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杨斌著(zhu)，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she)︱北京贝贝特(te)，2023年9月版，328页，59.00元
香港城市(shi)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jiao)授杨斌的新著(zhu)《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通过呈现两千年来亚洲海域上(shang)人员、物产(chan)的流动，为今天的读(du)者重新认识古代中国与不(bu)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提供(gong)了详实、生动的细(xi)节。
本书(shu)的写作旨趣与作者此前出版的著(zhu)作《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有诸多相似之处，关注的都(dou)是十六(liu)世纪(ji)欧洲人到来之前亚洲海域上(shang)的跨区域交流。正如德国汉学家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教(jiao)授在《横跨印度洋的早期全球互联互通》（Early Global Interconnectivity across the Indian Ocean）一书(shu)中指出的，“最迟到公元1000年，非洲、中东、南亚、东南亚和远东就(jiu)已经通过一个长距离的海上(shang)交流系统(tong)联系在一起，这个系统(tong)是如此有序和复杂，以至于可以被称为最早的‘全球性’经济体系”（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Early Global Interconnectivity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Vol. 2, Camden: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 2）。本书(shu)的目(mu)标是将古代中国置于从印度洋到南海这一跨大洋的区域内(nei)，根据不(bu)同的主题、因素对来自各个国家、地区的人、物、事(shi)进(jin)行考察，从而揭示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互动。
前往印度洋的中国商船
根据对《汉书(shu)》中记载(zai)史料(liao)的推测，早在西汉末年就(jiu)已有使者抵达(da)印度洋沿(yan)岸。两晋之后，大批僧人前往印度洋求(qiu)法。唐代，除僧人外，还有官方(fang)的使节、商人与印度洋国家展开交往。到了宋代以后，中国对海洋世界由“被动接(jie)受”进(jin)入“主动进(jin)发”的时代，大量海船络绎不(bu)绝地驶(shi)向印度洋。
二(er)十世纪(ji)七十年代，历史与考古学者在福建泉(quan)州湾挖(wa)掘出了一艘沉没(mei)于南宋景炎二(er)年（1277年）的宋代海船，并在船舱内(nei)发现了大量香料(liao)等(deng)海外货物。根据对泉(quan)州一号的考古报告，作者指出，首先，诸如乳香、龙涎香等(deng)香料(liao)的产(chan)地均在印度洋；其次，船上(shang)的两千多枚海贝根据其外形也可以判断为印度洋马尔代夫群岛的产(chan)物；第三，根据附着在船体的海洋生物来看，其生长地不(bu)仅分布于南海和东南亚海域，也包括了印度洋。以上(shang)证据都(dou)表明，泉(quan)州一号这艘宋代古船在沉没(mei)前很可能刚刚从印度洋返航。对另一艘南宋沉船“南海I号”的考古发现同样证实了这一点。
实际上(shang)，早在泉(quan)州一号所处的宋代之前，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商业往来已十分繁荣。书(shu)中提及了另一艘被发现的沉船——黑石号。这是一艘从印度洋驶(shi)往中国进(jin)行贸易的阿拉伯海船。黑石号于1998年被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海域。根据船上(shang)瓷(ci)器“宝历二(er)年”的落(luo)款(kuan)来看，该船沉没(mei)的时间应该在宝历二(er)年（826年）之后的几年间，即中晚唐时期。该船最大的特(te)点在于，该船船板(ban)的固定(ding)不(bu)使用铁(tie)钉，而是通过绳索绑紧，船体内(nei)外木板(ban)的缝隙通过涂抹填充(chong)物来达(da)到防水效果。
