演员”，也赶来印度支那“上演《科纳维尔的敲(qiao)钟人》和《修道院(yuan)的剑客》”。

我们需要说明，为数不少的传教士(shi)到远(yuan)东来，时间比(bi)这要早些。《新约·马可福音(yin)》还(hai)在1000年前便号召信徒：“你们要到世界(jie)各地去，向全人类(lei)传福音(yin)。”但事(shi)实是(shi)，直到1840年大英(ying)帝国(guo)的炮火轰开天朝大门，成批的基督徒才得以乘着鸦(ya)片战(zhan)争消散未尽的硝烟，走(zou)进了这个陌生而神秘(mi)的国(guo)度，包括云南这遥(yao)远(yuan)的“蛮荒之地”。他们虽(sui)然不是(shi)一(yi)般意义(yi)上的“侵略者”，其中不少具有宗教良知(zhi)者，甚至非常反感祖国(guo)的炮舰(jian)在别人的江河横冲直撞，并在事(shi)实上，为中国(guo)深山野地里贫穷(qiong)无(wu)助的中国(guo)人行过不少善举。但是(shi)我们很快会看(kan)到，作为同胞、侨民，在殖民侵略大的背景下，他们不管自愿还(hai)是(shi)违心，被裹挟其中，和自己的同胞抱团取暖，甚至为虎作伥，自然也就不能(neng)不在冲突中遭遇中国(guo)人的仇恨，甚至攻击。

我们还(hai)需要说明，工(gong)业文明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的精神堕落，也让不少生性浪漫并曾经极富理想主(zhu)义(yi)的法(fa)国(guo)人深感失望，他们对(dui)于中国(guo)这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净土，充(chong)满向往。担任法(fa)国(guo)驻福州(zhou)总(zong)领事(shi)达15年的诗人、剧作家保罗·克罗戴尔就是(shi)其中之一(yi)。他们认(ren)为自己的祖国(guo)已经患上了“精神上的现代病(bing)”，对(dui)于拜金主(zhu)义(yi)造成的社会污染深感厌倦，企(qi)图(tu)来中国(guo)寻找纯净的生活和“精神的故乡”。

总(zong)之，等到壮丽的大革命终于烟消火灭，等到人们不再关(guan)注曾经激荡心中的理想、广场的呐喊和战(zhan)场的枪炮，等到他们只一(yi)门心思关(guan)注自己的口袋和他人的钱包，于是(shi)法(fa)兰(lan)西大地上为攫取财富而彼此敌视的群狼，都不约而同地把贪婪的目光对(dui)准了东方，对(dui)准了中国(guo)，对(dui)准了云南。

城下之盟

1884年，中法(fa)战(zhan)争开场。爱国(guo)将领冯子材在镇南关(guan)（今“友谊关(guan)”）大败(bai)法(fa)国(guo)侵略军。云贵总(zong)督岑毓英(ying)亦取得宣光及临洮大捷。这本是(shi)清廷挣回(hui)脸面(mian)难(nan)得的一(yi)大机会，可是(shi)这一(yi)次，朝廷偏偏急令撤军，并习惯性地与(yu)法(fa)国(guo)殖民者又签了一(yi)纸屈辱条约。关(guan)于这个不可理喻的做派有两种(zhong)说法(fa)：民间的说法(fa)是(shi)中国(guo)通讯落后，技不如人，等到“八百(bai)里加急红旗捷报”驿马接力，送报京师，法(fa)方的电报早就到了北京使馆，而法(fa)人则沿袭老办法(fa)，对(dui)清廷一(yi)番讹诈，吓得早患了“逢洋必败(bai)”恐惧症的清廷官员以为此仗又败(bai)无(wu)疑，于是(shi)抓紧求和；另(ling)一(yi)种(zhong)说法(fa)也许(xu)更准确：已经习惯于在列强(qiang)之间搞平衡的清政府，企(qi)图(tu)利用这一(yi)次侥幸的胜利作为筹码，主(zhu)动向法(fa)国(guo)乞和以减少赔(pei)款。法(fa)国(guo)开出的谈判条件，是(shi)要中国(guo)“赔(pei)偿”战(zhan)争损失25亿法(fa)郎。若中国(guo)不予“赔(pei)偿”，“必须给(gei)予别项，即或中国(guo)允由东京（即今越南河内——笔者注）至滇(dian)省(sheng)添(tian)造铁(tie)路，并允于滇(dian)省(sheng)通商所造铁(tie)路之费，中国(guo)应行襄助，按每年须还(hai)本国(guo)造铁(tie)路之费，还(hai)至三十年为期……如不了办……总(zong)要兵至北京”。经反复折冲，1885年6月，由李鸿章(zhang)与(yu)法(fa)国(guo)公使巴(ba)德诺在天津订(ding)立《越南条约》了事(shi)。条约第七款规定：“彼此言明，日后若中国(guo)酌拟创造铁(tie)路时，中国(guo)自向法(fa)国(guo)业此之人商办……”

与(yu)法(fa)国(guo)此约签订(ding)后10年，又逢中国(guo)甲午惨败(bai)，法(fa)国(guo)借口“三国(guo)（指法(fa)、俄(e)、德三国(guo)）干涉（日本）还(hai)辽”有功，再向清政府勒索报偿，强(qiang)迫清政府签订(ding)了《中法(fa)续议界(jie)务商务专条附章(zhang)》，“附章(zhang)”第五款规定：“至越南之铁(tie)路，或已成者，或日后拟添(tian)者，彼此议定，可由两国(guo)酌商，妥订(ding)办法(fa)，接至中国(guo)界(jie)内。”

1897年6月，法(fa)国(guo)再次就“自东京至云南府之铁(tie)路由法(fa)国(guo)筑造”一(yi)事(shi)向清政府要求“补偿”。清府唯唯谨复：“允准自越南交界(jie)起，由百(bai)色河一(yi)带或红河上游一(yi)带，修造铁(tie)路，以达省(sheng)城，应由中国(guo)渐次察勘办理。”次年3月，法(fa)国(guo)驻华公使吕班据此向清廷再次面(mian)递照会，要求“从(cong)越南往云南省(sheng)城修造铁(tie)路一(yi)道”。法(fa)国(guo)外交部还(hai)通过清政府驻法(fa)公使庆(qing)常向清廷转(zhuan)达法(fa)国(guo)议会警告：如中国(guo)不答应上述要求，必“派舰(jian)重办”。清政府复照：对(dui)法(fa)方要求，予以“允准”。

这样(yang)，中法(fa)最终于1903年签订(ding)《中法(fa)会订(ding)滇(dian)越铁(tie)路章(zhang)程》，法(fa)国(guo)随即派人来到云南土地上正式踏勘路线，绘制蓝图(tu)，并正式成立滇(dian)越铁(tie)路法(fa)国(guo)公司。

弱肉强(qiang)食原则支配的世界(jie)秩(zhi)序，只讲“零和博弈”，只有征服与(yu)被征服、铁(tie)锤和铁(tie)砧，狼和羊羔。

事(shi)情就在这样(yang)的背景下开始了。

昆明教案

中国(guo)历来自诩天朝上国(guo)，其余均(jun)属夷狄蛮邦。鸦(ya)片战(zhan)争败(bai)绩，国(guo)门洞开，面(mian)对(dui)西方列强(qiang)的坚船利炮，老大帝国(guo)风雨飘摇(yao)，方寸大乱。只是(shi)，西方人最无(wu)法(fa)摧毁、恰恰也最为头疼的，依(yi)旧是(shi)中国(guo)人的民族自尊心，及以儒家伦理为核心、数千年形成并一(yi)以贯(guan)之的文化传统。一(yi)个极端虔(qian)诚的英(ying)国(guo)传教士(shi)名叫柏(bai)格理的，1887年只身来云南布道传教，阅(yue)读他的日记，我们至今还(hai)能(neng)感觉他风雨奔走(zou)、漂泊异乡的顽强(qiang)及终日辛劳，却无(wu)人皈(gui)依(yi)，还(hai)被人追击、殴打和嘲笑的无(wu)奈。虽(sui)然他一(yi)再真诚表白“我们在这里不是(shi)政治代理人，不是(shi)探险家”，只是(shi)想“打破偏见，消除(chu)迷信，传布福音(yin)”，但骄傲的中国(guo)人对(dui)他的回(hui)答却是(shi)：“为什么耶稣只去你们那种(zhong)小国(guo)而不到我们这个大国(guo)？”来华辗转(zhuan)5年，他才终于感悟了：他正“生活在两种(zhong)文明中：一(yi)种(zhong)即在他的眼(yan)前（指汉文化植根(gen)的城市——笔者注）：古老而自我陶醉，另(ling)一(yi)种(zhong)隐藏于深山，天然而蒙昧”。从(cong)此他将身心整个儿投入滇(dian)黔交界(jie)的荒蛮山区，这才渐渐取得了他所期望的进展。聚居城市的汉文化区域，广大群众始终对(dui)于夷狄之邦嗤之以鼻，虽(sui)然国(guo)家屡屡战(zhan)败(bai)，他们实际(ji)利益大受伤害(hai)，但精神上的反弹却更为强(qiang)烈，这种(zhong)盲(mang)目的家国(guo)情结，曾在很长时间掩(yan)盖了他们对(dui)当局的仇恨。

