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关于启功(gong)先生的文章，是(shi)我十年前就想做(zuo)的事情，但那时第一手材料少。近些年在整理柴德赓的资(zi)料时，积(ji)累了一点与《启功(gong)口述历史》（以下简称“《口述》”）相关的材料。材料准备(bei)好了，但是(shi)一直不敢动笔(bi)，不知道从什么角度去(qu)写。
启功(gong)先生确实是(shi)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老人去(qu)世时，新华社通电：“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dian)文献(xian)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zheng)治协商会(hui)议全国委员会(hui)第五届委员，第六、七、八(ba)、九(jiu)、十届常(chang)务(wu)委员，九(jiu)三学社第十、十一届中央(yang)委员会(hui)顾问，中央(yang)文史研究(jiu)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hui)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hui)名誉(yu)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gong)先生，因病于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这里五个学问家，一个亲密朋友，六个社会(hui)职(zhi)务(wu)，档案(an)所在单位是(shi)北京师范大学。启功(gong)先生的一个研究(jiu)生写过文章，讲启功(gong)先生是(shi)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教授，他(ta)有(you)政(zheng)协常(chang)委的头衔，和北师大校长平起平坐。启功(gong)先生的这些名誉(yu)哪一个都是(shi)响当当的，一般人有(you)其中一个都终身受益。
启功(gong)先生有(you)很多学问，通晓、精深的学问太多了，以致高高在上，无人敢去(qu)触摸。几年前北师大的一位知名教授跟我讲：“启先生的一些话，对柴先生很不利，我们知道怎么回事，但是(shi)圈外的人不知道。我们不好写出来。”言(yan)外之意，你柴念东是(shi)否可以写写。我想我没(mei)有(you)影响力，有(you)护短的嫌疑，还会(hui)招来那些“在我心中，只有(you)启功(gong)”粉丝们的攻击(ji)，因此我想还是(shi)不写。但是(shi)有(you)些事情不写，就永远地留在大家的惯性思维当中。
我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把评价(jia)启功(gong)先生和评价(jia)他(ta)的文章分开。我不是(shi)学者，准确地讲不是(shi)“启学”的研究(jiu)者，启先生的学问会(hui)有(you)专门人研究(jiu)。启功(gong)先生的为人，和他(ta)接触过的都盛赞不已，我想也一定没(mei)有(you)错。我可以做(zuo)的事情，主要是(shi)将《口述》中关于柴德赓的评述部分列举(ju)出一些我找到的资(zi)料，进行对比分析。
一
我是(shi)什么时候初次见到启功(gong)先生，已经记不得(de)了。但有(you)一事我记得(de)很清(qing)楚。1964年12月31日，那天柴德赓（我祖父）带我去(qu)小乘巷86号，这是(shi)一个独门独院，大门朝东，一个很小的木(mu)门，一排北屋，南屋三小间(jian)，这就是(shi)启功(gong)先生的家。我们进南屋，屋子里生着火，一张书桌，大床靠西墙，南墙有(you)几个木(mu)书架。
