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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21日，约旦河西岸城(cheng)市杰宁上空浓烟滚滚。巴勒斯坦卫生部21日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cheng)市杰宁打死7名巴勒斯坦人，另有9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zhong)。 新(xin)华社 发（尼(ni)达尔·艾仕塔耶 摄）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yao)矛盾转化成阿拉伯国家(jia)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此后爆发了五(wu)次中东战(zhan)争。但是(shi)，伴随冷战(zhan)的展(zhan)开，美苏等世界大国的中东政策完全取决于其争霸中东的战(zhan)略目标，并互(hu)相排斥对方的势力和影响，进而使得数次中东战(zhan)争都深受冷战(zhan)体(ti)制的影响，逐步形成了美国和西方支持以色列，其他(ta)中东国家(jia)分(fen)化为亲美、亲苏两大阵(zhen)营，甚至(zhi)出现有些国家(jia)因国内革命在美苏之间转换(huan)的情况。阿以冲突尤其是(shi)数次中东战(zhan)争都深受这种体(ti)制制约。
但是(shi)，由于美苏的中东战(zhan)略均把扩张自身(shen)的影响作(zuo)为主要(yao)目标，巴勒斯坦问题根本(ben)得不到重(zhong)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身(shen)份和民族权利长(chang)期得不到承认，美苏对1964年成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组织”）的地位也不予以承认。因此，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zhi)60年代末，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根本(ben)没有进入大国政治的视野。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zhan)争后，由于以色列占(zhan)领包括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在内的大量阿拉伯国家(jia)领土，以及巴解组织的影响日益增强，美苏逐步认识到巴勒斯坦问题在中东事务(wu)中的重(zhong)要(yao)性(xing)，才经过妥协在联合国通过了解决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242号决议，但巴勒斯坦问题依旧被视为难民问题。此后，美苏通过维(wei)持“不战(zhan)不和”的局面对中东国家(jia)进行(xing)控制，直至(zhi)1973年埃及发动谋求“以战(zhan)迫和”第四次中东战(zhan)争后，美苏才在联合国通过了重(zhong)申242号决议的338号决议。20世纪60年代末，除美苏围绕阿以冲突的争夺外，还出现了关于中东问题的纽约四大国（美苏英法）会议，但对于解决阿以冲突没有取得任(ren)何成果。
尼(ni)克松政府上台后，美国开始斡旋阿以冲突，卡特政府则力图通过推动埃及与以色列和解来(lai)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进而把埃及等阿拉伯国家(jia)拉到亲西方阵(zhen)营。在美国推动下，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建交，导致阿拉伯世界发生严重(zhong)分(fen)裂(lie)，同(tong)时(shi)也导致阿以冲突开始向巴以冲突转变；苏联则反对埃以和解，并支持阿拉伯国家(jia)中的“拒绝阵(zhen)线”对抗美国。在此过程中，美苏对巴解组织的重(zhong)视才有所提升。
漠视巴勒斯坦问题（1948—1967）
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zhi)60年代末，伴随冷战(zhan)的全面展(zhan)开，美、苏两个世界大国展(zhan)开对中东的争夺，并以此决定各自对阿以双方的政策。美国通过建立巴格达条(tiao)约组织组建同(tong)盟体(ti)系，苏联通过支持埃及、叙利亚、伊拉克（1958年革命后）和也门向中东地区扩张，但巴勒斯坦问题在其中东政策中处于无足轻重(zhong)的地位。
（一）美、苏在第一次中东战(zhan)争中支持以色列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美国旋即(ji)成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jia)，苏联则成为继美国和危地马拉之后第三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jia)。由此可见，美、苏对以色列的承认是(shi)其得以立国并得到其他(ta)国家(jia)承认的重(zhong)要(yao)条(tiao)件。在随后爆发的1948年中东战(zhan)争中，在以色列遭受阿拉伯国家(jia)重(zhong)创后，美国应以色列的请求通过联合国向阿拉伯国家(jia)施加压力，迫使阿拉伯国家(jia)停(ting)火，为以色列赢得了征兵和筹集战(zhan)争物资的时(shi)间。在整(zheng)个战(zhan)争进程中，美国对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yuan)助，苏联对以色列的支持，英国中断对阿拉伯国家(jia)的武器供应，构成了以色列胜(sheng)利和阿拉伯国家(jia)失败的重(zhong)要(yao)因素。由于西方国家(jia)和苏联共同(tong)支持以色列，以及阿拉伯国家(jia)内部矛盾重(zhong)重(zhong)，第一次中东战(zhan)争不仅未能使巴勒斯坦建国并产生了领土问题、难民问题、耶路撒冷问题等一系列问题，而且使阿以冲突成为中东的矛盾主线，巴勒斯坦问题本(ben)身(shen)的重(zhong)要(yao)性(xing)严重(zhong)下降。