腐败(bai)无(wu)能(neng)、气数将尽的清朝廷看(kan)准这一(yi)点，以为民心可用，相信强(qiang)大的、无(wu)知(zhi)的民粹精神和愚蠢的民间巫术可以帮(bang)助其挽回(hui)败(bai)局：这就闹出了一(yi)个莫名其妙的“义(yi)和团”运动，他们妄(wang)图(tu)用一(yi)道纸糊的长城来抵御虎狼袭击：结果可想而知(zhi)。

万(wan)里之外的云南，被滇(dian)越铁(tie)路修建所挑动起的“反洋”“排外”仇恨早已勃勃发酵。资料记载，义(yi)和团事(shi)件的前一(yi)年就发生过彝族义(yi)民杨自元率众攻打法(fa)领馆、蒙自海关(guan)、火烧税务司署的暴力骚乱；在昆明圆通寺八角亭，也发生了市民驱赶法(fa)国(guo)铁(tie)路勘测员、打砸办公用品(pin)和测量图(tu)纸的群体闹事(shi)。如今有慈禧太(tai)后老佛爷煽情，偏居边地的云南要闹一(yi)个“义(yi)和团”的南方版本——昆明教案——就顺理成章(zhang)了。时间也是(shi)1900年初。事(shi)件的直接导火线，则是(shi)由一(yi)个叫方苏雅(ya)的法(fa)国(guo)人点燃的。

方苏雅(ya)原名奥古斯特·弗(fu)朗索瓦(wa)。1896年，方在广西龙州(zhou)任法(fa)国(guo)领事(shi)时和广西提督苏元春交上了朋友。苏将军便给(gei)他取了这样(yang)一(yi)个音(yin)义(yi)俱佳的中文名，还(hai)给(gei)他赠刻了一(yi)方中国(guo)印。方苏雅(ya)非常喜欢穿色彩斑斓的中国(guo)官服拍照，照片中高翘的胡子和冷酷的眼(yan)神，足够让人感受到殖民者的傲慢和盛气凌人，而他自己，则喜欢不无(wu)得意地人前炫耀，说他的东方官服照“不算好创意。如果让我的胡子出现在西装领口之上，确能(neng)增添(tian)威严。而给(gei)这张(zhang)照片增添(tian)的偏偏是(shi)喜剧性，如果在马戏团演出，准会获得疯(feng)狂喝彩”。

方苏雅(ya)

在参加修路的法(fa)国(guo)人眼(yan)里，方苏稚“是(shi)一(yi)个专断而刚毅的人，他敢于与(yu)中国(guo)当局对(dui)抗(kang)，并将寄(ji)居云南的法(fa)国(guo)侨民武装起来”的胆大妄(wang)为之徒。1899年，清政府既已“允准”法(fa)国(guo)人在中国(guo)的土地上修建铁(tie)路，自然需要一(yi)个敢作敢为的殖民官来具体操刀了，于是(shi)方被选中。是(shi)年10月，42岁(sui)的方苏雅(ya)带着发明不久的7部干片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从(cong)龙州(zhou)调来昆明担任总(zong)领事(shi)。

方苏雅(ya)为何要带如此大量的玻璃干片履职？或因筑路搜集资料所需？或因其个人有此新潮雅(ya)兴？无(wu)论原因如何，一(yi)件有趣的事(shi)情却由此发生：上世纪90年代，云南民间收藏家殷晓俊、罗庆(qing)昌(chang)来到法(fa)国(guo)昂热地区乡下方苏雅(ya)故居，在地下室找到了数百(bai)张(zhang)保留完整的、1900年前后中国(guo)云南原汁原味的自然和社会影像，殷、罗二人花巨资将其购回(hui)。于是(shi)，殖民者这偶(ou)然的业外兴致，让中国(guo)人和研究者得以看(kan)到尘封了整整100年的中国(guo)社会原始的图(tu)像，实在不失为一(yi)大幸事(shi)。这是(shi)题外的话。

方苏雅(ya)拍摄的昆明市内景象

根(gen)据方苏雅(ya)的日记记录，来昆履职后曾返回(hui)越南述职，1900年5月再度返回(hui)昆明，正值义(yi)和团在北方闹得热火朝天。方苏雅(ya)在给(gei)朋友的信中如是(shi)说：“据说，他们……只讲‘杀尽西洋鬼子’。所以我极其担心他们会把那些愚蠢的老百(bai)姓煽动起来整我们……”“在中国(guo)，想要不动拳头，须得首先炫耀一(yi)番你手臂上强(qiang)壮的肌(ji)肉……我弄来一(yi)批枪支，以便在必要时能(neng)组织起一(yi)支自卫(wei)队伍。”

方苏雅(ya)将30多(duo)条枪支作为外交物件装箱随运，此举在滇(dian)南蒙自海关(guan)通关(guan)时即引起了当局暗中注意。行李刚进昆明，旋被南门厘金局悉数扣压。方苏雅(ya)在给(gei)朋友的信中这样(yang)表述：“我立即明白了这是(shi)当地官员的奸(jian)诈之作……厘金局的人肯(ken)定在按密令行事(shi)……我感到我中了圈套……我必须不惜一(yi)切代价把这些武器弄回(hui)来。我带上博伟和弗(fu)里斯……完全不顾中国(guo)礼仪，不坐轿子，带上手枪步行赶到那里……我叫我的两个同伴拔出手枪，我和博伟两人用枪唬(hu)住厘金局的人和其他围观人群，弗(fu)里斯此时则负责(ze)组织那些赶骡子的人，让他们迅速把箱子驮在骡马身上，也用枪唬(hu)着……然后，我们护着驮队，穿过人群，迅速把这些箱子搬(ban)了回(hui)去。于是(shi)，我们有了枪……他们原想在我们没有自卫(wei)能(neng)力时制服我们。现在，我们也不是(shi)吃(chi)素的了。”

法(fa)国(guo)总(zong)领事(shi)亲自带人闯入厘金局抢走(zou)私运军火的消息(xi)报到省(sheng)督，并很快在百(bai)姓中口口相传，对(dui)洋人的仇恨在“该省(sheng)上空刮起一(yi)阵好战(zhan)尚武的飓(ju)风”（方苏雅(ya)语(yu)）。毕竟在他国(guo)家园，方自知(zhi)理亏，众怒难(nan)犯，急急派人给(gei)云南总(zong)督丁振铎送信，要求处理事(shi)端，严惩(cheng)闹事(shi)者。官府只管静待事(shi)态发展，作壁上观，同时暗中授意昆明团总(zong)陈(chen)荣昌(chang)发出“滚单”，召昆明乡团派人来省(sheng)城抗(kang)议示威。近(jin)万(wan)民众包围了位于五华山麓(lu)升平坡的法(fa)国(guo)领事(shi)馆。

方苏雅(ya)如是(shi)记载：“（官方的）书面(mian)回(hui)复迟迟不到，我又去了第二封公函，给(gei)丁（振铎）大人阁下……等了两天，等来了一(yi)篇长长的呈文，是(shi)（中国(guo)）欧罗巴(ba)事(shi)务署草拟的。我被指控携带了大量用于战(zhan)争而不是(shi)自卫(wei)的武器入关(guan)，且带了数百(bai)名 ②武装人员前去抢夺(duo)，这践踏了两国(guo)间的协议条款。最后，要求我将这批武器送欧罗巴(ba)事(shi)务署，由他们护送回(hui)东京（即今越南河内）。”