柴德赓和启功(gong)先生两人长谈，说笑，又是(shi)翻书，又是(shi)写字，谈论得(de)相当热烈，而我坐在炉子旁烤火取暖，翻看画报，什么内容已经没(mei)有(you)任何印象，只记得(de)呆了很久。出门往北是(shi)南草场胡同，一直走(zou)到马相胡同电车站，站牌(pai)上淡黄下浅(qian)蓝，和电车车身颜色相同，马相胡同站有(you)7路和11路电车可乘。给我很深记忆的是(shi)，这里是(shi)西直门内大街，那时西直门还有(you)城门，我们走(zou)在路上的时候就看见自西往东开过来一辆7路电车，车前面有(you)7路的车牌(pai)，晚上灯箱亮(liang)着，下面还有(you)两行字“本车末班，招手上车”，告(gao)诉市民现在很晚了，再往后就没(mei)有(you)车了，这个车是(shi)末班车，只要在路边挥手就可以停下，方便上车（北京公交的末班车发车时间(jian)是(shi)11点），不一定在车站等车。柴德赓和我就站在路边等着，挥了一下手，电车果然会(hui)停下，我们上去(qu)，五站到东官房。这个时间(jian)点给我留下了极其深的印象，是(shi)因为那天是(shi)1964年的最(zui)后一天，我来北京后的第一年末。到家后，我们等收音机里面的新年钟声“滴(di)滴(di)滴(di)滴(di)嘟”。这是(shi)我第一知道“熬(ao)夜”这个词，那就是(shi)嘟声一响，进入了1965年。
等我再去(qu)启功(gong)先生家，就是(shi)1975年。那年受我祖母陈璧子之托，请启功(gong)先生为柴德赓写一个墓碑。启先生照办了（此碑文墨迹(ji)保存(cun)至今），写好寄到水碓子的陈璧子住所，并附一信。信文如下：
尊敬的陈先生：
忍着眼(yan)泪写了青峰兄的墓碑，也不管好坏，总也算个纪念吧(ba)！写了两个样式，请选择，如全不合适，请示(shi)下再写。还有(you)什么客气吗？
纸特(te)意用薄(bao)纸，刻石时可以贴(tie)上即刻，不必再钩了过到石上。
承十分关注，我的病。不能用什么感(gan)谢字样，只有(you)“心裹分”了！（这是(shi)北京土话）
弟近时血压高起，却有(you)降下之势，只太慢而已。恍惚的厉(li)害(hai)，不去(qu)管它！
您每天下楼锻炼，足见健康增近，十分可喜！
深夜了，不多写，余容续呈。即致
敬礼！
小弟功(gong)谨上
卅日
启功(gong)先生的信写于1975年，大致月份是(shi)五六月。陈璧子收到启先生所书墓碑后，前往苏州，安排刻石立碑事宜。
此处插一句：柴德赓1970年去(qu)世后，因未“解放”，仍属(shu)于“三反分子”，公墓不准安葬(zang)，于是(shi)将其骨灰安葬(zang)于王丽英（陈璧子的学生）家的自留地里，而一直未敢立碑纪念。1975年夏天陈璧子南下，首先要和江苏师院交涉柴德赓的政(zheng)治结(jie)论附带抚恤金问题，请舒芜代写了申诉材料。当时舒芜刚从湖北咸宁干校释放回京，二话不说，写好与陈璧子商量后的定稿。陈璧子到苏州也想给柴德赓坟头立碑，下葬(zang)五年仍无立碑，这是(shi)陈璧子的一个心愿。
陈璧子从南方回来后，带回碧螺春一包，遣我给启功(gong)先生送去(qu)，面谢写碑之劳。我去(qu)的那天，正遇黄苗子在座，启功(gong)先生相互介绍，“这是(shi)，那是(shi)”。黄苗子给启功(gong)先生刻了一方图章，启先生很是(shi)喜欢，把玩不舍。借此登门机会(hui)，我向启功(gong)先生请教了书法入门问题，启先生取出一本颜真卿《多宝塔碑》，当场让我拿毛笔(bi)临写一个“多”字。天呐，这个字太难了，笔(bi)画都是(shi)斜的，写得(de)歪歪扭扭。启功(gong)先生说，说：“回去(qu)照着字帖写，一个月后再来交作业。”我只是(shi)在小学三年级时上过大字课，当时的老师是(shi)杨炳吟，特(te)级教师，在北京的中小学里面有(you)特(te)级教师称号的不过42人，小学不过几人，而第一实验小学就有(you)两人，一个是(shi)柴德赓的同学王启贤，另一个就是(shi)杨老师。后来遇到“十年”，所有(you)的学习中断，我的毛笔(bi)字水平就是(shi)小学描红模(mo)子的底子，写了一个月没(mei)有(you)敢去(qu)交作业。正好陈璧子从南方带回一本《灵飞经》（线状本），临写这本，觉得(de)容易掌握(wo)，不料误入歧途。真可惜，耽误一个跟大师入门习字的最(zui)佳机会(hui)。
