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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lu)本明(ming)
19世纪末(mo)20世纪初，欧洲兴起了一股教育改革之风。人们出于对(dui)传统学校教育的不满，开始寻求(qiu)教育的新方法。1899年，塞西尔·雷迪(di)在英格兰德比(bi)郡(jun)创办了一所乡村寄(ji)宿(xiu)学校，力求(qiu)将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精英，学校在日常课(ke)业之外(wai)，还注重体育运动、户外(wai)实践(jian)和艺术修养，在雷迪(di)的影响下，法国、德国、意大(da)利(li)、瑞士等欧洲国家相继出现类似办学宗旨的学校。这场运动被称(cheng)为“新教育运动”或“新学校运动”，这些(xie)学校通(tong)常都建在风景优美的乡村地区，设(she)备完善(shan)，教学上追(zhui)求(qiu)自由(you)民主，鼓励个性发展和独立精神。蒙台梭利(li)的“儿童之家”也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一战之后，新教育运动如火如荼，新教育家们成立了一个名为“新教育联(lian)谊会”（NEF）的组织(zhi)，并出版《新时代(dai)》杂志进行宣传，影响力进一步得到扩展。
以上便是《小孩共和国》这段历史的背景。新教育运动在“一战”之后影响了相当多的教育者，人们尝试各式各样的新学校和新教学理念，也因(yin)此才让“‘二(er)战’孤儿救助”这场堪(kan)称(cheng)伟大(da)的人道主义事业，逐渐在各路人马的推动和宣传之下，演变成一场充满争议的社会实验。萨米埃(ai)尔·布雄、马蒂亚斯·加尔代(dai)和玛蒂娜·吕(lu)沙(sha)三位(wei)法国学者从尘封的原(yuan)始档案中为我们勾勒出“二(er)战”之后，各类专家和组织(zhi)在这场针对(dui)数以百(bai)万计的受到战争伤害(hai)的儿童的大(da)营救中，扮演了怎(zen)样的角色。
“儿童村”是这场救助运动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称(cheng)谓，救助者创建一个村庄或营地，接受来自不同国家的、受到战争伤害(hai)的儿童。当然(ran)，“儿童村”项目“不仅(jin)是慈善(shan)和人道主义的，还有人文、政治和科学的目标”，清洗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恶劣影响，让瑞士特罗(luo)根的“裴斯泰洛齐儿童村”迅速成为一个典范和标杆，成功将创始人的教育理念与人道主义和慈善(shan)结合(he)。它旨在建立一个“超越一切隔阂(he)的坚实的人类社会”，建立一个国际(ji)化的“小世界”，孩子们按国籍分房屋，施行自治，由(you)成年人引导他们建立民主观念，让来自不同国家的这些(xie)孩子学习互爱和相互理解，按照儿童村的年度报告的说法，现实中没能实现的统一、和平的“新欧洲在这里(li)成立了”。
除了裴斯泰洛齐之外(wai)，法国的小校村也是有代(dai)表性的另一种(zhong)儿童村。它的主要(yao)成员是青少年，它是“小孩共和国”，即拥有宪法，孩子们发挥主导作用，有完整的“特许经营体系”。它将成年人社会的运作模式强(qiang)行嫁接到这些(xie)孩子身上，企图用“自治”的办法模拟一个成人社会，从而疗(liao)愈这些(xie)被现实伤害(hai)过(guo)的孩子。
在这场运动中，那些(xie)孩子是参与最深，却表达(da)得最少的人。图像的传播让这些(xie)孩子成了最佳广告，他们“既体现了暴力的无差别性，也代(dai)表着复兴的希望”。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而是被迫(po)随着这些(xie)救助机构(gou)沉浮，成为教育家、心理学家、医生和政客(ke)借人道主义实现自身理想和抱负的工具。这些(xie)孩子的最终去向已不为人知，如果(guo)他们的这段经历真的能让自己的命运有所改变的话，那这些(xie)实验性的探索也不至于最终湮没无闻。
《小孩共和国》让这段历史浮出水面，战争孤儿是那个特殊时期的产物，也只(zhi)有在那个时代(dai)，教育先锋们才有大(da)胆实验和尝试的机会。儿童之家、儿童村、小孩共和国，这样的乌托(tuo)邦活动，必(bi)然(ran)是没有办法长久持续下去的。而正如戈尔丁的《蝇王》所展示的，理想社会所掩盖的人性之恶，并不会在“圣(sheng)洁”的儿童身上消失(shi)，“摆脱成人存在的儿童式社会能创造一个更公正的世界”，只(zhi)能是一种(zhong)虚妄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