方苏雅(ya)将呈文返还(hai)丁督，再次表白“本人是(shi)带着善良愿望、友好情感来中国(guo)的，其使命是(shi)保证法(fa)兰(lan)西和平愿望之实现。我们唯一(yi)的意愿是(shi)维系两国(guo)间的友好关(guan)系，处理的问(wen)题是(shi)对(dui)两国(guo)均(jun)有好处的经济(ji)问(wen)题。”但是(shi)日后，方苏雅(ya)再没有收到当局的任何答复，同时发生的，却是(shi)不断升级的群众骚乱。方苏雅(ya)给(gei)朋友的信让我们大体可以看(kan)到这场复仇：“官员们组织了名流显贵通气会，并在会上攻击欧罗巴(ba)人，以点燃与(yu)会者的仇恨，他们许(xu)诺要赶走(zou)洋人，撤销修建铁(tie)路的计划等。在藩台甚至总(zong)督的大门上贴上告示，晓谕百(bai)姓说要限令法(fa)国(guo)人交出所有的武器。甚至有人在集会上说，总(zong)督限定我们在48小时之内交出武器方可得到宽恕，否则48小时一(yi)到，大家便可攻打我们的住所，格杀勿论，在当局如此煽动之下，所有老百(bai)姓便分散至各个寺庙，开始制定攻打计划。城内到处都是(shi)标语(yu)，要那些爱国(guo)的人们从(cong)天主(zhu)教、基督教士(shi)开始，对(dui)我们进行杀戮。这类(lei)标语(yu)居然也贴到了我们的门上。”

当时，云南地区总(zong)主(zhu)教埃(ai)斯戈费是(shi)法(fa)籍人士(shi)，在滇(dian)传教已有半个世纪，算得“德高望重”了，方苏雅(ya)将他召来领馆讨教应对(dui)之策，埃(ai)斯戈费回(hui)答：“局势异常严重，因为这是(shi)官员指导的民众运动。据获得的消息(xi)，大批的枪支已经分发下去。”

于是(shi)，方苏雅(ya)通知(zhi)主(zhu)教带上所有的传教士(shi)转(zhuan)移(yi)至领事(shi)馆避难(nan)，并分发了枪支，进行了简单的训练，布置了哨(shao)位，准备对(dui)付市民的进攻。按方的说法(fa)，就是(shi)组成了一(yi)个“弗(fu)朗索瓦(wa)城堡”。

方苏雅(ya)在给(gei)友人的书信中如是(shi)说：“比(bi)我房子高的高地上几乎(hu)站满了人，他们试图(tu)进攻我们，从(cong)高处用大石头砸我们。我们立即进入防卫(wei)状态，每个人都极为冷静地守在自己的岗(gang)位上，我们瞄准那些攻打我们的人，他们像兔(tu)子一(yi)样(yang)地逃掉了……大家正在谈着，外面(mian)聚集的人群疯(feng)狂地高声(sheng)呐喊，冲向我们曾经住过的一(yi)个房间的房顶，我们听见木头在咔咔作响，又看(kan)见一(yi)些瓦(wa)片雪(xue)崩似的纷(fen)纷(fen)落下，天花板也砸得坍塌了……”

根(gen)据方的观察和判断，包围领馆的民众“得知(zhi)我们在这里有组织后，外人便不敢从(cong)那儿向我们发起进攻了。原本打算在当晚实施的计划便往后推迟。他们甚至等待冯将军（这是(shi)方的揣测。冯将军指抗(kang)法(fa)名将冯子材，时任云南提督，总(zong)揽全省(sheng)防务，年已高龄81——笔者注）和他的勇士(shi)们的到来，他们仍然包围着我们，仍然聚在一(yi)起，仍然躁动不已，仍然狂呼乱叫，照常贴标语(yu)。官府音(yin)讯全无(wu)，没有任何保护我们的措施。有人决定放火烧我们。这是(shi)很容易办到的事(shi)。他们准备了成堆的干草和柴禾(he)，往我的院(yuan)子里扔。我们夜以继日地坚守岗(gang)位，每当有脑袋露出，我们的枪总(zong)有一(yi)支会朝露头的方向瞄准。”

根(gen)据中国(guo)第一(yi)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吕坚先生《方苏雅(ya)与(yu)昆明教案》一(yi)文中揭秘(mi)的档案，被仇洋恨教情绪煽动起来的昆明市民，除(chu)了围攻法(fa)领事(shi)馆，“省(sheng)城内平政街法(fa)国(guo)老教堂一(yi)所及城外狗饭(fan)田法(fa)国(guo)学馆全院(yuan)、溯源(yuan)宫新教室及法(fa)文书院(yuan)二院(yuan)、教民刘姓住房一(yi)所，均(jun)被焚抢劫。”骚乱还(hai)“波及英(ying)教堂，有二处被毁”。按照方苏雅(ya)日记的说法(fa)，“教堂的装饰品(pin)，诸如圣餐杯、主(zhu)教的权杖……总(zong)之，所有宗教仪式的用品(pin)都被扔了街上，没有任何政府当局前往予以制止。这帮(bang)土匪(fei)什么都不给(gei)留下，他们拿走(zou)了所有值钱的牲畜。传教士(shi)的狗被残忍地摔在石头上砸碎了 ，之后，又从(cong)主(zhu)教府转(zhuan)向主(zhu)教总(zong)管——一(yi)个中国(guo)人的家奔去，从(cong)那儿拿走(zou)了1万(wan)2千法(fa)郎，砸烂了他家里所有的家具。”

6月4日，被围困(kun)在领事(shi)馆的方苏雅(ya)收到法(fa)国(guo)公使皮雄从(cong)北京发来的电报，“说北方的局势至少跟(gen)云南同样(yang)严重”。皮雄告诉方，说准备中断和方的通讯联(lian)系，要他自行决定采取何种(zhong)措施。方苏雅(ya)在书信中这样(yang)记录：“我们此时对(dui)官府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修不修铁(tie)路对(dui)他们来说无(wu)足轻重。” “我的决心已下，要是(shi)他的子民敢于向我发起进攻，我一(yi)定要打光我的子弹，而且在全区放火”。

云南当局和北方发生的情况一(yi)样(yang)，本想将民众仇洋排外的情绪为己所用，打击法(fa)国(guo)人咄(duo)咄(duo)逼人的气焰，不料结果适得其反。他们显然已感到局面(mian)失控之虞(yu)，丁振铎不得不督饬各地官员驱散闹事(shi)民众，对(dui)闹事(shi)者予以镇压，在昆明，还(hai)当场擒获两名所谓“要犯”予以“立决”。然后抓紧将法(fa)国(guo)人“礼送”离境。

6月7日，方苏稚收到了云南总(zong)督府的最后通牒(die)：限他们三天之内离开云南。6月10日，色厉(li)内荏却深知(zhi)在昆明已无(wu)法(fa)继续呆下去的法(fa)国(guo)总(zong)领事(shi)及法(fa)侨一(yi)行32人，终于在一(yi)场大火中收拾好行李，在官府派来的人马保护下，离开让他深感恐惧的春天之城。方苏雅(ya)日记说：“地方当局被自己煽起的这场暴乱的进展吓坏了，他们决定采取某些措施，在使团官邸门前、基督徒门前以及我的门前砍下几颗人头。敌对(dui)的行动终止了下来。”临别时分，方苏雅(ya)这样(yang)记录了自己的沮丧之情：

我们藏身的中国(guo)院(yuan)落，揭去了瓦(wa)片的住房，是(shi)何等惨烈凄凉的布景啊！我们的老主(zhu)教，不顾80岁(sui)的高龄，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他那悬挂(gua)在前胸的十字(zi)架以及戴在手上的教士(shi)钻戒(jie)，都反射(she)出正在吞噬他主(zhu)教府前的大火光芒……主(zhu)教府是(shi)他全部的心血啊！即使我能(neng)把我们的人悉数带到东京，这里正发生着的事(shi)情，也许(xu)都只能(neng)让他想到，这片在他眼(yan)里俨然是(shi)一(yi)小块法(fa)兰(lan)西的土地，将永远(yuan)离他而去。

血腥工(gong)地

方苏雅(ya)撤离昆明的两月后，1900年8月15日，远(yuan)在北方的天朝首都被八国(guo)联(lian)军攻破，慈禧太(tai)后仓皇西逃。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将自己两面(mian)三刀玩弄愚民政策造成恶果的责(ze)任推得一(yi)干二净。上谕称：“此案初起，义(yi)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yuan)，非痛加铲除(chu)不可。”在清廷和外国(guo)侵略者两面(mian)夹(jia)攻之下，义(yi)和团运动宣告彻底(di)失败(bai)。清政府派庆(qing)亲王奕劻及李鸿章(zhang)为全权特使，与(yu)各国(guo)和谈，于次年7月签署了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是(shi)中国(guo)近(jin)代史上赔(pei)款数目最庞(pang)大、主(zhu)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中国(guo)赔(pei)款价息(xi)合(he)计9.8亿两白银，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jie)，允许(xu)各国(guo)驻兵保护，不准中国(guo)人在界(jie)内居住；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清政府拆毁天津大沽口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允许(xu)列强(qiang)各国(guo)派驻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guan)铁(tie)路沿线要地。