1978年以后，大家都忙了，失去(qu)读书机会(hui)的开始上大学，干校劳动的长辈都回到学校继(ji)续任教，我们家和启功(gong)先生的来往渐疏。此时，启功(gong)先生地位逐步上升，不但失去(qu)的迅速补上，且(qie)职(zhi)务(wu)增多，如日中天，启功(gong)书法，横贯京城，再想求启功(gong)先生写字已经难上加难，但启先生给挚友柴德赓家后代还留有(you)面子。举(ju)两个例子：
1982年北师大80周年校庆，启功(gong)先生为校庆委员会(hui)的主要成(cheng)员。校庆期间(jian)，各届旧生登门问候，顺便求字一幅，合情合理。但师大校办做(zuo)出规定，登门者一律不可言(yan)求墨宝，以保证启功(gong)先生的作息。柴令文（柴德赓之女）为北师大地理系1958届毕业生，参加校庆活动时，到小红楼6号问安“启伯伯”，当面提出求书法之求。启功(gong)先生说：“现在不让写，你明天早(zao)上早(zao)点来。”第二天柴令文8点就去(qu)敲门，启功(gong)先生早(zao)已写好，地上放了四幅，均无上款(kuan)，启先生说：“你说，都写给谁吧(ba)。”不一会(hui)儿写毕，钤(han)印。我得(de)到一幅，上款(kuan)为：“念东同志留念”。内容：“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看看有(you)问题没(mei)有(you)？柴令文请回四张条幅，其余三张上款(kuan)是(shi)：令文、邦衡(heng)（柴德赓次子）、金平。
柴君衡(heng)（柴德赓三子）未得(de)到启先生的字，他(ta)更有(you)高招：“学校不让写，我把启先生请到家里写，校办就管不着了。”乃用车接启功(gong)先生到永安里。摆好写字案(an)，准备(bei)纸笔(bi)，磨(mo)好墨，启先生举(ju)着笔(bi)说：“先写谁的？”柴君衡(heng)念道：“耀平（柴德赓长子）、董予舒、柴小青、姜(jiang)兆春。”启功(gong)先生挥笔(bi)一就，那天我做(zuo)了家常(chang)菜，留启先生便饭，后送先生回师大。
这两件事，说明启功(gong)先生对柴家人网开一面，特(te)别关照。柴家第二代是(shi)启功(gong)先生从出生就看到大学毕业、组织家庭，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会(hui)有(you)“启伯伯”身影。因此，他(ta)对于柴家人是(shi)有(you)求必应，无视学校的那些硬(ying)性规定。
在柴家，唯一敢和启功(gong)先生开玩笑的是(shi)柴君衡(heng)，两人见面，无论什么场合（哪怕是(shi)在会(hui)议上），都要行旗人抱见礼，并且(qie)还要一手垂下，单腿前屈，启先生也是(shi)如此认真地回礼，在场的人都会(hui)大笑不止。另外还有(you)一个笑话，有(you)一次柴君衡(heng)去(qu)看望启功(gong)先生，门口挂一条“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柴君衡(heng)摘下字条，贴(tie)在自己前额(e)，推门进去(qu)。启功(gong)先生正在午睡，柴君衡(heng)上去(qu)刮启先生的鼻子，他(ta)睁开双眼(yan)：“小毛（柴君衡(heng)的家名）拿下来吧(ba)，那是(shi)写给别人看的，你例外，快(kuai)坐。”