在宋代以前的文献记载(zai)中，这种阿拉伯式的无钉之船在南方(fang)港口就(jiu)已较为常见(jian)，表明当时与印度洋世界的交流主要(yao)依靠的是来华的外国商船。而到了南宋时期，中国制造(zao)的海舶(bo)开始驰骋于从东海、南海到印度洋的广阔的海域，取(qu)代了此前的阿拉伯海船，占据着亚洲海域远洋贸易的统(tong)治地位（32页）。这意味着，中国人对印度洋地区的探索至少(shao)比欧洲人早了两个世纪(ji)。当十五世纪(ji)末葡萄牙人的帆船驶(shi)入印度洋时，中国海船已经在这片海域消失了五十年。
十四世纪(ji)初，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记录下了印度洋上(shang)络绎不(bu)绝的中国商船。几乎(hu)同一时期，元朝商人汪大渊(yuan)从泉(quan)州出发，一路向西远航，两次到达(da)印度洋沿(yan)岸。当汪大渊(yuan)于1331年抵达(da)印度东南沿(yan)海的重要(yao)港口八丹时，见(jian)到了一座(zuo)由中国人建造(zao)的土(tu)塔(ta)。塔(ta)上(shang)书(shu)有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工”，即该塔(ta)于1267年建成，这说明当时已有中国人旅居(ju)此处。即便到了十九世纪(ji)，英国人还亲(qin)眼见(jian)到了这座(zuo)塔(ta)的残迹，只(zhi)不(bu)过中国人从当地离开已久。
关于西洋的知识
印度洋在我国古代被称为“西洋”。十五世纪(ji)上(shang)半叶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shang)探索印度洋世界的最高峰和最后的谢幕(mu)。在此之后，几乎(hu)没(mei)有中国人再前往过这片区域。
为进(jin)一步探讨古代中国对海洋的认知，作者选取(qu)了在印度洋上(shang)的岛国——马尔代夫作为案例。这个由上(shang)千座(zuo)岛屿组成的国家刚好处在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三大区域的交会处，是印度洋上(shang)重要(yao)的贸易枢纽(niu)。伊本·白图泰曾在1430年代两次到过马尔代夫，停留时间长达(da)一年半。这位出生于摩洛哥的旅行家一生到过北非、东欧、南亚、中亚、东南亚和中国，将全世界各地的见(jian)闻带回了阿拉伯世界。汪大渊(yuan)抵达(da)马尔代夫的时间比伊本·白图泰还早了十余年。汪大渊(yuan)在《岛夷志略》中详细(xi)记录下了他所看到的东南亚和印度洋世界。这本书(shu)对七十年后郑和下西洋也起到了参(can)考作用。不(bu)过，让人遗(yi)憾的是，郑和的航海记录并未被完(wan)整地保留下来，只(zhi)有零(ling)星的抄录。
宋元时期，中国积累了丰富(fu)的海洋知识，正如林(lin)肯·佩恩（Lincoln Paine）指出的，“在宋元时期的四个世纪(ji)里，中国人对亚洲海洋知识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历史上(shang)的任何时期”（Lincoln Paine, The Sea and Civilization: A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3, p. 358）。然而，到了明末和清代，马尔代夫连同其所处的印度洋世界开始变得(de)逐渐模糊，直至被遗(yi)忘。尽管如此，海洋作为一种文化意象仍然深植于中国社(she)会文化中。无论是根据西洋诸国传闻加(jia)以想象而成书(shu)的明代小说《西洋记》，还是张爱玲小说中的“南洋”情结，都(dou)能看到数百年来中国人未曾停止(zhi)对于海洋亚洲的遐想。
十七世纪(ji)初，法国人佛兰索瓦·皮埃尔因遭(zao)遇海难流落(luo)到马尔代夫并在当地生活了五年之久。皮埃尔曾见(jian)到一只(zhi)巨大的鸟飞抵马尔代夫。虽然当地没(mei)人见(jian)过这种鸟，但包括皮埃尔在内(nei)的所有人都(dou)深信这是一只(zhi)“来自中国的鱼鹰”。在当时，虽然中国商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印度洋世界，但关于中国的见(jian)闻和消息依旧广为流传，中国也并未从世界的视线中消失。随(sui)着十五世纪(ji)末欧洲人进(jin)入亚洲海域，原来活跃在这里的阿拉伯、印度商船也逐渐被欧洲商船取(qu)代。欧洲人成为了货物、信息、知识在大洋间的传递者。