该条约标志着清政府已经完全变成了帝国(guo)主(zhu)义(yi)奴役中国(guo)的工(gong)具。从(cong)此，中国(guo)彻底(di)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作为义(yi)和团运动的南方微缩版，昆明教案终以向法(fa)方赔(pei)款白银12万(wan)两、允许(xu)英(ying)法(fa)合(he)办公司开发矿产而告终。搁置多(duo)年的滇(dian)越铁(tie)路的事(shi)情再次提到议事(shi)日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法(fa)正式签订(ding)《中法(fa)会订(ding)滇(dian)越铁(tie)路章(zhang)程》，法(fa)国(guo)随即正式成立滇(dian)越铁(tie)路法(fa)国(guo)公司，派人踏勘路线，绘制蓝图(tu)，做开工(gong)筹备。同年，曾经沮丧低落的方苏雅(ya)重返昆明，再次以总(zong)领事(shi)之职负责(ze)督办。

法(fa)国(guo)人原拟将云南繁荣的城镇与(yu)人口密集的农村(cun)连成一(yi)线，勘定了经河口、新街、鸡街、馆驿、通海、玉溪、晋宁、呈贡而达昆明的“西线”，因沿线民众反对(dui)之声(sheng)依(yi)旧强(qiang)烈，勘测过程中，百(bai)姓拔桩毁标的事(shi)时有发生，法(fa)国(guo)工(gong)程师只好放弃平坝繁盛之区而改走(zou)鲜有人迹的山路，新线为：下段由河口经蒙自碧色寨(zhai)至开远(yuan)；中段由开远(yuan)沿南盘江北上，经华宁盘溪至宜良；上段由宜良经呈贡抵昆明，是(shi)为“东线”。工(gong)程按东线方案启动展开。

为配合(he)法(fa)方对(dui)修路事(shi)进行协调，清府在蒙自设铁(tie)路局，内置驻蒙自督办大员1人，管理地段官员1人，提调官兼发审员1人，帮(bang)造路事(shi)差遣委员12人，巡捕武官10人，护卫(wei)武勇240人，翻译1人。

法(fa)国(guo)印支铁(tie)路建筑公司以招投标方式，将全线工(gong)程分包给(gei)意大利、希腊、比(bi)利时、德国(guo)等国(guo)的12个承包商，后又分包至54个。公司从(cong)法(fa)国(guo)招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930人，各承包商又从(cong)德国(guo)、意大利等国(guo)引进工(gong)地主(zhu)任1200余人。剩下的小承包商和小包工(gong)头，除(chu)欧洲人外，还(hai)有少许(xu)越南技术人员。

修建滇(dian)越铁(tie)路

工(gong)地所需的大量劳工(gong)则在华人中招募，招募范围遍及传统劳务流动大省(sheng)广东、广西、四川、福建、浙江、山东、河北等地，招募的方式花样(yang)百(bai)出，或利用天主(zhu)教名义(yi)，欺骗中国(guo)教民服务上帝，应募前来；更多(duo)的则是(shi)利用掮客、商人以高薪为饵，哄骗欺诈，引诱或独个或成队远(yuan)出，许(xu)诺凡能(neng)招工(gong)1000人者，除(chu)给(gei)以厚利，还(hai)奖赠法(fa)国(guo)宝石勋章(zhang)一(yi)枚，路成之后，尚可保举居滇(dian)做官。云南本该是(shi)就近(jin)解决劳工(gong)来源(yuan)的地区，但本地民众一(yi)则反感法(fa)人修路掠财，二则听闻(wen)铁(tie)路所经地段气候恶劣，属瘴(zhang)疠疫区，多(duo)不愿应招。法(fa)政府及公司于是(shi)勾结云贵总(zong)督丁振铎、洋务局总(zong)办兴禄(lu)等官员，下达指令，强(qiang)征大理、楚雄各府、县青壮年充(chong)役。楚雄彝区竟发布如此官府公告：规定“十八岁(sui)以上者，概充(chong)铁(tie)路苦工(gong)一(yi)年，不愿去者缚(fu)手于背，以枪队押送，不从(cong)者则击杀之”。这已经不是(shi)商业意义(yi)上的劳工(gong)招募，而是(shi)古中国(guo)修城筑路的暴力官役。

从(cong)1903年至1906年，印支铁(tie)路建筑公司从(cong)省(sheng)外和越南招募到的劳工(gong)总(zong)数为60700人，如果加上承包商和包工(gong)头自主(zhu)招募的工(gong)人，加上云南强(qiang)征的劳工(gong)，从(cong)铁(tie)路沿线附近(jin)招来的临时工(gong)、季节(jie)工(gong)，则远(yuan)远(yuan)超过此数。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湖南候补道沈祖燕(yan)奉旨亲赴滇(dian)越铁(tie)路实地调查后，正式向朝廷奏称：先后招来修路工(gong)地的人不下二三十万(wan)人。

铁(tie)路线几乎(hu)都是(shi)在深谷野河与(yu)丛山峻岭间盘旋，地势抬升从(cong)海拔几十米至一(yi)千八九百(bai)米山林(lin)雨雾不定，气候畸热畸冷，施工(gong)条件极为恶劣。现代意义(yi)的机械是(shi)完全没有的。所谓施工(gong)机械，唯一(yi)的就是(shi)手推车。法(fa)国(guo)人辗转(zhuan)船运而来的简单道轨车，算得最先进的了。其余所有劳作，劈山、开路、凿洞，都靠(kao)铁(tie)锹、锄头、撬棍、钢钎、大锤、竹筐、扁担，全靠(kao)手搬(ban)杠撬，肩挑背驮，劳动强(qiang)度极大。据法(fa)国(guo)铁(tie)路公司资料记载，架设位于波渡箐山谷的“人字(zi)桥”，所有钢梁、杆件及建材、机具总(zong)重近(jin)180吨，完全由骡马和人从(cong)通车地点运至28公里外的地段，再跋涉近(jin)100米的山崖(ya)才能(neng)到达施工(gong)现场。为搬(ban)运两根(gen)长355米、直径(jing)18毫米、总(zong)重5090千克的铁(tie)链(lian)，就由200名劳工(gong)排成600米长的队列，在山间小道上缓缓爬行，耗时三天方才运达。该桥的修建难(nan)度和知(zhi)名度，人云堪比(bi)埃(ai)菲尔铁(tie)塔。

滇(dian)越铁(tie)路的人字(zi)桥

虽(sui)然规定每个劳工(gong)每日要完成土方1.37~2.46立方米，石方0.34~0.62立方米，工(gong)资却极为微薄，承包商以“计件”方式用越币支付给(gei)工(gong)人。挖掘工(gong)和砌石工(gong)，在南溪地区每工(gong)是(shi)0.50元，在南溪以北地区是(shi)0.35元，泥工(gong)和凿石工(gong)，在南溪地区每工(gong)是(shi)0.70元，在南溪以北地区是(shi)0.50元。据《续云南通志长编》载，当时越币1元约值滇(dian)币0.92元，一(yi)元滇(dian)币值大米6公斤。法(fa)国(guo)铁(tie)路公司还(hai)从(cong)越南运进大米以高于云南市价卖给(gei)工(gong)人，从(cong)中层层盘剥。

劳工(gong)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在荒无(wu)人烟的南溪河谷地带，气候炎热潮湿(shi)，十多(duo)人挤住在一(yi)个草棚里，没有开水(shui)喝，缺医少药，还(hai)要受外国(guo)监工(gong)的苛虐鞭(bian)挞。清政府驻蒙自清政府设在蒙自的铁(tie)路局会办贺宗章(zhang)在其《幻影谈》一(yi)书中记载了劳工(gong)被外国(guo)监工(gong)苛虐致死和逃亡的残酷事(shi)实：

首由天津招到顺直、济(ji)南等处苦力六千名，来由海道，分赴下段，工(gong)价仍为自六毫，然不免有层递折扣之弊，其余工(gong)棚伙食概由苦力自备。初至春寒，北人皆棉裤长袍，而瘴(zhang)热已同三伏，或数人数十人为一(yi)起，即于路旁(pang)搭一(yi)窝棚，斜立三叉木条，上覆以草，席地而卧，潮湿(shi)尤重……无(wu)几日病(bing)亡相继，甚至每棚能(neng)行动者十无(wu)一(yi)二。外人见而恶之，不问(wen)已死未死，火焚其棚，随覆以土。或病(bing)坐路旁(pang)，奄奄一(yi)息(xi)，外人过者，以足踢之深涧……于是(shi)，其未病(bing)者，皆舍命逃亡，不数日而尽。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湖南候补道沈祖燕(yan)奉清政府令前往云南调查案事(shi)，他亲历滇(dian)越铁(tie)路沿线查访，以其耳闻(wen)目睹(du)之事(shi)实向朝廷奏报：