1986年陈璧子因病去(qu)世，1987年柴德赓与陈璧子合葬(zang)于八(ba)宝山公墓，启功(gong)写了墓碑及(ji)墓志。1988年柴德赓诞辰80周年，启功(gong)为《柴德赓教授纪念册》题写书签及(ji)题记。
到了九(jiu)十年代，家里人和启功(gong)先生见面机会(hui)较少。只有(you)柴邦衡(heng)每年参加全国政(zheng)协会(hui)议时会(hui)和启先生见面。启功(gong)先生是(shi)常(chang)委，坐在主席台上，散会(hui)后，柴邦衡(heng)会(hui)登台与之合影。启功(gong)总会(hui)叹息地说：“可惜你爸爸不在了，要不然他(ta)也应当在台上就座。”
我最(zui)后一次见到启功(gong)先生是(shi)在刘乃和先生的告(gao)别仪式上（1998年）。放眼(yan)望去(qu)，挽联、挽幛都是(shi)“启体”，那时北师大会(hui)写“启字”的已经很多。告(gao)别仪式开始前，启功(gong)先生在第一休息厅。我们进去(qu)，一一与启先生握(wo)手（这是(shi)正式场合）。轮(lun)到我的时候，先生问了一句：“柴小青怎么没(mei)有(you)来？”我说：“他(ta)在美(mei)国，没(mei)有(you)回来。”启先生风趣地说：“奥，美(mei)国，克林顿不是(shi)来了吗？”启功(gong)先生是(shi)双关语，现在往来美(mei)国已经很容易了，不是(shi)吗？
2000年我也去(qu)了美(mei)国。2004年听说《启功(gong)口述历史》一书面世，很轰动，其中有(you)不少关于柴德赓的叙述。2008年回国后，我买了一本，认真地拜读，对启功(gong)先生的一生有(you)了更多的了解。以前我只了解启功(gong)先生生活的一面，他(ta)甚至到过水碓子，参加陈璧子的告(gao)别式，是(shi)书法大家，注释过《红楼梦(meng)》，是(shi)我膜拜的对象，没(mei)有(you)想到启功(gong)先生还有(you)这么多有(you)趣的故事。
我的好友俞宁教授与启功(gong)先生接触最(zui)多，在我的同龄人中应该无人能及(ji)。我曾跟他(ta)说，你可以写启功(gong)先生的传记。他(ta)说：“启大爷的传记不好写，不如写柴老先生。柴老一生有(you)跌(die)宕起伏，而启大爷连北京都没(mei)有(you)出过。”这个特(te)点，我以前没(mei)有(you)想到，确实，启老先生北京土生土长，一口旗人特(te)有(you)的京腔(qiang)，不是(shi)那种胡同土话。
二
2004年《口述》出版以后，名声大作，流传深远。治当代学术史和文化艺术者，不是(shi)人手一册，也都通读过，也是(shi)我这些年常(chang)要翻阅的书，放在书架的中央(yang)，回身就可以取出。《口述》不是(shi)我能评论的著作、名篇，要由专门治学术史、文化史的专家学者来做(zuo)此事。一般的学者都会(hui)从《口述》里摘录历史信息，作为取证，以致《口述》成(cheng)为《启功(gong)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的底本，编(bian)《年谱》的同志照方抓(zhua)药，这样《口述》成(cheng)为工具(ju)书之母。曾有(you)人根据《口述》改(gai)写成(cheng)《史记》文体的“启功(gong)传”，有(you)功(gong)力，但忘记了，史书的传是(shi)需要考证的。
《口述》中提及(ji)柴德赓的名字27次，在此主要就《口述》第三章《我与辅仁大学》和第四章《我与师大》中关于柴德赓的评述做(zuo)一些商榷、讨论，澄清(qing)一些事情。
第三章第一节《三进辅仁》第一次出现柴德赓的名字是(shi)，启功(gong)被张怀从辅仁美(mei)术专科教师中刷下。按照《口述》的时序，应该是(shi)1937年夏季，记录于此：
