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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tu)延宕至今，目(mu)前以色列对加(jia)沙地区的军事行动正在(zai)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究其根(gen)源，在(zai)于自(zi)2000年中东和平进(jin)程陷入停(ting)滞以来长期累积(ji)的复杂矛盾。正是(shi)由于中东和平进(jin)程陷入停(ting)滞、巴以冲突(tu)周(zhou)期性爆(bao)发、巴勒(le)斯坦问题被严重边缘化、美国片面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jia)关系(xi)正常化的做法，导致(zhi)2023年10月7日爆(bao)发了新一轮巴以冲突(tu)。
此次巴以冲突(tu)在(zai)爆(bao)发方式(shi)、伤亡规模、危机程度等方面均打(da)破以往模式(shi)，使国际社会在(zai)如何促使巴以双方停(ting)火止战、重启和平进(jin)程方面面临更加(jia)严峻的挑战，并对巴以双方、地区形势乃至国际体系(xi)都产生(sheng)了十分消极的影响(xiang)。
当地时间(jian)2024年6月2日，加(jia)沙地带代尔拜拉赫，巴勒(le)斯坦民众(zhong)在(zai)废墟(xu)中继续日常生(sheng)活。 本文图均为(wei)IC photo 图
而巴勒(le)斯坦问题成为(wei)国际社会持续时间(jian)最长、矛盾最为(wei)复杂、最难以解(jie)决的世(shi)纪难题，其原(yuan)因就在(zai)于它(ta)不仅是(shi)巴以双方及各自(zi)内部矛盾的产物，还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外部干涉密切相关。
因此，本文主要分析(xi)从(cong)第一次世(shi)界(jie)大战到冷战时期大国政治对巴勒(le)斯坦问题形成、发展及其长期化、复杂化的影响(xiang)，进(jin)而揭示巴勒(le)斯坦悲剧背(bei)后的大国政治根(gen)源。在(zai)本文中影响(xiang)巴勒(le)斯坦问题的“大国政治”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shi)指(zhi)某(mou)一世(shi)界(jie)大国对巴勒(le)斯坦及其相关问题的政策和行为(wei)；二是(shi)指(zhi)两个或多个大国围绕(rao)巴勒(le)斯坦及其相关问题而发生(sheng)的矛盾、斗争(zheng)、交易、合(he)作(zuo)等关系(xi)。具体而言，本文中的大国政治主要是(shi)指(zhi)近现代时期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大国，以及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对巴勒(le)斯坦问题的影响(xiang)。
当地时间(jian)2024年6月2日，加(jia)沙地带，一些流离失所者(zhe)陆续返回营地，在(zai)废墟(xu)中行走。
制造巴勒(le)斯坦问题（1915-1918）
巴勒(le)斯坦问题产生(sheng)于第一次世(shi)界(jie)大战期间(jian)，缘起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zai)一战期间(jian)得到英(ying)国支(zhi)持，并在(zai)一战后不断向巴勒(le)斯坦加(jia)快犹太人移民，寻求在(zai)巴勒(le)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国家(jia)，其核心是(shi)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个民族围绕(rao)巴勒(le)斯坦领土争(zheng)夺和分配并各自(zi)建立民族国家(jia)而发生(sheng)的冲突(tu)。
19世(shi)纪初英(ying)国开(kai)始对中东进(jin)行争(zheng)夺，并把中东视为(wei)“大英(ying)帝国的支(zhi)柱”，而巴勒(le)斯坦所在(zai)的“新月地带”则具有突(tu)出的战略地位。20世(shi)纪初特别是(shi)第一次世(shi)界(jie)大战期间(jian)，在(zai)觊觎和争(zheng)夺巴勒(le)斯坦的过程中，由于英(ying)国殖民主义者(zhe)既要与其他殖民主义者(zhe)、帝国主义强(qiang)国明争(zheng)暗斗，又要争(zheng)取阿拉伯民族反抗奥(ao)斯曼帝国，还要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扶植成自(zi)己向中东进(jin)行渗透的代理人，因此对巴勒(le)斯坦做出了三种矛盾的安排，直接导致(zhi)了巴勒(le)斯坦问题的产生(sheng)及复杂化。