（二(er)）美、苏从争夺中东权力的角度调整(zheng)对以色列的政策
在对待以色列的问题上，美国杜鲁门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尽管一直为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但为了把阿拉伯国家(jia)和其他(ta)中东国家(jia)拉入中东的盟友体(ti)系，一直拒绝和以色列签(qian)署(shu)同(tong)盟条(tiao)约，并拒绝以色列加入北(bei)约，甚至(zhi)在1956年的中东战(zhan)争中美国还对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迫使其从苏伊士运河撤军。
进入肯尼(ni)迪政府和约翰(han)逊政府时(shi)期，由于美国和阿拉伯国家(jia)关系恶化，以色列对于美国对抗苏联的战(zhan)略价值迅速上升，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随之升温。因此，美国开始为以色列提供大批(pi)尖端(duan)军事武器，进而为以色列形成军事优势并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zhan)争中战(zhan)胜(sheng)阿拉伯国家(jia)提供了保障。正是(shi)“美国的冷战(zhan)心态把一个强大的以色列视为苏联在中东推行(xing)扩张主义的障碍(ai)”。
20世纪50年代后，伴随以色列紧密追随西方，苏联为争取阿拉伯国家(jia)，对以色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转向支持阿拉伯国家(jia)、反对以色列，这种政策在1956年、1967年的两次中东战(zhan)争中都得到了体(ti)现，苏联还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zhan)争爆发后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但是(shi)，苏联在1967年战(zhan)争中对阿拉伯国家(jia)的支持并不彻底，甚至(zhi)首鼠两端(duan)。在战(zhan)前，苏联鼓励和支持埃及采取强硬行(xing)动，但当战(zhan)争危机迫近时(shi)，苏联又担心战(zhan)争扩大导致苏美直接交战(zhan)，与美国串通分(fen)别对埃以进行(xing)约束。这是(shi)阿拉伯国家(jia)在第三次中东战(zhan)争中惨败的重(zhong)要(yao)原因之一。
（三）美、苏严重(zhong)忽视作(zuo)为阿以冲突根源的巴勒斯坦问题
在20世纪五(wu)六十年代，美、苏均不重(zhong)视巴勒斯坦问题。在50年代至(zhi)60年代的大部分(fen)时(shi)间里，美国并不把寻(xun)求独立和建国的巴勒斯坦人视为独立的政治实体(ti)来(lai)看待，在美国所有的文件和政策声明中，巴勒斯坦人都被称作(zuo)“阿拉伯难民”。在艾森豪威尔时(shi)期，美国国务(wu)卿杜勒斯曾于1955年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其内容主要(yao)包括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jia)园、签(qian)署(shu)保证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jia)安全的集体(ti)条(tiao)约、划定阿拉伯国家(jia)和以色列的永久边界，这是(shi)美国第一次认真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但并未付诸实施。当时(shi)美国曾为把阿拉伯国家(jia)拉入巴格达条(tiao)约组织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但仍强调美国在阿以冲突中保持中立。杜勒斯宣称“美国今后将奉行(xing)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jia)不偏不倚的政策”。
肯尼(ni)迪政府上台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迅速增强。肯尼(ni)迪虽为赢得阿拉伯国家(jia)信任(ren)承诺解决阿以冲突，安置(zhi)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但巴勒斯坦人仍一直被排除在解决阿以冲突的方案之外。伴随阿以矛盾激(ji)化，肯尼(ni)迪很快对巴勒斯坦问题失去(qu)了兴趣(qu)。在约翰(han)逊政府时(shi)期，美国不仅没有制定任(ren)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而且根本(ben)不把巴勒斯坦人视为政治力量，甚至(zhi)把巴解组织视为服(fu)务(wu)于埃及利益的附属政治组织。