洋包工(gong)督责(ze)甚严，每日须点名两次，偶(ou)值歇息(xi)，即扣工(gong)资一(yi)日……稍不如意，鞭(bian)笞立至，甚有以铁(tie)索贯(guan)十数人之辫发，驱之力作，偶(ou)有倦息(xi)，即以马棒击之……种(zhong)种(zhong)苛虐，实不以人类(lei)相待。

奏折还(hai)写道：

据沿路所查访，此次滇(dian)越路工(gong)所毙人数，其死于瘴(zhang)、于病(bing)、于饿毙、于虐待者，实不止以六七万(wan)人计。

关(guan)于劳工(gong)死亡人数，一(yi)位参与(yu)修路的法(fa)国(guo)当事(shi)人是(shi)这样(yang)说的：“一(yi)些人的估(gu)算这种(zhong)损失达12000人（另(ling)有人估(gu)计6万(wan)人，甚至有人说20万(wan)人！），最后这个数字(zi)是(shi)弗(fu)朗索瓦(wa)领事(shi)声(sheng)称的……”应该说，这些都不是(shi)准确的数字(zi)，至于方苏雅(ya)和清廷官员为何选用了最高估(gu)算数，很可能(neng)均(jun)出自政治操作或实际(ji)操作方面(mian)的需要 ③。但是(shi)，即便采信最低值，修筑466公里铁(tie)路死了12000人，平均(jun)每公里死亡26人，在世界(jie)筑路史上，也是(shi)极为罕(han)见也是(shi)十分可怕的。

修建滇(dian)越铁(tie)路的劳工(gong)

外国(guo)人死亡的数据相对(dui)完整。根(gen)据医疗部门的统计数字(zi)，1903年至1919年欧洲工(gong)程人员死亡人数为：一(yi)名驻西贡的法(fa)国(guo)铁(tie)路公司代表，一(yi)名工(gong)段长，5名副工(gong)段长，4名施工(gong)管理员，36名监工(gong)，4名承包商[3个意大利人，剩下的一(yi)位是(shi)瓦(wa)勒兹先生，他在运送皮尔斯特（当时法(fa)国(guo)在越南发行的货(huo)币）过程中在84公里处被杀害(hai)]，30名公司职员。我们还(hai)必须公正地说明，这些动辄体罚、打骂，将华人劳工(gong)“不以人类(lei)相待”者，有西方人，也有充(chong)任监工(gong)的越南人，而且亦非全部。现在我们已经无(wu)法(fa)了解、分析他们的心态，但是(shi)如果说发生这些事(shi)件，纯粹因西方殖民者对(dui)东方人的歧视乃至仇恨，就有些说不通了。

在方苏雅(ya)看(kan)来，身处中国(guo)“就像置身于鼹鼠洞内一(yi)样(yang)”到处“弥漫着种(zhong)种(zhong)怪味”“眼(yan)睛(jing)所见，到处都是(shi)奇异的怪物”“绅士(shi)们均(jun)穿着宽大的、空荡荡的长袍……裹着滑稽可笑的身体”……总(zong)之，他对(dui)什么都看(kan)不惯，对(dui)这个陌生国(guo)度上的一(yi)切都深怀反感，“有一(yi)种(zhong)被折磨的幻觉”。可是(shi)，在有据可查的历史上，我们同时看(kan)到的，当时因不同原因来到中国(guo)的西方人，并非都和方苏雅(ya)一(yi)样(yang)，都是(shi)“亡我之心不死”的侵略者。其中对(dui)东方充(chong)满好感的，也不乏其人。前面(mian)提到的、差不多(duo)和方苏雅(ya)同时在中国(guo)担任领事(shi)官的保罗·克洛(luo)代尔，曾写过一(yi)本叫《认(ren)识东方》的文集，他对(dui)中国(guo)的湖光山色、风俗民情，无(wu)不由衷赞美(mei)，说这个古老的国(guo)家是(shi)“一(yi)个有着蜜(mi)和玫瑰颜色的地方”， “这里的生活还(hai)没有遭到精神上的现代病(bing)”，“这里的一(yi)切似乎(hu)都很自然”，“走(zou)过中国(guo)内城雉堞(die)高耸的古墙(qiang)重门的时候，我仿佛是(shi)一(yi)个前往观看(kan)上演自己编写剧本的人。”滇(dian)越铁(tie)路修建的参与(yu)者，一(yi)个叫皮埃(ai)尔·妈尔薄特的工(gong)地高管，他的中国(guo)书信被后人整理出版，书名：《滇(dian)越铁(tie)路——一(yi)个法(fa)国(guo)家庭的中国(guo)经历》，书中每说中国(guo)和云南，也总(zong)是(shi)充(chong)满溢美(mei)之词：“一(yi)个如梦如幻的地方！”“多(duo)么美(mei)丽的地方！”对(dui)于他接触到的云南人民，他的看(kan)法(fa)和他的同胞、被他认(ren)为“敢于与(yu)中国(guo)当局对(dui)抗(kang)”的顶头上司、驻昆总(zong)领事(shi)方苏雅(ya)截然相反，他认(ren)为这是(shi)一(yi)个“勤奋的民族”，“我们将很容易使这些人成为我们难(nan)得的助手，只要特别注意绝对(dui)不要触犯他们的传统、信仰和宗教习惯”。对(dui)于中国(guo)甲午战(zhan)败(bai)后西方列强(qiang)所谓的调停，这位法(fa)国(guo)人的表述是(shi)：“哦，何等利欲熏心的调停！日本战(zhan)争令人不快的结局显示出中国(guo)的软弱和无(wu)力自行解决有可能(neng)来自外部的争端。西方国(guo)家利用了这种(zhong)局面(mian)来巩固他们在中国(guo)海岸(an)的地位……德国(guo)以各种(zhong)借口为由，迫使中国(guo)租让胶州(zhou)湾以及大片区域……俄(e)国(guo)把手伸(shen)向旅顺口和辽东半岛；英(ying)国(guo)人在威海卫(wei)竖起他们的国(guo)旗；法(fa)国(guo)以99年的租期租借广州(zhou)湾连带一(yi)片区域”，“这些条约基于他们对(dui)中日冲突的干预确立和巩固了西方列强(qiang)的在华利益。在这些众多(duo)的条款中提出体现了铁(tie)路修建的利益”……我们无(wu)法(fa)搜集到所有的个案来对(dui)参加筑路的西方人进行更为准确的评判，但透(tou)过皮埃(ai)尔·妈尔薄特的文稿，我们至少可以触摸到来华筑路的部分法(fa)国(guo)人流露出的起码的公正与(yu)同情。据皮埃(ai)尔·妈尔薄特记载，在修路过程中，至少有80位技术人员，为了这条路，把他们的生命留在了遥(yao)远(yuan)的东方。

100年后，当人们在滇(dian)南重镇开远(yuan)市，沿着废(fei)弃的、长满野草的冰冷铁(tie)轨寻找远(yuan)逝的痕(hen)迹，会发现一(yi)块2790平方米的小小墓(mu)地，人们习惯叫它(ta)“洋人坟”。无(wu)言的坟茔开满冷艳的紫(zi)色野花，墓(mu)碑苔痕(hen)浓淡，模糊难(nan)辨。人们尚可寻见一(yi)块长约1米、宽约40厘米的石碑，上刻“玛丽·路易斯·若奈姆夫人”字(zi)样(yang)。这位女士(shi)从(cong)何而来？因何而来？已无(wu)从(cong)查考，唯一(yi)确认(ren)的事(shi)实是(shi)，西南边疆这一(yi)小小的异国(guo)角落，成了那些参加筑路的异乡孤魂永恒的归宿之地。我们还(hai)知(zhi)道，洋人坟在“文革”浩(hao)劫中亦未能(neng)幸免。当地工(gong)厂干脆利用墓(mu)园地基筑起了车间厂房。

举义(yi)

滇(dian)越铁(tie)路修建本身是(shi)一(yi)项经济(ji)活动，但它(ta)既然发生在中国(guo)内忧外患、清廷风雨飘摇(yao)、革命暗流涌动那样(yang)一(yi)段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势必要因那段特殊的政治历史而磕磕碰碰，艰难(nan)上演下去。皮埃(ai)尔· 妈尔薄特深有感触地谈到施工(gong)困(kun)难(nan)，除(chu)了地理、气候、人工(gong)招募、建材运输之外，特别强(qiang)调了社会的“不安全因素”“一(yi)系列的暴乱”让中国(guo)政府不得不“派遣15000名军人赴事(shi)发地点试图(tu)控制局势”。滇(dian)越铁(tie)路筑路进程因历史动荡而变得漫长，而那一(yi)段动荡历史，偏偏因铁(tie)路修建而变得更加短促而迅疾。