皮埃尔本想前往亚洲，却并未能实现这一愿望，还险(xian)些丧命。不(bu)过，同一时期的许多欧洲人成功抵达(da)了中国。他们中，既有诸如利玛(ma)窦、艾(ai)儒略、南怀仁等(deng)把西方(fang)知识带入中国的西方(fang)人，也有将中国的知识与见(jian)闻带回欧洲者。随(sui)着中国对印度洋世界探索的停止(zhi)，关于西洋的本土(tu)与外来知识交织在一起，二(er)者的内(nei)容既有重合，又有相互平行的部分。正如书(shu)中所举出的例子，“溜山”和“马尔地袜”分别是马尔代夫在中国和译自西方(fang)的名称，而在清嘉(jia)庆年间绘制的《大清万年一统(tong)天下全图》中，“溜山”和“马尔地袜”被标注为两个不(bu)同的国家。地图的绘制者并未去过印度洋，无法验证这些地名的真实程度，只(zhi)能将两个地名连同其背后的东方(fang)与西方(fang)两种地理(li)知识体系一同呈现在这张地图上(shang)。
东西方(fang)的相遇
从唐代开始，龙涎香就(jiu)被来华贸易的阿拉伯商船大量带到中国。在南宋沉船泉(quan)州一号中也发现了大量龙涎香，可见(jian)龙涎香在当时是市(shi)场上(shang)的畅销(xiao)品。龙涎香是被冲刷到岸上(shang)的抹香鲸分泌物，马尔代夫是其最主要(yao)的出产(chan)地。然而，明代实施海禁以后，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直接(jie)海上(shang)联系被切断，流入中国的龙涎香数量急剧下降。1542年，嘉(jia)靖皇帝(di)注意到龙涎香可用于炼丹，由于内(nei)库(ku)中所藏龙涎香无多，遂派遣官员前往各处购买(mai)龙涎香。然而，十多年过去却仍一无所获。1555年，嘉(jia)靖帝(di)又命令户部派人前往“沿(yan)海番舶(bo)可通之地”，不(bu)惜以高价求(qiu)购龙涎香（57页）。最终(zhong)，明朝官员从澳门的葡萄牙商人手中获得(de)了龙涎香，甚至要(yao)求(qiu)所有外国海船“入澳之时”，“凡有龙涎香投进(jin)者方(fang)许交商货买(mai)”。而据葡萄牙人的记载(zai)，明朝官员早先就(jiu)曾向葡萄牙人提出采购龙涎香。然而，双方(fang)的沟通受语言所限，明朝官员并不(bu)知晓龙涎香的葡语名。直到1555年，广东官员从一名被释放的葡萄牙囚犯(fan)那里见(jian)到了龙涎香实物，才得(de)知其葡语名称，从而建立起获得(de)龙涎香的渠(qu)道（参(can)见(jian)：吴(wu)志良、杨允(yun)中编：《澳门百科全书(shu)》，澳门基金会，2005年，170页）。
这则故事(shi)反映了东西方(fang)在刚刚相遇时所遭(zao)遇的沟通难题，也体现出彼时明朝获得(de)印度洋香料(liao)的困难程度。在明朝官员向葡萄牙人索要(yao)龙涎香的时候，距离葡萄牙人才第一次发现中国海岸线虽已过去四十多年，但对华贸易一直未能获得(de)明朝官方(fang)的许可。直到1553年葡萄牙人才获准在澳门居(ju)住。1557年，明朝以提供(gong)龙涎香作为来华贸易的前提，相当于认可了葡萄牙商人的在华贸易权。因此，葡萄牙人于1557年定(ding)居(ju)澳门与龙涎香不(bu)无关系。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葡萄牙人依靠经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获得(de)了巨大利益，也使得(de)中国的产(chan)品仍在源源不(bu)断地输往世界各地。
通过本书(shu)，读(du)者得(de)以从海洋亚洲的视角来认识和理(li)解古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在十六(liu)世纪(ji)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国、阿拉伯和印度这三大区域的商人共同主导着亚洲海域的贸易。然而，自十六(liu)世纪(ji)以后，欧洲人开始建立海洋亚洲的新秩序。尽管明朝后期中国实行了海禁政策，大幅限制了官方(fang)的海外贸易，但许多中国商品如丝绸、瓷(ci)器和茶叶通过在暹罗(luo)、琉球、吕宋等(deng)地的海外华商继续在国际市(shi)场上(shang)流通。虽然中国商船不(bu)再直接(jie)驶(shi)向印度洋，但是葡萄牙人的到来使得(de)中国与国际市(shi)场的联系更(geng)加(jia)紧密。在十九世纪(ji)中叶以前，对外贸易使得(de)白银源源不(bu)断地流入中国。此外，来华的欧洲人重新带来了外部知识。自从发现西洋以后，两千年来中国人对于海洋世界的遐思(si)便绵延不(bu)断。西洋，与西域一样，共同构(gou)成了中国人知识世界中的“异(yi)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