从1964年巴解组织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一直对巴解持否定和反对态度，并从政治、组织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对巴解进行(xing)压制、攻击和破坏，称其为“恐怖(bu)组织”，称其领导人为“托(tuo)洛茨基(ji)分(fen)子”，称巴勒斯坦游击队是(shi)“民族主义复仇(chou)者”。因此，苏联不与巴解组织建立任(ren)何关系，不向它提供任(ren)何援(yuan)助，并阻(zu)挠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jia)为巴解提供基(ji)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zhan)争爆发后，尽管苏联对以色列的侵略进行(xing)了谴(qian)责并与之断交，但其主要(yao)目标是(shi)争取埃及等阿拉伯国家(jia)，而不是(shi)巴勒斯坦。1968年，阿拉法特以埃及总统(tong)纳赛尔访苏代表团随员的秘密身(shen)份访问莫斯科，苏联仍拒绝承认巴解组织，并拒绝直接向巴勒斯坦游击队提供武器。
总之，在冷战(zhan)前期，中东地区成为美、苏两大阵(zhen)营冷战(zhan)争夺的重(zhong)点地区，双方对阿以冲突的政策都取决于各自中东战(zhan)略的需要(yao)。巴勒斯坦的民族身(shen)份和民族权利长(chang)期得不到承认，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根本(ben)没有进入大国政治的视野，直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zhan)争后其重(zhong)要(yao)性(xing)才有所上升。由此可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地区的争夺是(shi)巴勒斯坦问题久拖不决的重(zhong)要(yao)因素之一。
拒绝承认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1967—1979）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zhan)争后，由于以色列占(zhan)领包括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大量阿拉伯国家(jia)领土，以及巴解组织的影响日益增强，美、苏逐步认识到巴勒斯坦问题在中东事务(wu)中的重(zhong)要(yao)性(xing)，并经过妥协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解决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的第242号决议，但巴勒斯坦问题依旧被视为难民问题。此后，美、苏通过维(wei)持“不战(zhan)不和”的局面对中东国家(jia)进行(xing)控制。而伴随冷战(zhan)体(ti)制的松动和苏联在中东影响力的下降，美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力明显上升。
（一）大国对巴勒斯坦问题采取“不战(zhan)不和”态度
在第三次中东战(zhan)争中，美、苏分(fen)别支持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jia)，但在战(zhan)争后期双方都担心发生直接冲突，进而积极策划停(ting)火，并在不断讨价还价的基(ji)础上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以英国折中方案为基(ji)础的第242号决议，其核心内容是(shi)以色列撤出被占(zhan)领土，中东各国（包括以色列）均有和平生存权，其核心即(ji)“土地换(huan)和平”。尽管第242号决议成为后来(lai)解决阿以冲突的重(zhong)要(yao)国际文件，但不仅因其内容模糊引(yin)起阿以双方的不同(tong)理解，而且因没有提及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只有“确(que)认必须达成难民问题的公正解决”这一模糊表述，导致巴解组织曾经长(chang)期拒不接受第242号决议。
尼(ni)克松任(ren)美国总统(tong)后，尽管高度重(zhong)视以色列在冷战(zhan)中对抗苏联的战(zhan)略价值，并不断增加对以色列的军事援(yuan)助，但“他(ta)对阿以冲突的根源几乎毫无兴趣(qu)”，同(tong)时(shi)也不承认巴解组织的地位，并且视巴解为“恐怖(bu)组织”。在1970年阿拉法特率巴勒斯坦代表团访问苏联时(shi)，苏联仍不承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直到1972年苏联与埃及关系恶化，苏联才更加重(zhong)视巴解组织的作(zuo)用(yong)。由此可见，美、苏在第三次中东战(zhan)争后仍未充分(fen)重(zhong)视巴勒斯坦问题。