前面(mian)说到的贺宗章(zhang)、沈祖燕(yan)的官方文件，我们从(cong)中可以听到清朝官员作为中国(guo)人的痛切呐喊，与(yu)此同时，正在民间涌动的、对(dui)清政府的绝望，及因铁(tie)路修建而引发的对(dui)西方人的仇恨，则成了与(yu)之交响的、振聋发聩的雷霆之声(sheng)。

因为1900年教案的大火，云南辛亥先烈杨振鸿曾为此感叹：“此是(shi)吾人之将亡复存，将死复生之一(yi)大关(guan)头，记之！记之！”可是(shi)事(shi)后，“昆明教案”的始作俑者方苏雅(ya)不但没有循例成为外交界(jie)“不受欢迎”的人，清府反而恩宠(chong)有加， 1902年，方苏雅(ya)重返昆明总(zong)领事(shi)位，慈禧太(tai)后晓谕军机大臣(chen)：“以协理教案，赏法(fa)国(guo)驻滇(dian)总(zong)领事(shi)方苏雅(ya)、副领事(shi)威伯(bo)宝”。对(dui)此，杨振鸿在《法(fa)国(guo)人窥伺云南之渐》一(yi)文厉(li)目叱问(wen)：

夫滇(dian)民虽(sui)毁伤其教堂，究之，衅自彼开。以公法(fa)论，应将彼暗输军械充(chong)公，格外惩(cheng)罚。事(shi)彼之不法(fa)行为则置之不理，而偷运军械之祸魁方苏雅(ya)氏，则仍复任驻滇(dian)领事(shi)。世界(jie)有何公理？

孙中山正在日本鼓吹并组织革命，云南志士(shi)纷(fen)纷(fen)东渡相投。1906年初，孙中山和黄兴专门约见云南籍的革命先驱杨振鸿、李根(gen)源(yuan)、罗佩(pei)金等，指出：“云南最近(jin)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yi)件是(shi)官吏(li)贪污，如丁振铎、兴禄(lu)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sheng)人民之愤慨；另(ling)一(yi)件是(shi)外侮日亟，英(ying)占缅甸，法(fa)占越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dian)省(sheng)人民在官吏(li)压榨与(yu)外侮凭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于是(shi)，一(yi)本由同盟会云南支部创办鼓动革命的杂志《云南》横空出世，4月组社，10月创刊，至武昌(chang)起义(yi)爆发，共出版23期。《云南》杂志和当时各省(sheng)党人先后创办的革命刊物一(yi)样(yang)，除(chu)了充(chong)满“反满”“恢(hui)复汉族祖先传统”的言词，还(hai)发表大量揭露法(fa)殖民者野心、抨击清政府的丧权辱国(guo)的时政文章(zhang)，如：《滇(dian)缅疆界(jie)谈判》《法(fa)人窥视云南之渐》《危战(zhan)，云南七府矿产》《云南之将来》《论国(guo)民保存国(guo)土之法(fa)》等。其中，《缅甸亡国(guo)小史》《英(ying)国(guo)之亚洲铁(tie)路政策》《血雨腥风录》诸文对(dui)缅甸、越南人民被殖民主(zhu)义(yi)者残酷奴役的历史遭遇深加披露，以为史鉴，呼唤(huan)滇(dian)地民众起而反帝。文论义(yi)正辞严，大呼：

夫中国(guo)之土地，我中国(guo)四万(wan)万(wan)人民之所有也。云南之土地，我云南一(yi)千数百(bai)万(wan)人民之所有也……非我中国(guo)国(guo)民被杀尽死尽，我中国(guo)全土沉于太(tai)平洋底(di)之一(yi)日，则我中国(guo)之一(yi)沙一(yi)石，一(yi)草一(yi)木，皆我中国(guo)国(guo)民为之主(zhu)人翁……他人有盗卖之者，是(shi)民贼也；有估(gu)买及强(qiang)租者，是(shi)国(guo)仇也，是(shi)皆足以害(hai)我国(guo)民之全体者也。我国(guo)民宜竭全体之力以抵抗(kang)之、除(chu)去之。

呜呼，我国(guo)民！其各奋尔决心，尽尔实力，以无(wu)量铁(tie)血，保无(wu)缺金瓯；以众志成城，卫(wei)一(yi)片净士(shi)。要使神州(zhou)禹域，寸土重于寸金，虽(sui)合(he)全世界(jie)之大资本家为一(yi)托拉斯，而亦不敢问(wen)价；虽(sui)合(he)全世界(jie)之大军事(shi)家为一(yi)同盟军，而亦不敢逞强(qiang)。头可断，身可灭，家可毁，而地不可失，种(zhong)不可奴，国(guo)不可亡。

正是(shi)这个原因，辛亥功成之前孙中山策划的8次起义(yi)，其中1908年的那一(yi)次，就选择了正在修建中的滇(dian)越铁(tie)路中国(guo)起点：河口，虽(sui)然这次从(cong)境外策动的起义(yi)因群众动员还(hai)显生涩，内部接应亦不充(chong)分，且敌人相对(dui)强(qiang)大而遭致了失败(bai)。

相比(bi)之下，云南本土的起义(yi)，则因为有当地民众声(sheng)气相通，有会党推波助澜，特别还(hai)有商人的财政支持(chi)，闹得则更为有声(sheng)有色。其中，尤以周云祥为首的个旧矿工(gong)起义(yi)为最。这次起义(yi)队伍达数万(wan)人，波及现今红河州(zhou)及通海、玉溪、文山、元江、峨(e)山、师宗、宜良及昆明附近(jin)一(yi)带，全滇(dian)称快，清廷震惊(jing)。

引发这次起义(yi)的原因，其实并非矿工(gong)本身的权益受到了直接、无(wu)可补救的伤害(hai)，而是(shi)云南当局和洋人签订(ding)的又一(yi)项经济(ji)合(he)同。法(fa)国(guo)在取得铁(tie)路修建权之后，乘热打铁(tie)，又与(yu)英(ying)商勾结，以英(ying)法(fa)隆兴公司名义(yi)，逼清府与(yu)其订(ding)立合(he)同，取得了昆明、徵江、临安、开化、元江、永北等七府的矿权，云南人，特别是(shi)商人深感自己的利益危机，1900年昆明教案中饱受伤害(hai)的民族情绪再次勃勃怒发，呐喊之声(sheng)汹汹再起：“欲救云南，保全铁(tie)路而外，必先保全矿产。欲保全矿产，实行自办而外，必须实行废(fei)约。”士(shi)绅集议，设立矿务研究会，筹商对(dui)策，呼吁自办，云南咨(zi)议局亦开会协议，公呈废(fei)约。最是(shi)陆军学堂学生赵永昌(chang)、杨越，奋然断指割臂，写血书以表废(fei)约保矿之志，字(zi)字(zi)逼人心魄：“七府矿约之不废(fei)，则我等命脉已亡，死期近(jin)矣……矿权早复一(yi)日，即云南早安一(yi)日，亦实全局早安一(yi)日也。”

时有滇(dian)南富商朱朝瑛（字(zi)渭卿），及与(yu)之关(guan)系甚密、名周云祥者，因一(yi)偶(ou)然机缘，正式挑起了这场令朝野震动的起义(yi)。

朱渭卿先祖系湖南麻阳人，明洪武年间流徙云南临安（今建水(shui)县），世代勤耕苦读，终致人丁兴旺，家产颇丰，俨然中兴。清同治年间，渭卿祖父朱广福筹资创“朱恒泰”商号，到个旧开采锡矿并建厂冶炼，成为集开采、选取、冶炼为一(yi)体的锡业大鳄。光绪丁酉年，朱渭卿中进士(shi)，得受广东补用道，返乡后遂(sui)成朱家核心，自此朱氏官商一(yi)体，家业更丰，除(chu)大宗产销锡锭、贩卖云土（鸦(ya)片），还(hai)从(cong)事(shi)棉纱及洋货(huo)等进出口贸易，已然富甲南滇(dian)。光绪十五年（1889年）蒙自成立中国(guo)第一(yi)个海关(guan)，锡锭运输由陆路经个旧、蒙自经由蛮耗港装船沿红河顺流而下，再过越南东京（今河内）抵达海防，再由海防上远(yuan)洋轮运达香港、西欧。为适应进出口贸易急速发展，“朱恒泰”在蒙自设总(zong)公司，同时在香港、昆明、建水(shui)、河内设分公司。于是(shi)云南商帮(bang)之建水(shui)“临安帮(bang)”，与(yu)“昆明帮(bang)”“腾越帮(bang)”鼎(ding)足而三。“朱恒泰”成了“临安帮(bang)”执牛耳之首富。