当地时间(jian)2024年6月3日，加(jia)沙地带代尔拜拉赫，伤员被送往阿克萨烈士医院接受治疗。
首先，英(ying)国通过“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Husayn-McMahon correspondence，1915年7月~1916年3月），承诺战后在(zai)埃及以东的“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jia)（具体区域存在(zai)争(zheng)议），以换(huan)取侯赛因领导阿拉伯人举行反对奥(ao)斯曼帝国的起义，对抗在(zai)一战中与德国结盟的奥(ao)斯曼土耳其帝国。
其次，为(wei)了对“新月地带”进(jin)行瓜分，英(ying)、法于1916年签订了《赛克斯-皮科协定》，巴勒(le)斯坦和伊拉克成为(wei)英(ying)国的势力(li)范(fan)围，叙(xu)利亚(ya)和黎巴嫩成为(wei)法国的势力(li)范(fan)围。这是(shi)一战中“最具争(zheng)议的文件之一”，因为(wei)“它(ta)违(wei)反了英(ying)国对（麦加(jia)）谢里夫侯赛因的部分承诺”。一战后，根(gen)据1920年《圣雷莫协定》，英(ying)国对伊拉克、约(yue)旦(dan)和巴勒(le)斯坦实行委任统治；法国对叙(xu)利亚(ya)和黎巴嫩实行委任统治，其依(yi)据正是(shi)对阿拉伯人背(bei)信弃(qi)义的《赛克斯-皮科协定》。
最后，英(ying)国于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宣言指(zhi)出：“英(ying)王陛下政府赞(zan)成在(zai)巴勒(le)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jia)（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并将尽最大努力(li)促其实现，但(dan)必须明白(bai)理解(jie)，绝不应使巴勒(le)斯坦现有非犹太团体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jia)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受到伤害。”据此，英(ying)国支(zhi)持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向巴勒(le)斯坦移民，巴勒(le)斯坦问题开(kai)始产生(sheng)。《贝尔福宣言》的发表“标志着(zhe)英(ying)国巴勒(le)斯坦政策的重大转变，它(ta)是(shi)导致(zhi)巴勒(le)斯坦问题复杂化和长期化的一个重要事件”。
英(ying)国从(cong)许诺阿拉伯人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jia)转向支(zhi)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其中既有对自(zi)身战略利益(yi)的考虑(lu)，也有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jia)合(he)作(zuo)与斗争(zheng)的因素。
从(cong)国内看，一战后期英(ying)国国内罢工浪潮和反战运动高涨，经济濒临崩溃，因此英(ying)国统治集团不择手段地获取犹太人的经济支(zhi)持，并通过支(zhi)持英(ying)国国内的“犹太复国运动”组织，争(zheng)取英(ying)国和世(shi)界(jie)犹太资本家(jia)财政上的大力(li)支(zhi)持。
从(cong)国际看，争(zheng)取犹太势力(li)强(qiang)大的美国参加(jia)对德国的作(zuo)战，避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投入德国的怀抱，是(shi)英(ying)国转向支(zhi)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原(yuan)因。一战末期，美国是(shi)犹太人势力(li)最强(qiang)大的国家(jia)，美国总统威尔逊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同情和支(zhi)持立场。在(zai)《贝尔福宣言》发表前，英(ying)国首相劳合(he)·乔治曾征(zheng)求过威尔逊的意见，威尔逊明确表示支(zhi)持在(zai)巴勒(le)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jia)”。此外，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在(zai)寻求德国的支(zhi)持，而德国则企图利用(yong)支(zhi)持犹太复国主义，在(zai)中东打(da)入英(ying)、法的势力(li)范(fan)围，进(jin)而建立“桥头堡”，切断英(ying)国的石油来源和“不列颠帝国的交通线”，这也促使英(ying)国为(wei)对抗德国而加(jia)强(qiang)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zhi)持。