2024年5月10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巴勒斯坦常(chang)驻(zhu)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投票前发表讲话。第十次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10日以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认定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 新(xin)华社 发（联合国 供图/曼努埃尔·伊莱亚斯 摄）
与此同(tong)时(shi)，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在解决阿以冲突方面也未取得任(ren)何实质进展(zhan)。第三次中东战(zhan)争后，联合国秘书长(chang)吴丹(dan)根据(ju)第242号决议任(ren)命瑞典驻(zhu)苏联大使贡纳尔·雅林为中东特别代表，同(tong)有关国家(jia)进行(xing)接触(chu)，但均无果而终；1969年1月，法国提议通过召开美、苏、英、法四大国会议的方式商讨中东问题，四国在两年多时(shi)间里在纽约举(ju)行(xing)了70多次会谈，但未取得任(ren)何实质性(xing)进展(zhan)。美国于1971年12月宣布拒绝参加，导致四大国会议无果而终。尽管如此，美、苏却在中东问题上达成了一定共识，即(ji)以色列从被占(zhan)领土撤走，阿以双方通过谈判实现中东和平，但美、苏围绕以色列撤出的边界以及是(shi)否同(tong)时(shi)解决难民问题仍存在尖锐分(fen)歧。
此后，伴随美苏关系缓和，双方在中东开始谋求“不战(zhan)不和”的僵持局面。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务(wu)卿罗(luo)杰斯提出了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即(ji)“罗(luo)杰斯计划”，其要(yao)点包括：
其一，以色列原则上应退出1967年战(zhan)争所占(zhan)领土，但不包括戈兰高地、耶路撒冷老城(cheng)；以色列撤出的地区为非军事区，以保证以色列安全。
其二(er)，把流亡的巴勒斯坦人视为需要(yao)公正对待的难民，但不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
其三，耶路撒冷地位待定。
其四，彻底解决阿以冲突的办法是(shi)阿以直接谈判。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罗(luo)杰斯方案的进步在于它强调了巴勒斯坦问题的重(zhong)要(yao)性(xing)，但它仍然视之为难民问题，而不是(shi)民族权利问题；它强调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应该在埃及、约旦和以色列之间解决。
“罗(luo)杰斯计划”事实上否定了巴以分(fen)治方案，根本(ben)未考虑巴勒斯坦作(zuo)为民族实体(ti)独立建国或自治的民族权利。阿拉伯国家(jia)坚持以色列必须撤出1967年战(zhan)争所占(zhan)领土，必须承认巴勒斯坦的民族自治权。“罗(luo)杰斯计划”遭到了巴解组织的坚决反对，而以色列也坚决反对回到1967年战(zhan)争以前的边界，“罗(luo)杰斯计划”因此夭折。
（二(er)）美国通过《戴维(wei)营协议》提升对巴勒斯坦问题的主导权
由于阿以冲突使埃及陷入困境(jing)，特别是(shi)美苏维(wei)持“不战(zhan)不和”，埃及与苏联关系恶化，促(cu)使埃及选择通过发动对以色列的战(zhan)争实现“以战(zhan)促(cu)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zhan)争尤其是(shi)阿拉伯国家(jia)发起的石(shi)油(you)斗争，极大改变了西方国家(jia)尤其是(shi)美国对阿以冲突和中东和平进程的态度。
在1973年战(zhan)争中，美、苏均对阿以双方提供军事援(yuan)助，并使双方冲突的风险上升。为避免美、苏直接对抗，美国国家(jia)安全事务(wu)助理基(ji)辛格赴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谈，最后达成停(ting)火协议，并在此基(ji)础上通过了重(zhong)申第242号决议内容的安理会第338号决议。1973年12月，根据(ju)联合国秘书长(chang)瓦尔德海姆的倡议，联合国中东和平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但由于以色列的反对，埃及关于巴解组织参会的提议并未实现，巴解组织被排除在和会之外。会议未取得任(ren)何实质成果，因为它在实质上只是(shi)美国应付苏联抗议美国单独调解阿以冲突的形式。
日内瓦会议失败后，基(ji)辛格通过1975年密集的“穿梭(suo)外交”分(fen)别实现埃以军队脱离接触(chu)和叙以军队脱离接触(chu)的协议，进而为美国调解巴以冲突创造了条(tiao)件。在此过程中，美国总统(tong)尼(ni)克松因水门事件于1974年8月辞职，继任(ren)的福特总统(tong)继续把缓和阿以冲突、将苏联排斥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作(zuo)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中心。