朱渭卿非常清楚滇(dian)越铁(tie)路的修建和“七府矿约”可能(neng)的后果，不啻敲(qiao)响了他商业帝国(guo)的丧钟，洋人简直就要将“朱恒泰”碾为齑粉！审时度势，他不能(neng)不铤(ding)而走(zou)险了。当是(shi)时也，清帝国(guo)内里早已烂透(tou)，遍地都是(shi)法(fa)外社会：各种(zhong)会党和黑帮(bang)。朱渭卿相中了当地颇具势力的帮(bang)派头领周云祥，暗中资助其暴力举义(yi)，喊出“阻洋占厂”“拒洋修路”“官逼民反”“除(chu)暴安良”一(yi)类(lei)顺应民意、顺应潮流的口号。揭竿初起，虽(sui)然只有个旧地区的矿工(gong)参与(yu)，但铁(tie)路沿线早成为被洋人烘烤待烧的干柴，只要投入一(yi)星火种(zhong)，顿(dun)然会引燃冲天大火。滇(dian)南乡民、会党纷(fen)纷(fen)响应，起义(yi)队伍迅速发展达数万(wan)，指挥中心由个旧矿山转(zhuan)到临安府城（今云南红河州(zhou)建水(shui)县城），引动朝廷震惊(jing)。

主(zhu)流史论素称该次起义(yi)为个旧“工(gong)人起义(yi)”，称发动和领导这次起义(yi)的周云祥为“工(gong)人领袖”，但史料证明，周云祥并非真正意义(yi)上的工(gong)人，准确定义(yi)，该是(shi)中国(guo)封建社会一(yi)典型的流氓无(wu)产者。15岁(sui)时他确曾在个旧矿山做过“砂丁”（矿工(gong)），因为勤恳卖力，很快发达，独自在黑码井厂开起了“小尖子”（小矿井），皆因族叔(shu)周世宝霸占，他被逐出个旧，再度回(hui)乡种(zhong)田并练拳习武，还(hai)在地方团练领得乡兵10人。某次，建水(shui)小西庄富户沈某出殡，清兵随殡调笑妇女，周见而怒打兵丁，引得城内居民响应，群追官兵，酿成风潮。政府派兵弹压缉捕，周云祥于围捕中持(chi)九响枪破门而出，击伤围者，后逃朱府避难(nan)，得朱渭卿庇护脱(tuo)险， 此后以聚赌抽头度日。

引爆这次起义(yi)的直接导火线是(shi)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周云祥在建水(shui)三义(yi)庙枪杀帮(bang)道宿仇黄玉，遭通缉；次年，周又在个旧耗子庙再杀另(ling)一(yi)帮(bang)道仇人“小二帮(bang)”。四月十六日，周云祥得知(zhi)蒙自县令孙家祥将亲领防营管带麦贵安等一(yi)干兵丁来个旧缉凶，遂(sui)聚200余人枪半道设伏，将管带麦贵安、哨(shao)长李正春击毙。孙家样(yang)侥幸逃脱(tuo)。周乘机回(hui)师个旧。次月，与(yu)建水(shui)赶来的邓云广所率20余人、及王显忠、张(zhang)耀两支队伍会师，正式举义(yi)。

义(yi)军挥师临安，大败(bai)官军。闰(run)五月二十一(yi)日，周率部围攻临安府城，清军中营游击陆鸣皋下令开城迎接，镇守西门的郭景仪从(cong)命，北门马子贤不从(cong)，被义(yi)军斩杀。临安知(zhi)府邱淮及建水(shui)知(zhi)县吴朝昌(chang)仓皇逃匿。义(yi)军进临安府城，竖“官逼民变”旗帜，开仓济(ji)贫。主(zhu)力驻扎安顿(dun)城中，旋即分兵三路出击：一(yi)路由郭景仪带领取曲江，进窥通海；曲江的张(zhang)超起义(yi)响应，攻克阎家坡、馆驿，阵斩清兵管带王义(yi)昌(chang)；二路由王显忠带队取石屏；三路由张(zhang)耀率队取阿迷（今开远(yuan)市）。

义(yi)军一(yi)路过关(guan)斩将，达玉溪通海，直逼省(sheng)城，西太(tai)后接总(zong)督丁振铎急报，令云南按察使刘春霖(lin)总(zong)统防团军万(wan)余围剿义(yi)军。五月初三，刘春霖(lin)率军抵通海，建水(shui)绅士(shi)田伊耕、曾传经、张(zhang)书纶、黄显荣等叩(kou)马迎师，告以危情。二十五日，官军围城，副总(zong)兵刘树元阵前督师，选精锐登城，屡登屡坠，又开挖地道，筹办云梯，亦不克，城下兵将折损，积(ji)尸(shi)狼藉。官兵强(qiang)攻不下，刘春霖(lin)遂(sui)指使绅士(shi)田伊耕、曾传经等奔走(zou)诱降，许(xu)以五品(pin)顶戴，不成，再委周云祥母舅熊占元劝说，周亦不为动。清军围城月余，义(yi)军部将吴文魁、向德彬中弹身亡、王显忠叛变、郭景仪曲江兵败(bai)，部属消耗日大，再衰(shuai)三竭。刘春霖(lin)趁势从(cong)士(shi)绅建言，知(zhi)周云祥生性至孝，素听母言，遂(sui)派人先说服周母，再由周母劝周，请其出城与(yu)刘春霖(lin)面(mian)议休兵事(shi)。闰(run)五月初三日傍晚，周云祥率周富、尚义(yi)德、汤学文、祁桂芳、肖(xiao)福兴等六部将，偕母开东门而出，至刘春霖(lin)帐(zhang)中见面(mian)。刘猛夸云祥神勇，言多(duo)抚慰，继而遣人送周母回(hui)城，留周营帐(zhang)续谈。入夜，刘设宴款周，席间伏兵突现，周等被缚(fu)，义(yi)军总(zong)部所在地临安府城旋被官兵拿下，各路义(yi)军亦逐次剪灭。周云祥等人被押赴昆明行刑处斩。

《清史稿》本纪第24卷仅用了一(yi)句话记录这段史实：“二十九年闰(run)五月甲申朔，石屏匪(fei)首周云祥伏诛。”喜欢写日记的方苏雅(ya)亦没有闲功夫记录这次行刑，只在另(ling)外一(yi)篇笔记《布甲匪(fei)帮(bang)的末日》中，记录过他参加的另(ling)一(yi)个杀人场面(mian)，这则笔记可以帮(bang)助我们想像周云祥就死时的场面(mian)：

死囚们挺起腰板，他们接受了刽子手的好言相劝……练习着采取最好的姿(zi)势，将手臂伸(shen)向木桩，身体前倾。一(yi)些刽子手从(cong)附近(jin)的稻田里搞来些粘土，将它(ta)涂抹在（死囚）脖子上，以便粘住头发向上抹……

当发出行刑令时，太(tai)阳快落山了。传令官一(yi)声(sheng)嗓子沙哑的吼叫，铜鼓几句地敲(qiao)击着，发出低沉、苍凉的隆隆声(sheng)……当我再次将目光投向杀场时，已有3具前伏的身躯喷出二米多(duo)远(yuan)的鲜血……

（监斩官员）高声(sheng)说：“……我们就应该这样(yang)做事(shi)！让那些人看(kan)看(kan)人头是(shi)如何被砍掉的！对(dui)于将人头往空中抛掷的做法(fa)，你肯(ken)定不知(zhi)道吧？”血淋淋的人头被人抓住发端，先是(shi)用力地一(yi)悠，随后再猛地掷出，人头飞过了围观者的头顶。一(yi)些可怕的无(wu)赖再将之拾起，继续这样(yang)玩着。

周云祥的头颅被砍下后是(shi)否被无(wu)聊的看(kan)客们抛掷过，无(wu)史可考，但是(shi)被装进了木笼，悬挂(gua)在昆明东城楼示众，这是(shi)确实的。方苏雅(ya)用他的干片照相机留住了这几个装着人头的木笼。周云祥起义(yi)失败(bai)后流散于边境一(yi)带的旧部，成了5年后孙中山策动河口起义(yi)的重要力量。