由此可见，缓和国内矛盾、维护英(ying)国的帝国利益(yi)，以及联合(he)美国、对抗德国等大国政治因素都构(gou)成了英(ying)国支(zhi)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原(yuan)因，并使巴勒(le)斯坦成为(wei)被交易的对象。
《贝尔福宣言》激起了阿拉伯民族的愤怒，他们(men)强(qiang)烈谴责《贝尔福宣言》是(shi)“一个不讲道义、居心险诈(zha)的英(ying)国阴谋(mou)”，目(mu)的在(zai)于阻碍或者(zhe)破坏阿拉伯民族的复兴。1938年10月，埃及人乔冶·安东尼斯在(zai)英(ying)国出版著名的历史著作(zuo)《阿拉伯人的觉(jue)醒》，他在(zai)书中披露和分析(xi)了麦克马洪承诺、《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的前后矛盾与互不一致(zhi)，揭穿了英(ying)国在(zai)巴勒(le)斯坦问题上口是(shi)心非、故意欺(qi)骗和背(bei)叛阿拉伯人的阴谋(mou)做法。
总之，在(zai)一战期间(jian)，英(ying)、法对“新月地带”的秘密瓜分，英(ying)国对包括巴勒(le)斯坦在(zai)内的“新月地带”做出三种矛盾安排，不仅直接导致(zhi)了巴勒(le)斯坦问题，而且(qie)留下了许多影响(xiang)至今的矛盾。这一系(xi)列阴谋(mou)安排和肮脏交易直接导致(zhi)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在(zai)巴勒(le)斯坦领土归属问题上的矛盾。
尽管历史不能(neng)假设，但(dan)如果当时英(ying)国许诺在(zai)“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建立的统一阿拉伯国家(jia)变成现实，并把巴勒(le)斯坦包括其中，巴勒(le)斯坦问题就有可能(neng)不复存在(zai)；即使巴勒(le)斯坦问题产生(sheng)，已(yi)建立的统一阿拉伯国家(jia)就会作(zuo)为(wei)统一的政治实体代表阿拉伯人在(zai)巴勒(le)斯坦的利益(yi)，进(jin)而避免巴勒(le)斯坦在(zai)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斗争(zheng)中处于不利地位。
当地时间(jian)2024年6月2日，加(jia)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中的男孩搬运水桶。
操(cao)纵巴以分治（1918-1948）
伴随两次世(shi)界(jie)大战期间(jian)英(ying)国对巴勒(le)斯坦殖民统治的失败和阿犹冲突(tu)的产生(sheng)、发展和加(jia)剧，二战后巴勒(le)斯坦问题的主导权在(zai)霸权衰落(luo)的英(ying)国和新兴世(shi)界(jie)霸主美国之间(jian)易手，美国开(kai)始大力(li)支(zhi)持犹太复国运动，而随后美、苏又从(cong)自(zi)身利益(yi)出发操(cao)纵出台了不合(he)理的巴以分治方案。
（一）英(ying)国对巴勒(le)斯坦委任统治的失败
英(ying)国对巴勒(le)斯坦委任统治期间(jian)，从(cong)“扶犹排阿”到“扶阿限(xian)犹”政策的转变，并非出于对阿拉伯人的同情和支(zhi)持，其重要原(yuan)因仍是(shi)出于英(ying)国自(zi)身利益(yi)和二战爆(bao)发前夕对抗德国的需要，希望通过“扶阿限(xian)犹”赢得阿拉伯人好感而避免其倒向“轴心国”。这一转变导致(zhi)阿犹冲突(tu)不断加(jia)剧，英(ying)国在(zai)巴勒(le)斯坦的委任统治也陷入严重危机。巴勒(le)斯坦问题日趋(qu)严重完全是(shi)英(ying)国委任统治失败的结果，其发展演变也深(shen)受大国政治的影响(xiang)。