1977年吉米(mi)·卡特任(ren)美国总统(tong)，当时(shi)苏联实行(xing)全球“进攻性(xing)战(zhan)略”，并积极在中东地区进行(xing)扩张，因此卡特把中东作(zuo)为美国全球战(zhan)略的重(zhong)点，提出了著名的“卡特主义”，其核心内容是(shi)在中东反击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任(ren)何挑战(zhan)，同(tong)时(shi)提出“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构想(xiang)，并使巴勒斯坦问题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中心议题。巴勒斯坦问题在卡特政府中东政策中的地位有明显提高。
首先，美国重(zhong)视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但仍不赞成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jia)。卡特曾于1977年3月公开表示“必须为许多年来(lai)遭受苦难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一个家(jia)园”。这是(shi)1947年巴以分(fen)治决议以来(lai)美国首次提出为巴勒斯坦提供“家(jia)园”，但卡特仍不赞成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国家(jia)，他(ta)认为巴勒斯坦要(yao)么在以色列的控制下享有自治权利，要(yao)么作(zuo)为一个实体(ti)依附于约旦。尽管如此，值得肯定的是(shi)，1977年9月美国国务(wu)院发表声明，开始把巴勒斯坦问题作(zuo)为全面解决阿以冲突的一部分(fen)。
其次，美国对巴解组织的态度有所改变，有条(tiao)件地认可巴解组织参与巴勒斯坦问题的谈判。相对于过去(qu)美国官方认为巴解组织为“恐怖(bu)组织”，卡特对巴解组织的态度有明显进步。他(ta)曾在发言中指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代表一个国家(jia)，它是(shi)代表大部分(fen)巴勒斯坦人的一个组织。我当然不认为他(ta)们是(shi)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卡特还表示，如果巴解组织承认联合国第242号决议，美国将与其进行(xing)直接对话，并允许它参加中东和谈。由于美国亲以犹太势力的强烈反对，加之巴解组织仍拒绝接受第242号决议，卡特政府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努力并未取得任(ren)何实际进展(zhan)。
但是(shi)，由于第三次中东战(zhan)争后埃及与苏联关系恶化，埃及总统(tong)萨(sa)达特致力于通过缓和与美国关系、解决阿以冲突，减轻埃及因阿以冲突承受的巨大压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才成为在美国推动下埃及和以色列签(qian)署(shu)的《戴维(wei)营协议》的一部分(fen)。1977年11月，萨(sa)达特对以色列进行(xing)破冰(bing)式访问，提出了缔结埃以和平协定的条(tiao)件，其内容主要(yao)包括以色列结束占(zhan)领1967年以来(lai)侵略的阿拉伯领土；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包括民族自决和建立国家(jia)在内的民族权利；采取国际措施保障各国和平生活在安全有保证的边界内；根据(ju)《联合国宪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彼此分(fen)歧；结束本(ben)地区的战(zhan)争状态。其中撤出1967年战(zhan)争占(zhan)领的领土、承认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遭到以色列拒绝。
萨(sa)达特抛开美国访问以色列促(cu)使美国加大了对埃以关系的斡旋。1978年9月6日，美国、埃及、以色列在戴维(wei)营举(ju)行(xing)中东问题和谈；9月17日，美埃以三方达成《戴维(wei)营协议》，即(ji)《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yao)》和《关于埃及同(tong)以色列之间和平条(tiao)约的纲要(yao)》，前者着(zhe)眼于解决阿以冲突特别是(shi)巴勒斯坦问题，后者着(zhe)眼于解决埃及和以色列的领土、边界和建交问题。其中《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yao)》提出了关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自治计划，但回避了耶路撒冷地位和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戴维(wei)营协议》在本(ben)质上是(shi)埃及违背1967年阿盟峰会的“三不”政策（不承认以色列、不同(tong)以色列和解、不同(tong)以色列谈判）单独和以色列媾和的结果，因此遭到了其他(ta)阿拉伯国家(jia)和巴解组织的强烈反对。