清末举人、白族学者赵甲南《记周云祥之乱》一(yi)文中称：“临绅朱某，豪士(shi)也。开个旧锡矿致富，号巨万(wan)。尝助资财，俾为保护，以免他族觊觎。”此处所指朱某即朱渭卿。周云祥被杀，朱被当局通缉，只身夤夜出逃，暂(zan)时投靠(kao)时任安徽、吉林(lin)巡抚的华宁（今云南华宁县）同宗朱家宝。后在朱家宝帮(bang)助下东渡日本“考察”，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他那金碧辉煌(huang)的豪华宅地、100年后被云南旅游业界(jie)狂炒(chao)为“南方大观园”的“朱家花园”及家产，被当局籍没。辛亥前夕，朱渭卿受广东陆军提督龙济(ji)光所托，秘(mi)密回(hui)乡，募兵听用。

在清廷官兵的武力保护和镇压之下，法(fa)国(guo)人主(zhu)持(chi)的滇(dian)越铁(tie)路最终于1910年3月31日正式通车。但浩(hao)浩(hao)荡荡的历史潮流是(shi)武力无(wu)法(fa)阻挡的。第二年10月，武昌(chang)起义(yi)爆发，10月30日，在蔡锷策动下、由李根(gen)源(yuan)（曾经在通车当天带领学生痛哭的昆明讲武堂总(zong)办）、唐继尧（后来的云南军阀）等，在昆明发动了“重九起义(yi)”。

11月1日，驻建水(shui)南校场新军七十标教官、同盟会员赵又新在下级军官的支持(chi)下率兵响应。赴日归来、蛰伏家乡的朱渭卿开城接应，迅速占领临安府署和标本部。次日，召开临安各界(jie)人士(shi)会议，成立南防军政府，公推朱渭卿为都统，临安起义(yi)遂(sui)告成功。朱率兵光复了滇(dian)南各府、州(zhou)、县。云南都督蔡锷赐朱渭卿中将军衔，任命他正式担任了临安澄(cheng)江总(zong)兵。

遗憾的是(shi)，历史很快证明了：如果要将“反洋英(ying)雄”“辛亥之士(shi)”这一(yi)类(lei)标签贴上朱渭卿的额头完全是(shi)没有理由的。因为，在接下来发生的“洪宪称帝”闹剧中，朱渭卿为了一(yi)己之私，竟然拥兵自重，当了袁世凯的忠实拥趸。在护国(guo)讨袁战(zhan)争的发祥之地，他理所当然被云南人逐出了舞台。煊赫一(yi)时的朱家花园和主(zhu)人的巨额家产，再次被籍没。一(yi)无(wu)所有的朱渭卿于1929年郁郁而终，时年60岁(sui)。

100年后，唯一(yi)能(neng)见证这段历史变幻的，只有“朱家花园”画堂中孤悬的“中将第”匾额，每日里无(wu)言打量旅游者熙熙而来的好奇目光。

结尾

滇(dian)地民谚《云南十八怪》，除(chu)本文开头说过的“铁(tie)路不通国(guo)内通国(guo)外”，还(hai)有一(yi)怪叫做“火车没有汽车快”。一(yi)条铁(tie)路而在十八怪中占却九分之一(yi)，足够说明它(ta)在云南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之大，之深。不可否认(ren)，滇(dian)越铁(tie)路的修建，对(dui)于改善云南交通运输，促进云南的经济(ji)发展和对(dui)外开放，作用是(shi)积(ji)极的，影响是(shi)深远(yuan)的。但先天生就的弱点：道路因群山密林(lin)而弯曲起伏，轨距仅有1米（标准轨距为1.435米），客车车厢狭(xia)窄，货(huo)车的体积(ji)小、运量仅20吨左右，蒸汽动力的火车在这样(yang)的铁(tie)路上行驶，不堪重负，仅能(neng)以30至40公里的时速蹒跚(shan)爬行，其速度、其舒适感，能(neng)与(yu)很快出现在公路上奔驰的汽车相比(bi)吗？关(guan)于小火车的笑料，更是(shi)在百(bai)姓口中接递相传，贻笑大方。上世纪70年代，上海和重庆(qing)的知(zhi)识青年来滇(dian)南一(yi)带支边农垦，每坐小火车返昆，笔者向他们询问(wen)，回(hui)答几乎(hu)都一(yi)样(yang)：“就像回(hui)到了电影《列宁在1918》的感觉”。

肇始于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让边疆沧桑变化。高速公路已跨越万(wan)重青山，汽车飞驰，日行千里。再营运这样(yang)一(yi)条维护成本高，速度远(yuan)远(yuan)没有汽车快的铁(tie)路，显然已经缺少理由。连年的亏损终于让经营者无(wu)法(fa)忍受，于是(shi)干脆，停了。100年前铺就的铁(tie)轨长满青草，在万(wan)豁野风中瑟瑟发抖。再也听不到轮毂击打轨道，听不到悠远(yuan)回(hui)响的笛鸣。一(yi)切都静静的。带钟楼的法(fa)式车站旁(pang)边，粗硕(shuo)的洋草果树梢只有寂寞的蝉(chan)歌。有专家建议将这道废(fei)弃的铁(tie)路改为怀旧旅游专线——也许(xu)这不失为一(yi)个好主(zhu)意，只是(shi)，这儿依(yi)旧存在一(yi)个投入和产出的比(bi)例问(wen)题，因而迟迟难(nan)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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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布朗热事(shi)件：布朗热，政治冒险家，时任法(fa)国(guo)陆军部长。1882年法(fa)国(guo)出现经济(ji)危机、总(zong)统女婿出卖勋章(zhang)一(yi)类(lei)丑闻(wen)不断，社会世相混乱，布朗热错(cuo)判形势，企(qi)图(tu)挑动群众对(dui)共和制的不满从(cong)而发动政变，阴谋败(bai)露，于情妇墓(mu)前自杀。巴(ba)拿马丑剧：19世纪80年代，巴(ba)拿马运河开凿公司在工(gong)程实施中操纵股票，行贿官员，从(cong)总(zong)统、新闻(wen)媒(mei)体到一(yi)般资本家全体套入，公司最后破产，工(gong)程停工(gong)，造成重大损失和社会混乱。弗(fu)雷得案件：19世纪末法(fa)国(guo)围绕犹太(tai)籍军官弗(fu)雷得冤案而在政界(jie)引发的一(yi)场政治动荡。

注②关(guan)于方苏雅(ya)偷运枪支的说法(fa)有如下两种(zhong)：一(yi)，方偷运30多(duo)支枪入昆。被厘金局没收，方带2人持(chi)枪前去抢出，并藏于领事(shi)馆内；二、方偷运了30多(duo)箱枪，事(shi)发后，方带200余人持(chi)枪前去抢出，匿于领事(shi)馆后转(zhuan)至平政街天主(zhu)教堂，市民冲击并烧毁天主(zhu)教堂乃因搜枪而起。笔者以为，第一(yi)种(zhong)说法(fa)虽(sui)出自方苏雅(ya)日记，但相对(dui)可信。理由是(shi)：其时在昆法(fa)侨不足百(bai)人，方完全无(wu)必要偷运上百(bai)支枪入境，亦不可能(neng)带200余人前去抢枪；其二，如果30多(duo)箱枪，运输将是(shi)十分困(kun)难(nan)的；第三，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昆明教案”中被彻底(di)烧毁的平政街天主(zhu)堂中发现过枪支；第四，方苏雅(ya)日记中所说，教案期间在领馆藏匿并被他武装的人数，和偷运入昆的武器数大体相符。

注③方苏雅(ya)的说法(fa)和云南当局向清廷呈报的死亡人数之所以同样(yang)偏高，笔者以为，就方而言，当是(shi)要为补充(chong)劳力制造口实；就当局而言，想必需是(shi)要向朝廷申诉与(yu)洋人共事(shi)之难(nan)，以求体恤褒奖。

主(zhu)要参考书目及史稿：

《方苏雅(ya)与(yu)昆明教案》吕坚 著 《北京档案》2000年第4期

《欧洲历史》许(xu)海山 主(zhu)编 线装书局2008年版

《晚清纪事(shi)——一(yi)个法(fa)国(guo)外交官的手记》奥古斯特·弗(fu)朗索瓦(wa) 著 云南美(mei)术出版社

《在未知(zhi)的中国(guo)》（英(ying)）柏(bai)格理等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中国(guo)同盟会与(yu)云南辛亥革命》叶祖荫 著 《辛亥革命网》2011年09月07日

《滇(dian)越铁(tie)路——一(yi)个法(fa)国(guo)家庭在中国(guo)的经历》皮埃(ai)尔 妈尔薄特 著 云南美(mei)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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