当时陈校长有(you)意安排我到校长室作秘书，便让柴德赓先生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想去(qu)，以便有(you)更多的机会(hui)接触陈校长，但我的处世态度有(you)点守旧，先要照例客气一番：“我没(mei)做(zuo)过这样的工作，我怕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啊！”柴德赓回去(qu)向陈校长汇报时却说，“启功(gong)对我郑重其事地说他(ta)不愿来”，这真叫我有(you)口难言(yan)。于是(shi)他(ta)把一个和自己非常(chang)熟悉的学生安排了进去(qu)，也许我那番“谦逊”的话正中柴德赓的下怀，他(ta)很想借这个机会(hui)安排一个人，以便更多地了解、接触陈校长。后来陈校长见到我就问：“你为什么不愿来呢？你还应好好学习啊！”我一听就知道陈校长误会(hui)了，但也无法解释了。就这样我不得(de)不暂时离开辅仁，结(jie)束了我二进辅仁的经历。（启功(gong)口述，赵仁珪、章景(jing)怀整理：《启功(gong)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8-89页）
《口述》里面提供的信息是(shi)，启功(gong)此时已经和柴德赓很熟悉。
先回顾一下，柴德赓进入辅仁的时间(jian)可以追(zhui)溯到1931年。当时柴德赓还是(shi)北平师范大学二年级学生，因没(mei)有(you)生活来源，需要糊口。陈垣校长偏爱(ai)这个浙江籍学生，看他(ta)学习刻苦，生活无门，决定适时安排到辅大附中代课。1929年台静农受聘辅仁大学国文系，任讲师，并兼附中国文课，1931夏，陈垣校长请假回新会(hui)，由沈兼士代理校长之职(zhi)，同时安排台静农当校长秘书，附中的课正好有(you)一个教师的空缺。陈垣校长便安排柴德赓接替台静农的课时，柴德赓代课两年，直到大学毕业。按照《北京辅仁大学校史》（以下简称“校史”）所列辅大附中《职(zhi)教员姓(xing)名表》，《校史》仅有(you)民国二十四年记录，有(you)张鸿翔、柴德赓、牟传楷。《离校教职(zhi)员表》台静农离校时间(jian)为民二十三年九(jiu)月；启功(gong)离校时间(jian)民二十三年九(jiu)月。可以看到，陈垣校长培育人才的方法，先教中学，再教大学，都要有(you)这个试验阶段。《校史》美(mei)术学系主要授课教师中，启功(gong)任美(mei)术系讲师，讲授课程为山水、书画题跋(ba)、书学概论、书法实习。启功(gong)先生正式进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任教是(shi)1938年，《校史》和启先生1958年自填《教师调查表》记录一致。
启功(gong)在辅仁的几个时间(jian)段，《口述》与《校史》相吻(wen)合，即，1933-1934年在辅大附中，1935-1936年在辅仁艺术专科，1938年以后在国文系。
1933年7月，柴德赓北平师大毕业，去(qu)了安庆一中教中学国文。当年12月25日，感(gan)到安庆不是(shi)做(zuo)学问之地，写信给陈垣校长表达待家事处理毕，将皈依师门，跟随“援庵夫子”做(zuo)学问。陈垣先生十分喜爱(ai)这个青年，这通四页纸的信札一直保留（现为我的好友王鹏所得(de)）。因此，启功(gong)先生1933年入辅大附中，正好和柴德赓擦肩(jian)而过，所以启功(gong)一再说，在辅仁最(zui)初认识的是(shi)牟润孙和台静农。
1936年，柴德赓、牟传楷入校本部史学系。按照《口述》所言(yan)，1937年陈垣校长通过柴德赓找到启功(gong)征求意见，假定事实成(cheng)立，问题是(shi)“正中下怀”，柴德赓有(you)没(mei)有(you)可以安插的学生任陈垣校长的秘书？他(ta)任教史学系才一年，学生都是(shi)一二年级，哪有(you)合适的亲信学生。其实后来成(cheng)为陈垣校长秘书的是(shi)赵光贤，赵光贤1938年考入辅仁历史研究(jiu)所，兼任校长秘书。