《戴维(wei)营协议》导致阿拉伯国家(jia)阵(zhen)营分(fen)裂(lie)为3个派别：一是(shi)“拒绝阵(zhen)线”，坚决反对埃以媾和以及《戴维(wei)营协议》，主要(yao)由利比亚、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民主也门、伊拉克和巴解组织组成；二(er)是(shi)“温和派”，不反对通过谈判解决中东问题，但反对埃及和以色列单独媾和，主张阿拉伯国家(jia)采取一致行(xing)动，在恢(hui)复巴勒斯坦合法权利、收回被占(zhan)领土的基(ji)础上全面解决中东问题；三是(shi)“支持派”，只有苏丹(dan)、阿曼、摩洛哥支持埃以媾和。
埃及和以色列在美国的主导下开启中东和平进程，并实现埃以建交，基(ji)本(ben)上解决了阿以冲突中的埃以问题，使埃及实现了收回西奈(nai)半岛、获得美国大批(pi)援(yuan)助等国家(jia)利益。此外，埃及试图在实现埃以和解的同(tong)时(shi)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无疑(yi)有其积极价值。但萨(sa)达特显然低估了阿以冲突的整(zheng)体(ti)性(xing)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复杂性(xing)，其消极影响和历史教训主要(yao)有三：
其一，埃以媾和导致阿拉伯世界陷入严重(zhong)分(fen)裂(lie)，不利于整(zheng)体(ti)解决阿以冲突，削(xue)弱了阿拉伯国家(jia)团结对以色列斗争的力量。
其二(er)，埃及沦为美国对苏联斗争的工具。冷战(zhan)时(shi)期埃及的政策深受冷战(zhan)体(ti)制的制约，其从亲苏转向亲美，并单独和以色列媾和，为苏联支持“拒绝阵(zhen)线”对抗美国、以色列和埃及创造了条(tiao)件，事实上使埃及成为美国在中东和平问题排斥苏联影响的工具。如前所述，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zhan)争后，美国极力排斥苏联对中东问题的影响，单独推动埃及与以色列媾和就是(shi)这一政策的产物。
面对埃及与美国走近以及《戴维(wei)营协议》的签(qian)署(shu)，苏联开始转变对巴解组织的态度。上述“拒绝阵(zhen)线”的形成，固(gu)然与那些国家(jia)反对埃以媾和有关，同(tong)时(shi)也与苏联的组织和推动密不可分(fen)。在1974年阿盟确(que)认巴解组织为全体(ti)巴勒斯坦人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以观察员身(shen)份参加联合国后，苏联在阿拉法特访问莫斯科时(shi)同(tong)意(yi)巴解组织在莫斯科设立办事处。1977年阿拉法特再次访问莫斯科，苏联正式承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戴维(wei)营协议》签(qian)署(shu)后，苏联积极支持“拒绝阵(zhen)线”反对埃以媾和，造成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严重(zhong)孤立和阿拉伯国家(jia)分(fen)裂(lie)的加剧。这一切都与冷战(zhan)体(ti)制下的美、苏斗争存在密切关系，而埃及和巴勒斯坦既是(shi)美、苏大国斗争的对象，也是(shi)美、苏大国斗争的工具，某种程度也都是(shi)冷战(zhan)的牺牲品。
由此，《戴维(wei)营协议》的签(qian)署(shu)成为美国中东外交的重(zhong)大胜(sheng)利，标志着(zhe)美国在中东事务(wu)上比苏联有更大发言权，并对此后的中东和平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埃及与以色列媾和导致的阿拉伯世界分(fen)裂(lie)，又为苏联利用(yong)矛盾插足中东提供了机会。
其三，萨(sa)达特严重(zhong)低估了巴勒斯坦问题的复杂性(xing)。萨(sa)达特寄望通过埃以缔结和平条(tiao)约的同(tong)时(shi)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既低估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顽(wan)固(gu)性(xing)，也低估了巴解组织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利、耶路撒冷地位未定以及违背阿盟“三不”政策情况下接受《戴维(wei)营协议》安排的难度，更高估了美国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的能力和信誉。
事实表明，由于以色列缺乏诚意(yi)，巴解组织反对《戴维(wei)营协议》，特别是(shi)以色列坚持决不撤至(zhi)1967年战(zhan)争前边界，决不放弃耶路撒冷，并加强对戈兰高地控制，以及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打击巴解组织的第五(wu)次中东战(zhan)争爆发，都使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变成不可能。至(zhi)此，萨(sa)达特通过埃以建交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希望已(yi)完全化为泡影。
（本(ben)文根据(ju)发表于《西亚非洲》2024年第3期的《20世纪大国政治与巴勒斯坦问题的悲剧》一文的部分(fen)内容改写）
“中东睿评”是(shi)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xing)、理论性(xing)、基(ji)础性(xing)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