1920年，英(ying)国对巴勒(le)斯坦正式(shi)实行委任统治。在(zai)20世(shi)纪20~30年代，欧洲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zai)英(ying)国支(zhi)持下掀起了数次向巴勒(le)斯坦大规模移民的浪潮，并在(zai)巴勒(le)斯坦建立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行政机构(gou)和准军事组织。伴随犹太人口不断增加(jia)，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tu)不断发生(sheng)，其中1921年、1926年和1929年先后爆(bao)发3次阿犹冲突(tu)，直至爆(bao)发1936~1939年的巴勒(le)斯坦人大起义。1937年英(ying)国成立皮尔委员会，计划把巴勒(le)斯坦分割(ge)为(wei)犹太国和巴勒(le)斯坦国，耶路撒冷归英(ying)国委任统治，这一计划遭(zao)到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共(gong)同反对。
1939年英(ying)国发表白(bai)皮书，宣布(bu)未来五年内犹太人移民将限(xian)制在(zai)每年1.5万人，并在(zai)十年内使巴勒(le)斯坦独立。白(bai)皮书同时指(zhi)出，“国王陛下的政府现在(zai)明确宣布(bu)，巴勒(le)斯坦成为(wei)一个犹太国家(jia)并不是(shi)他们(men)政策的一部分。”英(ying)国的政策遭(zao)到犹太复国主义者(zhe)的反对，犹太武装组织不断对巴勒(le)斯坦人和英(ying)国委任统治当局发起恐怖袭击，英(ying)国在(zai)巴勒(le)斯坦的委任统治逐步失控。到二战结束时，英(ying)国在(zai)巴勒(le)斯坦的委任统治已(yi)难以为(wei)继。1947年2月，英(ying)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认为(wei)英(ying)国已(yi)经失去对巴勒(le)斯坦局势的控制，英(ying)国被迫(po)把巴勒(le)斯坦问题提交给联合(he)国。
（二）不合(he)理的巴以分治方案与阿以冲突(tu)的长期化
新兴大国美国为(wei)排挤英(ying)国在(zai)中东的势力(li)，积(ji)极支(zhi)持犹太复国主义在(zai)巴勒(le)斯坦建立犹太国。
第二次世(shi)界(jie)大战后，为(wei)维护在(zai)阿拉伯世(shi)界(jie)的利益(yi)，英(ying)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过分举动进(jin)行压制，引起犹太人的不满，这为(wei)美国排斥英(ying)国在(zai)中东的势力(li)范(fan)围提供了机会。“美国利用(yong)它(ta)在(zai)犹太人中的特殊地位，企图在(zai)阿拉伯人的心脏地区建立一个完全亲美的犹太国家(jia)，作(zuo)为(wei)它(ta)向中东扩张和排挤英(ying)国势力(li)的工具，因此美国公开(kai)支(zhi)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计划”。
1945年5月，犹太复国主义者(zhe)向英(ying)国送交请(qing)愿书，要求允许10万犹太人迁移至巴勒(le)斯坦并在(zai)巴勒(le)斯坦建立犹太国，遭(zao)到英(ying)国断然拒绝，而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予以支(zhi)持。英(ying)、美在(zai)巴勒(le)斯坦问题上的矛盾已(yi)趋(qu)于白(bai)热化。美国支(zhi)持“在(zai)巴勒(le)斯坦适(shi)当地区”建立犹太国，而英(ying)国支(zhi)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le)斯坦国家(jia)，企图继续保(bao)持英(ying)国在(zai)巴勒(le)斯坦的殖民统治。
在(zai)英(ying)国看来，美国支(zhi)持的巴以分治必将遭(zao)到苏联的反对，为(wei)此，英(ying)国采取以退为(wei)进(jin)的策略，于1947年2月宣布(bu)把巴勒(le)斯坦问题提交联合(he)国。在(zai)英(ying)国的要求下，联合(he)国大会成立了联合(he)国巴勒(le)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调查后一致(zhi)建议终止英(ying)国的委任统治并给予巴勒(le)斯坦独立。委员会内少(shao)数派(pai)的报告呼吁在(zai)巴勒(le)斯坦建立一个联邦国家(jia)，多数派(pai)的报告建议在(zai)巴勒(le)斯坦建立两个国家(jia)。美国总统杜鲁门完全支(zhi)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jia)，并为(wei)此发起了广泛的游说(shuo)活动。
苏联在(zai)第二次世(shi)界(jie)大战前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坚决反对态度，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shi)服务于英(ying)国殖民统治的工具，并且(qie)支(zhi)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抗英(ying)反犹斗争(zheng)，这取决于苏联反帝、反殖的一贯政策。1947年5月15日，在(zai)联合(he)国讨论巴勒(le)斯坦问题的特别会议辩论中，苏联最初赞(zan)赏阿拉伯国家(jia)提出的结束英(ying)国对巴勒(le)斯坦委任统治和宣布(bu)巴勒(le)斯坦独立的主张，但(dan)在(zai)遭(zao)到美国的反对后迅速转向支(zhi)持分治方案。苏联驻联合(he)国首席代表葛罗米柯同意“把巴勒(le)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自(zi)治国家(jia)，一个是(shi)犹太国，一个是(shi)阿拉伯国”。葛罗米柯的发言表明苏联与美国支(zhi)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不谋(mou)而合(he)，同时也表明苏联出于通过支(zhi)持以色列向中东地区渗透而排挤英(ying)国等战略目(mu)的放弃(qi)了对阿拉伯人民的支(zhi)持。
此外，苏联的政策变化也与苏联国家(jia)安全利益(yi)至上的原(yuan)则密切相关，同时还受到了当时苏联国家(jia)实力(li)有限(xian)的制约(yue)；对犹太人在(zai)二战中所受遭(zao)遇的同情也是(shi)促使苏联态度发生(sheng)转变的一个因素。“苏联这一偏向犹太人的政策为(wei)联合(he)国通过‘分治决议’铺平了道路，因为(wei)再也没(mei)有一个拥有否(fou)决权的大国站在(zai)阿拉伯人的一边。”
1947年11月29日，联合(he)国大会通过了巴以分治方案，即联合(he)国大会第181号决议。该决议规定在(zai)巴勒(le)斯坦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jia)，占(zhan)人口总数不到1/3的犹太人获得处于沿(yan)海平原(yuan)地区的57%巴勒(le)斯坦土地，计1.4万多平方公里；占(zhan)人口2/3以上的阿拉伯人获得大多处于贫(pin)瘠沙漠地区的43%土地，计1.1万多平方公里。
美国和苏联操(cao)纵联合(he)国通过实质上严重不合(he)理的巴以分治方案，直接导致(zhi)以色列于1948年建国和第一次中东战争(zheng)的爆(bao)发。美国对建立犹太国家(jia)的绝对支(zhi)持是(shi)巴以分治方案得以通过的根(gen)本原(yuan)因。苏联的支(zhi)持则为(wei)巴以分治方案扫清了障碍，虽(sui)然苏联亲以色列的政策持续时间(jian)不长，但(dan)它(ta)成为(wei)以色列建国的重要前提。
总之，两次世(shi)界(jie)大战期间(jian)帝国主义国家(jia)的争(zheng)夺和交易，二战后美、英(ying)新老(lao)霸权国家(jia)的矛盾，美、苏基于各自(zi)国家(jia)利益(yi)和战略共(gong)同支(zhi)持巴以分治方案，即各种形式(shi)的大国矛盾、斗争(zheng)、交易都对巴勒(le)斯坦问题产生(sheng)了十分消极的影响(xiang)，也埋下了巴勒(le)斯坦悲剧的大国政治根(gen)源。
从(cong)一战结束到1947年联合(he)国通过不合(he)理的巴以分治方案，其中既有老(lao)牌帝国英(ying)国与新兴世(shi)界(jie)霸权美国之间(jian)的矛盾，也有苏联与英(ying)国之间(jian)围绕(rao)中东势力(li)范(fan)围长期争(zheng)夺的因素，而美、苏作(zuo)为(wei)冷战两大阵营的领导国家(jia)在(zai)巴以分治和以色列建国问题上奇怪地达成一致(zhi)，最终造成因联合(he)国分治方案不合(he)理，阿拉伯国家(jia)和以色列陷入长期冲突(tu)的局面。
（本文根(gen)据发表于《西亚(ya)非洲》2024年第3期的《20世(shi)纪大国政治与巴勒(le)斯坦问题的悲剧》一文的部分内容(rong)改写(xie)）
“中东睿(rui)评”是(shi)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chu)性相结合(he)，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shen)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